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内涵、内容与路径

作者介绍：梁宇(1976-),女,天津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编审。

摘要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是面向我国以外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中文教育开展的系统研究,具有全面性、深入性、聚焦性、时效性、对策性的基本特点。它的研究价值在于服务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其研究内容应突出问题导向,服务国家战略;注重体系构建,体现动态发展;强调外部影响,关注内部作用;兼顾历时演进,着重共时现状。其研究方法应立足全球视野,坚持系统发展观,主张“从问题到理论”,追求理论升华,重视一手文献,善用田野调查,提倡大数据挖掘,开展多维比较。

关键词

区域中文教育;国别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教育体系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交叉研究领域,它是区域中文教育研究和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总称,又称为区域与(和)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国别(与/和)区域中文教育研究,如东南亚中文教育研究、非洲中文教育研究、美国中文教育研究、泰国中文教育研究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正在加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中文教育也将步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描绘的“一平台、两体系”高质量发展阶段,即要“建设中文传播平台,构建中国语言文化全球传播体系和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截至目前,全球共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8万多所各国大中小学、华文学校和语言教育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2500万,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累计接近2亿。可见,国际中文教育的事业主体和主要研究对象均在中国以外的广大区域和众多国家。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世界各地的中文教育,中文教育才能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才能为中国语言文化的全球传播发挥更大作用,为服务国家战略、增强国家软实力提供重要支撑。

长期以来,在国外任教的中文教师以及国内外学者积累了大量的世界各地中文教育研究成果,形成了极具史料价值和现代意义的珍贵文献。近年来,更有学者呼吁,我们在进行普适性研究之外还要开展国别和区域的研究;构建国际中文教育原创性理论要扎根本土,亟须开展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相关研究。由此看来,我们应从更高的站位认识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意义,应形成该领域研究的体系和规划,应从偏重大国和周边国家研究发展到兼顾更多空白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侧重国别研究发展到兼顾区域研究。为此,本文将在深度剖析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内涵与价值的基础上,构建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框架,希望以此引起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视,深化认识,促进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内涵阐释

(一)概念与特点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是面向我国以外特定区域或者国家的中文教育开展的系统研究,涉及语言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是跨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的专门研究。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以熟悉对象区域或国家中文教育为基础,以一手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研究为保障,全面系统地研究对象区域或国家中文教育的历史背景、发展现状、突出特征、关键问题和最新动向,进而预判其发展趋势并提出应对策略。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具有全面性、深入性、聚焦性、时效性、对策性的基本特点。全面性是指要对对象区域或国家的中文教育相关问题进行全方位研究,把握宏观概貌;深入性是指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找到突出特征和关键问题;聚焦性是指研究视野集中在特定区域或国家,面向中文教育这一特定领域,开展中文教育事实和规律的研究;时效性是指要掌握研究对象的现实问题和最新动态;对策性是指要以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为研究目标,促进对象区域或国家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可见,该领域主要是面向不同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的综合性、针对性、智库型研究。
(二)范畴与价值
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是以中国以外的某个国家为分析单位,而区域中文教育研究具有更大的地域跨界,将区域内两国或多国中文教育作为群体对象,形成一个跨国界的“中文教育板块”。区域的概念可以是多维度的:(1)地理维度,包括区域或次区域的中文教育研究,如中亚五国中文教育研究、波罗的海三国中文教育研究等;(2)语别维度,如阿拉伯语国家中文教育研究、西班牙语国家中文教育研究等;(3)文化维度,包括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圈层的中文教育研究,如基督教文明圈国家中文教育研究、汉字文化圈国家中文教育研究等;(4)国际组织维度,如东盟十国中文教育研究、海合会成员国中文教育研究等。总之,“区域”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范畴,但也不是几个国家简单松散的组合,而是在历史渊源、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具有了中文教育领域的某些关联性、相似性、差异性、互补性、相斥性等。
该领域研究既可侧重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教育政策等宏观层面的中文教育问题,如某国中文教育的法律地位、双/多边经贸关系与中文教育的相关性、中文融入某国国民教育体系的路径等,也可重点把握与中文教育密切相关的课程设置、标准制定、学生特点、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测试评估等中观层面问题,如某国基础教育中文课程大纲、某区域中文教学资源发展等。选题研究可从宏观、中观问题的某一方面或多个方面入手,力求对所调查的领域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特征,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解决对策。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一是国家战略和民族复兴之需。国际中文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在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只有全面深入地了解各区域、国家中文教育的情况,针对其发展中的症结提出解决方案,才能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从而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学术智慧。二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之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国际中文教育是在理论与实践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之一,而区域国别中文教育又是其中最具主体性、原创性的研究方向。深化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最能体现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体系的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

