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中：“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上）

内容提要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关键词］安倍路线 日本走向 对华战略 中日关系 新型国家关系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安倍晋三2012年二次上台以来的执政时期，正值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奔向“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有目共睹的是，“安倍路线”引导下的日本，不仅试图“夺回强大日本”、实现重新崛起的安倍版“日本梦”，也正从各方面对中国实现以上国家战略目标产生种种明显的干预和影响。与此同时，以双方的对外重大战略方针出台为标志，在安倍执政以来的三年多时间，中日在战略与全局层面上对对方的评估、定位、核心对策应该说已初步确立和就位，双方都竭力将两国关系纳入到各自一系列整体的大战略框架中进行设计和处理，以资于自己国家顺利实现安全与发展的总目标，进而在大国博弈加剧、权势格局加速调整的国际社会占据有利地位。

大约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起，以经济总量反转、定位调整为主要标志，包括相互认知、政策应对、依存程度、交往方式等诸多因素在内，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有诸多新特征综合而成的新时期，开启了或将持续较长时期的“新常态”阶段。常态是指回归到中日历史长河中基本由中国占据相对优势的关系状态，新是指过去没有的时代特征，并且是以上诸元素的综合之新。安倍执政时期被认为大约是从2012年到2020年前后，位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主要区间。这个时期的中日关系，处于新时期阶段的入口区间，面临着双方经过“战略错肩期”的集中磕碰与磨合后能否导出积极后果及新型关系模式的重大局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将对今后两国关系格局及各自国家发展走势产生长远影响。因而，就此进行宏观上的“中期盘点”是很有必要的。

一、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

从中国的立场研究日本及中日关系，首先不可避免要回答的是，“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国力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中日实力对比，基本是何走势、会否出现重大的变化?如果实力对比情况出现了与现今态势不同的重大变化，即由目前中国占有相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还在继续扩大的趋势变为另外一种情况，则双方关系样态及相互政策也会相应发生重大调整。同时，还要研判安倍推进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大国化”的实现前景与完成度，在中短期内(五年左右)将会呈现怎样的一种状态，是“半成品”还是“完成品”?因为两者主导的日本战略走向及前景，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一）日本的客观国情及发展前景

综合而言，日本在中短期内的国情现实和发展前景是:力量的高峰期已过，经济方面，存量不少、增量不大，难有大的增长与起色;军事国防突破及步伐最大，但仍受较大制约，很难变成古典意义上的完全型军事大国;政治“民主制度”仍能维持健全状态;国内社会治理问题渐增，但无碍平稳运行。日本的衰退包括美欧在内的西方相对衰落，是大趋势，但也必须看到，这种衰落是一个相对的、缓慢的甚至是曲折的过程。

具体而言，经济方面，“安倍经济学”在连续强刺激政策之下，曾有较好短期表现，但结构改革迟缓、世界经济减速、中日关系不畅，拖累了业绩改善。日本作为高度成熟的后工业化国家，很难恢复高速增长，少子老龄化与国内市场饱和决定了其发展潜力及余地已不大。三大严重的财政相关难题———公共债务、财政赤字、社保负担，中短期内都难以解决。“安倍经济学”主要的政策业绩，即日本近三年的经济总量(GDP)增长率分别是2013年1.8%、2014年0.5%、2015年0.4%，未来中长期的增长率大约在0.5%—1.5%区间，即在各方面情况比较理想的条件下，也只能是一种低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外界曾多次预测日本会重新崛起，再现昔日辉煌，但都没有应验。安倍内阁提出的综合增长战略及其颇具野心的数值目标，也只是把GDP从现在的500万亿日元(不到5万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600万亿日元，到2030年也只是800万亿日元左右。到那时，日本在经济总量上与美中两国将不处于同一等级。

