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战后70年曰本经济发展轨迹与思考

内容提要

二战后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日本，在诸多促进经济增长要素的作用下，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1973年石油危机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开始减速，并出现一些现象，包括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课题类似的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后发效应趋于终结、市场日益饱和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出现严重的“泡沫”。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尽管之后各届政府都采取了刺激经济增长措施，但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滞后、政局不稳、宏观调控余地有限、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外需作用减弱等原因，日本经济始终未能真正步入复苏轨道。目前执掌政权的安倍内阁正在积极推动结构改革，而人口少子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外部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等决定了日本经济中长期将会处于低速增长的常态。 

［关键词］日本经济 高速增长 泡沫经济 长期低迷 结构改革

［作者简介］徐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

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的今天，回顾战后70年来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日本曾经创造的“经济奇迹”、高速增长时期累积的问题以及“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等，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具有更深刻的意义。

本文拟在梳理战后70年日本经济发展轨迹的基础上，思考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以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战后的日本经济，从中探寻经济发展的某些规律，分析和把握未来日本经济的走向。

一 关于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再认识

二战后，在遭受战争破坏、国内能源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日本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1956--1970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为9.7%（参见图1），跃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海内外各界一度热衷于探讨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奥秘”，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学习和效仿日本。1978年10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在乘坐新干线时感叹：“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十分重视学习和借鉴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

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归结起来不下几十条。综合经济增长理论及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资金、劳动力、技术、制度环境、资源、市场等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资本积累持续增加，不同层次的高素质劳动力供应充足

发展经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家庭储蓄率直线上升，1975年高达22.8%，比1955年提高近11个百分点（参见图2）。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外贸易收支转向盈余，外汇储备额不断增加，1975年为128.2亿美元，比1956年增长26.3倍。另外，日本的股东分红率低于欧美国家，其国防投入因受“和平宪法”制约而处于较低水平，这些因素为企业扩大生产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外资依赖程度很低。1973年度，外国对日直接投资仅两亿美元。到1985年度，外国对日直接投资额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之比为1：13.1。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对内对外投资大体均衡的状况相比，日本处于失衡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日本对外资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如1950年颁布《外资法》，对外资持股比率、合资企业的经营权等进行直接或间接限制；企业间相互持股、主银行制、流通体制等商业制度、习俗等阻碍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国内投资成本较高，税率、劳动力成本、土地价格等明显高于美、英、德、法等国，20世纪70年代后日元不断升值，进一步增加了外国对日投资成本，外国企业不愿或难以进入日本。对外资依赖程度较低，有利于避免外资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减少外部影响，增强自身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稳定性。

这期间，日本国内劳动力供应充足。1973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为5326万人，比1955年增长27%。尤其60年代是日本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城市工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时期。1970年，日本兼业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从Ｉ960年的65.7%上升到84.4%，其中以他业为主、农业为辅的“二兼”农户超过一半。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劳动力，不仅支撑了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人的增加以及城乡居民收人均等目标的实现。1961－1970年，日本农户年均收入增长2.4倍，此后甚至超过了城市职工家庭年收人。

除劳动力数量供应充裕之外，日本劳动力的素质普遍较高，这主要得益于其重视教育的传统。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即已成立先进的文化教育机构。到明治时期，日本一直将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建立现代教育制度作为长远战略。二战后，日本更是把发展教育作为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战后初期，日本便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重点普及高中教育。1970年，日本高中升学率为82.1%，大学升学率为24%，仅次于美国，明显高于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成为全民族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政府和企业还比较注重对劳动者生产技能、协作精神和相互协作能力等方面的培训。从小学开始，日本就设有手工课，普通中学都设有工农商等职业课程，而真正担负职业教育的是职业高中和髙等专科学校。企业内教育是日本职业教育中最重要、最成功、最具特色的部分。大企业结合生产和经营状况，普遍实行全员培训和职务层次教育。日本重视不同层次知识传授和素质教育的做法，可满足经济发展对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二）引进和改良国外先进技术，较快地缩短追赶欧美的进程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并结合本国国情加以改良和吸收。二战后，日本在立法、外汇、技术队伍培训等方面为引进技术做好各种准备，如1950年的《外资法》规定，对引进外国技术的企业给予奖励。以甲种技术（合同期限超过一年、费用以外汇支付并需经过外资审议会和大藏省批准）为例，日本在1954--1960年度引进984件，1961--1970年度引进6968件，而1971--1975年度的五年间引进8368件，相当于整个20世纪50--60年代的总和，其中一半以上源自美国。

