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开分8.2，中国纪录片旗手正式回归
周浩透露，他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用于前期调研，最终确定了影片中的两位拍摄对象——家庭不幸的青岛心理咨询师佟梅梅，遭遇过性侵的台北默剧表演家姚尚德，多年来，虽然一直被创伤的问题所困扰，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为承受着相似痛苦的人们发声。
拍摄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拍摄团队的介入，不可避免导致他们创伤的回闪，而表现出了“抗拒”的状态。导演被迫从摄影机背后现身，卷入这场无法逃避的对话。此外周导在返场谈表示想拍胡锡进的纪录片。
导筒专访回顾：
周浩：纪录片是一个老而弥坚的东西
当 周 浩 回 到 故 乡
两届金马最佳纪录片得主周浩带着他的新作《7%》回归大众视野，导筒此前也参与周浩在广州的《7%》放映活动，本片目前也可以在腾讯视频进行全片观看（相关阅读：周浩 与他的《7%》），在这次结束后，我们得到了与周浩导演进行短暂采访的机会，目前他正忙于多个纪录片项目的筹备和拍摄，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便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回到故乡贵州拍摄的纪录长片《小凤》。
采访全文
导筒：
上次在广州纪录片节听您谈到《小凤》这部片子，首先想围绕这部作品了解一下，按您所说可能要等七八年之后才完成它，因为您正好也是贵州的，等于回到了故乡拍这个少女的纪录作品，最初为什么会想拍这个题材？
周浩：
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当时实际上是跟公益组织做一个关于留守儿童的片子嘛，他们说你想去哪里，因为我从来没在贵州拍过片子，就回贵州吧，我想就根据我对贵州的了解，因为在贵州做过记者，就是很主观的找到一个学校。然后那个学校的老师就带我去走访同学，在那个村里面本能的在做这件事情，接着就碰到其中一个小姑娘，还不是小凤，是另外一个姑娘，然后她当时说了一番话。
这小姑娘告诉说：“我如果有钱了，我要把村里的这条公路修好，我现在上小学五年级，我的成绩没有弟弟好，我以后一定要供我弟弟上学，我不确定我能够读到高中，如果初中毕业我就回来的话，我们村里面的一年级的小朋友大概我能够教，我这辈子大概不准备嫁人了”，小姑娘那种话嘛，“我就准备和我们几个村里面的小伙伴说好的，我们这辈子待在我们村子里面。”
小姑娘这些话，我觉得蛮特别的，她当时也才12岁。那我说好我为什么不见证她的长大呢？在这种基础上，我就开始在这个村里面拍了，然后就找了她的几个伙伴，大概三个姑娘吧，是从2015年春天开始拍的，春节我们去过，大概会在3月1号开学的时候，我们又会再去，每年去，其中小凤就上完初二，读了半年就休学了，现在还在浙江跟着爸爸妈妈打工。
我觉得这样的故事，才两年的时间嘛，她们已经发生了很多事，而且已经开始分岔了。有的在学校里面，有的已经出来打工，为什么不继续关注一下她们？自然而然的，片子就流出来了。
导筒：
您现在有没有假想，她们大概成长到什么时间可以结束这个片子？
周浩：
大概会跟到她们高中吧，那至少在第一阶段就可以出来，这种地方你也不需要每天守在那里，你只要一年去几次，看着她们长大的过程，因为对我们来说，出一个片子不仅是我自己满足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就是见证不同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东西对我来说还是充满着诱惑的。所以有时候你不把它当工作，你把它当成一种体验，活着也是做事情，找点事情做呗。
其实这种片子我丝毫不用担心它得什么奖，就真是不重要，不是在装。你去跟个五六年，跟着这个几个姑娘长大，而且她们身体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明显感觉到那时候还是一个小姑娘，等现在出来打工以后，她已经变成一个小女人了。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对于我这种做片子出身的人，其实有一种执着，有一种执念，对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会充满着趣味去做。
《小凤》
导筒：
您从最开始做纪录片，到现在，有没有哪几部片子，为您带来观念上的巨大变化，或者说可以帮你做分水岭的作品？
周浩：
