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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中国姓氏文化

家族力量 2019-05-07

今天,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显然已失去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


中华姓氏伴随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血浓于水而胜于水,这也是能为海峡两岸认同,且必然趋于一统的一大根因。


敬发千枝归一本,朝宗万水实同源。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写道:“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昧即糊涂,不明白,漆黑一团。


人生短短几十秋,来到世上不容易。人如果不知自己的血脉传承,弄不清自己的祖根来源,稀里糊涂,度此一生,岂不悲乎!


中华姓氏,导源于上古,传续至今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离合演化,殊为复杂。我以为考察中国姓氏发展与姓氏文化,以下几点特别重要:


第一,原始图腾崇拜是中华古姓的根源。无论是古代文献资料还是现代少数民族中留存的图腾信仰,均已为这一点提供了佐证。“姓”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女性始祖、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族属所共有的符号标志。


第二,现在的姓氏制度,确立于秦汉之际。西周—秦汉间由氏转姓到姓、氏合一,是现代中华姓氏来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


现代中国人的大多数“姓”正是承袭了周代众多“氏”而来;而周代众“氏”则来源于周王室的宗法制与分封制。“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氏”的本义是指源于同一父性族祖的分出去的各支系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第三,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造成了世家门第、著姓庶姓的社会现象,从而使作为人的个体符号的姓氏有了高低贵贱之别。


这是中华姓氏史上的一段畸形历史。但由于当时姓氏世系成为选官、婚姻的重要依据,故反过来又促进了姓氏之学与谱牒之书的研究编修。


第四,兼容并包的华夏文化与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融,直接导致了大量胡姓汉化与部分汉姓胡化,而胡汉姓氏的混淆互化又反过来促进民族交融的步伐。


出于帝王意志与政治目的的赐姓避讳,因战乱人祸避难而改姓,因特殊事件,或因省文、音讹而改姓,以及古代复音姓氏单音化等,凡此种种,使中国姓氏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致使世系难辨,脉络难清。


同宗不一定同姓,同姓不一定同宗,近代中华姓氏乃是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的结晶体。一部中华姓氏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演进的历史,是中华文化史、社会史、制度史、民族史等的综合产物。


第五,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奉行厚德载物,重生报本,寻根归宗,更甚于世界其他民族,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的血脉之源。姓氏谱系生动地辐射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光,寻根认祖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认同。


世纪之交,世界各地的华人华裔回到中国故土寻根祭祖归宗,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


当然,具体到“一家一姓之史”的家谱记载,中国人历来的做法还是有区别的:对于远祖,重其文化名位与历史声望,认同于普遍敬仰的祖先形象,此为文化认同;而对于近祖,则是重血缘世系,坚执“行吾所明,不行吾所不明”的修谱原则,于近祖,如上溯至明、清时代的始迁祖,总要查考出个水落石出,将其血亲衍派勾勒得清清楚楚,此为血缘认同。


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姓氏文化的主体内容与关键节点。

中国姓氏当代形态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定式,姓是祖先所传,名是父母所授,名字不合意,或可自取一个,但姓是万万不能变更的。而如今,却也有人对祖先传承下来的姓氏采取轻率的“否定”,不但可以弃之不传,而且居然可以另造一个,甚至还有“奥斯锐娜王”这样的“姓—名”结构。时代毕竟不同了。


中国的姓氏制度自先秦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经过秦汉姓、氏合一,由氏成姓,姓氏世系已难以考辨;也不说历史上因民族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姓氏互相转化混淆,或因避讳、避祸、避事、音讹、省文、复音姓氏单音化等改为新姓,致使中国的姓氏已变得十分错综复杂。


中华姓氏的当代形态又是怎样呢?依据笔者的拙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姓氏观念开始淡化,出现“姓名”合一的趋势。


按照传统观念,姓氏代表的是家族、宗亲、血缘。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共姓至上的群体原则,长期的古典社会形成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姓与祖宗、群体密切相连,只有那些不肖子孙或被宗族除名出族的人才会改变自己的姓氏。


一个人即使对家族再不满,也不会对自己的姓氏有意见。家族观念的剧变是因家庭结构的变化所致。


在当今中国,像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的贾府、巴金笔下《家》中的高家那样“四世堂”、“五世其昌”的传统大家庭早已经解体,由一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已成为当今家庭结构的主要成分,几千年来以男子为家族中心的传统观念也正在逐渐消亡。


家族制的破裂必然促使宗族观念淡薄;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以利益、价值等新的需求标准来确定人际关系,传统的以血缘关系按宗族类别确定活动区域或交往对象则已退而居其次。