由于大量引进技术，日本技术贸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赤字状态，美国则保持世界技术出口大国地位，法国也是技术出口国，联邦德国的技术贸易虽存有逆差，但明显少于日本。在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日本在战后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继而达到赶超欧美的目标。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等测算，1952--1961年和1960--1971年期间，日本经济增长中分别有70.2%和51.5%是依靠引进和应用新技术得以实现的。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分析，1960－1973年日本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差距的78%、1980--1986年经济增速差距的100%，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距所致。可见，日本通过技术引进节省了研发时间和资金，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短时期内缩小了与欧美国家间的经济差距。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为日本继续引进和研发新技术提供了条件。

（三）政府专心于发展经济，为企业打造竞争有序的制度环境

政治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国力壮大的重要前提。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处于“1955年体制”下，自民党长期执政，历届政府都将发展经济、追赶欧美作为第一要务，经济政策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

日本政府践行依法治国的理念，各部门和各类经济活动都有相应的法规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战后初期，日本对《日本银行法》、《商法》、《保险业法》等原有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并制定和实施《农地调整法修正案》、《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禁止垄断法》、《劳动标准法》、《劳动关系调整法》、《临时利率调整法》、《地方财政法》、《国土综合开发法》、《工业标准化法》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如1961年颁布《农业基本法》、1963年制定《中小企业基本法》等。在制定和实施法规的同时，日本政府十分注重宣扬法治观念，强化执法监督，以使法规真正落到实处，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行之有效。

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上，日本政府注重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战后初期，日本实施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与欧美国家自然发育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的是，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受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而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等引导企业的经营行为，比如吉田内阁于1946年末推行的“倾斜生产方式”，将有限的物资进行统一调配和集中使用，通过金融支持、补贴等措施优先发展钢铁、煤炭等产业，以此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到50--60年代，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日本开始实行“重化工业化”政策，对企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重要机械设备减免征税，并成立日本进出口银行、日本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向电力、造船、钢铁、煤炭、化肥等产业提供优惠贷款。“重化工业化”政策对促进日本企业规模化、确立制造业强国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工业现代化与对外贸易相互支撑，解决资源和市场问题

明治维新以后，在欧美国家工业化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畸形的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近代工业化的经营思想、组织形式、制度安排以及引进先进技术装备等，加快了工业化进程。到二战前，日本的钢铁、兵器、机械、汽车、飞机等工业已具备较强实力，在技术和人才方面为战后制造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本战败以后，国内工业生产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能源资源极度匮乏。1949年，日本制定战后规范贸易活动的基本法律—《外汇及外贸管理法》（简称《外汇法》），对贸易活动实行严格管制，旨在将有限的外汇用于进口国内发展工业急需的资源。50年代，在本国产品竞争力尚弱、国际收支连年逆差的情况下，日本采取“奖出限入”政策，如实行出口收入提成、振兴出口外汇资金等，以保护国内产业，鼓励扩大出口来赚取外汇。

随着国内产业竞争力不断提高，日本逐渐扩大制成品出口。70年代以后，尽管日元几次大幅度升值，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使日本出口的增速仍快于经济増长，贸易收支基本保持顺差。可见，日本工业现代化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相互依托和促进，保障了资源、技术设备等的进口，有效地培育了国内主要产业力量，扩大了国内制成品出口，进而弥补自身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先天不足。

（五）企业内部形成命运共同体，外部构建起稳定的合作关系

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构成战后日本企业经营体制的重要支拄。企业经营者、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会社本位”制。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一体制促进了日本企业茁壮成长，造就了一批像索尼、松下、丰田等世界知名大企业，成为战后日本科技、产业及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基础。当然，在“会社本位”制下，企业员工容易产生排外心理，不利于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等进入，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国际化、自由化趋势。

在外部，企业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关系网。大企业与银行之间形成主银行制，企业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形成企业系列集团，相互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关系。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企业自有资金比率较低，三分之一以上的融资依靠银行贷款，主银行长期向与其保持合作关系的企业提供服务。如表1所示，1960--1974年，在日本主要企业的筹资中，银行贷款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为日本企业发展及经济高速增长提供融资上的支持。70年代中期以后，企业的融资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内部资金和公司债券所占比重提高，而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明显减弱，到80年代中期以后降至10%以下。（参见表1）

