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淑娥：日本近代思想家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双重结构
内容提要
陆羯南是明治中期日本思想言论界的重要人物，以报纸《日本》为阵地标榜独立政论，提倡国民主义思想主张，对于日本反对修改不平等条约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陆羯南对外认识的立足点在于内治安国，重视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的联动性，同时强调对内国民的统一和对外国民的独立，并主张“蚕食”和“狼吞”是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陆羯南的主张逐渐从自卫的国民主义走向侵略的国民主义。
［关键词］陆羯南 反对修改条约运动 国民主义 甲午战争 对外认识
［作者简介］熊淑娥，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来源］《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6期
陆羯南(1857－1907年)是作为“被遗忘的思想家”进入战后日本研究视野的。自从丸山真男将其思想总结为“进步的健康的”民族主义之后，日本学界主要围绕其政治主张、立宪思想和民族主义三大方面进行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民主义”、“国粹主义”思想和对中国认识方面，缺乏专论其对外认识及思想转变过程的研究。
陆羯南自明治二十年代以来长期担任报纸《日本》的社长和主笔，作为政论记者，视野广涉内政外交，代表作有《近时政论考》、《原政及国际论》等。陆羯南的思想活跃时期与近代日本国家体制确立、开始对外战争和进行海外殖民时期基本重叠。陆羯南一生都在深入参与对外问题，其对外认识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是明治中后期日本人对外观的一个代表人物。
一、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形成
陆羯南出生于弘前在府町(今青森县弘前市)，其父为弘前藩士。1871年，陆羯南进入古川他山私塾学习汉学，两年后进入东奥义塾开始接受西式教育。1872年8月明治政府颁布学制，在全国各地设立小学，同时开始培养小学教师。1874年进入宫城师范学校，因为和校长对立而退学。弘前藩属于旧陆奥国北部，在戊辰战争中落败，用陆羯南自己的话来说，“东北人士实乃维新失败者，是明治初年的失意者”。幕末维新的政治变动给陆羯南少年时代留下的不仅是失败者身份和危机意识，还有传统价值秩序失范，是其后来坚持在野批判藩阀政府、政党政治和介入对外问题的思想动因。
1876年，陆羯南进入司法省学校就读，学校前身是1871年9月司法省内部设置的明法寮，目的是大量培养法官以充实司法机构，学校雇佣法国教师用法语讲授法国法律。陆羯南本来有希望成为一名专业官僚，却因为抗议学校伙食减量与原敬、加藤拓川、国分青涯、福本日南等一起被退学，此后无法再进入官办学校，教育经历就此结束。司法省学校就读时代是陆羯南对外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尽管时间短暂，但是法语为其后来接触和翻译西欧政治思想提供了机会。同时，此段经历也为他后来在报界大显身手积攒了人脉。
求学失败以后，陆羯南辗转青森报社和北海道纹别制糖所，1881年前往东京从事了一段时间翻译工作。1883年6月进入太政官文书局，1884年进入制度调查局。1885年12月日本创立了内阁制度，陆羯南担任内阁官报局编辑课长，1888年3月辞职离开官场。陆羯南的官僚经历正值日本实行内阁制度和制定宪法前的法制准备阶段，因此，他先后在德国法专家平田东助和井上毅领导下负责翻译政治法律文书。翻译专业书籍不仅为陆羯南提供了学习和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机会，对其政治思想和对外认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负责编辑官报也为其后来投身政论界积累了经验。
二、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基本出发点
