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纪录片，直视自己生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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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FIRST青年电影展
系列报道
前言：
第十六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期间，FIRST将携手Edition，关注纪录片领域，关照女性电影工作者的纪实影像创作，以“WOMEN FOR WOMEN·她的在场”活动为契机，探讨现实语境中“她的在场”所呈现的女性力量。
活动期间将展映由陈东楠执导的作品《五月的秘密》。通过该片，观众将和创作者一起，直面女性个体的境遇、情感，以及生命力的自由生长，让每一个独立的她自然地融为“我们”，凝聚彼此关照与共鸣的力量。
陈东楠曾以纪录长片《旷野歌声》入围第十五届FIRST青年电影展，此次她深入凉山拍摄《五月的秘密》，不仅是透过影像对女性身份的细腻书写和直抵现实的注视，亦是Edition与FIRST共同的期待——令外界听见女性创作者的声量，扩宽对女性身份、情感、境遇的认知与关注。本期导筒专访带大家走进纪录片导演陈东楠的创作世界。
大山荒野中的苗族村寨合唱团，因为一个外来人的出现，他们的歌声一举成名。《旷野歌声》跟随两个苗族青年一起探寻，在外来的喧嚣中权衡对信仰、身份和爱情的追求。
陈东楠是一名独立纪录片导演。《声音的颜色》，描述一位盲人对纽约的探索，获艾美奖提名，在加拿大HotDocs电影节首映。《偷》拍摄了三个蜷居在城市角落的流浪青年，在中外多个电影节、大学与博物馆放映。《旷野歌声》是她的第一部纪录长片，讲述西南高地上一个苗族合唱团的故事，受到圣丹斯、DMZ以及FIRST影展的支持。她的其他作品曾发表于PBS、NBC、纽约电视台、中央电视台、VICE、腾讯和抖音等等。陈东楠毕业于纽约大学纪录片专业。
导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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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楠
Chen DongNan
导筒：最开始是怎样接触到纪录片制作的？
陈东楠：我本科是学英语专业，大三暑假去了央视英语频道实习，偶然地被分配在了纪录片栏目组。那时还不太知道纪录片是什么，每天的工作是跟着老师们在机房里筹备一些奥运会相关的视频资料。但那时办公室里有一些纪录电影的光碟，我就看了几部《我的身体你做主》《歌舞中国》《天地玄黄》这样的片子。还记得当时有在日记里写，秦永健这个名字留在了我08年夏天的心里。后来读研时就申请了纽约大学纪录片专业，算是迈入了这个行业吧。
导筒：你认为纪录片拍摄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陈东楠：能够让我心甘情愿的走出舒适圈，鼓起勇气面对形形色色的人。摄影机也像一个面具，能让自己变身，脱离“怎么好好做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设定，去问出一些平时不会问的“厚颜无耻”的问题，并在之后漫长的时光中与本该陌路不相逢的人们相爱相杀。且在一定时间段里纪录片也许也成为了一种逃避自己生活的手段，这也是一种吸引力，但最后它总能蜿蜒辗转地绕回来逼你直视自身生活的真正困境。
导筒：2013年你完成了自己的首部纪录片《偷》，当时是怎样的背景和时机之下开始拍摄这边作品的？
陈东楠：《偷》是因为研究生的毕业要求，每个人都得完成一部纪录短片，而且我们专业的教授是鼓励每个学生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去拍摄。所以它是一个在规定时间段内必须要去做，并完成的事情。
那时因为没在国内，就通过翻新闻来找题材，正好就看到新疆政府要召回所有流浪儿童的政策，我就好奇他们会如何去完成一项如此艰巨和大规模的任务，想去拍流浪儿童回家、重新适应的过程。但实际上我是三月份看到这条新闻的，到六月底回国开始拍摄时，街上就已经找不到流浪儿童了，只剩下16岁以上的人。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木沙，小穆萨和艾力，转变了拍摄方向。
导筒：距离本片问世已经快十年了，对于片中的这些人物，以及对应的社会中的扒窃状况，你还有后续的调查或了解吗？
我没有进行后续调查，只是跟木沙有一些断断续续的联络。听他说跟朋友合伙开了游戏厅。看了《偷》以后说自己在里面太丑了，现在帅了许多，邀请我重新拍一个。直到19年底的时候再打电话变成他朋友接听，说等他出来后再联系我，到目前都还没有新的联系。
后来有一位记者葛佳男去安阳找佳泉，写了一篇后续报道，不是关于新疆流浪人员的，但是讲述了扒窃的黄金时代逝去的故事。