尽管如此，中期十年内即2025年之前，日本总体上至少是典型的地区大国和全球经济中心之一，科技创新、工业产能以及由此驱动的经济潜力不可小觑，可保持GDP世界前三及第三大经济体的位置，印度则很难超过日本(当前印度的GDP是2万亿美元左右)。日本的国力基础与实力水平，与过去历史辉煌期相比的相对位置是不降反升。例如，一战后二战前的世界五大国中，日本的钢产量是600万吨左右，其他四国最少的也是1500万吨以上，但现在，日本的工业产能在西方世界中一直位居第二。再过十年，日本相对于美、中的位序(尤其相对于中国)可能是下降了，但经济实力其实比近代史上最辉煌时期的表现还要好，不同于近代做法的是，届时其可能还是没有把大量资源直接用于国防军事领域。

政治方面，“西方民主制”享有普遍认同和运行佳绩(这在非西方世界中较罕见)，虽然日本政局阶段性地频繁变动而难以稳定。在保守政治集团尤其是安倍内阁执政时期，“宪政常道”出现了诸多裂缝与漏洞，但这一“压缩速成”的日本版政治民主体制在可预见范围不会出现塌方式崩溃和根本性颠覆。

社会方面，社会治理和统合的问题增多，例如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价值分化、少子老龄化、地方凋敝等颇难解决的症结，但其演变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从而引发社会失序、治理失范、大规模群体动乱的可能性不大，社会思潮以及一贯的国民性格总体上是要和平、求稳定。岛国生存空间狭小，民族性情专注、坚忍，非自觉“忍无可忍”，一般不会产生内乱，其社会具有均质型的稳定结构，文明及治理程度较高。

军事国防方面，受可预见的经济财政、国内社会及国际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很难变成古典意义上的自我完结型军事大国，完全废除“和平宪法”面临很大阻力和障碍，统治层及行政权力在决定对外动武方面仍将受到国会及民意的制约，自由裁量权并不大。日本的财经与民意状况，也不足以支撑其成为世界军事大国。

特别是在关乎日本战略走向的军事发展方面，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会增加军费、适当强军。例如，增加军费到700亿—800亿美元是可能的(占GDP1.5%左右)，但很难走大幅增加军费及扩军之路。这主要是其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考量的结果:(1)加剧财政困难，影响涉及社保、医疗的预算平衡，易遭国内民意批评。(2)这实际是改变国家发展道路，而且日本人自己也觉得此路代价太大、行不通，因为如果引发军备竞赛及安全困境，则比现在的做法要更恶化日本的国际环境。(3)日本什么时候改变国家发展道路，这要到日本认为其赖以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安全和繁荣受到极大威胁、陷入极度不安全感之时。但日本现在仍认为，尽管问题很多、不安因素在增加，目前的国际体系及秩序尚属“宜居环境”。北冈伸一这位在日本主流社会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曾论述当今日本不可能走军事扩张及军国主义道路的五点理由，例如环境制约、代价太大等，至少在目前看来部分可信。

（二）“安倍路线”的愿景———主观战略及政策取向

当前日本国家大战略，即“安倍路线”(Abe Doctrine)，有别于二战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制定的非系统性战略，是一个综合集成的有机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主要由安倍政治学、安倍经济学、安倍外交学、安倍国防学等内涵组成(参见表1)。这个大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塑精神、革内政、提经济、拼外交、强国防，实现内求正常国家、外求全面大国，从而使日本重新崛起的目标。通常认为，日本是力不从心的处于衰落中的地区大国，并不是全球战略一极。然而，2012年底安倍二次上台后，一反历届政府的“政策故态”，采取综合举措，强势推动日本在逆境中崛起，谋求“夺回强大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使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

安倍的战略宏图及政策构想，即安倍版“日本梦”，源自一个强烈的大国信念:日本必须尽一切可能保住地区和国际强国地位，日本应该成为一个与其他世界大国一样的“正常国家”，必须在振兴经济、提升国力方面积极有所作为。以安倍为代表的保守政治精英集团，不愿意接受日本逐渐衰落、被动或只能依赖其他国家才能保障自己安全与繁荣的不快现实，也不愿看到日本由于中国崛起而可能再次滑向东亚边缘的位置。他们认定，日本必须取消二战后对军队的限制，特别是修改禁止日本在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的宪法第九条，尽早实现国家“正常化”并加强军事实力。安倍在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方面，比其前任走得更远，但也寻求更加对等均衡的日美关系，并为“同盟之后”预留政策后手。安倍推动的战略性外交(也包括预留后手)，试图在全球空间腾挪博弈，为日本争取良好的战略态势和施策环境，包括与印度、澳大利亚、北约和东盟有关国家等建立新的独立的准盟国或伙伴关系，以及力争在东北亚打开颇受困扰的对俄、对韩关系局面。

