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疾忌医”的演化基础：行为免疫系统对就医行为的负面影响

诺大的寝宫内红烛摇曳、熏香弥漫，窗外细雨横斜、阴风怒号，一如王榻旁的群臣诚惶诚恐、满面愁容，整个寝宫陷入局促的寂静之中。号脉的医师开口带走了最后的希望，臣子们于是得知大王已崩，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听信名医的诊断。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死去的大王乃蔡桓公，名医即扁鹊。

战国时期，名医扁鹊会见蔡桓公后告知桓公有病当治，蔡桓公不以为然，不久后却病发身亡。

扁鹊初次见蔡桓公，说：“大王，您得病了，且现在病只在皮肤，容易治好。”蔡桓公说：“我没有病，用不着你来治！”扁鹊走后，蔡桓公对臣子说：“这些当医生的，成天想给没病的人治病，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自己医术高明。”过了十天，扁鹊再见蔡桓公，他说：“大王的病已经发展到肌肉里，抓紧治疗还来得及！”蔡桓公很不高兴，说：“我根本就没有病！你走吧！”又过了十天，扁鹊再见蔡桓公，说：“大王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不能再耽误了！”蔡桓公更不高兴了，摇摇头不予理睬。再过十天，扁鹊又一次去见蔡桓公，看了一眼后掉头就走了。蔡桓公觉得奇怪，就派人去问扁鹊为什么掉头就走呢？扁鹊说现在大王的病已经深入骨髓，能医好的大王的只有神仙，所以，他不敢再请求为大王治病了。过了五天，蔡桓公身体疼痛，于是派人寻扁鹊，此时扁鹊已经逃到秦国了，蔡桓公最终病死。

蔡桓公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以至于我们因为他的故事专门造了一个成语“讳疾忌医”用以记录他的教训。通常，该成语被解释为：隐瞒疾病，不愿医治；比喻怕人批评而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然而，这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的今天，与讳疾忌医类似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例如，在新冠肺炎传播初期，美国有一批反防疫政策抗议者，拒绝佩戴口罩，拒绝保持社会距离，拒绝所有的防疫和医疗措施，甚至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公开轻视疫情威胁：“我认为3.4%的死亡率是一个虚假数字，凭借直觉，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低于1%”。直到新冠肺炎疫苗被研制出来，还有大批国美民众拒绝接种，认为疫苗不仅完全无用，而且还有害。时至今日，美国因为消极抗疫或已累计死亡超百万人。

疫情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观一家医疗用品装配中心时仍然未佩戴口罩

美国反防疫政策者拒绝接种疫苗

这些行为看起来确实非常愚蠢且自私，然而，在进化心理学家眼中，将“讳疾忌医”现象简单的归因为害怕他人说自己的不是，有点儿过于想当然了。在进化心理学的视角下，蔡桓公此举不但不愚蠢，反而还具有一定“适应性”，可能具有相应的演化基础。

在生物漫长的进化历史中，有机体要承受环境中各种病毒和细菌带来的疾病威胁。这使得大部分生物都进化出了生理免疫系统以保证自身的生存。以人类为例，生理免疫系统包含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包括皮肤等）筑起防御的高墙，让病原体难以入侵人体，即便侥幸攻上城墙，还有第二、三道防线（包括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中的免疫细胞与之“battle”。总而言之，生理免疫系统的任务是抵御正在入侵有机体的病原体，在病菌侵入有机体后被动做出反应。

科普动漫《工作细胞》中，白细胞杀死入侵病毒的场景。

血液中的免疫细胞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么，是否有一类反应，能够让有机体免受病菌的“惦记”？结合已有研究，研究者发现，有机体还具有行为免疫系统(吴宝沛, 张雷,2011; 杨盈 等, 2020; Murray & Schaller, 2016;Schaller & Park, 2011)，这是一种心理与行为上的疾病防御系统。该系统以一种预防性的免疫反应（例如对疾病线索的厌恶和回避）阻止病菌入侵有机体。也就是说，行为免疫系统可以减少有机体暴露在病菌环境中的时间，从而减少了病菌对有机体的“惦记”。

