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杀青后，戈达尔开车载着卡里娜从日内瓦返回法国，抵达巴黎后，戈达尔问：“在哪儿下车？”卡里娜回答：“别让我下车。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对于此刻的卡里娜来说，戈达尔便是世界、便是一切，这辆车是划过雪松林抵达时间尽头的船。昆汀·塔伦蒂诺《低俗小说》被一些人称为后现代史诗，乌玛·瑟曼在汽车餐厅一起大跳扭扭舞成为影片的著名桥段。《低俗小说》曾在1994年荣获第4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组委会特意为《低俗小说》举办获奖二十周年纪念重映，昆汀带着瑟曼、特拉沃塔在活动的红毯跳起扭扭舞重现了影片的经典一幕。可能有的影迷并不知道，《低俗小说》的跳舞段落是向戈达尔致敬，准确地说是戈达尔的《法外之徒》给了昆汀灵感。相较于《低俗小说》，《法外之徒》的跳舞段落更加的即兴、荒诞、难以归类，节奏、舞步与舞者的身姿合力散发出强烈的无政府主义气味。如同瑟曼之于昆汀，《法外之徒》的舞蹈段落是由戈达尔的银幕缪斯安娜·卡里娜完成。卡里娜是戈达尔的第一任妻子，这对银幕搭档的合作时段正是法国电影新浪潮席卷全球的黄金期，两人的声名与爱恨也在随着这股浪潮漂流浮沉。
《法外之徒》的舞蹈段落，从左到右依次是克劳德·布莱塞、安娜·卡里娜、萨米·弗雷
让·吕克·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生于法国巴黎，父亲是一位医生，在在法国和英国都很有名，拥有正统的法国胡格诺家族血缘；母亲来自瑞士大银行世家，同样拥有优良的瑞士加尔文教派血统，外祖父是巴黎银行和荷兰银行的创建人，并将其的庞大遗产留给了女儿。因为家庭关系，戈达尔长年往返于法国与瑞士之间，1岁时随家人移居瑞士，3岁时返回巴黎，二战爆发时从法国艰难逃至瑞士，在瑞士尼翁（Nyon）就读小学、躲避战乱。16岁再次回到巴黎，就读于Lycée Buffon中学；两年后，没有通过毕业会考的戈达尔，再次回到瑞士洛桑（Lausanne）与父母共同生活，而其父母的婚姻业已破裂。1949年，成年后的戈达尔回到法国，注册了巴黎大学索邦学院（la Sorbonne）人类学学位课程，但几乎从来不去上课。日后还不无讽刺地说道，“大学是一个充斥病态人种的畸形场所，我决不去那种地方。”显赫的家世、殷实的经济条件，并没有让戈达尔变成一个沉溺于物质的布尔乔亚，反倒促使他像20世纪初那些追求新思想的贵族革命者一样，唾弃自己的出身，毅然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在戈达尔未成年时，已经沾染了偷窃的恶习，不断地去偷、不断地被抓。18岁时，因为偷盗被抓，让他未能按时进入大学。在巴黎大学求学期间，戈达尔曾从舅父家里偷钱，用来资助同学雅克·里维特拍摄第一部短片。戈达尔22岁时又因偷了雇主——瑞士电视传媒公司的东西，被直接投到了苏黎世的监狱。他的父亲在保释戈达尔之后，又将自己的儿子送进了精神病院，或许正是这段治疗经历让戈达尔决定不在接受家里的经济支援，与家族划清了界限。在阿涅斯·瓦尔达《五至七时的奇奥》中，戈达尔和卡里娜在银幕上重现了两人的爱情
戈达尔的弟弟认为，哥哥的偷窃行为是一种对家庭的叛逆和对新教徒吝啬的对抗，戈达尔却表示：“那是一种对掌控自己世界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的驱使、以及对家庭的逃避，戈达尔离开瑞士开始了环球旅行。童年时代的颠沛、法国与瑞士之间的往返，带给戈达尔动荡、游离的心脏，他乡故乡的轮换与误认隔断的正是对归宿感的体认。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侵染、卡尔·马克思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冲击，以及自身深厚的欧洲艺术修养，造就了戈达尔——一个深具反抗精神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二战后的长途旅行，更像是戈达尔无根心灵探寻停靠港口的修行，一路的见闻与思考，内化提升的是其性格的强度，反叛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亦在他脑海浮现出清晰的脉络。