与此同时，日本把崛起的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与潜在威胁、在实现日本国家战略目标过程中需要全力应对的障碍性因素。日本国内一个愈加明显的政策思路是，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进程中的最大“绊脚石”，期盼通过加强自助能力，搭乘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顺风车”，拉拢与中国存在争议、对中国存有疑虑的国家等外交行为，来共同威慑或牵制中国。

小泉下台到安倍二次上台，即从2006年到2012年的六年间，是中日关系态势发生大幅变化的阶段，中国GDP超过日本，美国似乎变得不再完全“一超”。小泉内阁时期日本对华具有的优越感，到2012年安倍二次上台时已经产生很大动摇，经过2010年和2012年的“撞船”和“购岛”事件发酵，更是变成了强烈的危机感。安倍再次登台，从唯物辩证法来看，是历史的偶然但也是必然，即便不是安倍，类似的强势政治人物，或早或晚也会被作为“公约数代表”来挽救日本的颓势和危机。所以，当今日本国家战略及对外政策的大幅调整，与安倍这位领导人出现的偶然因素有关，也是国内外环境条件作用的一种必然结果。安倍在日本政治光谱里的浓重色彩是保守势力中的强硬派、右翼代表，其政治倾向和某些做法，不会让所有统治阶层或美国全都满意，其个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动和节外生枝，也会对国家利益最大化和最优化造成干扰，但他所作所为的大部分，基本聚合了国内共识与“美方要求”。对安倍推动经济及国力振兴、加强军力以及应对中国的措施，日本政治精英层的大部分包括国内政治的稳健保守派、国际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派(亚洲国际派)，并没有持正面反对的态度。

（三）主客观条件下的日本战略走向

尽管安倍主观上雄心勃勃，意图重整日本的雄风，让日本变成一个“正常大国”，但作为中期结果可能性最大的仍是一种折中的现实:日本成为一个与过去有着巨大区别却仍是“非完全型的大国”，日本更大的发展不在经济与社会，而在于容易形成增长点的军事与外交领域———但其实这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安倍的雄心壮志及“安倍路线”的愿景实现起来难度很大，在经济领域碍难如愿，即便在动作最大的军事安全领域，也还是只有部分实现或执行的前景。尽管安倍心中并不情愿，但这是日本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所以，“安倍路线”所导致的日本可能“将是一个心怀不满却又力不从心的地区大国”。 

事实上，安倍领导的日本，是一个后工业化的成熟社会、一个日益老龄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先进的后现代国家一样，政治党派、官僚机构和私营部门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左右着日本的决策进程及执行程序。安倍尽管是强势且集权的领导人，但在日本独特的政治体制下也缺乏将构想转变为政策所需的充足资源。同时，应对经济复苏、结构改革以及财政整顿，可能已是他无法完成的任务，更不用说正面修改宪法和激进扩军了。如果要真正成为军事大国和美国的全球伙伴，日本必须大幅增加军费。虽然在安倍上台后日本逐年小幅增加军费，但实际上在其上台之前，日本曾经连续11年缩减军费。目前日本经济虽稍有起色，但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大量财政支出都将用于社保，能够用于军费的未来预算也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加。这一点，正如日本政府高官，像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所表明的，“为保卫日本，不走增加军费之路”，还是要“利用有限资源”，主要采取盘活存量例如对外加强同盟以及合纵连横的办法。

日本国家发展路线，从理论与现实的两个角度来看，大致有以下三种:经典的“吉田主义”路线，“完全军事大国+独立自主”路线，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微妙调和路线。现在看来，第一种已经式微，第二种仍属极端，第三种在较长时段内应是现实。