1888年4月，陆羯南创立《东京电报》，出任主笔兼社长。1889年2月11日，即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当日，在杉辅重刚、浅野长勋等协助和农商务大臣谷干城的资金援助下创办报纸《日本》，此后以该报为阵地积极开展言论活动。陆羯南离开政界投身报业的原因与前一年反对修改条约运动的影响有关。修改幕末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直是明治政府的重要外交工作，而且为了向欧美国家展示一个文明的日本形象，使各条约国早日同意日本的修约要求，政府推行了以鹿鸣馆为代表的欧化政策，思想界也兴起一股欧化风潮。
随着1890年开设国会的时间日渐迫近，政府考虑到议会势力可能会反对修改条约，加快了修约步伐。1886年5月1日政府召开了修改不平等条约会议，时任日本外相井上馨提出了包括“根据泰西主义编制法典、任用外籍人士担任司法法官”等内容的条约修改方案。对此，政府内部发生意见分歧，谷干城以井上方案比现行条约更加有损日本国家利益、修约交涉是秘密进行的为由，表示强烈反对，并于1887年7月辞任。以此为开端，日本兴起了反对井上修约方案运动。
因为资金援助的关系，《日本》和谷干城关系密切，所以成为反对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要舆论阵地，陆羯南也成为思想界的先锋人物。他把修约问题当成一项“国家问题”，主张日本应该借助修改不平等条约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尽管反对修改条约运动因为政府宣布推迟与各国进行谈判和井上馨外相辞职而暂时趋于平静，但是就在《邮便报知新闻》和《朝野新闻》报道继任的大隈重信外相取得修约成功的时候，1889年7月16日开始，《日本》以《报知新闻的条约修订论》为题批判其内容“违反日本宪法”和“干涉内政”，发起了同其他报纸的修约得失论争，同时强调“我辈所言绝非攻击大隈改进党，只为日本国民前途聊露衷情以乞教识者”，强调与政党保持距离的独立性。
对于陆羯南而言，反对修改条约运动是在抵抗欧化风潮和争取国家主权背景下，将新闻理念与政治事件相结合的首次尝试。在《日本》创刊词中，陆羯南提出“若全体国民归化泰西，此日本岛地将在地图上空留虚名”，因此办报的目的是“为增国民富力而期待实业进步，为增国民智力而期待改良教育”。在《日本》的舆论引领下，反对修改条约运动愈演愈烈。10月11日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也加入反对阵营并且辞职，10月18日玄洋社成员袭击大隈重信导致其负伤，足见《日本》在反对修改条约运动中的影响力。
大隈重信遭遇炸弹袭击事件，一方面使明治政府认识到了无视舆论已经不可能取得外交成功，暗示大隈事件在反对修订条约运动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另一方面，该事件也令舆论先锋陆羯南深刻认识到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联动性，即内治的政治目标是外政方针的基础，对外问题也会影响国内政治走势。“内治安宁”是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在他眼里世界各国的对外政策“皆为内治之必要”，各国增强军备，并非是要夺取他国，而在于“要求殖民地、扩大贸易范围，以保内治安宁”。
从对外问题与国内政治关系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政见，还体现在陆羯南有关“现行条约励行运动”和对甲午战争的相关论述上。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为了约束外国人在日本的行动，不承认现行条约内容以外的外国人特权，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1893年起日本兴起了“励行现行条约”运动。陆羯南坦白自己参加该运动的动机是为了“告别内讧即官民纷争的时代”。甲午战争爆发时，陆羯南说:“外部刺激乃破除内部私情的希望”，甲午战争“不仅是官民一致，萨长氏族中加入了文治武断的平衡与元勋之流的合流同化。明治二十八年(1895)的春天出现了一个理想的帝国”，“(明治)二十七八年或是我国宪政史上空前绝后的美观”。正是因为认识到了对外问题具备制约国内政治的影响力，陆羯南对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反而对国内各派一致对外的情形赞不绝口。及至明治三十年代，陆羯南一边猛烈批判立宪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一边加入东亚同文会、国民同盟会等组织，深入参与对外问题的讨论与其内治外政的思想不无联系。