二 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减速与显现的问题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低迷，原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受到很大冲击，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1974年，日本实际ＧＤＰ增长率从上一年的8%骤降至－1.2%。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调整能源结构，推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开发的同时，促进产业结构从资本密集型向耗能少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以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经过一段调整后，日本率先走出危机，但从此经济增速明显放缓，1975--1990年，日本实际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为4.5%（参见图1），并出现一些现象和问题。

（一）贸易摩擦不断升级

战后日本对外贸易摩擦始于1955年的日美纺织品纠纷，此后一直以日美摩擦最为频繁而激烈。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美之间的贸易总体上是垂直关系，主要围绕纺织品等轻工业品、杂品及钢铁等领域展开。尽管日本对美出口不断增加，但60年代中期以前对美贸易收支处于逆差状态，1960年逆差额为4.52亿美元，日本对美国没有构成竞争。

70年代以后，全球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日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得到巩固，其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对美出口继续扩大。除个别年份外，日本对美贸易收支基本保持顺差，1980年顺差额扩大到69.59亿美元（参见表2）。

日美贸易摩擦的领域亦从钢铁扩大到白色家电、录像机、船舶、汽车、半导体、通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到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摩擦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建筑、金融等服务业以及投资、企业系列制、商业惯例等制度方面，以至于当时日本国内四大经济团体—经团联、日经联、同友会、商工会都表示，解决贸易摩擦是日本最大的课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引发“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度升值。

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直接原因是日本对美集中大量出口和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日本的经历表明，出口导向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自身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可持续性。积极扩大内需，促进内需与外需协调发展，有利于维持贸易收支平衡、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

（二）日元呈升值基调

1949--1971年，日元汇率被固定在360日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以1971年12月主要发达国家达成的“史密森协定”为契机，西方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开始从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日元兑美元汇率被固定在308日元兑1美元，升幅达16.9%，这是二战后日元对美元的首次大幅度升值。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日元兑美元汇率走向浮动，并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在波动震荡中呈升值基调。这期间，日元几度出现升值高潮。1978年度，日元平均汇率升至201.4日元兑1美元，比1976年度升值45.2%。此轮日元大幅升值的原因主要有：日本经济率先走出“石油危机”；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此前日元汇率被低估；日本对美贸易收支顺差扩大，双方贸易摩擦频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被化解了。

进入80年代，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后，节省能耗的日本汽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加剧了日美间贸易不平衡。1985年9月，为减少贸易收支逆差，美国召集西方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达成“广场协议”，日本成为美国施压的主要对象，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1986年度，日元兑美元汇率比1984年度升值52.8%，到1988年度升幅更达90.4%（参见图3）。这次日元升值的幅度之大、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之深，至今仍为各界所探讨。

（三）人口日益老龄化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1970年，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7.1%，日本进人老龄化社会，之后这一比重持续上升，到1990年达到12.1%（参见图4）。人口老龄化引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70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增长开始放缓，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减弱，家庭储蓄率持续下降。

1980年，日本的家庭储蓄率为17.7%，到1990年下降到13.5%，比最高时的22.8%减少了9.3个百分点（参见图2）。当时经济处于兴盛时期并排斥外来人口的日本，没有意识到老龄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也没有像德国、新加坡那样通过放宽移民政策等引进劳动力。老龄化的进展、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是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之一。

（四）环境问题凸现

环境问题在日本早已存在。1953年底，熊本县出现首例因吸入新日本氮肥水俣工厂排出的甲基水银化合物而中毒的水俣病患者；1955年，神通川流域发现因三井金属神冈矿山排出的镉导致中毒的疼痛病患者；1959年，三重县四日市出现因石油化学联合公司开工引发的哮喘病事件。

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将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核心任务。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水质污染、大气污染、蔬菜等残留农药污染、噪音等公害事件日益增多。由于治理公害会影响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应对环境问题被一拖再拖，导致受害者人数增加。1%7年，日本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开始将环境问题纳入法律框架。同年，厚生省正式确认水俣病，到1982年确诊患者达到13567人。环境问题不仅使日本在国民健康上付出了代价，也付出了经济上的代价。据统计，1974年，日本企业用于防止公害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之比为1%，高于美国（0.4%）、联邦德国（0.3%）等国家。

（五）技术引进效应逐渐消失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一直是技术进口大国。随着经济实力增强、经济大国地位的巩固，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进入80年代，日本在机器人、集成电路、光纤通信、激光、陶瓷材料等方面的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94年以后，日本技术贸易出现盈余并不断扩大，技术引进效应减弱。

