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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将所有女性用“她”来指代，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认得这个字。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1916年之前，中国近代的“汉语词典”里还没有“她”字。即使是刘半农那首风行一世的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晚至1920年才诞生。
那么“她”字是怎样出笼的？从1916到1920这四年间，是什么机缘孕育了“她”，使之流行于社会并晋身现代汉语体系？
今天，当我们自然而然地享受着“她”作为女性象征符号所带来的美好价值以及情感上丰富联想的时候，又会不会想到“她”身上也曾替多年后的我们背负着这样深刻的矛盾......
“她”字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过程，这其中的种种细节值得今人再思量。近代以前，汉语并没有区分男女第三人称代词的传统，一个“他”字指代了所有第三人称。19世纪以来，在与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接触的过程中，汉语第三人称性别区分的问题才逐渐突显出来——无法对译英语中的He、She、It。五四运动时期，热心于引介世界新文学而又对传统文化持反思批判态度的《新青年》的编辑和作者们，开始在此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大胆的创新。▲《新青年》
从1917年起，在《新青年》的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讨论“She”字的对译问题。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原作者为瑞典作家August Strindberg），文前有说明文字写道：“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现在只怕‘女’旁一个‘也’字，印刷所里没有，新铸许多也为难，所以不能决定用他；姑且用杜撰的法子，在‘他’字下注一个‘女’字来代。”于是，在以后几期的《新青年》杂志上，凡翻译涉及到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时，周作人都是使用“他女”。
1919年2月15日，引领时代新潮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钱玄同和周作人首次就此问题进行公开对谈的《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一文。▲ 1936年章太炎追悼会上的合影，右三为钱玄同。
钱玄同提出了对译“She”字的三种办法：一是像周作人仿日本译“彼女”那样，将其译成“他女”；二是照刘半农的意思，造一个新字。不过他认为刘半农所造的“她”字“不甚好”，进而又提出造一个“女它”字的新设想：“‘他’字古写作‘它’，从‘它’即是从‘他’。”用“女它”字，“则‘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三是老老实实用She，甚至干脆将英语第三人称代词He、She、It 全部搬到汉语中来。
当时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正热心于注音字母及国语改良，甚至盼望中国最终能采用世界语。那么，一面主张限制汉字，一面又添造新汉字，钱玄同“终觉得有些不对”。于是把汉字中原本表示第三人称的“伊”字拿来专用于女性的办法，得到不少人的认同。▲ 刘半农
1920年4月3日，《新人》月刊创刊号上登出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毫不含糊地反对使用“她”字，掀起了社会上争论“她”字问题的一个高潮。
争论的双方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打起擂台，众多人参加进来，两个月后，远在欧洲留学的刘半农也加入到论争中。这期间，直接或间接参加论争者，还有《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人。可见“她”字问题在当时社会中影响之广、之深。是否需要造出一个“她”字来，各方文人最直接的争论大多针对语法问题（在新文学革命的背景下，语法问题自然不仅仅是学术圈子内部问题），譬如蔡元培先生就是从语法应尽量简洁的立场上反对第三人称代词有性别区分。▲ 蔡元培
寒冰还认为不该“拿英语作标准”，在汉语中硬作第三人称代词男女性别之分。他提出“文字的最高目的，只在适应人的需要”，而文字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就以能够得到大众的公认为前提”，他认为当时大众已经公认“他”字达到了适应需要的目的，没有更改的必要了。有意思的是，发生在学者间的争论并没有阻止“她”字的孕育和产生，在社会上，“她”在汉语文学中的实践已然蓬蓬勃勃展开了。早在1918年、1919年周作人、钱玄同有关“她”字的文章在《新青年》上刊出后，不少新文学的探索者就已经受其影响，开始了使用“她”字的实践。1919年5月20日，康白情在《晨报》发表的《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的先声》一文就两次使用“她”字。▲ 1924年广东岭南大学的女大学生们，她们的宽袖短衫、短裙、短发都显示出不同于旧时代的活泼与朝气。五四运动后提倡妇女解放，女性群体愈来愈受社会关注。而“她”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孕育而生。另外，还有俞平伯、王统照等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们，都尝试并逐渐大量地在小说和诗歌中创造性地运用“她”字。
