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久才能清零？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对疫情控制效果的影响

从2019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肆虐了3年，夺去了1800万人的生命。正当大家以为生活即将恢复常态之时，上海、吉林、辽宁、北京等地疫情再起，网络上关于“躺平”还是“清零”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西方国家为什么普遍“躺平”？我国为什么有信心做到“动态清零”？中山大学社会文化与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SCAN Lab）尝试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探讨疫情控制效果，我们不仅仅想说明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影响了疫情防控政策的选择和实际成效，还想定量地阐明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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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和“清零”的差别主要在于政府管控的范围和力度。我们都知道，控制疫情传播主要有三种途径：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新冠疫情刚开始时，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主要是控制传染源并切断传播途径，具体的措施例如限制人员流动、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等。随着疫苗的研制成功及广泛接种，易感人群获得了一定的保护，但直到现在，疫苗的预防效果并不完美，而特效药仍在研发之中。因此，非医疗手段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手段。目前“躺平”的国家多数是在接种疫苗之外放弃了其他的防控，这种放弃多少有些无奈之举。

不妨让我们看看两个模拟图：

这是两个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 BasedModel，ABM）做的可视化仿真模拟。

模型基于简单的SEIR模型，即易感者（Susceptible）-潜伏者（Exposed）-感染者（Infected）-康复者（Removed），在模拟中分别被设定为蓝色、黄色、红色和灰色。我们假设易感者与感染者接触后并不马上表现出症状，但成为病原体的携带者并开始具有传染性，先成为潜伏者，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症状成为确诊的感染者，再以一定的概率死亡或康复，死亡个体会退出模型。当整个模型中没有潜伏者和感染者时，病毒无法进一步扩散，模型终止。

上下两个模拟图的区别在于，我们加入了个人主义文化和政府调控两个规则。

我们认为高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出行更自由、限制更弱、流动性更强，因此，个人主义的强度体现在主体运动距离范围和政府干预时间快慢上。个体运动的范围服从正态分布，个人主义越强，个体运动范围半径越广且变异性越大；考虑到注重个人自由的文化下政府需要更多的时间考虑措施的可实施性，因此个人主义越强，政府干预的开始时间也越晚。

关于政府调控这一规则，我们认为，高强度政府干预的社会具备更为严格的政府规范措施，对于人员出行有更强的限制性，因此，模型中政府调控的强度体现在主体运动距离范围以及运动点数百分比上。

从仿真系统的模拟结果可以直观看出，高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中，总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在不同的政府规范水平下均显著大于低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同时，政府规范水平调节了个人主义文化对疫情总体控制速度和后期控制速度的影响，而且结果发现这种文化的差异主要发生在高政府规范的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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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与我们在73个国家和我国31个省份中的发现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用73个国家的数据考察了在国际范围内个人主义是否和COVID-19疫情严重程度有关。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各国的人口密度、老年人口比率、政府规范水平、医疗质量和可及性（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 HAQ）、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和病原体历史流行率等因素以后，国家的个人主义得分越高，死亡总数、每百万累计死亡人数以及死亡率也越高。

除了偏相关分析，我们还采用了系统神经科学中使用的定量方法——表征相似性分析（RSA），发现个人主义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能够显著预测死亡相关指标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似性。

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对疫情控制速度又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收集了来自中国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的24414名被试的数据，计算各个省份独立型自我建构的得分，并使用第一波疫情数据拟合各个省份累计确诊人数的发展曲线，获得疫情前期和后期控制速度。结果发现，在控制人口流动性、各个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后，独立型自我建构分数越高的地区，疫情前期控制速度越慢。表征相似性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独立型自我建构在各个省之间的相似性能够显著预测疫情前期控制速度在各个省之间的相似性。

为什么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会影响疫情防控的效率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理机制？

不妨回想一下，当时间回到2020年的春节，你突然看到越来越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时，是怎样的想法和感受？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未知传染病，人们普遍的第一反应恐怕是对于死亡的恐惧。我们都怕死，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影响下的个体所产生的死亡恐惧更甚，因为他们普遍倾向于控制自己的生命，而偏偏疫情让个人的死亡变得不可控。

为了验证死亡恐惧是否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影响疫情防控效率的心理机制，我们邀请来自23个国家的1765名被试回答这样的问题：

“关于新冠疫情，你有多担心自己被感染？”

“关于新冠疫情，你在何种程度上感受到了对于死亡的恐惧？”

“假如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被要求在家隔离，但这个人的病情加重了。如果他/她继续待在家里，将有50%的可能性会死亡，但可以保证他/她不会传染别人。同时，还有另一个选择：即违反政府的要求，为了获得更好的治疗而逃往医疗资源更好的地区。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人死亡的可能性将下降至5%，但在移动的过程中，有50%的可能性会感染10名其他的人。如果你是这个人，你将在多大程度上去往医疗条件更好的地区？”

结果发现，个体的独立型自我建构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违反疫情管控措施，违规流动的倾向性越强，而这一关系会被个体对死亡的恐惧所中介，这就意味着，个人主义文化通过增强疫情背景下的死亡恐惧，增加了个体违反疫情管控的流动性倾向，进而影响了疫情整体的控制效率。由此可见，有些国家的“躺平”很可能是不得不如此。

过往在关于文化价值观形成原因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是“病原体流行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面对高病原体疾病威胁时会形成团体以保持紧密的联系，对外群体成员保持高警惕性，人们会表现出从众倾向以维护社会规范，这些规范共识有助于建造起减少疾病感染的社会屏障，因此促进了集体主义文化的形成。

我们的研究发现，病原体能够通过行为促进特定文化的形成，反过来特定文化同样能够影响疫情。在面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时，文化作为一种调节机制，生物可以调节自身行为来适应并改变环境。这一结果支持了NBC循环模型，扩展了关于自然、行为和文化的研究。

除了文化价值观以外，我们在另外的研究中验证了“信任”和“平等”等社会心理因素在疫情防控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人际信任与机构信任通过不同机制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在群体层面，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疫情防控效率越高，机构信任水平越高，病死率越低（Yuan, et al.,2022；Huang et al., 2022）。众志成城、齐心抗疫，才是快速“清零”的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黄丽芹, 孙寅, 罗思阳. (2022). 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对疫情控制效果的影响及其计算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54(5), 497-515. 

Yuan, H., Long, Q., Huang, G., Huang, L., & Luo, S. (2022). Different role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OVID-19 pandemic contro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93, 114677.

Huang, G., Yu, X., Long, Q., Huang, L., & Luo, S. (2022). The impact of economicfreedom on COVID-19 pandemic contro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quality.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18(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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