同时，引进和模仿技术的风险增大。日本十分擅长改良和吸收，将之应用到商业竞争后往往会超越对手。日本引进的技术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引进后又能开发出更实用的技术和更好的产品，随着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日美间技术摩擦频现，美国企业因日本产品中留有美国专利痕迹而状告日企的纠纷频发。譬如，美国ＩＢＭ公司在1982年与日本富士通公司、1983年与日立公司出现专利纠纷，新日铁、松下、夏普、东芝、美能达等大企业也都曾遭到美国企业的起诉，结果多以日方企业败诉并向美方赔偿高额专利费而告终。这表明，引进和模仿技术也存在弊端，强化知识产权意识、依靠自主研发创新更为重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美贸易摩擦淡出人们的视线，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人民币自汇改以来升值超过30%；中国“未富先老”，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环境问题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外资出现减速迹象。综上可见，70年代后日本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再现于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中。

有所不同的是，当时的日本没有充分意识到支撑经济增长的条件已发生变化，对高速增长中累积的问题和矛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为日本经济仍会像以往一样惯性增长。这一点在1970--1975年和1973--1977年的日本经济计划中可以得到印证，当时政府所设定的计划增长率目标远高于实际增长率，与之前实际增长率高于计划增长率的情况正好相反（参见表3）。当前，中国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经过高增长后已进入“新常态”，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深度调整，要素驱动将向创新驱动转变，以解决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与旧动力减弱的矛盾。

三 日本“泡沬经济”与不良资产问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不仅是世界经济强国、贸易大国，也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援助大国和债权大国，后发效应趋于消失，市场日益饱和。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进行全面体制改革的日本，仍陶醉于战后巨大的成功之中。

（一）“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

“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给日本对外出口及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为消除“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开始放松银根，于1986年1月、3月、4月、11月和1987年2月先后五次降低基准利率，从5%下调至2.5%，并持续到1989年4月。这期间，由于日元升值、原油等商品进口价格下降，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没有引起通胀率上升，物价依然稳定。

于是，日本央行继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日本，控制Ｍ2＋ＣＤ是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1987--1990年度，日本Ｍ2＋ＣＤ连续以超过10%的速度增加，释放出的大量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推高了股价和地价。到1989年，日经平均股指比1985年上涨1.7倍，全国地价上涨近七成，东京地价市值一度涨至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地价，日本的资产价格飙升到近乎荒唐的地步。

当日本政府意识到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先后五次上调基准利率，从2.5%提高到6.0%，并且1990年3月27日，大藏省发布“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总量限制”的通知，开始对房地产融资进行限制，这通常被认为是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引擎”。

在政策引导下，日本各大银行纷纷提高贷款利率，减少有关房地产贷款，对抑制股价、房价上涨产生了效果。1990年6月，日本房价出现拐点，但制造业设备投资、对外出口及国内销售依然活跃，无论政府还是国民都没有意识到经济泡沫开始走向破灭，更没有想到的日本经济从此会陷入长期低迷。1991第二季度以后，日本实体经济开始转入萧条，国内失业人数增加。1992年，Ｍ2＋ＣＤ货币增长率仅为0.1%，日经平均股指比1989年下跌近五成，几大城市圈的地价均下跌，“泡沫经济”趋于崩溃（参见表4）。

“泡沫经济”留下的最大后遗症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战后，日本的银行一直是以存款、贷款业务为主，很多贷款项目又以房地产作为担保物。随着股票、房屋价值缩水，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政府对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迟迟没有进行认真清查，也未能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使问题越拖越严重。1995年6月8日，大藏省公布处理日本金融业不良资产方案，公开承认日本的银行不良资产余额高达40万亿日元（此前认定13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银行业发放贷款余额的6%。国外机构的估算还普遍高于日本政府。

巨额的不良资产，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破产案接连发生，打破了日本“银行不倒”的神话，尤其北海道拓殖银行、拥有百年历史的山一证券公司倒闭案，使日本金融机构的信誉等级大跌，而且导致银行出现“惜贷”现象，严重制约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复苏。为解决不良资产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注入大量公共资金、建立专业机构、促进银行业重组、完善信息公开制度等。日本的银行不良资产在2002年达到顶峰后逐渐减少，到2006年大银行基本完成相关的处理工作。