三、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基本特征
(一)“国民主义”中的国际秩序认识
1891年陆羯南出版了《近时政论考》，在书中系统阐述了“国民主义”(Nationalism)思想主张。“Nationalism”以国民(nation)为基础，和其他国民相比具有独立性格，暂且将其译为国民主义。其特点是“于内国民统一、对外国民独立”。他认为“国民”是“在历史上发展形成的特有性格”，是在“一国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特有性格，它包括“语言、风俗、血统、习惯、与其他国民进退时相适的制度法律等”。陆羯南强调文化对政治的重要性，因为一国文化上的同质性即使不能保障其政治上的统一性，但是“只要文化生活的统一性得到巩固，国民便会自然滋生自负心，政治生活因此得以统一巩固”。
此外，陆羯南认为“国民主义”衍生出“我国”、“我国的权利”、“名誉”、“利益”等概念，构成了“爱国心”、“国民的自负心”基础。因此，在国际关系方面主张一个国家应该以保证“自主独立的国权”为前提。“倘若一国文化受到他国影响，完全失去本国特有性格，国民便失去自主独立的基础。”陆羯南对于国权独立的主张，招致了“国民主义”是一种攘夷论的批判，对此陆羯南深感忧虑，强调“国民主义”不是一种绝对排外的思想，而是近代世界的一种普遍现象。
首先，他援引德国法学家伯伦知理(1808－1881)的“国民主义是建立近世国家的基础”作为立论依据，在《近世政论考》中指出欧洲的国民主义“非但不是排他论派，反而是博爱论派”，“反抗我国民论派的欧化主义，犹如反抗他国国民论派的拿破仑战争”，强调“国民主义”并非日本一个国家特有的思想主张，而是“近世列国竞争时代的一大潮流”。其次，陆羯南在《世界的理想与国民的观念》一文中表示，“国民主义”承认世界理想的高尚性，并且以未来为目标，驳斥了“国民主义”与普遍理念矛盾的问题。只是现阶段应该以“国民的观念”为优先，从这个角度说，“国民的观念”是“达成世界理想的前进道路”。
现阶段应以“国民的观念”为优先的原因，一是基于世界现状，各国表面上都在讴歌“世界理想”，暗地里却都以“国民的自负心”为行动指南。陆羯南认为本来国际社会的组织原则就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国民为单位，“国民的自负心”－－“爱国心”是“国民”形成“国家”这种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二是受到日本当时所处国际地位的制约，日本的独立依旧处于不安定的状态，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有沦落为殖民地的可能，但是因为日本人缺乏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国民”面临着崩塌的危险。
“国民统一”与“国民独立”是陆羯南“国民主义”的主要观点，也是其反对修改条约方案的思想基础。陆羯南忧虑遵循欧美法律会使日本失去“国民”的基础－－“本国特有”的文化，任用外国人为审判官“不只是损失了司法权，将不得已成为社交上的先例”，担心外国人在司法方面的主导权将在日本社会形成蔓延效应，影响日本国民的独立精神。陆羯南的“国民主义”不仅强调“独立”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当权利，而且否定“国民主义”中的侵略性动机，他说:“家族、部落、国家等各种共同生活体独立的目的，是要针对破坏博爱之道、侵害他者的外敌，绝对不是要伤害其他共同体。”
此外，他又把自身的“国民主义”与西洋各国的“侵略性国民主义”加以区分。他说:“今日和平是武器维持的和平，今日公法是以实力守护的公法。立此世局、此形势，意欲保全一国独立生活，则非以国民精神之觉醒，保持国民权利、名誉、利益之力不可。故吾辈所谓国民主义绝非彼等自觉文明富强诸大国所持侵略的国民主义，乃公法上公认之自卫的国民主义。”
