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钟山。
与杭州不同，同为南方政权之都的南京，并非偏安之都。作为兵冲要地、龙盘虎踞的帝王之宅，这里充满了绝不示弱的进取之魂。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历代帝王定鼎，其在黄河流域者最占多数……而其据于此者，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宏远，其局势常壮阔，其气魄常磅礴英鸷，有俊鹘盘云横绝朔漠之概。
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其为外界之现象所风动、所熏染，其规模常绮丽，其局势常清隐，其气魄常文弱，有月明画舫缓歌慢舞之规。
▲南京石头城遗址。
梁氏的“建都于扬子江流域者”，包括了三国时期建都建业的吴，建都建康的东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它们合称“六朝”；又有建都应天府的明朝初期，以及曾经拟都建康府、后来建都“虽在钱塘江口，然实延缘于扬子江之河系”的临安府的南宋。建业、建康、应天即今南京，临安即今杭州。而在历数这些王朝的兴衰起灭后，梁氏得出“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曾无一焉能北进以恢复者”的结论。有意思的是，同在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此书虽未完成，但其中的预言令人瞠目结舌，诸如1912年维新，大统领罗在田（谐音光绪皇帝“载湉”）退位，黄克强（1904年黄轸改名黄兴，字克强）接任大统领，大中华民主国成立，定都南京。这些与后来的事实基本吻合，所以中华民国元年（1912）时，就连梁氏自己也感慨“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南京燕子矶，既是古代重要的渡口，又是军事要地，扼守着南京城的江岸通道。说到这里，问题来了：既然梁启超已视建都南京、杭州的王朝为“大率皆创业未就，或败亡之余，苟安旦夕者也”，为什么把他心目中的“新中国”定都在南京？“六朝”时代的南京，果真是偏安之都吗？“大中华民主国”定都在南京，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讨虏将军、会稽太守孙权把他的政治中心从京（今镇江）迁到秣陵（今南京），次年改秣陵为“建业”。那时，汉朝的皇帝刘协虽在丞相曹操的掌控之下，但毕竟汉朝还在，所以孙权寓意“建功立业”的“建业”，可谓涉嫌僭越，而南京作为孙氏政权事实上的“首都”，也可以从改名的212年算起。221年，孙权获得了曹魏的“吴王”封号。222年，孙权建元“黄武”，这就等于独立建国了。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国号“吴”，并以建业为都，于是南京正式迎来了都城时代。
▲南京栖霞山。供图/图虫创意
然而论起出身，富春（今杭州富阳区）孙氏委实一般。孙权是继承其父孙坚、其兄孙策的事业而割据江东的。《三国志》中说孙坚为人“轻狡”，即是无赖，又说孙坚“孤微发迹”——起家盐渎、盱眙、下邳县丞，在黄巾民变前，连一个小小的县令都没混上。《宋书·符瑞志》中还有一段神异的记载：孙坚之祖名钟，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岁荒，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钟乞瓜，钟厚待之。三人谓钟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钟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钟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
“瓜农”孙钟的后代孙权果真成了“天子”。只是孙权这样的出身，较之曹操自认的“汉相国（曹）参之后”、刘备自认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志》），档次明显差了太多。▲ 栖霞寺。供图/图虫创意