（二）“泡沫经济”及不良资产问题的教训和启示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海内外各界就其成因展开了广泛探讨。有观点认为，日元大幅升值是“泡沫经济”产生的主要原因。然而，“广场协议”后，除日元升值之外，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国英镑相对于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明显上升，有的升幅不亚于日元。这说明，日本“泡沫经济”及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1.缺少监测预警机制，资金过多流向虚拟经济

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没有经历过“泡沫经济”，缺乏感知和警惕性。实际上，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地价的增速一直快于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出现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的情况。在“泡沫经济”时期，政策当局也是侧重于观测物价的变化，而忽视资产价格的总体变化情况，只是看到土地价格异常上涨就通过加征土地交易税等抑制土地投机，看到股价上涨过快就加征股票收益税，结果在物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发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

日本的经历告诫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宏观经济监测机制，一旦发现经济中含有泡沫成分，需要及时预警并挤出泡沫。当后发效应趋于终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时，要及时引导过剩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从源头上防止泡沫的形成和膨胀，并为经济进一步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2.政府过于保护金融业，金融监管存在疏漏

国内外金融环境的变化、自身监管不力及特殊的制度、商业习俗等，也是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将金融业视为特殊行业加以保护，很多情况下对金融机构的监察流于形式，加之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被隐蔽和积累下来。政府的家长式保护，弱化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和风险意识，“银行不倒”的神话也正是诞生于这种背景之下。

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一些新型金融商品应运而生，大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减少，银行的危机感增强。为提高利润和扩大贷款市场份额，银行等金融机构竞相争夺贷款客户，放松对贷款对象的资信审查，甚至违规发放贷款。另外，战后日本的银行与企业之间形成主银行制，在每一家主银行周围都有一批企业。由于银行持有企业股票，希望股票升值以增加其资产和账面收益。当大企业出现问题时，主银行会尽力维护企业利益、掩盖实情。当“泡沫经济”崩溃、股价暴跌时，银行不仅资产缩水，发放的很多贷款也成为不良资产。

3.过度追求经济高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失误

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维持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的政策课题。除连续降低基准利率外，政府采取的对策就是扩大公共投资。1988年度日本财政预算公布“第十个道路建设五年计划”，次年又出台总额为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比1985年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总额增加了三倍多。每一次扩大公共投资，都带动土地需求的增长，推高了地价。银行、企业和国民都将房地产视为无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拥有较多土地的公司股价也随之上涨。

在资产泡沫不断膨胀期间，政府和媒体一直没有人公开表示过对泡沫破灭的担忧，民众更多看到和听到的是“土地升值”、“银行不倒”、“三菱并购美国洛克菲勒中心”等振奋人心的消息，误以为“一个薪新时代的到来”，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泡沫不破灭就没法知道那是泡沫”。当日本政府意识到国内资产价格异常上涨时，并没有渐进式地挤出泡沫，而是紧急收紧银根，将泡沫刺破。

当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也存在客观因素。随着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及新型金融商品的出现，受外部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货币供应量的计量界限变得模糊，制定调控政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增大，有效性降低。

4.过多涉足泡沫相关产业，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积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银行业存贷差不断扩大。在对房地产等行业发放贷款受限的情况下，银行为消化过剩资金和增加收益，通过诸如“住宅金融公司”、“金融顾问公司”、“投资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贷款”，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由于银行业将房地产视为最具担保价值的资产，只要客户能提供这类担保物，银行通常就会放贷。在土地升值预期心理的作用下，银行的贷款额甚至超过担保物的价格。80年代，日本全国的银行贷款增长率每年都在10%上下，而对房地产的贷款增幅高于总贷款，“泡沫经济”时期甚至高达30%以上。尽管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有担保，但在资产膨胀时期，所有的担保都含有泡沫成分。事实表明，依靠担保放贷的办法并不能真正防止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为防止变相逃税，日本允许银行提留呆账准备金的额度较低，不利于银行及时、足额核销呆账。在经济形势趋紧的情况下，这些薄弱环节极易演化成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四 9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萧条，政府采取了诸多对策，制定有关扩大内需、简政放权、结构改革等方案和计划，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加快了改革步伐，每三年推出一个放松规制计划，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意欲“寻求日本经济社会彻底的结构改革”，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

然而，日本经济依然不景气，1992--2012年，每年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大都在2%以下，年平均增长率为0.8%（参见图5）。1999年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通缩。同时，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趋于下降，一些知名电子企业经营业绩不佳。

