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困境与突围：日本女性的婚姻、家庭与事业
提起日本女性，大多数中国读者脑海中大概会浮现出温柔淑婉的家庭主妇形象。特别是看过20世纪80年代日本影视剧的中国观众，多会对清晨手拿公文包在家门口躬送丈夫上班的日本主妇留有深刻印象。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社会日新月异，日本女性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女性形象早已变得复杂和多元。那么，“战后”以来的日本女性形象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不同历史时期她们是如何对待婚姻、家庭和事业的？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她们又是如何从困境中突围的呢？
从“团块世代”到“平成世代”
如果从时间段来划分的话，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日本女性形象大致有“团块世代”“团块次代”“平成世代”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人生选择、人生观不尽相同，女性形象体现了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特征。
“团块世代”指出生于1947年到1949年“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这三年日本出生的新生儿合计超过806万人，构成日本“战后”巨大的“人口团块”。她们出生于“战后”百废俱兴的时代，成长于1945年到1955年的经济复苏时期，并在1956年至1972年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迎来了青春时代。那是一个日新月异、蒸蒸日上、生活富裕、社会安定、国民充满自信的时代。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了国民收入，早就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庞大的中间阶层，即中产阶级。国土开发计划完善了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技术创新让汽车等制造业迅猛发展。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68年日本GDP超过西德跻身世界经济第二大强国，都是日本人津津乐道并引以为傲的。
“团块世代”的女性信奉“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她们将婚姻作为自己幸福的归宿和终生的职业。当时日本理想的家庭模型是：工薪族丈夫、专职主妇妻子加两个孩子。“战后”日本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丈夫作为“企业战士”，为企业全身心奉献，妻子则承担育儿、家务、护理老人的全部职责。专职主妇家庭作为标准家庭成为社会保障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基础。专职主妇群体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们是通过相夫教子间接实现参与社会、贡献社会的。
“团块次代”指出生于1971年到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时期的一代人。这四年间每年出生的新生儿超过200万。以“团块次代”为代表的“70后”和“80后”日本女性在年幼时，日本经济虽已告别高速增长，但仍处于平稳增长的时代。经济繁荣，物质丰裕，私家车和便利店普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正式进入了世界最富有的国家行列。这一时期，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就业率空前提高。与她们母亲一代相比，她们的视野更为开阔，人生选择更加多元。80年代，伴随日元升值，日本人海外旅游兴起，赴世界各国的旅行团里充斥着日本女性的身影，同时，赴海外留学的日本女性人数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令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创，之后更迎来了被称为“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的长期经济不景气。企业裁员、国民收入减少、消费低迷，“团块次代”的女性们多多少少体会到繁华过后的苍凉。她们在求学阶段经历了残酷的“考试战争”，毕业时又遭遇了“就职冰河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们大部分选择的是一种“M型”就业模式，即从学校毕业后参加工作，结婚、育儿期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入小学后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模式。
她们对婚姻和家庭的梦想也趋于现实，不再认同学历高、工资高、身材高的“三高男士”，而是希望找到一个有稳定职业、能做家务、尊重和体贴妻子的男士。与此同时，即便结婚、生子也不辞掉工作的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导致双职工家庭在数量上最终超越了专职主妇
家庭。目前，日本社会有相当一部分“70后”和“80后”女性没有走进婚姻，她们富有才干，经济自立，在工作中独当一面，享受着工作带来的快乐，业余生活也丰富多彩。对她们而言，不结婚并不意味着要独身一辈子，但决不会为结婚而降格以求。
“平成世代”的女性指的是生于1989年平成元年以后的女性。进入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长期低迷，政坛频繁更替，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家族制度、企业终身雇用制度和年功序列制度日趋动摇，养老保险制度漏洞百出，贫富差距拉大，特别是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及之后的核泄漏，让日本社会充满了风险和不安定因素。这一社会环境对她们的恋爱、婚姻和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的生活方式日益西方化和个性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更年轻的一代选择了更新的生活方式：有沉迷网络，对动漫、电玩狂热却不擅社交的“御宅族”，有不上学、不求职、不接受任何职业培训寄生于父母家的“尼特族”，有做一些廉价又没有发展前景的兼职或临时工的“飞特族”……
日本女性面临的困境
困境一：白马王子何处寻？
日本社会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规范意识的束缚越来越少，不再把婚姻作为人生必需的选择。日本社会对不结婚也持一种较为宽容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男女晚婚或不结婚倾向显著，男女平均初婚年龄也逐年增长。从男女双方的未婚率来看，2010年，35岁男性的未婚率为41%，女性为29%。特别是在一些大都市，结婚适龄期男女的未婚率更高。
日本年轻女性对婚姻和爱情的期望值较高，更尊重自己的内心情感，更重视自己能否从婚姻生活中得到幸福。她们不想重复自己母亲所走过的专职主妇的道路，渴望能同时拥有职业与家庭，但现实中往往是鱼和熊掌很难兼得，于是，一部分女性在事业和家庭的权衡中错过了最佳结婚年龄。这些单身女性，有的为节省租房费用“寄居”父母家，有的不再对婚姻抱有期待，自己分期付款购买公寓，为一个人的生活做长期打算。