二、内容取向

(一)突出问题导向,服务国家战略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提供国际中文教育优化方案为目标,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满足各国中文学习需要为诉求。国际中文教育已遍及世界18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中文教育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受世界格局及本国国情的影响不同,它们之间存在共性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特性问题,而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价值恰恰体现在挖掘其独特性,针对特性问题开展对策研究。当前,不同区域、国别中文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具有一定异质性,如非洲国家中文师资极度短缺的难题该如何破解? 美国中文教育如何摆脱政治羁绊,从而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马来西亚中文教育如何整合华文与华语两个体系的教育资源并协同发展? 如何落实中国和沙特领导人、中国和阿联酋领导人在双边会晤中对中文教育的顶层设计? 问题是创新的源泉,只有以问题为研究起点开展全方位实证调查,对症下药,方可找到对象区域或国家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本领域研究的理论超越。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应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这条主线进行选题和研究。研究目标应明确服务“提升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伟大战略。以俄罗斯中文教育研究为例,俄罗斯中文教育已走过三百余年,随中俄关系发展而历经变迁,现已体系初建、类型丰富、特色鲜明,成为俄语区中文教育的“领头羊”。2019年两国领导人共同将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巩固了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的基础,也为中文教育带来新契机。而新形势下,俄罗斯中文教育如何立足当前优势,规划其未来发展路径,服务并促进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与发展,树立国家关系顶层设计下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成功典型,引领俄语区及周边国家中文教育体系的重构与完善,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崭新课题。同理,中东欧国家中文教育如何配合中国—中东欧“17+1”合作机制、澜湄国家中文教育如何助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南亚国家中文教育如何服务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上述战略合作背景下的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以其“高站位、大格局、宽视野、新形势、准定位”的特点,凸显了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文教育研究尚不全面、亦不均衡。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中亚区域,对南亚、西亚、中东欧国家研究较少且不深入。积极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次区域、国家中文教育研究,深化重点区域和国家中文教育研究,填补空白区域和国家相关研究,促进对象区域和国家中文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推动其可持续发展,让中文教育切实为当地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福祉,为“一带一路”建设起到人才保障、民心沟通的积极作用。

(二)注重体系构建,体现动态发展

世界上各区域、国家的中文教育体系完善程度不同,且不断地发展变化。对其研究首先要坚持系统论观点,将其看作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系统内影响要素众多,互相碰撞、互相影响。单就国别中文教育体系而言,它可以从教育层次、类型、性质等多个角度解构。中文教育层次可分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中小学)、职业教育(中高职)、高等教育(本硕博)、继续教育、社会教育等;教育类型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具体课程有必修课、选修课、兴趣课、辅导课等;按学校性质可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培训机构等;按语言性质可细分为中文作为母语、中文作为第一语言、中文作为外语(包括第一、第二、第三外语)、中文作为双语、中文作为背景语言的教育等。各层次、类型、性质的中文教学又都涉及课程、标准、教学、教师、教材、教法、管理、评估等要素。每个国家不同层次、类型、性质的中文教学发展水平各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体制内外、基础高等、公立私立、学历非学历、必修选修、一语二语”中文教学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以及课程、标准、教师、教材、教法、评估等建设不完善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其研究重点和难点在于:一是如何体现国别中文教育体系的整体面貌;二是如何反映该体系的突出特点;三是如何抓住该体系的症结所在;四是如何促进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动态监测对象区域、国别中文教育中新类型、新模式、新现象的产生与发展。例如美国中小学中文沉浸式教学项目,因其教学效果突出成为近年来美国中文教育最具活力的教学模式,截至2019年12月,全美开设中文沉浸式教学项目的中小学已达317所,遍及32个州。又如印尼的三语学校华语教学模式。印尼华语教学中断30多年后,进入21世纪,印尼华人创办了兼教印尼语、华语、英语的新型华文学校,名为三语学校。截至2018年,印尼三语学校已达97所,成为印尼华语“自主传播”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世界华语教学“主动本土化”的典型案例。再如海外中国学校的创办,2019年迪拜中国国际学校和里约中国国际学校相继成立,采取以中国全日制课程为主、当地课程和国际课程为辅的教学模式,成为中文课程融入当地教育体系的又一新尝试。还有一些消极变化也值得关注,如新西兰高中生中文学习动机衰退、韩国近五年汉语水平考试(HSK)考生人数减少等现象。通过上述实例可以发现,洞察区域国别中文教育新动态,监测其发展态势,及时总结经验并提炼模式,发现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可对其他国家中文教育发展提供借鉴,也可进一步丰富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体系。