报道链接：
http://m.wufazhuce.com/article/2162?channel=singlemessage
导筒：《偷》完成之后，你有较长时间没有新片问世，是一直在长时间拍摄作品还是选择去尝试在其他领域探索？
陈东楠：简单的说就是，现实生活不只有独立纪录片吧。这期间有在电视台全职工作过，后来就做自由职业，做平台纪录片，企业宣传片和综艺节目，搬了很多次家，抚养了一个婴儿和两只猫长大，同时慢慢的磨出了《旷野歌声》。
导筒：你的新片《旷野歌声》已经完成，并入围了希腊塞萨洛尼基纪录片节的国际长片竞赛单元，这部影片的拍摄缘起是怎样的？
陈东楠：2014年的时候地产商想要在小水井村做开发，建新村给村民搬迁，把老房子保护下来作为旅游区。他们需要一个纪录片作为整体项目汇报的一部分，去记录村中的传统文化和老建筑，因为这个原因开始拍摄，后来他们走了，我们留下来了。
导筒：影片最终确定的主人公是怎样选择出来的？
陈东楠：好像我确定主人公从来都很快，不太经过周密理性的选择，基本都是一见钟情。
我第一次到小水井是2014年的8月的一个晚上，就赶上一场年轻人组织的唱诗。建生在台上时，我的眼睛就没办法离开他了。他有一张充满了情感且克制的脸庞，带领大家唱歌时身体在微微颤抖，似乎已经脱离了那个封闭的物理空间。那时他常常白天一个人上山放羊，我便跟着他去，闲余之时聊了他的理想，对于外出唱歌的看法，对精神追求的笃定，觉得在村中他是个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人。
亚萍的话，最早是摄影师黄籍逵向我提出的，说合唱团里有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唱歌也最认真，一直点头跟着指挥的节拍。就去找亚萍，没聊几句就能感觉到她身上的光芒，是那种单纯透彻的光芒，就是对自己，对生活毫无遮掩的那种自在和坦然，这个特别吸引我。接下来的几个月也见到了她的男朋友，知道她很快要结婚，会离开这个村庄。也就开始主要拍这两位人物了。
导筒：在你深入的拍摄当中，对于基督教与少数民族村落中的存在状况会有怎样的观察总结？
陈东楠：刚到小水井村的时候，我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村中除了基督教歌曲没有别的音乐。苗族的民歌，传统的乐器，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绝大多数村民都信教的地方，教堂是国家认可的三自教会，是村民最重要的聚集地。如果问起之前的歌曲或故事，几乎是没人知道的。只有片中那位爷爷，张德先，他唱了那首讲述苗族历史的民歌给我，但也只记得第一节了。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到达西南地区之前，苗族也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历史上，他们时常要迁徙避难，居无定所，承载记忆的方式是靠口述和歌曲，这个记忆在基督教进来之后发生了转变。今天小水井村以合唱团的形式走进主流社会，又促成了新一次的转变。但无论怎样，歌声本身一直都在，它的转变也很难用直白的用好坏去评价。
我不觉得《旷野歌声》是一个只关乎于少数民族的故事，也不觉得片中的人物跟我的生活有多大不同。我想探讨的是我们作为个体，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在记忆和遗忘之间，在内心的纯真和外界层层叠叠的公序良俗之间如何寻找到自己，又能真正握住些什么？
导筒：片中合唱团的女性成员有时会被家庭束缚，现实当中他们能够坚持参与合唱的人可以占到多数吗？
陈东楠：因为婚嫁习俗，一个女孩子如果选择嫁给外村人，大概率就要离开村子，同时就要离开合唱团。如果是嫁在本村，或者从外村嫁到小水井的新媳妇们，就可以自愿参加合唱团。
我没有做过具体的数据统计，只是听过不少优秀的女性合唱团员，无论在本村还是外村，因为家庭各种各样的原因退出合唱团。因为乡村生活本身是很繁忙的。虽然合唱团带来了不同的体验和契机，但演出和农活等繁杂的事务也免不了产生冲突，而家中总需要一个人去承担生活现实的琐碎。如果再有了小孩，那就很有可能女性会需要承担更多的家事，不能去合唱团了。
导筒：影片后段合唱团逐渐有名之后，去到北京甚至美国演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怎样面对这种前往新世界的突破和挑战的？
陈东楠：最大的突破就是因为合唱团，小水井村有了通往山下的公路和自来水，与外面的世界接了轨。村民的收入也因此翻了很多倍，这都是必须要认可的地方。挑战就是，比如有一次在外面演出，村民们不耐烦了急着要回家，当场甩手不干了，龙指挥哭着求大家留下来。聊到为什么就不干了呢，龙指挥说，“因为自由好像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外面唱歌是工作，和平常自己唱不一样，社会的条框和山中的自由对撞在一起。