回到瑞士后，戈达尔成为了一名无产阶级工人，在迪克士水坝(Grade-Dixence)进行体力劳动，用赚来的钱买了一部三十五厘米摄影机，并在大坝上拍摄了自己的短片处女作《混凝土作业》（Opération 'Béton'）。1954年4月25日，戈达尔的母亲因车祸去世，他没有出席葬礼。1952年10月至1956年8月，在瑞士期间，戈达尔暂停了影评写作。此后，戈达尔再度回到巴黎，进入《电影手册》杂志编辑部，重新开始影评活动。三年后，戈达尔带着摄影机出现在了巴黎街头——第一部长片《筋疲力尽》开拍。多部短片的拍摄经历、大规模的观影经验和长期累积的理论知识，让戈达尔得以在其处女作中厚积薄发、施展才华。就在《筋疲力尽》的拍摄期间，戈达尔从一则肥皂广告上发现了丹麦女孩安娜·卡里娜，决定邀请她出演影片的一个小角色。“你必须把衣服脱了”，戈达尔误以为肥皂广告拍摄是真脱衣，对卡里娜提出了裸露出境的要求，19岁的女孩儿并没有被吓得仓皇而逃。“只有在你的脑子里我才是光着的”，卡里娜用尖利的嘲讽回绝了戈达尔。三个月后，戈达尔再次给卡里娜拍了一封电报，邀她主演政治电影《小兵》。答应出演的卡里娜见到戈达尔后，又犹豫的问道：“我要脱衣服吗？”“完全不用”，戈达尔回答到。《小兵》不仅开启了两人的电影合作生涯，也拉开了一段爱情故事的序幕。
安娜·卡里娜，原名Hanne Karin Blarke Bayer ，1940年9月22日出生于丹麦，小戈达尔10岁。不同于戈达尔，卡里娜出身微寒，一岁时父母离异，四岁之前一直由外祖父母抚养，后来又由别的家庭代养，八岁时才回到母亲身边。1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跳舞和绘画，曾一度以出售自己的画作为生。从童年时代开始，卡里娜就多次试图离家出走。1958年，在与母亲的一次争吵之后，不满18岁的卡里娜离开家，搭车来到了巴黎。初到巴黎的卡里娜身无分文，并且不会讲法语，经常流落街头。一天，当她坐在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休息的时候，被一位广告代理发现，走上了模特之路。不久，受到了皮尔·卡丹与可可·香奈儿的赏识、前途大好，她的艺名Anna Karina（安娜·卡里娜）便是由香奈儿设计的。直到遇到戈达尔，安娜的生命再一次被改写，她的名字开始被新的标签填满。
在《筋疲力尽》未上映之前，戈达尔担心这部影片失败后再无片可拍，紧急启动了《小兵》的制作。开机前，《法兰西晚报》爆出了“戈达尔已找到下部电影的朋友”的八卦新闻，向来傲娇的戈达尔为了向卡里娜解释，竟手捧50朵玫瑰出现在了卡里娜的门前。《小兵》在瑞士日内瓦开机，可是拍摄进行的很慢，戈达尔尽力的摒弃现有的拍摄手法，反叛的法兰西人并不太清楚自己要什么，却明确的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有时候，剧组人员已经布好了景，戈达尔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撂下一句“我不拍了”就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待他找到感觉时，摄制组已经在一片茫然中等了十个小时。戈达尔喜欢在片场观察演员，根据演员现实生活中的状态确定拍摄角度、制作对白。但在对卡里娜的注视中，戈达尔的目光在丹麦女孩的一瞥一笑间变得柔软、迷离，卡里娜的顾盼回应让两个人渐渐被情爱俘虏。
在瑞士洛桑的一家餐厅、摄制组的一次聚餐上，被情爱诱惑的戈达尔做出了大胆的行为，他从桌子底下敲打安娜的腿，安娜的接过了他的纸条，而卡里娜当时的男友就在现场。“我爱您，午夜我在日内瓦的和平咖啡馆等您。”简单、直接的言辞近乎粗鲁，与冒失、略带匪气的递纸条的行为如出一辙。卡列娜的男友一把夺过纸条，大骂戈达尔，并对女友说：“你不会去的，你不了解他！”卡列娜说：“可我爱他！”表面果敢的卡里娜，内里寻觅的也许是从出生开始就缺位的父爱，渴望的是一个威严男人的呵护。安娜背叛了男友，奔赴日内瓦咖啡馆的约会，投入了戈达尔的怀抱。安娜说，那时空气里都是爱情的味道。
