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欲望社会”的启示 —专访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胡澎

当一个社会变得成熟、财富积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年轻人的公民意识比经济上奋斗的欲望更重要一点。当他们参与到改变社会的进程中，就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感和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经济评论家、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在其新书《低欲望社会》里敏锐捕捉到了日本年轻世代的普遍心理和生活态度，他们不愿意再背负风险，晚婚化、少子化，丧失物欲、成功欲，消费意愿低迷。中国的“软世代”与他们不乏相似之处，都是不再像自己的父辈一样，将奋斗、拼搏看做人生意义最重要的部分，甚至唯一。战后日本社会走过的路，中国正经历着部分相似的轨迹，比如经济结束高速增长、第一代奋斗者完成财富积累后，社会的活力相对减弱。日本当下面临的问题，或可给中国一点启示：基本的物质生活无忧后，新的社会蓝图应该如何勾画？对此，本刊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室主任、研究员胡澎，谈谈她所了解的日本社会和经济泡沫破灭后人们的生活态度转折。

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剧中讲述出生在甲府一座平凡的小镇的坂井玉子，完成了东京的大学学业后返回故乡，成为终日懒散度日、百无聊赖的家里蹲。

父辈的精神远去

　　《南风窗》：大前研一提出日本处于一个“低欲望社会”，针对他总结的几条表现，你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胡澎：日本战后以来的发展历程和中国非常相似，有不少社会问题是日本已经解决，而我们现在面对的，也有一些社会问题是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研究战后以来的日本社会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大前研一写这本书，更多的是出于对日本社会的担忧。经济和社会缺乏活力，年轻人就会深受影响，年轻人缺乏创造力和活力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目前，对日本社会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少子老龄化，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现在的日本社会和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少子化、老龄化，它严重困扰着日本国家的发展。在日本，处处都能感受到老龄化社会的氛围，东京、大阪等大都市的感受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如果去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就不一样了。我在伊势待过一段时间，90年代曾留学富山大学，富山县位于日本的北陆地区，靠近日本海。在远离繁华的都市圈或偏僻一点的地方，你会看到，大街上年轻人的身影很少，人口都转移向大都市了。另外，由于人口锐减，地方社会经济萧条，不少商业街的店铺都倒闭了，房屋空置率也很高。所以，日本地方社会给人整体的感觉是很宁静，但是缺少活力。为此,日本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旨在振兴地方经济。2015年安倍政府亮出“新三支箭”，提出了要构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其思路就是基于日本的社会已经缺乏活力了。目前，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超过27%，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即便有这种想法和意愿，也由于各种原因不太容易实现。这些都是目前日本社会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年轻人跟他们的父辈就不太一样了，其突出表现就是“欲望较低”。

《南风窗》：他们的父辈的价值观与日本的经济起飞可以说互为影响，那时候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是不是清晰明了？

胡澎：日本的“团块世代”就是1947年到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代人，这代人直接支撑了日本的经济，当时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作为“企业战士”，在企业里兢兢业业，为企业奉献一生，女性则是守护家庭，相夫教子，做全职太太。这样的家庭模式支撑了战后以来日本的经济的高速增长。

到他们的孩子那一辈，也就是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现在四五十岁的这代人，日本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一穷二白。1964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运会，196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70年代的时候，日本经济已经相当繁荣，非常引人注目了，全世界都很吃惊日本的发展速度。泡沫经济崩溃之前，整个日本社会是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状态。而且，80年代的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化”，提倡国际奉献。当时的日本掀起了海外旅行热潮，喜欢到处买名牌。

那个年代和现在的中国社会有点像，经济发展很快，收入不断提高，日本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贷款买房、买车的欲望很强。那时候日本人的理想生活就是有自己的车、自己的房子，两个孩子，丈夫是公司职员，妻子是家庭主妇。而且，在70年代的时候，随着日本国民收入的提高，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形成，也就是所谓的“一亿总中流”，在这样的社会，贫富差距不大，每一家的生活基本上差不多，家庭之间没有很大的差异。