和生理免疫系统类似，行为免疫系统不仅存在于人类之中，同样适用于其他物种。例如，夏天来临，人类的蚊帐、花露水等防蚊物品即将派上用场，与人类对蚊虫的防御类似，许多动物都发展出了对蚊蝇这类可能带有病原体的昆虫的防御和回避行为(Kavaliers & Choleris, 2018)；人类对食物的新鲜程度展示出极高的敏感度，比如活海鲜价格是死海鲜价格的两三倍甚至更高，类似地，许多食肉动物也不怎么吃腐肉，因为腐败的肉中存在更多的病菌。

即使强悍如狮子，也会对食物新鲜程度反复选择，因为吃了高度腐败的食物，付出的可能就是生命的代价

目前，研究者认为，由于在人类中导致疾病感染的一个主要载体就是我们的同类，因此人类大部分的社会行为可能都受到了行为免疫系统的影响，即行为免疫系统主要通过调整人类的社会行为来规避疾病感染的风险。迄今为止，大量研究提示行为免疫系统在刻板印象和偏见形成、性态度与性策略、政治态度与行为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人们对肥胖者、残疾人、老人等可能持有的歧视性态度，而这些态度被发现均与个体对疾病威胁的回避反应有关；研究还显示，疾病威胁增强了被试使用安全套的意愿、降低了个体对短期交配的渴求；疾病威胁促进个体更支持保守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更不愿意冒险（如：杨盈 等, 2020; O'Shea et al., 2020; Schaller & Park, 2011）。

在高几率感染疾病、缺乏医疗技术的远古时期, 行为免疫系统激活所带来的行为改变无疑是降低感染风险的有效手段。然而，在当代环境下，由疾病带来的真实风险明显减小，即使发生感染，往往也存在着一定的治疗方法。但在现代医疗体系下，由于治疗手段和治疗环境的变化，现代医疗环境中反而可能聚集更多的病人，他们拥有更严重的病症，显示出更多疾病线索。这可能导致个体受到疾病感染威胁的主观感觉很容易激发，从而可能促使个体产生次优的行为策略。例如，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核酸检测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人员密集的小区，集中做核酸不仅意味着排队的漫长等待，也意味着来自他人的潜在感染威胁，此时行为免疫系统被激活，使得个体抗拒和回避核酸检测。事实上，我们在新闻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某某不配合核酸检测的故事。

一男子拒做核酸

这提示，基于远古时代环境进化而来的疾病防御机制可能不适应现代的医疗环境，行为免疫系统在现代的医疗环境下可能是进化失配的。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医院可以治疗大部分疾病，但是，医院作为疾病患者的高密度区域，具有大量的疾病线索，往往带来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行为免疫系统告诉我们的是“去医院具有感染疾病的风险”，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就医行为倾向。由此，我们假设：行为免疫系统可能对现代人类的疾病控制行为，例如就医行为，产生消极影响。

医院里可能被人们检测为疾病线索的物品或场景。

前人研究已经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例如，处于厌恶状态下的结肠癌患者, 在出现癌症症状时倾向于延迟求助(Reynolds et al., 2014)；厌恶敏感性高（意味着行为免疫系统特质性激活水平高）的个体对疫苗接种的态度更消极(Clay, 2017; Kempthorne & Terrizzi, 2021)；此外，调查发现，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医院急症科的就诊率反而下降了(Fatimah, 2020)。

在近期的研究中，我们通过三个不同的行为实验对上述假设进行了系统的直接检验。研究1A发现，核心厌恶（反映了行为免疫系统的特质性激活）对个体就医态度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行为免疫系统特质性激活水平越高的个体更容易对就医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疾病线索采取疾病回避策略，从而对个体的就医态度产生负面影响；研究1B发现，在接受疾病启动后，被试的就医态度变得更消极，这提示，当个体的行为免疫系统被就医环境中的疾病线索情境性激活后，会使个体对就医持有更消极的态度；研究2A发现，核心厌恶对个体延迟就医倾向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且这一关系不以个体对疾病症状的理解性和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自我认知为中介，这提示，行为免疫系统特质性激活水平与就医延迟倾向的关系确实是通过行为免疫的通路起作用的；研究2B发现，当外界环境疾病线索增强时，被试就医延迟倾向增强，而且这一关系不以个体对疾病症状的理解性和严重程度的认知为中介，这进一步提示了环境中增强的疾病线索对个体就医延迟倾向的影响确实是通过行为免疫的通路起作用的；研究3发现，对就医感染风险的感知在行为免疫系统激活与就医倾向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提示，行为免疫系统激活对就医态度和就医延迟倾向的消极影响，是行为免疫系统将就医情境识别为了疾病感染的线索所致。

