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拜读”吴若兰女士“中国憎恨外国媒体么”一文深有所感,妄言一二,仅做交流。
吴若兰女士在文中称“但不同于外国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想来是为中国媒体行业的不自由鸣不平。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追溯到1644年英国学者约翰·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有四大核心内涵为学界所公认:一是媒体的发声不受政府干预;二是媒体对政府享有监督权;三是“观念的自由市场”理论与“自我修正”理论;四是尊重事实的态度。看似合理,细思不然。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难有所公认的现实标准。在现实新闻工作中,自由主义新闻主义可以说是过于理想化。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媒介系统呈现出市场至上、消费文化的特征,在关于国家治理的议题上,其所遵循的媒介逻辑并不关注权力的正当性、代表性等问题,同时放任个体欲望而不求共识理性的消费主义文化,进一步加剧了当代媒介治理危机。面对资本与市场竞争时,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监管制度下,传媒业便容易沦落成资本宣传的工具,反而会失去新闻自由,带来更多的不平等。美国大众传媒一直被称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 “第四权力”这个泡沫却早就破了!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时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剑桥分析,利用数据模型在大选中尽可能找出中间选民,并制造更多的“共鸣信息”影响他们的投票结果,此后《牛津词典》将年度关键词定为“后真相”,旨在说明公众在进行政治决策时更加依赖情绪,而非理性与事实,而往往被认为提供真相的媒介系统,在此时不仅没有起到抑制作用,反而由于偏见和虚假新闻的泛滥,吸引了足够的眼球。民众还是被权力所有者操纵,所谓的“新闻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背景下的骗局。不知吴若兰女士提倡的新闻自由莫不是推特将特朗普及其政府前任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律师西德尼·鲍威尔、律师林伍德等人的推特账号被推特公司永久封禁的自由。
吴若兰女士称“真理既不存在于论题中,也不存在于其对立面中,而亟需综合分析两者”。根据弥尔顿的“观点的自由市场”观点,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权力赐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中国有没有流动的意见市场?当然有!网络上五花八门的观点,难道不是高度的言论自由?且不论吴若兰女士一文水平如何,能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难道不是高度的言论自由?吴若兰女士声称“外国媒体在中国正在被歪曲报道——这掩盖了它们发挥积极的作用”。2019年外媒涉华报道数量再创新高,侧重主观和情感因素的政治类报道增多,而侧重客观和理性因素的经济类报道减少,涉华报道情绪化明显,与其标榜的所谓“客观公正”报道理念相悖。首当其冲就是国际化炒作中国内政问题。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重启“台湾牌”、“香港牌”和“新疆牌”,美国国会接续出台相关立法,美国政要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外交场合发表涉港、涉疆、涉藏等不实言论,试图将中国内政问题“国际化”,并联合国际舆论共同对华施压。然后刻意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2020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评论文章将新冠病毒传播的帽子扣在中国人头上,这种带有明显种族歧视和反华立场的文章得以在《华尔街日报》这类主流媒体发表,说明这类媒体早已不再是所谓客观、公正、独立于政治的“看门狗”了。最后借大数据优势影响国际态度,妄图一锤定音。西方三大社交平台先后删除所谓传播香港抗议活动虚假信息账号;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0月公布全球32个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北美与西欧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是全球最负面的。如此种种,难与吴若兰女士所标榜的“客观媒体”相称。世界大潮浩浩汤汤,信息洪流奔涌而来。有些心怀鬼胎的看客眼红中国近几年的发展想借言论自由之口行胡搅蛮缠之事,浑然不知蒙昧其中的是急得跳脚自诩正义的自己。
50年没脱贫,兰考3年怎么干成?“把背离焦裕禄精神的人拿下,让愿意弘扬的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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