在此等劣势之下，《史记·高祖本纪》中的一条记载，或许曾引起了孙权的注意，即秦始皇当年常说的一句话：“东南有天子气。”为此，秦始皇还不辞劳苦巡游东方，为的就是要镇压住那里的天子之气。此外，孙权可能还想起了另一句名言，就是《孟子·公孙丑下》中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这些历史认知和记载，很可能被定都建业的孙权，适时地改造与利用了。于是在《晋书·元帝纪》中，出现了一段情节更加离奇曲折的记载——秦始皇时，有个望气者说：“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秦始皇听罢，便开启了东游，来压倒这天子气，并把金陵改为秣陵，甚至派人挖断了金陵的北山，为的就是彻底断绝这天子之气。到了孙权称帝时，自认为是应了秦时的预言。▲ 南京中华门，明代名聚宝门，是明城墙十三座明代京城城门之一。六朝之后，明初、民国都曾以今南京为都，金陵的“王气”依旧不衰。摄影/马宏伟
可见，孙权把“东南有天子气”具体为“金陵有天子气”，而应此天子气者，就是他本人，如此这般，他所得的“天意”，就绝对不输曹操的实力、刘备的“血统”了。不过，这个故事却有一个“硬伤”。《晋书·元帝纪》接着道：孙盛以为始皇逮于孙氏四百三十七载，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应在于此矣。指出问题的孙盛，是东晋名士和史学家，在其所著编年体东晋史《晋阳秋》中，他站在司马氏晋朝的立场，为把“金陵有天子气”落实在司马睿身上，打起了算盘：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的“东游”，到孙权称帝的黄龙元年（229年），相隔437年（我算下来是439年），而到司马睿在建康即晋王位的建武元年（317年）或称帝的大兴元年（318年），则是526年（我算下来分别是527年、528年），所以应“金陵有天子气”者，并非鼎立一方的吴大帝孙权，而是再建晋朝（史称“东晋”）的晋元帝司马睿。
▲ 司马睿。
司马睿何许人？他是晋武帝司马炎叔父、琅琊王司马伷的孙子，属司马皇族旁支。历史上，正是司马伷接受了孙吴末主孙皓的投降。换言之，307年渡江南下、来到建康的琅琊王司马睿，对于吴国旧人来说，竟是灭国仇人的后代。
当时，北方已是“五胡乱华”、烽火狼烟，建都洛阳的统一王朝西晋大厦将倾，而为了能在长江下游的吴地安置下来，司马睿、王导君臣既屈尊降贵，亲善吴人，又激励南渡的北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最终，司马睿在江南站稳了脚跟，并奠定了东晋王朝的百年基业，堪称“真龙天子”。至于800多年后，北宋康王赵构之开创南宋王朝、成为宋高宗，又可谓历史的重演，所不同者，东晋定都建康、南宋定都临安而已。▲ 南京五马渡广场雕塑。相传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汝南王司马佑、彭城王司马纮渡江至此，其中司马睿所乘坐骑顿时化龙飞去，成为其称帝前之“吉兆”。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京正式建都，创建东晋王朝。五马渡也因此而得名。
其实，无论孙权还是司马睿，对于今日南京拥有“六朝古都”的美誉，都是居功至伟：孙权是建都南京的第一人，孙吴一朝（212—280）提升了南中国的政治地位，促进了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司马睿开创的东晋王朝（317—420），以及通过禅让形式接续其后的“南朝”即刘宋（420—479）、萧齐（479—502）、萧梁（502—557）、陈朝（557—589），则使传统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保存与延续，发展并丰富，东晋南朝的都城建康，由此奠定了华夏正统之都的非凡地位，这也就是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称道的“东晋南渡，长江流域遂正式代表着传统的中国”之大义所在吧！
▲鸡鸣寺位于南京鸡笼山上，相传其前身即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美誉的同泰寺。从孙吴初都建业，到东晋南朝续都建康，“金陵有天子气”反复得到验证。那么，为何《史记》中的“东南有天子气”，会被演绎为“金陵有天子气”？金陵的天子气，又有何玄机在其中？关于金陵的天子气，与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有关——此乃龙盘虎踞之地！这种说法的“版权”，又被诸多史书、地志安在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头上。据西晋张勃《吴录》记载，赤壁之战前，刘备为了联吴抗曹，曾派诸葛亮去京（今镇江）游说孙权。途经秣陵，看到这里的山势地形，感叹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晋宋之际，庾仲雍在《九江记》中更是指出，孙权建都建业，正是听了诸葛亮的劝说。