（一）经济体制改革滞后，难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美、英等国在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市场方面积极推动改革，并取得了进展。1986年，中曾根内阁发布“前川报告”，该报告被认为是日本正式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标志，其后各届政府都朝改革的方向努力。

由于日本是一个官僚体制国家，改革计划由官僚制定，同时官僚本身又是实施改革的主体。减少政府干预意味着官僚的权力会受到削弱，“对某些团体来说，在政治上维持现状不变，是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可以由某些特定的计划得到巨大利益”。官僚们很难真正热衷于改革，反而会抵制和设置阻力，加之日本经济业已成熟，在改革方面每向前迈出一步，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制度中的深层问题，很多情况下是在形式上实施了改革措施，而实际仍以其他方式进行变相管制。因此，日本的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缺乏彻底性，与其成熟经济体制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

90年代以后，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减弱，尤其在信息网络技术开发和应用普及等高新科技领域，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产业竞争力的变化。从表5中可见，8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为2.6%，明显高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而90年代以后，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横向比较，日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均呈下降态势，明显低于美、德、英等国。

（二）政局动荡导致政策缺乏连续性，执政党不再专注于发展经济

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发展又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二战后，日本正是在这种政治、经济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界走向分化组合。1993年宫泽喜一下台，从日本自民党分裂出的新生党、新党、先驱新党联合社会党、民社党和公明党，推举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组成多党联合政府，结束了自民党执政38年的历史。1994--2000年，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先后担任首相，几乎平均一年换一相。直到2001年4月，高举改革旗帜的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并执政五年有余。此后到2012年期间，出现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等多位首相。政权更迭频繁，不利于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诉求不断增强。早在1983年，中曾根康弘曾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1992年，日本在《外交蓝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发挥与其国力相称的领导力。次年，政治家小泽一郎撰文指出，日本应努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改变“经济一流、政治三流”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优先发展经济，而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逐“政治大国”的梦想上。可以说，安倍政府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在安保外交方面走到今天这一步，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量变过程，只不过安倍迈出的步伐更大。

（三）传统的刺激经济政策难以奏效，反而压缩了宏观调控的余地

“泡沫经济”崩溃后，在应对经济不景气问题上，日本政府制定政策的总体思路陈旧，主要通过降息、扩大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1991年7月到1995年9月期间，日本将基准利率从6.0%—直下调到0.5%，并屡次出台综合性经济对策。这些措施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致使通过利率、财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余地越来越小。

以财政为例。1993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ＧＤＰ之比为69%，尚低于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财政赤字与ＧＤＰ之比为4.5%，在发达国家中仅高于德国。然而，为刺激经济增长，政府扩大公共投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1995年，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与ＧＤＰ之比升至80.4%，财政赤字与ＧＤＰ之比升至6.0%。到2000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上升到123.2%和7.0%，均超过财政状况恶劣的意大利，大大高于ＯＥＣＤ成员国的平均水平。

（四）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劳动力市场相对封闭

1990--200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从12.1%上升到17.4%，2005年进一步升至20.2%，到2013年则高达25.1%。这期间，75岁以上的人口比重也持续提高，已超过10%，日本医疗养老方面的需求持续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日本劳动力人口数量相应呈减少趋势，2012年为6555万人，比1998年减少了238万人。

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在劳动力市场开放政策上有所松动。2006年9月，日本与菲律宾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首次涉及劳务市场开放问题，日本对来自菲律宾的短期商务访问、工作调动、护理等人员放宽入境和在日居留限制。在日本与泰国签署的ＥＰＡ中也涉及类似内容，但时过多年进展缓慢，日本在开放劳动力市场问题上的态度依然谨慎保守。国内劳动力的萎缩，会影响家庭收入、消费支出及金融、科技创新能力，进而削弱经济增长潜力，这已成为日本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困扰因素。

（五）外部市场复杂多变，外需拉动经济的作用减弱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在日本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日本对外贸易规模仍不断扩大。除1992年贸易增速因景气跌落而略有下降外，1993年日本对外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1994年和1995年贸易增长率均达到两位数。这期间，日本贸易顺差居高不下，1994年创下1208.6亿美元的纪录。但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日元汇率频繁波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ＩＴ泡沫破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致使日本对外贸易发展呈不稳定状态。

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对外贸易的起伏变化表明，在经济日益国际化的形势下，各国经济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日益增大，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经营趋于本地化，直接投资带动出口的作用逐步减弱，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奏效。要实现贸易、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需要扩大内需，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新型贸易体制及经济增长方式。