于是,同一姓氏的房族内依亲疏远近和长幼辈分来界定尊卑的方式显然已失去效力。再加之独生子女家庭普遍增多,亲族间的关系网大为简化。在这种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动下,传统的姓氏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这表现在:


(一)、子承父姓的习俗已发生变化,子女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或以父母合姓作为名字。有的甚至另取一个新的姓。


(二)、现代社会勿论姓氏,勿论性别,勿论门第,勿论家族,只有职务之分,而无尊卑之别。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她)的智慧才干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而他(她)姓什么,出身什么家庭,已不甚重要。


因之,姓氏仅对家庭具有意义,对整个社会来说,意义已不大,已不再具有以前那样严格的固定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姓氏,他人无权干涉。


(三)、“姓”、“名”合一的趋势正在开始。这主要流行于知识分子群体。例如,有的作家、艺术家长期使用固定的笔名、艺名,而原名却被淡忘了。


笔名可能是一个词汇,如碧野、柳青、田地,这就很难区别其中哪字是姓,哪字是名。李芾甘的笔名叫“巴金”,到底是姓巴名金,还是就叫巴金而不必再分姓名,人们对此都不会深究。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并不姓启,而是名叫启功,由于长期以“启功”行世,不少年轻人都以为启功先生姓“启”。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姓氏制度还将继续发生变化。


第二,姓氏分布不平衡,大姓人口爆炸。


中国古今使用的汉字姓氏,多达两万余个。但由于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古今大量姓氏已经废弃不用,由此造成我国姓氏在全民人口中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表现为姓氏用字单调、大姓人口比例庞大等现象。


根据1996年的资料,我国目前使用的汉字姓氏约为3600个,而在汉族中有87%的人仅用了100个常用姓氏,也即在当时的全国11亿人口中约有9.5亿多人只用了100个姓氏。


在这100个姓氏中,王、李、张等19个大姓的人口却占了汉族人口的55.6%,也即全国大约有一半人口只使用这19个姓氏;而在这19个大姓中,居于前三位的是王、李、张三个“超级大姓”其中以王姓最多,占7.25%;李姓第二,约占7.199%;张姓据三,占6.83%。这就是说全国约有2.7亿的人只用了这三个姓。


大姓之所以“人满为患”是长期的历史积淀造成的。首先这些大姓在历史上往往就是“国姓”或是世族望姓,人口一直较多。


如排列在前面19个姓氏,曾为“国姓”者有:李、刘、赵、朱。李、刘、赵、朱四姓所立唐、汉、宋、明四朝,计为1301年,占了自西周共和元年中国历史的文字记载开始获得保存迄今共2853年的信史时代的46%,几近一半。这四姓对于中国历史、中国姓氏史的影响可谓大矣!


19个大姓中的其他姓氏,有的也曾为“帝王之姓”,在历史上也多是望姓大族。这些“国姓”和“望姓”长期以来一直为帝王将相之姓氏,声势大,影响广,其人口也特别多;再加上通过赐姓,有不少别的姓氏改为帝王之姓;另外,还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也纷纷改为这些“人多势众”的望姓。


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姓氏,主要是少数民族姓氏,也还在改从这些大姓。经过历史的长期累积,这些姓氏的人口急剧增加,以至造成今天这样的大姓人口“爆炸”的状况。


第三,少数民族采用汉族姓氏已成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当代中华姓氏的又一重要景观。


我们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由各少数民族经长期交汇融合形成的。在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影响,将本民族原有的姓名制度改作汉族习惯的姓名形式。


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有不少蒙、满族的复音姓氏,如纽尚、觅诺、兀林歹、阿儿剌、八鲁忽刺、乞失迷儿、忽神忙兀歹、按摊脱脱里、瓦只剌孙答里、卜领勒多礼作台等,这些姓氏现在已大多不用了。


佟佳氏改为“佟”,瓜尔佳氏改为“关”,马佳氏改为“马”,索绰罗氏改为“索”,齐佳氏改为“齐”,富察氏改为“富”,纳喇氏改为“那”,钮祜禄氏改为“郎”……


少数民族姓氏符号的汉文化倾向,是各民族团结和睦、互相交融的自然结果。但是,姓氏毕竟是各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结晶与个体的符号标志,没有特定的需要是没有必要简单划一的。


同时,由于大量人口纷纷改为汉族的大姓,由此也促成了当代中国姓名用字的趋同化倾向,导致“同姓名”的人越来越多。


相同血缘共有一个家


姓氏、家谱对于海外中华儿女寻根归宗、认同中国文化以致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特殊的价值。