甚至古往今来的南京胜迹，似乎也在为此段历史作证说明，比如今清凉山公园里诸葛亮挽缰的驻马坡，今乌龙潭畔诸葛亮的饮马处。如此这般，诸葛亮遂成为南京的“地理之神”，与南京的“规划之神”、大明的刘伯温前后辉映。诸葛亮“帝王之宅”的预言，也真的多次应验在了这“龙盘虎踞”之地。只是相当尴尬的是，依据现代史学家们的考证，赤壁之战（208年）前，诸葛亮与孙权见面的地点在柴桑（今江西九江）而不在南京，所以诸葛亮没有机会途经秣陵，发出“龙盘虎踞”“帝王之宅”感叹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南京钟山，气势壮阔，乃“龙盘虎踞”中的“龙盘”。供图/图虫创意尽管版权不明，但“龙盘虎踞”的说法与“帝王之宅”的史实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其实在西晋虞溥的《江表传》中，就提出了一个更早的版本——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即这片地方山冈逶迤，丘阜连绵，西连临江控淮的石头山，故地形有王者之气。不过，“龙盘虎踞”一词，把这种山水形势描述得更加生动：从字面义看，是说“钟山龙盘”，即钟山像条青龙，盘曲在南京的东面，“石头虎踞”，即石头山像只白虎，踞坐在南京的西面。显然，这样的“龙盘虎踞”来源于风水理念。具体而言，又来源于风水系统之“察砂”，即对“吉地”周围群山的考察，最重要者当属“四神砂”，即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南）朱雀、后（北）玄武，它们不仅要周旋围护着吉地，而且外观要秀丽端庄。南京正是具备了这样“四神砂”的地方，由此拥有了“山环水抱必有气”的风水格局，而历久流传的“金陵有天子气”的说法，也正因此发生。若从军事角度来看，金陵既濒临长江天堑，又有众山环绕四周，颇利于军事防御，放眼整个江南沿海地区，建都形势实属优越。▲南朝因水而起，依水而建。供图/图虫创意
放大视野，“金陵有天子气”又不仅表现在自身的“龙盘虎踞”“山环水抱”上，还有层层延展的防御体系。我国地形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山脉水道又多东西横列，这就使得南北对峙，一般总是北胜于南，六朝政权也是如此。六朝疆域的东、南两面被大海封闭，缺乏回旋余地，又处低地，不便仰攻，加上经济实力弱于北方，人口数量也远少于北方，所以六朝着重采取以守为主的防御战略。南京濒临的长江和往北的淮河乃至黄河，组成了六朝在不同时期的东部三道防线——
孙吴与陈朝的多数时间守长江，以保江南根本；东晋末年至刘宋（即南朝宋）初年守黄河，以保河淮之间；东晋南朝的其他时间守淮河、守汉水，以保河淮之间、江汉之间以及汉中、巴蜀。▲上图为今人所绘作的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想象图，晋军虽然人少，可已占据了优势，前秦军队溃败之势已成。这也是历史上的南方政权在淮河流域成功防守的一个典型案例。摄影/周建文
守江、守淮还是守河？得凭国家实力。正如南宋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中所说，“力不足者守江，进图中原者守淮，得中原而防北寇者守河”，所以在这三条防线中，守黄河、守长江的时间其实都不长，“盖守江则已蹙，守河则已远。蹙国而守非勇者不能，远国而守非强者不能”，六朝的守国常态，还是守淮河、守汉水。淮河、汉水的得失，也就往往关乎金陵王朝的兴衰。
如三国时，孙吴虽限江自保，但依然固国于江外，在江淮之间、江汉之间建立前沿防线；又西联蜀汉，“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三国志·蜀书·邓芝传》）及至东晋南朝，既以孙吴旧壤而大多兼有蜀汉故地，于是西守汉中、巴蜀，东守长江，守长江又必须守淮河、守汉水，以为长江屏蔽，甚至守汉还重于守淮。同样的道理，守淮、守汉，也必须尽可能地控制淮河、汉水以北的土地，以为南北缓冲。
要之，六朝时代的金陵天子们，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河、淮、汉、江层层设防，辅以秦岭、大巴、米仓、巫山线线固守，以及重镇要地之间的此呼彼应，达到了抗御外侮、延续国祚的目的。古之建业、建康，今之南京，正位于江河防线中的最后一道——长江防线。长江建康段江面宽广，高岗逼岸，城内驻有台军，石头城是临江突出的军事堡垒，不易登临，又与东边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西边的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采石对岸的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西北的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京口对岸的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唇齿相依，构成了南方政权东部守江的几大重镇。