困境二：非正规就业与贫困化
日本政府出台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等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的就业。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就业状况仍不容乐观。她们往往在求职过程中遭受不公正待遇，在职场被“玻璃天花板”阻断了事业的上升空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为应对经济不景气，纷纷控制正规雇用者数量，增加了计时工、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规就业者，而女性特别是完成了育儿任务重回劳动力市场的专职主妇往往很容易成为非正规就业者。非正式工在工资、福利、升迁等方面都与正式工有很大差距，令受过良好教育、有一技之长的女性深感郁闷。
近年来，日本女性的贫困现象日渐浮出水面。2015年4月，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了专题片《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该片将镜头对准了几位深陷生活困境的女性，有的从早上5点就开始辛苦工作却难以摆脱贫困；有的经济窘迫，租不起房子只得栖身于网络咖啡馆……该专题片播出后给日本国民心理造成了较大冲击。单身女性的贫困最为严峻，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显示，单身女性中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陷于贫困，包括离异女性、老年女性和未婚母亲。单身母亲生活压力大，身心疲敝，苦不堪言。2014年4月1日，日本的消费税由原来的5%提高到8%，这一增税举措加大了国民的负担，对低收入家庭影响尤甚，特别是那些经济基础本来就脆弱的母子家庭更是不堪重负。
困境三：在育儿与工作之间很难兼顾
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家用电器的普及，家务劳动的负担已大为减轻，但日本双职工家庭中，妻子承担工作与家务、育儿的双重职责，负担沉重，心理压力大。丈夫工作加班多，工作时间过长，对育儿参与程度不高。再加上日本社会育儿支援体制不完善，托幼设施不健全，不少儿童到了入托年龄却进不了保育园，出现“入托难”现象，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情况尤为严峻。2016年，一位年轻母亲为孩子多次申请入保育园被拒，不得不面临工作、孩子“二选一”的困境。于是，愤而投书网络，甚至发泄情绪写道“去死吧，日本”，引起日本舆论一片哗然。
日本政府1991年出台了《育儿休假法》，旨在保障女职工在休完育儿假后重返工作岗位，虽取得一定效果，但依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面对市场竞争压力，顾虑产假成本而不愿实施。一些女职工怀孕后不申请育儿休假而是选择辞职，主要是迫于企业的压力和氛围。一些已婚的职业女性不得不在生子、辞职做全职主妇还是不生子、继续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生孩子而中断职业对女性的事业不利，也让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现象更为严峻，同时，不愿放弃职业而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又势必会对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现象雪上加霜。
日本女性的突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参与社会的意识也较以往有了很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妇女活跃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本女性正在探寻着一种更适合自己、更能发挥价值的生活方式。当代日本女性在就业方式和工作方式上呈现多样化特征，各个行业都活跃着一些出类拔萃的女性。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了一批不满足于有一份工作，而是把工作作为事业、作为实现人生价值手段的日本女性。她们关心政治、行政、教育等领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积极想办法予以解决。她们对自己生活周边的问题比较 56 24242 56 13779 0 0 7931 0 0:00:03 0:00:01 0:00:02 7928感，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例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老年人护理、儿童逃学、课堂秩序混乱、欺凌弱者等成为她们关心的社会问题。因此，女性在保健、医疗、福利、育儿等领域的活动参与比较显著。另外，“在家工作”这一21世纪新型工作方式受到越来越多高学历、有一技之长的女性的欢迎，有效解决了职业与家庭兼顾之间的矛盾。
一些专职主妇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名家庭主妇，而希望拥有更广阔的社交空间、生活空间，希望在社区发挥更大的价值。她们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参与社区建设，创设非营利组织，创办自己的小公司，如盒饭中心，为社区的学校、企业提供午餐盒饭的服务；有的开办了小型的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缓解了社区老年人的养老护理问题；有的创办了废旧物品再利用中心；有的利用社区空闲的房屋开办亲子乐园，为年轻母亲的育儿提供各种服务。
日本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女性的作用。为了给日本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支撑经济可持续增长，日本政府在“日本再兴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让女性焕发光彩的社会”，这指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发挥女性潜力。2015年安倍政府出台的“新三支箭”具体目标是将国内生产总值扩大到600万亿日元、总和生育率上升为1.8、护理离职率降低为零。这些目标似乎都与女性有关。这就需要日本政府在法律上保障女性参与社会的权利，创造有利于女性工作的良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同时要营造男性承担家务、育儿、照顾老人的社会舆论，给女性提供兼顾家庭与工作的社会氛围。
在日本政府眼中，女性似乎成了日本经济能否振兴、能否再现活力的关键因素。当人口数量减少、少子化程度加深的时候，日本政府希望女性结婚、多生孩子，当劳动力不足、经济缺乏活力的时候，政府又希望家庭主妇出来工作，释放潜在劳动力。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善女性的就业环境，营造男女平等、共同参与社会的环境，不正视和解决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让女性焕发光彩的社会”就很难实现。
文章来源：《群言》2017年第3期；作者：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