五 结构改革与日本经济的未来

当前，改革与创新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和源泉。2012年底，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推出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接连射出两支“箭”—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摆脱长期通缩。受此影响，2013年日本经济有所复苏，股市上涨，消费趋于活跃。以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率为转折点，日本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前两支“箭”的作用减弱。日本将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希望寄托于“第三支箭”—结构改革。

（一）安倍结构改革

2014年6月，安倍政府公布修订后的《日本复兴战略》报告，阐述了今后的结构改革方案，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1.应对人口老龄化形势，挖掘国内外劳动力潜力

由于《日本复兴战略》报告出台于少子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的背景之下，应对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安倍政府鼓励女性就业，提出在2017年底前增加幼儿园、保育员数量，提高女性育儿休假补贴，到2020年将管理层的女性任职比率从不到10%提高到30%，并扩大老年人就业，在一些领域引入机器人。同时，日本将实行和普及多样化的正式员工雇用方式，以缓解国内劳动力不足及相关社会问题。

在挖掘国内潜力的同时，日本还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已有ＥＰＡ中的劳动力市场准人条件、留学生制度等，引进外国人才，弥补国内劳动力供需缺口。例如：从2015年到2020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计划在建筑业、造船业引进外国人才，将外国人技能实习期从三年延长至五年；允许外国人进入国家战略特区内的制造业、健康护理以及家政服务等领域。日本在对外开放劳动力市场方面又前行了一步。

2.以“国家战略特区”为改革突破口，激发民间资本活力

安倍政府提出创设“国家战略特区”，减少政府限制，构筑世界一流、开放的商业投资环境，并计划到2020年将引资余额从2013年末的18.0万亿日元提高到35万亿日元。日本先在“东京圈”（东京都九区、神奈川县、千叶县成田市）、“关西圈”（大阪府、兵库县、京都府）、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及福冈市建立“国家战略特区”，针对每个特区的不同优势和特点，实施不同的改革内容。

具体而言，“关西圈”着眼于成为医疗等成长性产业的创新基地，“东京圈”定位于吸引跨国企业的商业基地，新潟市、兵库县养父市、福冈市成为农业改革和就业改革的试点，冲绳县则力争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旅游业基地。由于特区制度有利于灵活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相互间的竞争，可绕开一些法律限制和改革阻力，安倍政府试图以此为结构改革的突破口，加快改革进程，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搞活地方经济和国内市场。

3.促进农产品市场开放，使农业从被动变主动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日本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尤其大米、牛肉、乳制品等敏感领域已成为日本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谈判以及双边自贸区谈判的最大障碍。农产品市场自由化的滞后，给日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施经济战略乃至国家总体战略带来负面影响。

《日本复兴战略》报告提出，鼓励企业投资农业相关领域，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促进农产品市场开放，扩大对外出口，将农业培育成为“主动进攻型”的成长性产业。2018年起，日本将改变已执行几十年的大米生产政策，增强经营者的自主性，计划十年内将大米成本降低40%，并将促进牛肉、乳制品、水产品等的出口和市场化进程，拓宽流通渠道。日本还将对农业相关组织进行一体化改革，修订选举办法、干部聘用条件等，提高农业团体的自主性。

此外，日本自2015年度开始逐步降低企业法人税率，在改革社保制度、重建财政、推进ＴＰＰ等经济合作、强化公司治理、改革研发体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措施。

总之，安倍政府的结构改革内容广泛，并设定了一些数值目标。从内容上看，有的政策仍处于探讨之中，有的尚缺少明确的时间表和实现目标的具体路径，也有的因缺少新意而受到质疑。譬如，特区制度并非安倍首创，在小泉内阁时期日本曾创设“结构改革特区”，并由内阁总理大臣亲自担任结构改革特区推进本部长，足见当时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之大。但由于改革触及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以及特区只能获得各种宽松政策而缺少资金上的支持，最终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更为关键的是，要落实结构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需要资金支持和相应的配套措施，而《日本复兴战略》报告中很少提及财政和资金来源问题。众所周知，日本的财政赤字在发达国家中最多，而且在社会保障、防务、灾后重建、奥运场馆建设等支出增加的情况下，又推迟提高消费税率、降低企业法人税率，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处理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关系的难题。