东晋咸和四年（329），一场关于迁都的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的国都建康，刚刚经历了历阳内史苏峻的叛乱，已变得满目疮痍，“宗庙宫室并为灰烬”。
关于新都城的选择，众人争论不下——东晋重臣温峤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而三吴之豪则请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这时，还是开国元勋王导的一席话定了乾坤：“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南京浦口夜景。
此段历史在《晋书·王导传》等正史中均有记载。王导指出，若迁都豫章或会稽，那就真属“窜于蛮越”、示弱“北寇”后赵的举动了，认之为偏安可矣。唯有继续以建康为都，方是正道。这样的正道，不仅体现在东晋一朝百余年始终都于建康，前此之孙吴、后此之南朝，这些所谓的“偏安王朝”，也都以并不“示弱”的南京为都。可见，南京并非偏安之都。的确，以今南京为都的六朝，既充满着祖逖中流击楫、桓温收复洛阳、淝水之战以少胜多、北府兵将气吞万里、陈庆之“所向皆克”、吴明彻挺进淮泗的荣耀，也有着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说的“王业不偏安……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辛酸！这样的南京，定性为进取而非偏安之都，也许更加准确吧！从战略位置来看，就能感受到这一点：如守江时代，南京自为经常“胡马临江”的兵冲要地；守淮时代，南京也属前沿并不宽深的防御重镇，南京所受威胁，还有来自上游敌对势力的顺江而下，以此，定都南京的六朝尤其是东晋南朝，总体仍属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中所说的“乘间攻取，则亦不惮用兵”的进取王朝。至于攻取抑或防守的战略选择，或者防守多于攻取的历史事实，那是因时而异、视乎内外形势而定的，并不足以据此判断其王朝是偏安还是进取。▲ 南京博物院。
南京又岂止是进取之都！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退守南方、定都南京的汉人政权，既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避难所，又在一定程度上反哺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使其在“汉化”的过程中有了一个现实存在的鲜活样板或完整模本；又如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的朱元璋，正是在“龙蟠虎踞，宅是旧都”的“郁郁金陵”，完成了“廓清中土，日月重光，河山再造，光复大义”的丰功伟业（孙文《谒明太祖陵文》《祭明太祖文》）。
进而言之，南京这座故都的诸多往事，如王导新亭愀然变色、谢安东山弈棋破秦、岳飞大破金兀术等，又总是在国家危亡、内忧外患的时刻，为史家放大渲染，为文人重新书写，为大众深切缅怀，从而发挥出或警醒或激励或鼓舞的现实作用，南京也因此成为一座具备鲜明的政治记忆、民族象征、文化标志意义的古都。我在这篇短文中屡次引用南宋史学家李焘的《六朝通鉴博议》，不仅是因为我点校过此书，更因为《六朝通鉴博议》本就是在借着六朝说南宋，因为六朝与南宋、金陵与临安在政治格局、民族形势、军事对抗等方面，如出一辙。
所以李焘称道吴都建业的“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山川形胜，气象雄伟……内以固江，外以援淮，而江南之根本不可拔矣”，是意在为已都临安的南宋朝廷提供龟鉴，甚至不乏劝谏朝廷移都建康的深意远旨。回到本文的开篇，晚清新史学大师梁启超，应该也正是致敬于这样的“天意佑华”，即南京所拥有的华夏文化、正统资格、合法地位、政治记忆，所以把他心目中的“新中国”，最终定都在了南京。
图文来源：
《中华遗产》2023年08期，撰文/胡阿祥
部分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编辑：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