第一种路线，是指回到经典的吉田路线，即轻军备、经济中心、安全靠美。这种可能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日本实现与邻国的政治和解与战略互信，尤其与中俄两大国的国际协调，在东北亚次区域做到邻里关系和睦，彼此不用戒备与防范，日本因此不用整军经武，但这个看来短期内并无可能。二是中国发展非常顺利，美国没有绝对衰落且中美“新型关系”构建顺利，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成了事实上的“G2”。日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竭尽所能发展军备也是无益、无望，遂打出白旗，倒向一种“绝望投降论”。不过，这种情况，十年之内应无可能发生。

第二种路线，是指日本与中国非但没有和解且情况更糟，觉得美国又非完全靠得住，认为国际环境险恶无比———日本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不复存在或受到极大破坏，完全没有安全感，昔日历史中的那种绝望闭塞感再次袭来，非理性民族主义大幅抬头，右倾政治大行其道。因而，日本判定要走独立自主道路，成为完全“正常国家”——以重武装(即除了核武，战略武器基本配齐)、重新走向军事大国来实现自己保卫自己。这种情况，在中期十年内可能性很小。日本不乏极右思潮与右翼政治势力的存在，即右倾化程度比以前是加深了，但日本政治完全被此主导、不顾国内外环境及条件制约而无所顾忌地扩军好战，并为此完全废除“和平宪法”，目前看来还不现实。

第三种路线，是指以下几种基本情况的综合体:(1)在没有破坏经济发展结构、国内重大政策平衡的情况下，日本推进适度且重点的强军，在限定条件下“摆脱战后体制”、获得一定程度的对外动武权，例如完成对宪法第九条的部分修改，通过集体自卫权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行使武力，在介入国际安全事务时(参加有联合国授权的维和行动、国际治安部队等)参与武装行动。也就是，日本实现部分国防“正常化”，成为非完全型的有限军事大国。(2)经济与民生仍是国家政治及政府工作重心，外交上基本维持国际协调主义，而不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暴走”并脱离国际大家庭。(3)与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国没有达成真正的政治和解与战略互信，而是依靠日美同盟、适当重武装及合纵连横来抗衡中国。面临中国崛起的持续压力———维持“走钢丝”政策、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没有穷兵黩武、正面对抗或碰撞冲突。应该说，这种情况，相较于前两种情况，十年之内应是可能性最大。

就日本国家走向来说，适度加强军力、调整军事部署、强化日美同盟、推动制华外交等举措，当前尚不具太过危险的政策意义。这些措施，在国际关系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动、大国崛起时，是周边国家可能采取的并非特别异常的举措。在对当前日本国家走向的认知与评估上，西方世界、国际社会与东北亚国家以及中国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在这中间建立某种平衡性认识似乎也是需要的。在安倍内阁主导下，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等右翼思潮泛起，从战略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终究不是日本国家的福音，但尽管主观上有一些危险的思想苗头，客观上日本战后70年没有和外国发生战争，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至于日本有无长远性的危险、是否会发生“返祖”现象，目前尚无法断定，“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全球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日本国家走向发生巨大偏差并再次误入不可逆的歧途，成为自我完结型的军事大国乃至变为极度危险的军国主义国家，这种凶险的情况，至少中期内还不能成为现实情景。

以上对当今日本实力态势及发展走向的评估，就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而言，至少可以在如下两个方面得到结论:(1)日本很难再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仍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且被美国及中国周边国家所看重和借重，因而其对中国是处于相对弱势，而不是处于绝对下风。因而，在未来中短期内，日本对华仍将不甚“服气”，抵制“中国主导”将是常态行为。(2)日本难以采取穷兵黩武、采取对外扩张的军事大国路线，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仍是其国内政治的工作重心，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是其真实需求。所以，就纯粹的国家理性而言，中国在与日本的对峙博弈格局中，有可能与之建立较低层级的相对稳定、基本和平的关系态势。