那代人流行的是社内结婚，自由恋爱。女性就业率有了大幅度提升，很多女性大学、大专毕业后就职，工作几年后，以结婚为契机辞职回家做专职主妇。当时，大多数女性将结婚作为永久的就职。总之，摆在女性面前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而且，那代人在当时的离婚率非常低，不是说夫妻感情没有问题，相反，很多夫妻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因为丈夫作为企业员工，很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很晚才回家，除了加班还要应酬。丈夫参与家务、子女教育非常少。之所以离婚率低，是因为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企业在发展，他为企业所做的贡献是可预见回报的，这样的动力支撑着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抑制了夫妻感情上的问题，大家一起互相支撑着过好小日子最重要。所以，在90年代以后才会出现了“退休离婚”，当丈夫退休回家，习惯了丈夫不在家的妻子，觉得不能忍受和丈夫朝夕相处而提出分手。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经济不再像70年代那样蒸蒸日上，而是开始走下坡路。80、90后这代人出生前后赶上泡沫经济崩溃，他们成长的时期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在走向社会时，遭遇到“就职难”，收入也不高，对未来心怀茫然。

日本年轻人的“小确幸”

《南风窗》：资产泡沫破灭除了使经济陷入停滞之外，对日本社会造成的深刻、长久的影响应该如何看待？比如现在很多40多岁、50多岁的人，在不动产高价时购买住宅，至今仍为了偿还房贷辛劳不已。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年龄层的人住宅自有率下滑，他们不选择购买住宅而是租屋，战后以来这是日本人第一次选择不拥有住宅。即使有低利率激励措施，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反应。

胡澎：80、90后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家庭经济条件已经很优越了。泡沫经济崩溃让一些企业倒闭，但整个社会的发达和便利程度还是很高的，交通便利、设施完善、文化产业发达。所以，这些孩子是无忧无虑生长起来的，他们不为衣食发愁，更加重视自己的内心感受，注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是像父辈那样，做“企业战士”，牺牲掉自己的家庭幸福，为企业奉献，他们已经不太认同这种价值观了。他们的父辈一般是结婚时先租房住，有了孩子再按揭买房，等到差不多退休的时候还清贷款，房子才真正属于自己。80、90后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很辛苦。而且，他们的父辈很多都是在高价位时买的房子，后来没有涨、甚至跌了，房子本身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繁华的都市生活，不愿意去郊区买房。哪怕在繁华的地段租一个很小房子，能享受现代化的时尚的都市生活，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太喜欢加班，以前公司里如果上司不下班的话，员工基本上是不敢走的，现在的年轻人则比较在意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从80年代之后，日本出现了“御宅族”，就是喜欢宅在家里玩游戏、上网、看动漫、科幻小说，这些人沉迷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买房子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

《南风窗》：说到御宅族，前不久央视也做过一个报道，他们把足不出户的人称为“隐蔽族”，据说这个群体可能有80万。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拒绝社交、抗拒融入社会？

胡澎：中国的学界一般把这个群体翻译为“蛰居族”或者“闷居族”，他们长期待在家里，身体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和社会接触，有意识地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每天就是看书、上网、玩游戏。有些比较严重的甚至不出自己的房门，父母每天把饭菜放到他们门口，不能进入他们房间。情况稍微好一点的，会趁夜晚没人的时候出去溜达一圈。这些人群里，有的是因为遭遇了校园暴力不愿意去上学的孩子，有些则是成年人，因为失业或者求职失败，回到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出去了。这现在是日本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日本这个社会人和人之间很难像以前那样坦诚了，大家都客客气气的。日本社会秩序井然，人与人之间客客气气，很少有摩擦纠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社会太强调同一性，日本人太压抑自己、人际关系太过疏远，每个人都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比如说，现在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很缺乏勇气表白，我们以前觉得日本人很开放，在中学就谈恋爱、同居。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们的内心越来越敏感，过分在意别人的感受，很怕受伤害，导致行为上瞻前顾后、畏手畏脚。

