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越孝顺，老年人就越幸福吗？
百善孝为先，中国自古以来就尤其的重视“孝”，孝道贯百代，上下五千年，周朝时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旨在敬老尊贤。礼法规定，70岁以上的老人有食肉的资格，享受敬神一样的礼遇。春秋战国时，70以上的老人免一子赋役；80岁以上的老人免两子赋役；90岁以上老人，全家免赋役。隋唐后的刑律皆将不孝列入等同谋反不予宽赦的“十大恶”之中，杀父母者历代皆凌迟处死。明律则更为夸张，凡不顺从父母致使父母生气的事皆视为忤逆，可告于官，要打板子直至判刑。在过去读书人想要出仕做官，是否有“孝”名便是第一道筛选线，大家都在为如何让自己孝顺的名声远扬而绞尽脑汁，甚至闹出了不少让现代的我们觉得荒诞的故事。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一份足弥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持续快速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以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的变迁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会发生社会变迁（Chong & Liu, 2016; Seelbach, 1977）。随着社会快速发展，我国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也产生了自适应变迁（傅绪荣, 2016; 葛枭语, 2021）。因此，我国传统的孝道观念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时代背景呢？而孝顺父母可是一件自古便受到推崇的事情，孝顺行为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老年父母的孝道期待和子女的孝道行为之间的匹配
有研究认为, 导致上述孝道期待、子女孝道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成年子女的孝道支持行为之间并不一定是匹配的。例如, Peek等人(1998)认为, 老年人会强烈地感到成年子女有帮助年迈的父母的义务, 但同时他们也明白, 特定的阻碍(如抚养孩子、婚姻冲突或未就业)会限制子女照顾父母的资源, 此时有些老人可能依旧抱有高期待, 而有些老人则会体谅子女进而降低期待。Ren等人(2022)也发现, 当成年子女无法提供过多的孝道支持时, 许多老年人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期望, 以避免失望, 避免给子女带来负担。研究进一步发现,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成年子女的支持行为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感。例如, Guo等(2020)的研究发现, 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越多, 母亲觉得子女更孝顺, 但如果子女表现出绝对的服从, 母亲就会体验到更消极的情绪和矛盾情绪。Hamon和Βlieszner (1990)认为, 当用孝道责任规范来衡量两代人时, 他们的期望会产生差异, 而父母和子女在角色期望上的一致程度, 会影响从特定关系的互动中获得的满意度和个人幸福感。中国文化信仰指出, 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可能会对老年父母的其他生活领域产生溢出效应, 导致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Huang & Fiocco, 2020)。根据缪尔森“幸福=效用/欲望”及“情绪=现实/欲求”，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可能是老年人情绪体验和幸福的关键因子。由此可见, 以往研究结果矛盾的根源在于老年人的孝道期待与子女的孝道支持之间的匹配程度, 因此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才是影响老年人幸福与否的关键。
围绕孝道期望和孝道支持之间匹配程度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 以往研究者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Liu et al., 2020; Ren et al., 2022; Silverstein et al., 1996)。例如, 王姗等(2019)发现, 老年人接受子女支持在孝顺期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还有研究者探讨了孝道期望和孝道支持之间匹配程度与老年人负性情绪体验之间的关系。例如, 罗婷俐(2019)发现, 孝道期望可以直接降低老年人抑郁情绪, 也可以通过成年子女孝道行为来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正如van der Pas等人(2006)所言, 对处境的感知会影响幸福感, 亲子支持是否有益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取决于老年人是否将获得的联系和支持视为对特定需要的适当反应。
孝道期望和孝道支持不匹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当老年人的孝道期待高于子女的孝道支持时, 对其幸福感有消极作用(Cheng & Chan, 2006; Dong et al., 2017; Liu et al., 2020)。例如, Liu等人(2020)的研究发现旅居美国的华人老年父母的孝道期望高于感知到的子女的孝道行为, 这种不一致, 特别是情感方面的不一致和较差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关。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假设, 当人们被剥夺了一些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得到的东西时, 往往会倾向于产生一种相对的剥夺感, 进而滋生不满。基于该理论, 老年人将孝道期待作为衡量标准, 与他们得到的子女支持进行比较, 孝道期待较高的父母往往会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孝顺关爱, 倘若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支持, 一种相对的剥夺感(不满)可能会出现, 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Dai, 1995)。
另一方面, 当老年人孝道期待低于接受到的子女的孝道支持时, 老年人的幸福感也可能会降低(Silverstein et al., 1996)。根据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理论, 成功老龄化的三个要素之一是老年人要持续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和生产性活动中去。脱离理论(Disengagement Theory)和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进一步指出, 那些认为自己成功适应了的老年人, 他们在自我接纳和自我满意之间取得了平衡, 并保持着对生活的投入和参与(Reichstadt et al., 2010)。而连贯理论(Continuity Theory)强调, 人们需要的是在自己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维持一种联系, 他们活动的本身并不重要, 而重要的是对过去生活方式的延续(Atchley, 1989)。因此, 如果子女给予逐渐年老的父母过度的支持, 可能会打破老年人生活方式的连贯性, 从而不利于他们获得积极的体验。基于上述理论和研究, 有研究者提出代际间晚年生活相互依赖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对家庭成员的依赖通常会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 但极端依赖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特别是在接受支持方面, 从成年子女那里得到中等程度的支持是有益的, 但是过多支持反而会降低其幸福感(Silverstein et al., 1996)。
