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子衿讲座第2期：杜磊博士谈《赵氏孤儿》中外改编

2022年4月15日，“子衿学社”系列讲座第2期在外语学院青荷咖啡吧如期展开，讲座题为“向死又何以复生？——《赵氏孤儿》中外改编中的“死亡书写”与其伦理变构(1731-2021)”，由翻译学研究所杜磊主讲，冯全功主持。

杜磊首先指出，戏剧是一种很特殊的文学体裁，它不仅是纸面供阅读的文本，更是视觉化的表演艺术。中国戏曲要真正地“走出去”，除了常规的翻译以外，离不开改编。西方作家或戏剧家对中国古典戏曲的“落地化”改编对于中国戏曲文化的传播而言显然具有更大的推动力，而《赵氏孤儿》正是这样一部古典戏曲。

1731年，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翻译了《赵氏孤儿》，通过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这部中国悲剧迅速传遍欧洲，成为中国最早“走出去”的戏曲作品。杜磊展示了一份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线资料库中搜寻到的马译本抄本。在这份用羽毛笔写下的原始材料中，马若瑟对《赵氏孤儿》的评价很高，他认为这部中国悲剧有着“美”与“伟大的情感”。对于中国戏曲不符合西方“三一律”的问题，马若瑟并没有从自身文化角度提出批评，而是充分肯定了这部剧惩恶扬善的道德教化功能。在18世纪的欧洲，这部剧最为成功的改编出自大文豪伏尔泰与英国著名剧作家墨菲之手。伏尔泰更是认为：“《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胜过人们已经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关于这个大帝国所有之陈述。”进入21世纪，《赵氏孤儿》又迎来了一部全新的改编作——2012年，英国当代著名诗人芬顿以杂剧为底本，参考传奇《八义记》与京剧对《赵氏孤儿》又进行了一次改编，为该剧在海外的传播竖起了又一座里程碑。

伏尔泰《中国孤儿》中伊达美（左图）与墨菲《中国孤儿》中曼丹（右图）的舞台服饰造型

从古至今，《赵氏孤儿》在中国本土与西方都产生了大量的改作。杜磊认为，这些改编内容情节各异，但若以“死亡书写”为主线加以考察就能清晰地观察到不同时代、不同中外剧作家在这部剧的语境内对死亡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2012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赵氏孤儿》剧照（芬顿改编，多兰执导）

2018年，浙江大学黑白剧社《赵氏孤儿》剧照（桂迎执导）

2018年，中国与希腊合作上演《赵氏孤儿》剧照（王晓鹰执导）

《赵氏孤儿》中的“死亡书写”涉及到婴孩、屠岸贾与程婴三者。从婴孩的角度看，中外的改编经历了以母性抵抗封建父权到直接挑战封建父权的伦理变化过程；明刊本杂剧并没有直接描写赵氏孤儿痛杀屠岸贾、得以复仇的情景，直到戏改之后，为了凸显正邪势不两立，中国各种地方戏曲才正式在舞台上表现赵氏孤儿刺杀屠岸贾的情景，芬顿的戏剧则为屠岸贾的死注入了“天道公仇”这一使得其死更符合法理的现代伦理要素；程婴在元杂剧中的结局是被“封赏”，但芬顿在戏中却史无前例地安排了其子化为“魂魄”前来索命的结局，不少中国观众虽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却堵住了这部戏曲诞生之日以来就存在的生命伦理“漏洞”。

讲座完成之后，杜磊与在场师生进行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杜磊最后指出，八百余年来，离开死亡书写的各种可能性与其背后伦理意蕴的丰富内涵，《赵氏孤儿》不可能产生那么多改编剧，角色也不可能如此不断地在新剧中“复活”与“重生”。《赵氏孤儿》是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典范，中外共享的戏剧文化资源，由其剧改编所体现出的中外戏剧文化差异值得我们深思。

本场讲座吸引了语言与翻译系、英文系和亚欧语系的多位师生参与，外语学院副院长张慧玉、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子衿学社社长杨静出席。

文｜蔡正伍 

图｜卢巧丹、朱含汐 

版面编辑｜叶逸佩

责任编辑｜杨丹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