二、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

2008年中日就战略互惠关系达成的共识中，极其重要的两条就是“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以及“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所以，关于双方的相互认知与定位，在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表述得相当清楚，本已不是问题。但是，安倍二次上台以来，可以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及官方人士向日方反复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其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定位中日关系。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系统的根本的对外认知，就会导致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和政策设计。作为与中国有诸多纠葛的日本，其对华认知与中国自身定位之间存在严重错位，王毅外长在2016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这表明，中日关系目前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就事论事、就讨论或看待某个具体政策或措施，已经不能说清中日关系的症结和根本问题之所在，也导致难以提出有效的缓和或解决之道。

（一）对华认知与目标设定

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兼有“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的特征。从世界历史来看，一个大国的崛起或崛起的大国，包括中国在内，自然要面临既有国际体系的限制和约束、守成大国的钳制、由此产生不安的周边中小国家的对冲，从而产生崛起进程中的种种张力和困境，这其中有自古以来国际政治力学决定的部分，不独见于中日之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欠债，其右倾翻案动向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但这与应对中国崛起采取的防范与制衡措施，在国际关系中可分而视之。中日在力量态势转换过程中产生矛盾和摩擦，乃不正常中的正常现象，对此问题须有辩证看待的眼光。

总的来说，从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角度来看，作为守成大国，日本采取的是“防御现实主义”政策。即，战术上有攻势动作，战略上是守势行为，战术上的攻势行为往往是为了达成战略上的总体平衡。日本的做法是，在预见中国强大后自己将处于劣势时，与对方实力上升采取同步升级的制衡措施，以取得力量平衡，确保自己利益及地位不受损害。

但是，日本的问题显然不在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而在于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之外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其反应(态度和做法)更激烈、谋划更系统、举措更细致，对中国崛起采取了全方位的牵制与全要素的竞争行为，明显超过其他国家通常意义上的一般性做法，在中国周边与局部领域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有时甚于美国。根据国际关系学经典的均势理论，日本即便不与中国一起制衡最强国，也可以适当超脱并在中美之间选取一个有利的平衡位置，而不必那么卖力地配合“美国老大”压制“中国老二”。安倍政府对中国崛起采取如此立场的背后，难免有其相应的主观认知因素作为“知识支撑”。这种认知之所以强烈而牢固，是因为既有历史经验的沉积，也有现实利益的考量，还有建构主义主张的主观认同、价值偏好等情感因素的作用，是“历史记忆”“现实利害”“未来忧虑”等各种复杂原因的综合集成使然。

总体而言，安倍政府对中国及中日关系的总体研判可概括为五点:(1)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日本在总体国力比拼上正落于下风，处于不利地位，更关键的是这种差距还在拉大，天平继续向中国一方倾斜。(2)崛起的中国很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和利益造成风险乃至威胁，日本需要切实防范这种不测和危险。2012年，日本PHP研究所的知名报告研判中国的发展有“五种可能”，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是变为“非成熟大国”。很多证据表明，日本精英层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相信此“自我实现预言”的正确性。(3)正如昔日东亚大陆的历史所示，中国经由统一、上升期后，发展也会进入平缓期或陷入停滞期，“新常态”就可能预示当今中国发展遇到瓶颈而缓慢下来。(4)日本的经济及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质量与水平比中国高。因而，在美欧日主导的世界格局及国际秩序没有“变天”之前，通过对“综合手段”和“内外条件”的充分调动与运用，一定时期内日本可以经受与中国的对峙及抗衡，在博弈中未必会处于绝对劣势的不利地位。(5)至少在中短时期内，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性市场之前，日本经济仍然需要通过汲取“中国红利”发展自己，需要基本稳定、大抵可控的中日政治关系为此服务。

以上五点，具体又可分为相对理性与日趋消极的两面。一方面，安倍政府对中日关系大局总体上有如下一定程度的稳健认识和判断:(1)中国崛起的进程无法阻挡，日本只能或需要面对这样的事实;(2)日本今后最大的战略问题是日中关系，这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日本需要对之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理;(3)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来说极为重要，日本经济在中短期内要想有所起色，就需要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和红利;(4)总体上要设法保持日中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应确立相处规则，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控机制。