陆羯南的“国民主义”思想，是以修改条约为问题意识，强调与西洋列强“侵略性国民主义”的区别，以一国的“独立”与“自卫”为目标，但是在论述“国民主义”时，陆羯南也称“无自治能力者必须接受被治，无法自立者只能受制于他者。”这个观点与明治政府派遣岩仓使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陆羯南批判了“优胜劣汰”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时也在不断地思考日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现状，思考的结果就是应该与这种理论合流，并以其国际秩序认识中的国权观为理论支撑。“国民主义”认为只要是为了各自国民利益的行动，遵循国民意志的国家行为便具备了正当性。只要是国民的意志，国家就应该以此为行为依据，国家行为就具备正当性而可以忽略其带来的后果。联系上文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内治，对外政策是解决国内政治矛盾有效手段的逻辑，可以说“国民主义”同时也是一种隐含可能声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观念。
(二)《国际论》中的国际竞争理论
1893年日本评论社出版了陆羯南的《原政及国际论》，本书由《原政》和《国际论》两部分组成，《原政》主要讲立宪政治的流弊，《国际论》主要讲外政。《国际论》的内容有两点，一是指出日本在国际竞争的方式以及现状中面临的严峻形势，二是试图以“人道”原理重新诠释“优胜劣败”的国际竞争原理。渡边昭夫认为《国际论》对“国民国家形成期对外关系的作用以及反作用互动进行透彻洞察”，评价其“是当时日本人写出的最优秀的国际政治评论”。
在分析国际政治现状时，陆羯南把国际竞争方式划分为“狼吞”与“蚕食”两种类型，“狼吞”是在“国家意志的作用下吞并其他国家”，“蚕食”是指“个别人偶然侵食其他民族”，二者殊途同归，结果都是“狼吞”。其实，“狼吞”与“蚕食”难以严格区分，不过他还是对划分的理由做了说明，试图揭示以下事实(见下图):“国际竞争并非只是依照政府的意志进行的，个人偶然所为也能形成平稳安静而且暧昧的国际竞争，它是当今世界现存最好的竞争。狼吞法多行于往时，现在并不多见。蚕食法古今通行，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尤为便利，在人不知不觉之间进行着”。
陆羯南认为“蚕食法”是一种暧昧不清而且难以察觉的竞争方式，而“狼吞好像是用刀架住人的脖子，人们见状难免感到震惊。蚕食好像是把毒掺和在食物当中，人们不知而安享其中。当今国际竞争的方式就好像是掺毒，吞食者且不自知。”陆羯南提醒日本人警惕这种无声无息的“蚕食”。狼吞与蚕食都分别具有“生理的”、“财理的”和“心理的”三个方面。
《国际论》着力叙述了“蚕食型”，在“生理”、“财理”、“心理”三个方面中又以“心理”篇幅最重，并且以“语言、文学艺术、学术、技能、宗教、哲理等”为手段的“心理的蚕食”是论述的重点，表明他对一个国家的完整与独立的重视，与其“国民主义”中关于“文化共同体”的主张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在“蚕食篇”中，陆羯南认为“狼吞”是只有强国才能实行的方式，“蚕食”则不一样，即便是弱小国家也能实行。因为，国家以及“个人”的偶然行为都有可能收到“蚕食”的效果，所以在“强国－国民精神的强国”与“弱国－国民精神的弱国”之间，“蚕食”的竞争方式可能造成局面的逆转。
在陆羯南眼里，“划分(国家)强弱的标准只在于国民精神组织如何”，换言之，只要国民精神强大就能够抵御外国的蚕食，如果国民精神衰弱，即使试图蚕食外国，反而会导致“被蚕食”的结果。从《近时政论考》中的“国民主义”与《国际论》中“狼吞”和“蚕食”的国际竞争理论，不难看出陆羯南最担心的是日本在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民”尚未确立的时候，西洋文化不断向日本渗透而导致日本“国民”基础土崩瓦解，最终失去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
以日本国内修改条约运动为背景，陆羯南批判持优胜劣汰理论的西方强国。他认为，在国民尚未形成、国家力量依然弱小的情况下，理论上是对日本进行“自卫”以及对西洋进行“反抗”的活动。不过，在《国际论》的结尾列举妇女被恶徒强暴的例子，试图说明自身有能力者可以避免外在侵犯，一旦成为弱小者，虽然被外敌侵犯，也只能责怪自身能力弱小，自己难辞其咎。换句话说，陆羯南的《国际论》虽然意在敦促日本人不要盲目追随西方，但是他堂而皇之地论述“被侵者”的“自我责任”，实际上为“入侵者”提供了合法借口。当他把“无自治能力者”的称号运用到朝鲜与中国身上时，就为“入侵者”日本自己酝酿和发动侵略战争适时提供了思想武器。