(三)强调外部影响,关注内部作用

各区域国别中文教育体系受到诸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对其研究需要具有更加宏观的视野和更为全面的考虑。中文教育外部影响因素包括该区域、国别的政治环境、国际关系、经济水平、社会文化、教育体制、语言政策等,它们对中文教育的宏观影响十分深远,其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越了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生命力。例如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多国陆续出台反华排华政策,使多国中文教育遭受严重打击甚至导致灾难性后果;又如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启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语言战略对中文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特朗普执政后通过一系列对华政策对中文教育进行打压;再如中东诸国近年来“向东看”战略对该区域中文教育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推动与促进;某些欠发达国家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中文教育的制约;两国语言距离、文化距离对中文教育的影响等。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需要深入教育体系内部,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系统考察。内部要素包括各个层次、类型、性质的中文教学及其教师、教法、教学资源、课程、标准、项目等,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动态变化无不影响着中文教育的发展走势。内部要素互相影响不言而喻,例如教学标准是教材编写的依据,而在没有教学标准的情况下,教材又充当着规范教学的“标准”角色,又如优秀教师善用教材,而优秀教材又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等等。

内部因素对中文教育既有消极制约也有积极影响。当今世界各区域、国别中文教育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内部因素供求失衡失配、本土化程度不高等共性问题,制约着各国中文教育发展,但其中也不乏成功案例。在师资培养方面,新西兰中文助教项目成为解决发达国家中文师资短缺的成功案例;缅甸福庆孔子课堂结合“输入型教师与本土教师”培养,积极探索欠发达国家中文师资队伍的建设模式。在教学资源建设方面,中泰合作编写的《体验汉语中小学系列教材》成功进入泰国国民教育体系,每年支持泰国1200余所中小学开展中文教学;在标准研制方面,海外31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部门发布各类中文教育标准105部,促进国别中文教学的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在考试推广方面,美国AP中文考试、澳大利亚VCE中文考试、英国IGCSE中文考试等国际化中文考试均推动了本国乃至世界中文教学发展;HSK考试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拓展,如匈牙利教育部就认定HSK和HSKK 考试为国家考试,将考试成绩视为学生升学、留学,工作人员就业、晋级的重要指标。在孔子学院建设方面,“一院多点”办学模式、“金字塔状”孵化发展模式等因地制宜地引领各地中文教学发展。在项目运营方面,英国“中文培优项目”、法国“中文国际班项目”等对推动当地中小学中文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

(四)兼顾历时演进,侧重共时现状

每个国家的中文教育都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当我们审视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的发展现状时,应注重回顾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从历史发端、重要历史事件、关键人物、发展轨迹中考察各自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当前发展现状的重要启示和深远影响。例如论及汉字文化圈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的中文教育时,汉语言文字对其历史和当今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不容忽视;探讨欧洲部分国家中文教育时,悠久的汉学传统无法回避;赵元任先生在美国中文教育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不能不涉及;中文教育发端于华人华侨开设的私塾蒙馆,这一历史现象对许多国家的中文教育具有普遍意义。

历史固然重要,但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却不完全是教育史研究,它更应是扎根本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现状与趋势研究。因此,历史叙述不能“喧宾夺主”,研究重心还应回归到当前政治经济格局下中文教育体系的实际情况,捕捉最新进展,增强研究内容的时代感和现代感。另外,即使历时研究也要注重鉴古知今、彰往察来,尽力挖掘国际中文教育史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路径选择