另一方面，安倍对华长期抱有很深的情势误判和意识形态成见，难弃对抗意识与排斥心理，对中国的行为时或做出误认和误判。安倍的对华错误认知，典型的有以下几种:(1)疑虑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并谋求霸权，挤压日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认为中国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已触动并损害日本的利益;(2)怀疑中国意图恢复昔日的“华夷秩序”，在东亚重新拥有历史上曾经占据的主导地位，并会重复昔日“王朝帝国”崛起路径———强盛以后则自然往外扩展“势力边疆”;(3)始终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将来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军力发展步伐加快，对日存在威胁;(4)深信日中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且日本“领先”，两国之间很难达成真正的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5)认为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的发生，系因中国强大后改变“政策”而起，日本需要采取强硬姿态加以应对，如果示弱，将面临中国“改变现状”的更多压力。

可以看到，安倍对华认知的两面性比较突出:消极面在其上台以来日益占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日本对华战略的底色和基本属性;理性面导致的政策表现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为消极面主导的政策服务并居于从属地位。这种认知导致的策略基本思路，实际上是重利益而不讲友好，推进“零和”博弈而非谋取共同发展，出发点是“趋利”与“防坏”(指突发事件等不测事态)，而不是怀揣信念和真诚去力推“促好”和“共赢”。

受这些基本认知的驱动和规范，安倍虽没有以穷兵黩武及挑动战端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崛起，不想和中国撕破脸，发生正面冲突和战争，但所思所虑多为对华保持不冷不热、和平共处的疏离关系，推行趋利避害、为己所用的“政经分离”双轨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华“两面人”的姿态和特性。安倍由此设定的最主要的对华战略目标，集中在以下三点上:(1)经济上，用足中国机遇的好处，利用中国为自己的经济“输血打气”，以利继续在两国关系发展进程和格局中占据有利态势和位置;(2)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的“威胁”，平时以有力的“威慑体系”防遏两国冲突，同时确保万一冲突发生可有足够能力应对;(3)战略上，也是顶层目标，维护西方主导的体系和秩序，防止东亚“变天”即政经秩序被中国主导的局面出现，维护日本地位，塑造利日格局。

（二）当今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内容

自对华双边关系正常化后，美日对华大战略的标准内容选项就是接触与防范，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也概莫能外。这两大内容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与侧重，演变到当今就变成为实现以上三大对华战略目标而施行的四大策略。

第一是“稳策”，指通过必要的沟通与交流，使矛盾和摩擦大致可控，保持双边政治关系一定程度的稳定状态，增加可预期及可控系数，在低层次上维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格局。广义上，稳策也包括日本并不抵触的危机管控及海空联络机制的构建。日中关系长期紧张或过于震荡、陷入“政经双冷”局面，结果是两败俱伤，将影响到日本自身的根本利益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包括声誉、威信的严重受损将使日本“入常”、成为“政治大国”之路更加遥遥无期，也将使对维持政权来说极为重要的经济振兴计划受到一定影响。而如果是全面交恶或正面冲突，那结果就不是安倍执政前途的问题，而是日本国家难以承受的代价。这些已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安倍有关日中关系“交流”“安定”的言论，例如所谓“不管政治上发生什么问题，都要见面和会晤”，似有真实需求的一面，为此，其本人并授意朝野人士一再寻求与中方见面沟通的机会。考虑如何与中国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实际上不是安倍的“政策专利”，而早已是近年每一任日本首相都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喜欢与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只能客观面对并必须应对的事实。历史问题与领土争端等问题的发生，客观上造成了中日关系难以行稳、向好，但安倍主观上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