四、陆羯南对外认识的具体实践
陆羯南在《近时政论考》中宣称“痛恨并排斥自然优劣论”，在《国际论》中驳斥优胜劣败的进化论，主张各国享有对等权利，对世界文明发展都负有责任。同时，他认为国民国家的形成最终依靠的是各国自身的能力，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具有国际关系主体地位的国民国家，因为“虽然近时公法逐渐将博爱推及于其他国民，但是能够接受这种恩惠的只限于获得独立国家资格的人民”，而对于那些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陆羯南抛出了另一种论调。
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约》，1885年与中国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家地位。陆羯南对此总结道:“与清国共同承认朝鲜的独立，由此开始与清国共同拥有对朝鲜的平等权利。”对于病弱的国家朝鲜，称“治朝鲜国病、救其灭亡乃我国国是。然同病相怜，防御外人侵压亦我国任务。”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陆羯南已经将朝鲜视为日本保护范围。1893年6月9日，陆羯南在《对清如何》一文中从经济与安全战略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对日本的意义。在经济上清朝是富国，日本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失;在战略上清朝是邻国，日本在国家安全上不可失。在论述朝鲜时，他从同样的角度分析道:“朝鲜独立一旦异动，我国国权将遭受非常之逼迫，我国贸易将遭遇非常之侵害，此东方之和平将濒于非常之危殆。”
同样是在1893年，因为外国人的内地杂居问题，日本国内社会舆论高涨，陆羯南为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外问题上而感到欢欣鼓舞。他利用舆论风向，及时抛出了“谋求进军海外”的口号，说:“国权范围并非在于迅速向其他国家扩张，首先必须采取移民、殖民、航海、贸易、布教等方式，必须建立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之上。”尤其应该以殖民方式在他国土地上站稳脚跟，以殖民地作为立足点，逐渐进行资本投资建立两国的经济联系，然后国权的范围势必遍及其领土。1894年2月起朝鲜多次爆发的农民暴动为其主张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而且日本国内政局动荡，议会面临解散，政府正需要一个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机会。6月2日，日本政府决定解散众议院并向朝鲜出兵。
对于朝鲜形势，陆羯南评价道:“轻视则为单纯的强盗起义，重视则为亚欧交涉之开端。”朝鲜向清朝请求支援，陆羯南据此认为清朝在朝鲜的影响力实际上正在增强，日本若不重视，在“东洋的均势”面前将处于失势的状态，而且“万一朝鲜失控归属清朝，日本海南门失去了半扇”。
1894年7月22日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际，陆羯南完全支持政府的政策，认为日本“有必要诉诸于非常断然可行之手段”，因为日本出兵帮助朝鲜“平叛东学党”起义以后，还要达到“保障帝国将来免受危险”，或者“扩张帝国既往威力”的目标。
当中日处于交战状态时，日本非常忌惮西方势力的介入，为此，日本国内舆论把战争自我美化为“抑强扶弱，大兴仁义之师，置本国成败于度外”的“道义”之战。陆羯南也不例外，称“妨碍我帝国对韩政策的国家并非文明国家”，试图从“人道”和“文明国家”的角度赋予战争合法性。他说:“虽说国际关系中不存在人道，但世界上的国际公法家并非都不讲究人道。如果在国际关系中不施行人道，那么对朝鲜国的现状视而不见，放任不管，还能以文明国家自居吗?”接着，陆羯南又为日本在朝鲜“抑强扶弱”的政策寻找根据，批判清朝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出兵为“干涉”朝鲜的自由，而日本对于朝鲜的“保护”是出于“先进国家帮扶邻邦的深厚友谊”。陆羯南认为日本向朝鲜输出文明事物，充当朝鲜接触欧美事物的“介绍人”，是对其深切关心的表现。