引用一句《上緬甸諸政治體制：克欽社會結構之研究》里的话，“山地克欽人一直承受著兩種彼此矛盾的壓力：既要模倣平地人，也要對抗平地人。”小水井的村民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张力之中。这是一场必须要面对的选择，得到的往往也等同于失去的。
导筒：本片在成片前也参与了很多创投和项目孵化的活动，谈谈这个阶段中的收获？
陈东楠：对于提案和基金的申请，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在失败。收获最大的也许就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吧，就是习惯了被拒绝和否定。另外对于独立制作来说，虽然野性浪漫，但其实也很容易夭折。这些一个个申请的截止日期对于督促自己自律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除此之外就是，我个人并不是很希望纪录片只停留在一个纯粹个人爱好的层面。还是很期待纪录电影的工业化，能够有预算去保障制作质量，能够有放映机会去抵达观众。所以参加这些活动就是去跟他人交流，梳理并丰富自己对于影片创作的想法，做更加清晰更加有效的表达。
在后期的圣丹斯剪辑工作坊，提供了几次粗剪试映会的机会，这个帮助还是蛮大的，可以丰富自身对于题材理解的局限，也可以去检验自己想表达的是否真正的表达出来了，从观众的视角去看一个自己闭门造车了多年的东西。参与这些活动是因为对于我来说，不希望纪录片停留在一个过于独立表达的层面，相信不停的练手，交流，可以促进自己的成长，也期待纪录片的工业化。
导筒：FIRST实验室对本片具体提供了哪些帮助？
陈东楠：有基金支持，对影片内容正经探讨的支持，还有精神上的支持，就是那种在一个独立作者颓废潦倒，深夜绝望，觉得自己不是疯就是傻才干了这么个项目的时候，有朋友们愿意听你絮絮叨叨倾诉废话的那种，这个珍贵。
导筒：本片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剪辑过程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最终是如何克服的？
陈东楠：剪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究竟是要做两位主人公的故事，还是要做合唱团的故事。虽然我最早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是两条线编织在一起的，但因为素材量大，每一条线都有往深走的可能性，所以剪着剪着就会走进了某一个窄巷里面去，还出现过一个版本，只讲了一位主人公故事。
再加上我个人并不是很喜欢严格围绕主题去做的片子，生活本身并不是一个纸面逻辑的事情，比起直接删减掉表面上似乎不相关的元素，我更希望能捏和生活的错综复杂让其浑然一体，所以怎么让片子能超越具体的议题却又不过于分散模糊是很大的挑战。后来经过很多轮讨论，我们觉得这个片子的主人公不应该是合唱团，也不应该是某个具体的人，而应该是这个小水井这个村庄，是最后这个版本的方向。
导筒：本片拍摄环节是否有留下遗憾？以及最终被从成片中删减但很难忘的段落是怎样的？
陈东楠：到剪辑后期的时候，我挣扎了很久是否要保留第三个主人公小明。他也是合唱团的团员。小明喜欢设计新潮的服装。他居住的土房子已经很破旧了。下雨天，他就在这个漏着雨的房子里缝衣服，屋子的墙壁上都是他画的画，里面也填满了他做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术品。
小明做的衣服前卫大胆，他尝试把汉族和苗族的服装元素结合在一起，但村里人不太能接受。他说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出门村里连鸡也要追他，狗也要咬他。他一直很想给村里圣诞节的主持人提供服装，但教会也很犹豫这个风格是否适合。去纽约时，他独自在第五大道观察橱窗里的衣服，还买了一个芭比回去做模特。
对我来说，如果建生是在用他对纯洁精神的坚守去抵抗所有的纷扰，亚萍是热情的拥抱了世界却又因此挫败的话，小明传递的是一种轻松地包容地迈向现代化世界的希望。但因为《旷野歌声》聚焦的题材本身是非常复杂和层层叠叠的，片子的容量实在有限，最后还是剪掉了。还有一些拍摄的村中的老人，小孩，都是很难忘的，也没能放进去。
导筒：近期有没有看到值得推荐的纪录片和影迷们推荐一下。
陈东楠：章梦奇的《自画像：47公里童话》。灵动，自由，纯真。
导筒：之后有怎样的创作计划，有已经在拍摄的作品吗？
陈东楠：希望能够尝试一部探讨道德纯洁与玷污的剧情片，和调皮轻松的纪录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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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不易，感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