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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药医真人 生死无小事

吱吱 西北野战军 2018-12-08



 

《我不是药神》票房破十亿,豆瓣评分9.0,朋友圈刷屏、微博热搜一样都没落下。



 

又一部现象级的影片横空出世,究竟是什么打动了受众的钱包和口碑?我想除了网络上各种热闹声音之外,更因为他戳心。


“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正品药不违法但4万一瓶吃不起,价格低十多倍的仿制药没有获得药物许可,但它能救命。在生死面前,守法还是守命?

 

名与命的抉择

 

“瑞士格列宁”是慢粒白血病的救命药,不能停,但也是进口的高价药,买不起。而之所以这么贵主要是因为研发成本高达数十亿,但专利保护期只有20年,生产商想要短期回本,只能利用单独定价权高价销售。


四万一盒的药有效果吗?有,而且还不错。贵吗?贵!那怎么办呢?买平价替代品。于是“印度格列宁”作为仿制药成为了那些买不起“瑞士格列宁”的患者们的选择。

 

 

其实仿制药与正版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专利权。专利权是发明创造人或其权利受让人对特定的发明创造在一定期限内依法享有的独占实施权,是知识产权的一种。而专利权是具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或者出现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任何人不得使用,否则即构成侵权。



影片中“印度格列宁”是没有获得国家认可的,它侵害了“瑞士格列宁”的专利,所以“瑞士格列宁”生产商找到公安局以及印度政府申请配合维权是合法的。



既然正主申请依法维权,那仿制品肯定是会遭到查处收缴的。但如果没有了平价替代品,买不起正版药的病人难道就等死吗?

 

在法与情的抉择间,程勇选择了后者。

 

 

一腔孤勇的英雄

 

程勇被捕时没有反抗。从再次卖药开始,他就决定了不会回头。把儿子送出了国,也放弃了“不坐牢”的底线,虽然少了吕受益和黄毛,但最后散尽家财也算是帮了那些病人最后一把,所以格外坦然。而这份平静却在看到拿着药逃走的病人被围堵回来时被打破,他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愤怒、不甘、挣扎。

 


刚开始的程勇不过是一个卖“印度神油”的小商人,决定铤而走险也是为了给父亲筹救命钱,让自己过得更好。

 

 

所以在假药贩子张长林找到他提出要代理权并被警察“登门拜访”过一次之后,他果断收手,用走私的钱开了一家纺织厂,做起了清清白白的生意,并且给了自己一个试图说服内心的理由:就算自己不干了,还有张长林给患者供药,不过是价格高一点。



后来张长林被追捕,仿制药断货他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吕受益的妻子找到自己,而自己在病房看到了饱受病痛折磨的吕受益,并得知其自杀未遂时,程勇才再次启程到印度求药,然而却已无力回天。那个说等着做爷爷的年轻人在深深地望了一眼妻儿之后自杀了。

 

 

在警察追查仿制药时,患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甚至祈求警察不要再追查了;张长林被捕后警察告诉他“越早招供越可能减刑”,而他却放肆大笑说“我不知道”;黄毛在码头看到警察时为了帮程勇脱身,自己开车吸引警察注意却在冲出重围时意外被大货车撞击身亡。



程勇走私的低价药让病人们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在守法还是守命的抉择前,程勇用行动作出了选择,在患者眼里,他是挽救生命的“神”。

 

 

集中力量办大事

 

"他们想活命,没有什么错。"在求生欲面前,人是很卑微的,所以黄毛会抢药,思慧会去酒吧跳钢管舞,而停药之后吕受益看了一眼熟睡的妻儿选择了自杀,体面地结束生命可能是对自己最后的尊重了。

 

 

"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 theworld entire."在这样的环境下,程勇以向死而生的姿态以一己之力走私药品,确实救了很多买不起正版药的病人的生命,这是善的事实,我们要感谢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依旧有程勇这般有勇气去做些什么的人。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违法走私的行为还是不可取的。况且程勇个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只能缓解一部分人一段时间的问题,他更大的意义其实在于让国家和社会因此重视了慢粒白血病以及身处这片“灰色地带”的病人并为此做出了改变。