《小兵》杀青后，戈达尔开车载着卡里娜从日内瓦返回法国，抵达巴黎后，戈达尔问：“在哪儿下车？”卡里娜回答：“别让我下车。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了。”对于此刻的卡里娜来说，戈达尔便是世界、便是一切，这辆车是划过雪松林抵达时间尽头的船。两人住进了一家旅馆，白天却见不到戈达尔的踪影，在等待日落的时间里，卡里娜蜷缩回童年被遗弃的恐慌中，但她还是选择相信。终于有一天戈达尔以十分坚定的口吻说：“对，应该找一处单元房。”安娜没让他说第二遍，他们总算安了个家。
《小兵》之后，两人合作的第二部作品《女人就是女人》诞生，这部糖果色的电影像是戈达尔写给卡里娜的情书，有了卡里娜的生活也许也像这部电影一样明快。米色风衣、蓝色长裙、红色毛衣、白色的内衣和水手服，在卡里娜玲珑有致的身体上变换、跳跃，戈达尔的爱意从胶片上流了出来，甜腻到恶心人的地步。就在影片的拍摄期间，卡里娜怀孕了，戈达尔却陷入到“是否要孩子”的矛盾之中，并将这种困境投射到影片里。戈达尔最终选择迎娶卡里娜，婚后不久安娜却意外流产了。当戈达尔迈步向前时，命运却像是跟当初游移不定的他开了个玩笑，恶意的玩笑。生活还得继续。
1962年，拍完《随心所欲》后卡里娜非常生气，她认为自己被拍得很丑，并责怪戈达尔不该让她这部片子。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戈达尔经常不告而别，去买一包烟就可能失踪三天。也许是在亚平宁半岛的海滩，半截烟头灼痛了知识分子的太阳穴，潮水的回光加剧着戈达尔的无力与晕眩；又或是纽约的街头，落日点燃了林立的楼宇，映衬在他大理石片般的脸上，深陷孤独漩涡中的戈达尔才会想起安娜打个电话。而电话那头的安娜，只能呆坐在窗前看秋天吃掉树叶、霜花爬满玻璃。越疏离越清晰，越亲近反倒盲目。
戈达尔在日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道，我跟自己明星妻子的关系，就如同是嫖客和妓女，既如痴如醉，又怀有羞辱感。关于爱情，最大的误解也许是它能化解孤独；关于婚姻则是，拆掉界墙彼此信任才会幸福。可孤独就是孤独，容不下一个形容词的偏颇。婚姻更像是从道德上，强制两人成为抵御对方孤独的卫士。“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里尔克《秋日》），孤独才是人的原罪。
1964年，卡里娜接演了法国男演员莫里斯·荣内特（Maurice Ronet）执导的影片，并与之有了一段恋情。同年的12月，与戈达尔签下了离婚协议，结束了三年的婚姻。接下来的两年中，戈达尔依旧将一些影片女主角的位置留给了卡里娜。1966年罗伯特·布列松的《驴子巴特萨》上映，戈达尔注意到饰演女主角的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也被戈达尔的才华所吸引，随后成为他的学生，然后变成妻子。维亚泽姆斯基还出演了戈达尔的《中国姑娘》《周末》，在生活和电影两条线上取代了卡里娜。戈达尔与卡里娜再无交集。让-吕克·戈达尔与安娜·卡里娜
离开戈达尔的卡里娜陆续出现在卢奇诺·维斯康蒂、沃尔克·施隆多夫等大导演的作品中，去好莱坞拍了一些电影后，又回巴黎，结婚4次离婚3次。戈达尔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彻底转入对左派思想的研究，拍摄了大量政治电影，直到1980年才重又回法国拍摄故事片。21年后，在《爱情研究院》的记者会上，当苍老的戈达尔本想说安娜·卡列尼娜时，“Anna Karina”（安娜·卡里娜）却脱口而出。消逝的爱情溶进身体，熟悉如同呼吸又在行走中忘记，时光让戈达尔的防备与山字形的发际线一起失守，曾经千万次呼唤过的名字，又在不经意间引起了身体的震颤。
上世纪70年代，由于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分歧，戈达尔与电影手册派的导演交恶，双方陷入到长久的批评、漫骂与攻击中，但从未听闻卡里娜说过戈达尔一句坏话。当有人提及这个问题时，安娜说：“我没法说他坏话，他是我的老师，我的爱人，我的丈夫，我的皮格马利翁（塞浦路斯国王），对我来说他是一切，他教给了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