谈不上，我觉得变化肯定是有，自己做完纪录片以后会比以前要更明确。之前不是有人问我拍纪录片是不是修行，现在我也在拍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片子，拍摄中，你慢慢会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所以我经常说，其实我们做纪录片就是一个生活方式，它现在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吧。
导筒：
可能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更多的是想依赖某些题材，而非关注故事。
周浩：
任何片子都是自己积累的一个结果。现在很多年轻人，也许是关注一个题材，我的片子实际上题材也蛮特殊的，其实是跟我的职业经验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我以前的从业经验，我的人生经验，我到这个年龄，50岁了，那我就有我自己看世界的一个方法。
《书记》 (2009)
导筒：
会不会说，到您这个阅历之后，纪录片以外的人生经验，可能和纪录片可以充分互补，或者形成一种奇特的关系？
周浩：
有很多题目，也许在你看来它不是一个题目，但在我看来它就是。比如说AI这种东西（指影片《7%》），拍摄就那么几天时间，你还得给他们弄一个东西出来，这东西出来，你觉得起码自己要过你自己这关，它还能看，那么这些点你都得去找。去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拍什么，觉得这个办公室不知道该怎么拍。在办公室里一看，他们在做那个电动车的导航，我就告诉摄影师，这个是需要拍的，也许我们会用在片子的末尾或者什么，这些事情其实只要出现，你是知道它会是一个能够提高你的逼格，或者说是突然间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可以扩散出来。我不会只是就片子谈片子，只限于AI来谈AI的问题，那对我来说显然是不够的。
比如说像选题这种东西也是一样的。年轻人拍片子，老会想什么临终关怀，唐氏综合征，孤独症，就是很容易本能去选择的那些题目，我不是说那些题目不能拍，但是，比精神病院你拍得过马莉吗？你拍得过你去拍，如果你拍不过的话，你就要转换下思维。
《囚》 (2017)
我觉得年轻人做片子，总归是要找到一两个，你觉得你能够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能拿到片子里一点点的突破，有一点点自己的观点就可以。观众看了以后觉得有收获，比如今天我耽误了你们几十分钟来看个片子，你看完以后觉得还是有一点点收获，收获也许没有《大同》那部来的那么凶猛，但是这也许就是一条小小的溪流，给你一点点那种感觉。
《大同》 (2015)
很多片子我们看完以后算是没感觉的，除了热闹以外。其实做纪录片还是需要把我的某种情绪，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看法，能够通过我的片子传递出来，然后跟观众发生某种交流。比如围棋这个片子虽然它不怎么样，因为我映后跟大家交流，大家会觉得AI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对我未来生活有什么影响？你会从此以后开始关注AI，你的关注角度跟以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觉得发挥这样的作用就行了。
导筒：
《7%》后面还会有后续吗？
周浩：
现在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腾讯的AI团队我也会跟，但是我也不清楚。实际上我在之前拍摄结束之后，也有继续关注他们，经常也会聊一聊，但你说具体到到怎么呈现出来，那对我来说，也许会把重心放在我更加自我的那种题目里去。
导筒：
这个片子中采访到柯洁等知名棋手，他们是第一批接触围棋AI的人，可能在很多年以后，大家再想起AI的时候，也会是先想到第一次接触AI的这拨人。
周浩：
对，这个片子的作用，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会用别的方式，再来把它重新组构，与未来发展出某种观点。我经常说我们做片子，你得埋下很多种子。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苗，这个苗看起来跟别的苗也没什么不一样。对我自己来说，也需要去积累这种缘分。
《7%》 (2017)
比如说跟腾讯就是缘分到了，那也许有一天它会生长出一个大树出来，完全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我现在的观感和我现在的认知也许是蛮局限的，突然之间马博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柯洁我觉得也是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可以再看看吧。
导筒：