 


 

专利维权合法,救人为先合理,没有什么对错,关键是如果破局。要想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依靠组织和国家的力量。

 

其一,要把核心握在自己手里。

 

没有核心会怎样?大量的进口在有货可进的情况下看来损失的只是金钱,但一旦无货可进,失去了核心就相当于把命交到了别人手上,在那只手掐住了脖子后,喘不过气带来的不只是痛苦,还可能是窒息而亡。

 

如何才能活下去?当然是主动求生,把命放在自己手里。掌握核心就意味着有自主选择存活的能力和空间。

 

1949年前进口盘尼西林一两黄金只能买5支,无数的人因为缺药而丧命。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失败中我国青霉素研发成功并量产,1959年20万单位青霉素批发价格仅0.45元,1963年再降为0.22元,惠及全体人民。

 

1943年5月,“中国青霉素之父”樊庆笙(右二)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2016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2300亿美元,“美国7年内禁止该国企业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出售任何电子技术或通讯元件”戳到了中国通信产业的痛点。虽然中国芯片自给率不断提升,但核心技术不足而带来的差距依然无法忽视。于是国家加大对“芯片产业”的投入,让“中国芯”在“阵痛”过后能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实现自给自足。



影片的结尾,当时的国家没有研发能力的情况下也并没有放弃,而是通过其他途径让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患者对药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通过制度的完善让“格列林”纳入医保,让患者有能力抓住生命之绳。

 


其二,要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为什么“印度格列宁”没有被许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而WTO中的专利保护协议规定新药有二十年的法律保护期限,并且拥有定价权。所以仿制药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是不会允许进入的。

 


既然不让买外国的,我国现在的技术不能自己做仿制药吗?可以,但作为一个大国,要行的端做得正。通过国家的力量让更多的人能“救命”,不是说制造仿制药,而是自主创新,做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且能以较低的成本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福利。

 

目前新药研制成功后需要FDA审批,FDA则是由美国国会即联邦政府授权的专门从事食品与药品管理的最高执法机关。FDA就是全球标准。如今中美关系大家有目共睹,实现成果惠及普通人民只有FDA这一条路?不是。在技术和能力成为行业的标准和标杆并拥有了广泛的影响力后,标准不再单一,规则也可以被制定。



其三,要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

 

药的作用简单说就是预防、治疗及诊断疾病,就是救命,落点最终还是平民化,让药惠及更多的人而不是成为“奢侈品”。促进新药问世、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不是钱,而是需求,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就是需求。

 


六十年代,疟疾还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的疾病,国家组织了一批当时最优秀的科学家投入到抗疟药物的研发中来,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正式开展。之后的十几年里,来自各个地方的500名科学家纷纷加入这一抗疟药物的研发团队,屠呦呦便是其中一员。临危受命、不顾安危亲自试药、不断筛选,不懈努力,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最终才用乙醚成功提取出了青蒿素。然而这项成果却并没有用来换取高额利益,而是迅速无偿在临床推广使用。

 


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8%,较新一轮医改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数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央视新闻移动网

 

医者仁心,医疗问题事关民生大计。在生命面前,金钱、权利都不能凌驾之上。医药技术研发出来不运用就不能救命,政策制定出来不落地就无法真正减轻患者及家属的压力。要让国家、政府、法律成为患者安心享受的医疗权利的后盾。

 

 

《我不是药神》通过故事照进现实,“看病难”“救命难”甚至连挂号都难就是生活中存在的真实,“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没有人不想好好的生活在阳光下,但他们因病无法正常健康生活,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但等死又不甘心,所以会想尽各种办法续命,甚至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这样的现象其实挺无奈的。


如果说“程勇”的出现给这些身处灰色地带的人们带来了一束光,那么社会的帮助与国家宏观调控统一指挥则是要为他们建立起一片长久的光明。




本文来源 @吱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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