第二是“用策”，指用足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会，分享红利，提振日本经济，确保日本的实力基础。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超过美国成为日本外需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至少中短期内借中国之力来保持经济活力的基本框架已是日本的战略刚需。随着中国对外进出口快速扩张和国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局面在日本少子老龄化和内需问题日益严重的当今更加明显，即使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也没有太大改变。由于政治关系恶化及经济规律的作用，日本已开始将投资目标转向东南亚等地区，规避“中国风险”，寻找替代市场。但是，在这些地区的投资效果和市场效益没有充分释放之前，日方对华仍在设法维持一定的稳定双边关系和贸易投资环境，譬如试图与中国举行“日中经济高层对话”、组织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等等。因而，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即便中日政治关系基本陷入“政冷”僵局，从2013年起日本对华投资与中日双边贸易额连续三年呈同比下降状态，但绝对总额仍保持相当的规模，三年间的平均投资额仍达50亿美元以上，双边贸易额也维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同时，虽然进展不顺，安倍政府也并不正面排斥中日韩自贸协定(FTA)的建设，迄今三国已举行六轮谈判。亚太地区当前任何形式的区域合作，都不会比中日韩合作给日本的经济利益带来更实惠、更直接的促进效果。日本深知“重返亚洲”、加强日中韩合作是其国家利益所在。

第三是“防策”，指广义的防范———防备中国成为“威胁”或即使成为“威胁”后能加以应对，思路是总体要均势、局部抗得住。防范之策的内容可分为如下三件套的组合拳，这些本是近年来日本防华的“题中之义”，但安倍二次上台后对此全面展开、大胆推进，却是冷战后两国关系史上未有的。(1)瞄准中国，加强自身军事能力建设。“安倍国防学”的三年业绩，包括在战略、政策、法制、体制、编制、装备、战术、部署等领域的综合举措，基本与此有关。其中引人瞩目的有:“软件”方面，制定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通过新安保法，时隔多年后连续三年增加防卫预算，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行使和武器出口禁令;“硬件”方面，逐步加强远程攻击能力，包括大型先进的进攻性武备;军事部署及防务态势方面，加速推进西南群岛军事部署以及第一岛链要塞化。(2)积极强化日美同盟，实施对华威慑。2015年，日美时隔18年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深入推动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合作，联手在海洋问题上压制中国，对华要求“遵守”国际法和涉海规则。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国际安全行动，以“对美有用的身份和角色”换取美国的对日安全承诺及行动。(3)合纵连横、拉“朋友圈”，以统一战线战术制衡中国。具体做法有:积极开展“日本+N”及“日美+N”形式的多边安全合作，推动构筑以日本或日美为中心、以海洋问题和民主联盟(价值观外交)为两大抓手、连接澳印韩和东盟甚至北约的宽泛安全合作网，以此宏观均势实施对华平衡和牵制。安倍及其内阁重要成员在与东盟各国、中东中亚及欧洲各国、印俄澳等国进行安全会谈或磋商时，一边积极提倡多边及双边安全合作，一边影射或剑指中国，其意不言自明。

第四是“竞策”，广义上指围绕秩序、利益、价值观和影响力展开的对华竞争或压制。实际上，这是日美对华大战略中的接触与融合部分在力量格局发生变化下的变调形式:在日美软硬实力对华占据较大优势的情况下，此策更多地以诱导、助推中国融入秩序的面目出现。但是，当切实感受到中国崛起的综合压力时，日美将相对柔和、自信的接触策略，逐渐调节为软中带硬、以硬对“硬”、总体竞争、全面压制的方针，变为通过竞争与压制、阻止中国“挑战”秩序、迫使中国“遵规守则”，即严厉地“管理”中国的崛起。这些竞争，主要围绕政治、经济、战略三大领域展开。