（二）日本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

基于各种因素分析，预计今后日本经济将呈以下发展趋势。

1.经济保持低速增长，通胀率和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

劳动力供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日本少子老龄化形势加剧，劳动力市场改革滞缓，导致劳动力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同时，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美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预测，今后几年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年均约2%，低于历史平均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日本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减弱。

据内阁府2015年7月发布的预测结果，在“安倍经济学”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2014－2023年度，日本实际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为1.7%，反之则可能为0.8%，低速增长将是日本经济的常态；劳动力供给不足，不利于扩大内需，但会改善就业状况，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将维持在年均上涨2%左右，失业率将保持在3.2%--3.5%的较低水平。

2.努力重振制造业

制造业在日本经济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规模占ＧＤＰ之比高于美、英、法等发达国家。近年来，日本面临制造业技术人才短缺、信息技术渗透缓慢等问题。根据总务省的调查结果，2013年日本制造业从业人员从1993年的1530万人减少到1039万人，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从23.7%降至16.5%，20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

目前，主要国家纷纷提出振兴本国制造业的相关战略或规划，如美国号召“制造业回流”，德国制定“工业4.0”计划，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日本在2015年版《制造白皮书》中强调，将着力于培养制造业相关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提髙信息化程度、推动制造业不同行业间的融合等，以保持日本制造业的活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3.推进财政重建

日本财政形势严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日本经济的发展。2015年5月27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ＩＭＤ）发布2015年“全球竞争力排行榜”，在6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日本位居第27位，已连续三年下滑。在诸多评估的指标中，日本的财政状况、移民政策等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国家竞争力下降。

日本政府背负巨额的财政赤字，却没有出现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主要在于其国债持有结构是以国内为主。这种情况在逐渐发生变化，截至2014年末海外投资者持有的日本国债所占比重上升到9.4%，比2005年末增加了五个百分点，为近十年来最高。如果这种态势持续发展，债务风险将会增大。日本政府提出到2020年度实现财政平衡的目标，而在社会保障、灾后重建、国防、奥运场馆建设等财政支出需求增大的情况下，达到这一目标的难度较大。尽管如此，要使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日本政府将不得不努力促进财政收支的健康、均衡发展。

4.经常收支大量盈余状况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日本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保持大量顺差。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贸易收支连续四年出现逆差并且规模不断扩大，经常收支也持续减少，其占名义ＧＤＰ的比重已从2%以上降至0.5%（参见表6）。

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海外生产转移及经营本地化削弱日元贬值促进出口的作用、核电恢复缓慢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进口需求仍将持续等情况下，日本以往的经常收支大量盈余状况将会改变。

5.对外进一步开放市场

日本在开放市场方面，比较受到关注的有几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开放是大势所趋。现在日本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截止到2014年10月，在日外国劳动者人数将近80万人，同比增长9.8%，创最高纪录。据预测，到2025年，日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30%，2040年将进一步升至36.1%（参见图4）。在这种趋势下，即使增加女性和老年人口就业也很难弥补劳动力的供需缺口。日本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警告，到2030年，日本将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超过65岁，建筑工人严重不足，甚至有研究显示，人口减少很可能会造成896个市镇和村庄消失为此，日本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团体—经团联会长枘原定征近期呼吁日本要打开国门，放松移民政策，以应对人口的加速减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现实，将迫使日本逐渐开放国内劳动力市场。

其次，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市场相对封闭，是阻碍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及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一大障碍。日本已经开始调整农业政策，减少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取消大米等生产政策，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随着农民日益老龄化及其在政治上影响力的衰退，农民传统“票田”的地位正在发生变化，这将有利于减少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阻力。

再者，继续深化对外经济关系。只要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不止，日本将会积极推进和参与双边ＥＰＡ及ＴＰ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中日韩ＦＴＡ等多边区域经济合作，以避免被排除在外的被动和损失。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将在多元平衡发展、分散风险的同时，注重加强与印尼、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等地的经贸关系。

展望未来，尽管日本经济总量在2010年被中国超越，但日本依然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资金储备、较完善的营销网络及丰富的海外运营经验。目前，日本拥有个人金融资产约1600万亿日元，仅次于美国；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海外纯资产余额为366万亿日元，已连续24年居于全球首位。在劳动力素质、研发投入方面，日本具有一定优势，比如：2010年日本用于研发的经费支出占其ＧＤＰ的比重为3.44%，远高于中国的1.44%，90年代中期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尖端型人才也明显增加。这些因素都将继续支撑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