《南风窗》：日本的年轻人比较关注自我感受、对社会没有太大兴趣的观念的是不是也跟他们父辈教育观的转变有关系，以至于这代人对成功、奋斗不再那么有热情。

胡澎：日本的50、60后这代人，他们做了家长之后，由于接受了西方自由宽松式的教育，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比较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不会把自己的期待强加给孩子，对孩子的要求也不高。我有时候跟一些日本朋友聊天，他们会说孩子将来只要能自立就可以了，不期待他成为多么优秀的人才。日本的学校教育也不主张拔尖，提倡公平，不鼓励竞争。老师也不能老表扬一个孩子，班干部轮流做。所以，在日本想要考上好大学的话，一定要上私塾，私塾才有竞争，才能做一些比较难的题，公立学校太强调宽松教育和公平性。所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日本小孩子的梦想也是很实际的，例如，女孩子想将来当个面点师，男孩子想将来做个美发师之类的，职业理想很实际。这有点像台湾人讲的“小确幸”，注重生活中的容易到手的幸福，很容易满足，不会有很大的理想、抱负。另外，在生活中，日本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观念就是“断舍离”，斩断对物质生活的过多欲望，过一种简单清爽的生活。这些都使得日本年轻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显得有些不足。

中产阶层减少冲击年轻人的生活预期

《南风窗》：日本较早进入了中产阶级社会，但是在自身经济运行和全球经济变化背景下，也不可避免出现了中产下沉的情况，经济和阶层的变化对日本年轻人的生活预期是不是也产生了影响？

胡澎：近年来，“相对贫困化”问题在日本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2014年NHK曾经播放过一个纪录片，专门讲了女性的贫困，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冲击。其中有一对母女，她们长期寄居在网络咖啡馆，一天1千多日元，就可以住在类似于小包房里头，可以上网、睡觉、洗澡，因为她们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女性，每天早上出去工作，打了好几份工，依然不能摆脱贫困。贫困是存在代际传递的，母亲或者家庭贫困的话，下一代也会很容易陷入贫困的生活状况。

“一亿总中流”的日本中产阶级，现在已经有一部分滑落到中下层，也就是所谓的“下流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日本人对自己的均质化社会一直引以为傲，现在这个稳定的社会阶层正在发生变化。在这种环境里，年轻人再努力，也很难获得很大的上升空间。一些人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到正式工作，只能做临时工、小时工或者打几份工，这样的工作是最没有保障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奖金、津贴与他们无缘。

NHK曾经播放过一个纪录片叫“穷忙族”，记录了几位年轻的穷忙族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作为“派遣社员”，在公司登记之后，哪里有活儿就派你去哪里，工作不稳定、居无定所。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大量雇用临时工、计时工、季节工、派遣员工、合同工、返聘人员等非正式员工。这些人收入低，缺少社会保障，很难结婚，在日本，男性年收入300万日元是一个分水岭，低于这个年收入，是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的。目前，年轻人中非正规就业者占了很大比例，这也是年轻人结婚、生子的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

《南风窗》：为什么年轻人出于生活压力、经济考量做出的理性选择会成为一种整体的社会氛围？

胡澎：这跟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有关系。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一夜暴富的机会几乎已经没有了，在一个企业里面再努力、再优秀也不可能短时间脱颖而出。战后日本的三大法宝是终身雇佣制度、年功序列制度和工会制度，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日本企业基本不裁员、在一个企业时间越长相应的福利越多，是一个论资排辈的社会。这样的制度安排和企业文化让年轻人在企业踏踏实实、按部就班地工作。另外，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外界缺乏好奇心或者探索精神，去海外留学的人少了，出国旅游也不那么热衷了，很多人出去旅游一圈，重新踏上日本土地，会由衷地感叹：“还是日本好啊！”日本在许多方面的确做得很好，无论从环境、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到国民素质，他们已经把一个面积狭窄又资源匮乏的国家建设成如此精致，把日本人的创造力、奉献精神、以及团队精神都发挥到了极致。那么，日本现在面临的困惑也正在这里，再往上发展的空间已经很有限，日本年轻人的干劲也不那么足了。在欲望不是很强的时代，日本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南风窗》：从日本社会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当一个国家完成基本的财富积累之后，除了激励年轻人奋斗、获取更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社会活力和向前发展的动力还应该有哪些来源？

胡澎：奋斗不一定只是经济维度的，从无到有的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就是让社会怎么更精致、更美好、更人性化。我觉得当一个社会变得成熟、财富积累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年轻人的公民意识比经济上奋斗的欲望更重要一点。当他们参与到改变社会的进程中，就会觉得自己的幸福感和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