比如1919年12月1日，王统照在他参与创办的《曙光》杂志上发表小说《她为什么死》，文中用了88个“她”字，讲述一名女子的爱情悲剧故事，是为弘扬妇女解放的新文学主题。1920年3月12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一首署名金德章的新诗，题目就叫《她么》。这首诗，以对“她”嫁人、离婚和抑郁而死的想象，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女性整体的悲惨际遇之同情和独特命运之关切，给人以强烈的震撼。▲1920年9月《解放画报》上刊登的漫画家丁悚的作品。画家在表现女性悲苦遭遇时，没有用“她”字，而用“他”来指代女性。
其中，“她”字频繁使用，自然而艺术地超越了女性个体，突显了“女性”性别的整体意义，表现出“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关怀。可见，寒冰最初所考虑的“‘他’字已满足人的需要”只可限于语言学意义上的理解，他没有考虑到时代的需求。时值五四运动时期，国际上妇女参政运动正处高潮，国内“男女同校”、“妇女解放”的呼声响亮，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正暗暗涌动着这样的渴望：“打破千年来对女性群体的漠视，实现男女性别明确区分、彼此独立的男女平等的诉求，寻找一个与男性“他”平等对抗的女性的代言者。”▲ 1921年8月的《解放画报》，作者已开始运用“她”这个新符号来呼吁女性自省、自尊和自强。
“她”字的存废问题在社会上备受关注乃至争议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诉求；“她”字在“试用期”就已经承担起鲜明的时代意义也正是对这一诉求的回应。而“她”能够战胜“伊”有诸多因素，比如“她”与“他”同音，符合“文字凑合语言”的新文学革命宗旨，“她”字比“伊”更适于白话。或者正如做了以上大量研究、考证的当代学者黄兴涛先生所想，出身江南、有“小鸟依人”之感的“伊”在发音上也远没有“她”字来得铿锵、独立，“她”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里更容易被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学生经典的校服形制。供图／秦风老照片馆
更进一步说，“她”字在广泛的论争和激烈的反对声中诞生，已经超越了单纯应和西语She的想法，也并非只是语文学意义上的突破，“她”的身上体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时代对女性独立、男女平等这样更深刻的社会需求。
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字在中国流行起来。1922年，胡适开始使用“她”字，1924年，鲁迅在小说《祝福》中使用了“她”字。1923年底，中华书局出版《国语普通词典》，其“女”部中收录了“她”字：“她：他，指女人用的。”毫无疑问，这在“她”字被社会认同的历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然而，就在“她”字渐趋流行的过程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很值得一提。我们在黄兴涛先生的研究中发现：“她”字一方面被五四新青年们广泛运用，承担着妇女解放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社会上却一直涌动着也是从男女平等角度发出的反对声。▲ 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专题展览上，两位当代女性正在观看新文化运动巨匠们的照片。1920年4月，那位带头公开反对“她”的寒冰就在《关于“她”字问题的申论》中提出，“他”字是人旁，“伊”字也是人旁，从“男女平等的精神着眼”，人旁的“伊”要比女旁的“她”更好，言下之意，男女都是“人”。1924年夏，朱自清记录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有关“采用他、她、”的讨论，讨论中有教师反映“女学生不喜欢‘她’字，讲义上的‘他’字，她们总要将‘人’旁改成‘男’旁，可见报复的意思”，这自然也是男女平等的意识使然。在朱自清先生眼中，当时社会上不少使妇女“特殊化”，给予其“特别待遇”的论调，不过是男权社会“哄骗”妇女的新把戏而已。而那些对“女”字偏旁构字格外敏感的女权主义者们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在继续着对“她”字的政治性抗议。1929年创刊、颇具影响力的《妇女共鸣》杂志，就始终拒绝使用“她”字，认为使用没有“人”旁的“她”，是对妇女人格的公然侮辱，“她”与指代非人事物的“牛”旁的“牠”相当，有歧视的性质。同样一个字，却被人做出截然不同的理解，这事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国际上，“她”也遭遇了同样的境况：2000年1月，美国方言学会举行了“世纪之字”评选活动，she以35票对27票战胜了science，夺取桂冠，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字”，有评论认为“这意味着女人在21世纪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当代女权主义者们却正在极力要求取消具有性别指向的he和she的区别，她们认为这区分反而表达了男女不平等之意。今天，从几千年厚重的男权社会里走出来的“她”，让人们学会关注女性这一备受压迫的社会群体，但这一“特殊待遇”却让我们牺牲了“他”所覆盖的某种“平等”。
文章来源：中华遗产2009年05期《教人如何去想“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