在政治领域，围绕影响力和地位展开竞争。这主要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对华竞争，以确保不因中国崛起而导致日本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下降，力阻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资本被挤压。安倍政府“战略性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的政策行为，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不在少数，政策工具则有价值观外交、海洋外交、发展援助外交、全球治理外交、非传统安全外交、裁军与军控外交等。具体而言，例如，强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有关国家及北约的准同盟的友好伙伴关系，推动“围堵中国”的价值及利益共同体。在非洲、东南亚、中东、中亚等重要地区，通过投资、经援、免债、救灾等软实力行动，释放善意，塑造形象，与中国全面竞争影响力。而在亚太多边磋商和对话机制中，则往往以事涉中国的海洋、网络等议题为由头，或频频配合美国，或声援东盟有关国家，通过主导议题、设置议程和抢夺话语权来扩大和提升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经济领域，围绕海外市场和商务利益展开竞争。在经济状况良好时代，日本将经济力作为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经济为政治服务。但是，在经济陷入衰退并面临中国竞争的情况下，正如安倍每次出访都要带上庞大的商业团队，政治改为经济服务，外交为保障市场、改善投资并争取大型建设项目服务。为此，日本展开的具体行动有:(1)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出对抗性措施，围绕高铁、公路、核电、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展开“逢华必争”的抢单大战;(2)整顿、统合国内的支持机制，例如宣布提供1100亿美元援助亚洲基建项目、设立官方和半官方的投融资集团等;(3)着眼于长远的预期收益，推动各种有利于日本的高水平自贸体制，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欧“经济伙伴关系”(EPA)等的尽早成立;(4)推动日本投资从中国转向东南亚等地区，在规避所谓“中国风险”的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市场和利益产出源。

在战略领域与顶层设计上，主要围绕格局与秩序展开对华竞争和挤压。其目标，是最终把中国的进步发展纳入西方设定的轨道，使中国在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势力主导的体系中“遵规守则”、成为“负责任大国”。日本政治精英认为，作为“先进的稳定民主势力”，维护亚太乃至全球的既成秩序对其来说是国家的大战略。2012年底安倍上台执政以来，亚太秩序及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对地区秩序权力转移历来敏感的日本，以制定规则、抵制倡议、搅局南海“三管齐下”的方式，对中国崛起下的权势转移展开强力战略抗衡行动，意图维护日美主导的地区秩序不倒。日本为此采取的应对方针，一是配合美国维护既有秩序，二是以堵压方式使中国“遵规守则”。

在维护秩序方面。首先，全力配合美国，推动耗时多年的TPP谈判于2015年10月基本完成，意欲重塑世界贸易规则和亚太经济秩序，凭此对华掌握经济秩序制高点和规则主导权，有效攫取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利益。其次，配合美国，明确表示质疑并抵制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倡议。在亚洲地区，对这一倡议持如此立场的，也只有日本一国。2015年5月，正值中国筹备亚投行之际，日本宣布比亚投行预计资本规模还要大的对外援助计划，公开较劲亚投行。再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但日本与美国一样都认为自己是南海海洋秩序乃至美西方霸权秩序的坚定维护者，皆以所谓秩序维护者的姿态介入南海事务，维护所谓基于国际法的海上航行自由等权利。

在堵压中国“遵规守则”方面。以强硬封堵代替柔性劝诱，是美日的广义接触政策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发生的指向转变。广义的“接触”政策历来有两面:一是指“融合”，即接触实施主体处于强势时展开的拉拢、鼓励、吸纳、融合措施。二是指“压阻”即“强硬接触”，即对强至一定程度的被接触国家施以竞争、劝阻、围堵和制约的方法。日本某些政治家及学者对此的解释是，如果中国不遵规守则，破坏秩序，那就要让中国付出高额的代价。安倍的重要外交智囊兼原信克和谷内正太郎曾说过:“能否将中国转变为对现存国际社会和亚太负责任的领导国家，是这个世纪日本外交的最大课题，也是日美同盟和民主国家全体无法回避的课题”，“对此加以推动的，就是日本的接触政策”。但是，当今日本的对华接触政策，尤其2012年底安倍内阁诞生后，明显向后者的“压制”倾斜，即在短期内无法指望中国自觉地全部融入并顺从西方主导体系与秩序的情况下，为了让中国“循规蹈矩”和“负责任”，更多的是采用并依赖围堵和压迫的方法。其目标，是让中国无法突破而只能最终接受并顺从这个体系和秩序，从而塑造有利于自己的日中关系形态。实际上，日本的这一举措，与近年美国政界和战略界主张对华重新开展评估、采取严厉应对措施是同步进行的。2015年4月重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提出“日美两国政府为维护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将相互采取紧密合作措施”，也绝非偶然。同月，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的第一条，就是直接申明“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