(一)立足全球视野,坚持系统发展观
该领域虽然是面向某一特定区域或国家的研究,但仍要求研究者具有鸟瞰世界、纵观全局的视野,将对象区域或国家的中文教育置于全球格局中审视和研究。研究立场应尽量跳出单纯的“我者”和“他者”视角,即从中国看对象区域或国家中文教育和从对象区域或国家看本区域或国家的中文教育,而应站在历史的高处和空间的高位俯瞰研究对象,以保持中正与客观,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看待和分析问题。
系统发展观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想,强调看待问题要用联系和发展的思维方式,最适宜作为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它可从以下两方面对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加以指导:第一,某区域、某国中文教育内外部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互相影响的。前文已经提到某国中文教育体系内部各要素的联系、外部因素与内部要素的联系,以及内外部因素对中文教育的影响。除此之外,国家间中文教育也是相互联系的,其影响大体可分为:(1)引领型,如美国之于美洲,俄罗斯之于中亚诸国;(2)示范型,如法国之于西欧、泰国之于大湄公河区域;(3)协作型,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4)组织型,如欧洲汉语教学协会成员国;(5)消减型,如吉尔吉斯斯坦之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全球中文教育即在各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相互推拉、彼此消长的格局中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可见,中文教育体系内外各种因素复杂交织,互相作用,只有采用系统论的观点加以考察,才能对它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第二,某区域、某国中文教育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曲折的,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前述各种因素的碰撞与反应,必然导致区域国别中文教育发展进程跌宕起伏,热点不断涌现,如近两年沙特、阿联酋、埃及三个阿拉伯语国家相继宣布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得这一区域中文教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又如保加利亚教育部2020年1月公布了“中文教学方案”,结束了巴尔干半岛国家中文教育“无大纲”的历史,或许能够开启这一区域中文教育的新局面。
(二)主张“从问题到理论”,追求理论升华
“从问题到理论”和“从理论到问题”是两种常见却又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领域,“从理论到问题”的研究范式常会用西方二语教学研究中的理论来解决中文教育中发现的问题,将研究对象或被试换成中文、中文教学或中文相关者,研究结论用以验证或修正西方二语教学理论。始终在西方教学理论的框架下循环论证,最终将难以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为此,在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中,我们更提倡“从问题到理论”的研究思路,因为不同的问题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解决办法,提炼出多种模式或理论。同时,一种理论或一种模式也不可能适用所有区域和国别的中文教育,生搬硬套的模式或理论也许会适得其反,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当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不应排斥理论,而应该积极地学习内化、批判地汲取和继承以往的理论成果,分析和鉴别出适用的、有益的理论观点,运用到学术研究之中。
总之,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的研究思路应在问题引领下对中文教育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适用性、个性化、本土化的解决方案或优化策略,在此过程中再进行模式提炼与理论升华。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问题导向、系统分析、模式提炼、理论探索”。这种研究范式有利于发现并总结出中文教育的典型模式和特色化发展路径,再从局部的特殊性寻找整体的普遍性规律,从而逐步建立区域国别中文教育原创性理论体系。
(三)重视一手文献,善用田野调查
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是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最重要的两种具体研究方法。运用这两种方法首先需要具备阅读对象国相关文献的能力,熟悉对象国中文教育环境,这是获取和分析一手文献资料、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的前提。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的一手文献包括政策法规、研究报告、年报数据、新闻报道、教学标准、课程表单、教材目录、师资名录等。文本的搜集、整理、分析应关注以下问题:一是重点搜集分析之前未公布、未研究的文献资料,力求材料鲜活新颖,例如刚发布的中文教育相关法规、文件、年报,最新出版的本土教材等;二是科学设计文献资料的分析框架和维度,兼顾全面与具体,把握整体与特征,如遇到多版本文件和同类资料时,注意历时与共时的比较分析;三是力争将非定量的文献资料转化为定量数据,便于进行定量分析,适当采用数据库分析法、词频分析法等;四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和理性、客观、中立的态度立场,用材料和数据说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主观意识和感性认识的干扰,既不要趾高气扬地发号施令,也不要悲观消极地看待问题,更不要过度夸大成就作为,积极、正面、务实、严谨地对待区域国别中文教育中的各类现象和问题。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标志性的研究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民族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传统方法。该方法强调周密组织计划、亲身体验观察和实证描写解释。田野调查在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中非常重要,是获取一手材料的主要渠道。实施田野调查法应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充分利用网络田野调查。互联网是语言学新的“田野”。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中资料查找收集、问卷发放回收、远程联络访谈等均离不开互联网。二是高度重视调研的前期准备,包括调研工具的研制、调研对象的确定、调研方式、程序、时间、地点等具体筹备工作。三是要边调研边反思,对研究问题层层深入,对研究材料深描细描,避免材料堆砌、浮于表面。
(四)提倡大数据挖掘,开展多维比较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的内容非常庞杂,部分领域所需数据量也很庞大,技术的融入与支持可以大大提高研究效率,提升研究实证性和信效度。数据挖掘法旨在通过“定义挖掘目标、数据获取、数据预处理、数据建模、结果分析”的步骤,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数学关系。该方法的优势在于海量数据信息的高效率采集、自动化处理和可视化呈现,便于揭示海量数据背后的规律与趋势。该方法在区域国别中文教学资源研究、经贸关系与中文教育的相关性研究、中文教育的舆情研究等领域适用性较强。
比较是认识事物本质的有效方法。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适于采用多维度、多视角的比较分析方法:一可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即以中文教育的层次、类型、性质、内外部影响因素为变量,进行区域、国别间中文教育的横向比较,以及特定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的历时纵向比较,发现中文教育在层次、类型、性质、影响因素上的增减、分合、变化等。二可宏观比较、中观比较与微观比较。此区域国别中文教育体系的整体比较和中文教育体系中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中微观比较。三可定量比较与定性比较。根据数据材料的具体情况开展定性定量相结合比较分析。除此以外,还可以设计静态比较与动态比较、历时比较与共时比较等多种比较分析维度。

结语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以中国以外的某个区域、某个国家为分析单位,以解决其中文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是一种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对策研究。该领域研究实践远远早于对研究学理的探讨,学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刚刚萌发,对概念界定、研究对象、内容框架、研究范式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篇幅有限，注释从略     文章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来源 | 河南大学学报

编辑 | 田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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