您之前已经有很多作品，也结识了很多精彩的纪录片人物，与他们相处很长时间，到现在为止，这些人物和你在纪录片以外的关系的延续，大部分是一个好友还是其他的形式呢？
周浩：
不是好朋友，我经常会说，我跟龙哥是不是好朋友，肯定是有关联的，这种关联有时候剪不断理还乱。那你就顺其自然，该发展就发展了。我也不会故意的去跟谁发生什么亲密的关系，一定要去跟他喝一场酒，那也不会。
《龙哥》 (2007)
导筒：
其中有比较特殊，值得一说的吗？
周浩：
那这是龙哥，这不最近他还给我打电话嘛。
导筒：
您觉得现在手头在做的几个片子，包括可能会拍十年的《小凤》，跟之前您所说的，会不断挑战自己，做新的尝试，有怎样具体的体现？
周浩：
我现在在做的片子，风格上肯定跟我以前的作品是蛮吻合的，比如《7%》这部片子，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商业的东西，因为投资方找我，我感兴趣我也会去做，我并不会把自己约束到，就像宋庄的部分艺术家一样，只做自己的事情，别的事情都不做。我觉得还是需要跟世界发生链接，现在发生在当下的是一些什么事情？我希望自己不保守，不拘谨，这一点蛮重要的，也就是你要保持对世界鲜活的那种认识、认知。
《小凤》
导筒：
结合现在的《小凤》来看，您似乎也有某种特意的选择，就是去中国不同的地区拍片？
周浩：
我也没有刻意，因为做记者出身，肯定对国家正在发生的那些特别的事件会有兴趣，心里觉得你不做，也蛮遗憾的，又要去碰一碰，但至于能够碰到什么地步，我也不知道，还是要先去了解了。
导筒：
最近有没有看到过比较年轻的、也比较好的纪录片？
周浩：
那天我在北京看了一个片子，《上阿甲》，觉得还不错，导演愿意花时间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呆，有可贵的地方。总体来说，年轻一点的片子，也没有看见什么非常特别的。《上阿甲》 (2017)
纪录片这玩意儿，还是老而弥坚的一个东西，它的确是需要一些经验。像今天有一个机构问我说，你有没有特别看好的90后的导演？我说干嘛，你想培养新人吗？他说“不是，我们要准备拍一个00后的东西，准备要90后的人来拍”，我说拍摄00后的人，未必90后更理解00后，或者说未必会比我更理解00后。但是肯定现在做纪录片的年轻人的基数还是在不断增加，也许并不那么显著，但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开始做这个事情，各种学校出来的，从国外回来的人，还是有一个基数。但是说实话，你让我看见，那种让人觉得眼睛一亮的片子好少，但是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在做，很质朴的也有，但是有时候需要时间，而且跟作者自己的心态也有关系，短期的，有时候又找不到钱，怎么能够维系自己？也蛮重要的。
导筒：
纪录片都要面对很多平衡的问题。
周浩：
面临蛮多问题的，家庭的压力，金钱的压力，而且如果你做完一个片子，哪怕你灵光一现，偶然性出了一个片子，如果你不坚持做下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帮你解决的，你自己得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有时候如果自己都解决不好你自己跟社会的关系，其实我很难想象你会做出一个好的纪录片出来。因为纪录片本身就是在跟人打交道，你连自己的父母，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搞不定，你做什么纪录片？其实这个蛮重要的，不要以为这是很简单的事。
《7%》 (2017)
导筒：
最后，还有给年轻创作者的建议吗？
周浩：
其实现在年轻的这代人相对而言，并不那么特别缺钱，因为父母还能支持你，一两年不拿工资，你还饿不死，那有时候就是一种优势，但有时候它也是一种劣势。看你要什么东西了，而且别人也帮不了你，得不断选择自己跟自己较劲，较完劲以后，也许你就可以开始做选择了。你不搞清楚你怎么去做一个片子？你做那种特别主观的，你又做不过CCTV，那就看你自己怎么定位自己了。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获奖也蛮重要的，获了奖你才能够自己给自己打一点兴奋剂。就是让你自己蛊惑自己（笑），我能够做事情，我挺牛逼的，而且你也需要向你的同伴宣誓，比如你找了一个女朋友，她问你“干嘛？你拍了半天，最后什么也没拍出来，干嘛不挣钱去？周围人都挣钱去了。”
《高三》 (2005)
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问题。而我们纪录片工业链本身就不是特别的完善，年轻人找钱，其实找钱的地方比以前是多的多，但钱也不会简单向你倾斜，那你怎么去有办法让钱来找你？都是需要你去积累社会经验才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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