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人类从远古时代进化而来的用以应对疾病感染的心理与行为防御机制，在当代社会中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复杂的医疗情境下，对现代人类用以对抗疾病感染的就医行为可能具有消极影响，从而使得个体对就医持负性态度并倾向于延迟就医。这一结果支持了进化失配假说，提示行为免疫系统对现代医学可能缺乏进化的适应性。这一研究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现代人类就医行为的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疾病预防工作提供新的思路。例如，在个体前往医院就医之前，或许可以通过清洁行为来缓和其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状态(Huang et al., 2001)，从而使其产生更加积极的就医态度和更少的延迟就医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并未直接将被试置于真实医疗环境中，因此，未来可在实际的就医情境中进一步考察行为免疫系统对就医行为的真实影响。

回归到“讳疾忌医”的故事当中，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蔡桓公的行为：当蔡桓公被扁鹊告知自己生病了，而“生病了”这句话，激活了他的行为免疫系统；而且，作为医师的扁鹊，常年与病打交道，此人的出现便预示着疾病的出现，即扁鹊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疾病的线索。蔡桓公又是一个特质性行为免疫系统激活水平高的人，所以他那过强的行为免疫系统，告诉他的就是“赶快让这人走开，走开你就安全了！”。也就是说，蔡桓公的行为可能是我们人类先天进化而来的行为免疫系统所产生的一种疾病预防性的反应，它具有规避病原、降低感染风险的功能；但这一适应人类远古生存环境的进化机制，由于不适应人类社会医疗技术的发展，反而却导致了蔡桓公病情恶化、最终不治身亡。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吴宝沛, 张雷. (2011). 疾病的心理防御：人类如何应对病菌威胁. 心理科学进展, 19(3), 410–419.

杨盈,朱慧珺, 周婉, 张明杨, 谢怡萍, 包寒吴霜, ... 蔡华俭. (2020). 行为免疫系统理论及其研究: 新视野下的再考察. 心理科学进展, 28(11), 1865–1879.

Clay, R. (2017).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and attitudes about vaccines: Contamination aversion predicts more negative vaccine attitud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8(2), 162–172.

Fatimah, L. (2020). The impact of the COVID 19 pandemic on emergency department attendance: What seems to be keeping the patients away? Journal of Emergencies, Trauma, and Shock, 13(4), 246–251.

Huang, J. Y., Ackerman, J. M., & Sedlovskaya, A. (2017). (De) contaminating product preferences: A multi-method investigation into pathogen threat's influence on used product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0, 143–152.

Kavaliers, M., & Choleris, E. (2018). The role of social cognition in parasite and pathogen avoidanc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3(1751), Article 2017020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0857

Kempthorne, J., & Terrizzi, J. A. (2021).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and conservatism as predictors of disease-avoidant attitud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78, Article 110857.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21.110857.

Murray, D. R., & Schaller, M. (2016).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3, 75–129.

O'Shea, B. A., Watson, D. G., Brown, G. D. A., & Fincher, C. L. (2020). Infectious disease prevalence, not race exposure, predicts both implicit and explicit racial prejudice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3), 345–355.

Reynolds, L. M., McCambridge, S. A., Bissett, I. P., & Consedine, N. S. (2014). Trait and state disgust: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disgust and avoidance in colorectal cancer decision scenarios. Health Psychology, 33(12), 1495–1506.

Schaller, M., & Park, J. H. (2011). 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and why it matter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 99–103.

文献来源：

吴奇, 吴浩, 周晴, 陈东方, 鲁帅, 李林芮. (2022). 行为免疫系统对个体就医行为倾向的影响. 心理学报, 54(8), 93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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