8月1日，日本发布了宣战诏书。随着战事的进行，陆羯南对日本取得战争胜利充满了期待，他甚至已经开始设想战后东洋的新局面。他说:“东洋的西南地区已经任由欧美人侵蚀，现今东洋只剩下日清韩三个国家，从世界大势看，在欧美诸强国俎上的东洋也包含我日本帝国。在东洋之俎上三个国家皆为鱼肉，欧美国家意欲料理之。吾辈有识之士对外之热切期待只在于帝国离开俎上，坐上料理人之席。”此番言论真实地表达了陆羯南对于摆脱列强欺压，又不忘欺压他国的想法。
五、陆羯南对外认识的结构及评价
针对修改条约期间明治思想界大讨论的特点，日本学者冈义武将其总结为舆论领导者明显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同时又对本国的实力缺乏信心。当日本国内举国关心修改条约问题，日本需要面对众多强大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时候，陆羯南以“国民主义”为旗帜，呼吁日本国民警惕西洋文明对日本文化共同体的侵蚀和消解，俨然成为落后东洋国家的自卫言论。陆羯南巧妙地利用“西方文明”与“日本的独特性”来武装其“国民主义”。具体来说，接受西方文明是日本步入近代国际体系的途径，但是全面采用西洋文明将瓦解日本的独特性，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享有对等的权利和发扬世界文明的责任，因此发扬日本的独特性可以巩固以国家为单位的文化共同体。
陆羯南运用自身曾经猛烈批判的“优胜劣汰”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国民主义”中“无法自立者只能受制于他者”的主张，强调独立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为日本充当朝鲜的“救助帮扶”者做好了思想铺垫。
和福泽谕吉的“日清战争乃文明与野蛮之战”论、内村鉴三的“日清战争其实是我们的义战”观点一样，陆羯南认为:“我王师的最大目的在于谋求东洋的进步，在于征服支那之野蛮国家”，试图运用文明与野蛮二分法，为战争贴上“人道”的标签，表明日本在朝鲜的行为是为了朝鲜的文明开化，以此求得欧美国家的理解。
综上所述，陆羯南的对外认识内含双重结构，以文明为标尺将世界划分为文明的西洋和落后的东洋，东洋要实现文明获得国家独立;同样以文明为标尺将东洋划分为文明的日本和落后的朝鲜和中国，文明国家日本有责任帮助朝鲜摆脱宗主国中国的影响，实现独立开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双重认识结构中，近代国际体系与传统中华秩序并存。陆羯南借用“文明”概念对传统中华秩序的主体进行置换的思维逻辑，与幕末开国时期思想家借用儒教“有道”概念对“华夷”观念的主体进行置换的思维逻辑具有相似性，都是利用现存秩序中心国家的核心概念达到提升本国国际秩序地位的目的。
明治二三十年代日本思想言论界的重镇，除了陆羯南创办的报纸《日本》和德富苏峰创立的《国民之友》，还有以志贺重昂为创始人的杂志《日本人》。不同于德富苏峰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维新失败者的身份使得陆羯南主动与藩阀政治保持距离，强调报纸言论的独立性和价值。与志贺重昂的“国粹主义”主张相比，陆羯南的政论以西欧政治思想为基础，同时紧密联系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现状，是明治思想界中的另一种类型。
陆羯南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提出的以西方优胜劣汰理论和强调维护日本特殊性为主要内容的“国民主义”思想，以及“蚕食”和“狼吞”型的国际竞争理论获得了实践机会。以甲午战争时期为例，为了宣扬战争的合法性，《日本》不仅派出了大量随军记者进行报道，而且一天两万多份的报纸发行量升至创刊以来的最高峰。作为近代日本政论先锋，陆羯南充分发挥了言论思想家在内治外政方面引领舆论的作用。联系近代日本历史上“日韩合并”、“满洲”殖民等对外政策，可以说陆羯南的对外认识是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