据此, 我们认为当老年人孝道期待与接受到的子女孝道行为相匹配(高期待高支持、低期待低支持)时才有可能促进其幸福感, 而不匹配(高期待低支持、低期待高支持)可能会降低幸福感。此外, 研究者还指出, 并非所有的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都是相同的。例如, Βai (2019)通过对来自正式照顾者和非正式照顾者(子女)的经济和物质照料、情感照料、个人照料和信息照料的潜类别分析发现, 相比之下, 经济和物质照料与信息照料方面的期望的实现程度较高, 而情感期待的实现程度较低。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老年人在情感、工具、联络和信息四个方面的孝道期待的实现程度与其生活满意度和孤独感的关系。
适度的情感孝顺和沟通孝顺让老年人生活更满意
我们发现, 相比于不匹配, 情感期待和情感支持匹配时以及联络期待和联络支持匹配时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以往研究, 当子女支持与老年人的孝道期待匹配, 就不会出现剥夺感, 并且高期待导致了老年人所需要的高支持, 加强了亲子互动, 提高了亲密感, 从而有利于他们产生积极情绪, 提高其幸福感(Dai, 1995; Dong et al., 2012; 罗婷俐, 2019; 王姗 等, 2019)。相反, 当孝道期待与子女孝道行为不匹配时, 会增加家庭关系的不和谐,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老年人, 更加容易受到不和谐的家庭关系的影响, 导致其生活满意度下降(Huang & Fiocco, 2020)。因此, 当老年人孝道期待与接受到的子女孝道行为相匹配时才有可能促进其生活满意度。另外,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和城市化加剧,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已经从工具性期待转向情感期待(Cheng & Chan, 2006; Hsu et al., 2001; Ren et al., 2022; 杨曦, 2016)。有研究表明, 成年子女提供的情感支持与父母感知到的情感支持(即情感支持的传递)完全中介了子女孝道信念与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并部分中介了子女权威式孝道信仰与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而成年子女提供的工具支持与父母感知到的工具支持(即工具支持的传递)在成年子女孝道信念与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没有这样的中介作用(Zheng & Li, 2022)。这个结果提示我们, 要提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成年子女应密切关注父母的情感需求。
另外，我们还发现, 在期待和支持匹配的情况下,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随信息期待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提高。在网络时代背景下, 老年人信息支持对其个体发展有诸多积极作用, 例如, 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 提高生活质量(Hu et al., 2020), 增强其生活独立性与安全性(苏文成 等, 2021), 扩大社交网络, 获得社会支持, 增加社会联结, 减少他们的孤独感, 并缩小代际之间“信息鸿沟” (Hasan & Linger, 2016; Tsai et al., 2017)。
子女的情感孝顺不足会让老年人更孤独
我们发现, 与情感期待低于情感支持相比, 情感期待高于情感支持时老年人的孤独感更高。研究者认为, 子女支持(孝道行为)在减少老年人孤独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经常与孩子互动的老年人孤独感更低(van der Pas et al., 2006)。当情感期待高于子女的情感支持, 缺失的陪伴和亲情会让老年人产生空虚和寂寞。随着现代化生活流动性增加, 精神赡养、陪伴性支持和情感交流成为新“二十四孝”中的重中之重。
我们还发现, 工具性期待、联络期待和信息期待的实现程度对其孤独感没有影响, 其孤独感仅随联络支持和信息支持的增加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家庭结构变化、人口迁移和城市化加剧, 老年人及其子女的孝道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Cheung & Kwan, 2009; Liu, 2016; Zhang & Goza, 2006)。我国许多老年人处于独居(空巢)状态, 成年子女很少去探访他们, 有些人甚至会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去探望过父母(Lao et al., 2019)。因此, 老年人为了避免失望, 可能会降低对子女的联络期待和信息期待, 并主动减少和他们之间的联络, 逐渐形成了 “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的现状,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本研究的结果。另外一种可能是, 老年人联络期待降低是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老年人为了子女更好的发展前途, 即便不情愿也已经接受了这种模式而不会有更多的消极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 子女若能提高联络的频率, 就会让父母感到欣慰、减少其孤独感, 而现代化和城市化促使子女和父母联络的主要方式是通信方式, 这就要求子女必须给老年父母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Godfrey & Johnson, 2009)。
总之，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适度的情感孝顺和沟通孝顺是保证老年人生活满意的重要条件，如果子女提供的情感孝顺不足，会让老年人感觉更孤独。老年人期待子女能多给自己打电话，期待子女可以多回来看看自己，一旦子女没有给予老年人需要的支持，老年人就会逐渐变得失望、进而对生活产生不满。但同样的，子女过度的支持有时候对老年人来说也不全然是一件好事，就像过度保护下的孩子难以适应新的环境一样，对于老年人来说，老龄化后的环境也需要老年人不断摸索、逐渐适应，有时候子女的过度支持反倒会使老年人失去自己探索的机会。也许新时代背景下的“孝顺”，比起子女一味地单方面付出，倒不如在和父母沟通、了解父母的想法后给予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可能更多时候作为子女需要做的事情不是一直陪着他们，而是让父母们尽可能地享受老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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