近现代千千万万离乡背井流寓海外客籍他国的华裔,无一不把自己的姓氏与家谱视作命根,因为这是他们慎终追远、寻根谒祖证明自己的中国血统以区别于异国子民的最科学、最可靠、最永久的依凭,也是中华儿女敦睦宗谊团结互助,在异域他方求生存求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在海外华人社区,到处都有“同姓宗亲会”组织,各尊其所出之高祖为始祖,集合同姓族属,不论亲疏,不分贫富,不究衍派,开展一系列旨在团结体恤、共谋发展的互助活动,诸如灾祸救助、奖学助学、丧吊奠仪、福利照顾、调解纠纷等,同时通过春秋祭祖、编修家谱、修建宗祠等宗亲大事将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天,海外宗亲会这种狭隘的传统角色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它们正与各地华人的宗乡会馆一起,致力于保存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传统价值观,和居住国的其他各族团结合作,表现出现代中国人的自信形象。

海外华人还保存着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些传统习俗,如姓氏堂号、堂联的使用,以字辈为后裔取名等。试以王姓为例,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王姓华人,凡遇春秋祭祖、逢年过节以及红白喜事,不少人家就在门口悬挂出标有本支出处的堂号灯笼,如“太原堂”、“琅玡堂”、“三槐堂”、“开闽堂”等。


也有直接将堂号命名宗亲会组织的,如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马来西亚槟城王氏太原堂等。


位于曼谷的泰国王氏大宗祠,内有多幅王氏专用的姓氏堂联,其内容多为寻根追祖,弘扬中华人文,叙述历代祖先的不朽业绩,如:

迁史前稽轩昊由来遵远祖;明图可按姬王自昔证同宗。

庙貌庄严奕叶宗风源少昊;勋名鼎盛文章华胄溯琅玡。


凡海水所到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华人人数激增,据有关统计资料估算,迄今已超过3000万人。全世界的华人不论身居何地,都是中华儿女,同属中华民族。


“我们是相同的血缘共有一个家,黄皮肤的旗帜上写着中华。”书同文,语同音,习同俗,行同伦,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风俗习惯以及姓氏符号等,把海外华人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


而一系列因姓氏而衍生的寻根追祖、宗亲睦族的民俗活动,正是将海外华人组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重要内容与普遍能被接受的形式。


促使海外华人发起对故乡、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普遍的亲和感和认同感,保证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异域文化的强大包围中长存不衰。


中国姓氏的文化意义

《周易·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多民族共同体。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精神是富有生命力的、崇高的人类文化精神。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以能顽强地发展并延绵至今而不衰,究其原因,在于它的统一性和连续性。

统一性相对于文化的多元性而言,其核心是全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这种精神情绪来自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忧患经验,共同的荣辱记忆,以及共同的人文创建。


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人文共祖,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融汇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的精神情绪,在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国在历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战乱分裂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大一统的格局与大一统的文化,这在世界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是难以找到的。


连续性,即指文化的承传性,是相对于文化的间断性或中断性而言。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没有中断过,即使经历南北分裂、五代十国这样巨大的历史震荡,也能奇迹般地很快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国家,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再生力量。


这种绵亘不断、强韧延展的连续性,不仅是由中国文化固有的历史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连续性决定的,同时也来自祖辈代代传递下来的历史文化活化石——姓氏符号在每一代社会成员心里深处所形成的极其顽强的寻根尊祖情结和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的民族认同意识。


源自内化、积淀、渗透在中国人普遍的集体心态中的敬重系谱的民族自尊心与崇拜人文共祖炎黄的深厚情愫。

通过对古代唐、虞、夏、商、周的古帝之姓、古代少数民族之姓和对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十大姓氏同中华人文共祖黄帝渊源关系的分析,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与中国固有的姓氏制度有密切关联。


从对姓氏渊源过程的考察中,我们不但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姓氏“本同一根”的文化同源性与“天下一家”、“万民归宗”的群聚心理,而且可以看出生生不息、绵绵瓜瓞的文化传承性与民族凝聚力。


悠悠的历史已成了漆黑的天幕,让我们每个人还能直接“感觉”到历史的,不正是像活化石一般沉淀下来的你、我、他人人都有的姓氏吗?由今天的李姓、王姓、张姓、刘姓……上溯至各自的开姓始祖,再由开姓始祖上溯至黄帝,这是一条多么悠长多么神秘而又多么动人心弦的时光隧道!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姓氏可以像中华民族的姓氏那样帮助人们从现代一直上溯到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远古社会,甚至可以将形形色色、纷繁错杂的姓氏最后寻根追祖一直追踪到整个民族的伟大始祖那里。这正是:敬发千枝归一本,朝宗万水实同源。伟哉中华,凝聚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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