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后实录 | IDF评委会荣誉《烟火白雪黄玫瑰》

第七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The 7th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2024”）设置“西湖荣誉”评优单元、“纪录之光”展映单元、“IDF学术”论坛单元三个单元，以“共·生”为年度主题，于2024年10月25日-27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烟火白雪黄玫瑰

Flames，White Snow，Yellow Roses

中国｜79分钟

*全球首映 

World Premiere

纪录片简介：

故事开始于 2020 年，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年近 50 的单身汉王占义日复一日地过着平凡生活。一天，他突然将住了五十年的祖宅出售，搬去了一个温暖整洁的小公寓。卖房当天，他生平第一次拥有那么多钱。就在搬进新家后不久，命运跟他开了一个尴尬的玩笑，他迫不得已再次踏上搬家之路……

导演阐述：

他是外人眼里的“怪人”，是身边人眼里“没用”的人，是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的“不体面的人”，他也是我的老叔。在一种近乎本能的驱使下，我将镜头对准老叔，记录了他平淡的生活。老家的冬天特别冷，冷的好像能冻住一切。

导演

王超

1993 年出生于内蒙古通辽市，纪录片导演，摄影师，先后毕业于南广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栗宪庭电影学校，现居北京。

映后主持

*本篇映后记录为两场放映的整合。

佟珊

青年学者，策展人。曾担任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华语选片人、策展人，并参与 FIRST 青年电影展、IM 两岸青年影展等电影节的选片，也参与电影项目的策划与制片工作。

张天宇

独立导演，作品有《行星 B602》《元年》《九化迪士尼》《白鲸》《洛希极限》等作品多次在 FIRST 青年影展，北京短片联展，等国内外电影节中获奖，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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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王超通过细腻的影像语言，揭示了东北小城镇的社会背景与生活现状。导演通过老叔的生活与个人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中许多人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引发观众对自我与他人生活的深刻思考。在映后交流中深入探讨了纪录片的创作背景、人物关系及其对社会的映射，探寻王超如何通过纪录片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呈现出东北地区的生活现实与人文关怀。

映后交流

映后交流现场

「主持人」佟珊：近年来，年轻创作者拍摄家庭和亲人的作品比较多。我很好奇，你是如何选择你的老叔作为拍摄对象的？他身上有什么特质吸引你，除了他是你的老叔之外，还有哪些特质让你觉得他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导演」王超：我选择在2020年年初拍摄我老叔的纪录片，主要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现实因素：我从北京辞职后，回到老家，有了更多时间去重新与老叔建立起像我小时候那样亲密的联系。我小时候是跟着他长大的。其次，由于疫情，一时间我们那个方圆只有1.5公里的小镇，很多交通工具和生产活动都几乎停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老家待了几个月，长时间拍摄他的纪录片，好像就有了一种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再有人可以指责我。

选择拍摄老叔的原因在于，自从我18岁上大学后，我越来越理解甚至有点羡慕他。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生活，并愿意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无论是来自社会还是其他人的恶意，他都选择接受。

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他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和我有类似的感受。他们往往会不经意间透露出对老叔生活状态的某种羡慕，尽管出于种种原因他们无法那样生活。与老叔一起喝酒、打球、下棋，似乎也是一种放松。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加，我意识到如果生活在他那个年代，我可能没有他的勇气，生活也不会比他更好。

「主持人」佟珊：在片中有一段呈现了老叔的不成功恋爱。能否再详细讲讲这一部分？似乎有一段表现出他不太想让你拍摄的情景，这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情感或原因吗？

「导演」王超：这段关系可以说是恋爱，也可以看作是两人刚开始的接触或约会。我曾询问老叔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似乎并没有直接回答。因为我们的相处模式，以及他本身都是很内敛和含蓄的。

老叔的不成功的恋爱经历，其实不止一段，他往往是被抛弃的一方。我从来不会在老叔面前提起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样有可能会伤害到他。

「主持人」佟珊：这部纪录片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让我联想到之前看过的一些与东北相关的电影，老叔这个人物也让我想到比如耿军导演作品中的角色。他们过着不起眼的生活，并且在生活中找到自得其乐的方式，甚至展现出幽默感。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成功地传达了这一点。

片中小人物的生活和心境与东北小城市的景观相得益彰。在拍摄过程中，你似乎有意识地捕捉了一些城市的景观，比如反复出现的烟囱。这让我感受到，作为共和国工业基地的东北的衰落，以及随之带来的一种荒凉与落寞的感觉。我想知道，这部分的取景和空间描绘是否是你在拍摄时有意识去做的？

「导演」王超：我觉得我的潜意识里至少有一种倾向，就是关注东北题材的作品。例如耿军导演和张猛导演的作品，以及近年来兴起的一些有关东北的文学作品。我一直在看或关注他们的作品，包括《铁西区》。比如双雪涛或班宇的某个短片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天早上，主人公开门时发现他家简陋的铁皮门怎么也打不开，后面发现是门外下的大雪已经有一人高，把门堵住了。这样的场景对我而言，并不是浪漫化的，而是我生活中的真实反映，是我只需走出一步就能感受到的。

我在思考如何处理这些素材，或者如何有意识地去拍摄、捕捉它们。你刚提到的烟囱在片中出现了三次，大家可能会觉得它是东北空间里常用的视觉符号，但其实它是我们当地的供暖厂和生产酒精的工厂。也就是片中老叔提到的“大暖、大热”的地方，也是他打篮球的球场旁边。片中所有出现的元素，都是我从小到大生活半径1.5公里内的东西。

我有时会提醒自己，不要将这些素材过于浪漫化地描绘或捕捉。

「主持人」佟珊：《烟火白雪黄玫瑰》，这个片名是怎么来的？

「导演」王超：“黄玫瑰”来源于歌曲，我想看过影片的朋友都能感受到。而烟囱和雪也是我回想起与老叔相处的这三年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场景和元素。虽然我很难用理性、作者的自觉或某种技法来归纳这些，但那种烟火的感觉，仿佛融入了我与老叔共同生活的空间与环境。这些元素就像是一种气味或气候，瞬间让我想起了与他相关的点滴，就像去海南或东北时刚走下飞机火车时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因此我选择了这个片名。

「主持人」佟珊：我还想了解一下这个纪录片的剪辑过程，特别是对老叔去世部分的处理：老叔走路的画面，直接切入一个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火化场景，之后你才通过旁白交代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剪辑方式让我印象深刻。

「导演」王超：我在处理老叔去世的部分时，基本上是遵循我当时得知这个噩耗时的感受。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骑着电动车往远处走，背景是两栋楼。那时我在考虑要给他买个微波炉或净化器之类的东西。没过多久，我就得知他已经躺在停尸间，离开了我们。这种感受影响了我的剪辑选择。

至于为什么选择那个长镜头，那地方是东北常见的胡同，正是老叔和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当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不是他刚搬进的新家，而是我们在片中多次出现的那条胡同，我小时候常在那儿追着他跑。

「主持人」佟珊：我还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通过和你交流，我们知道你和老叔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然而，在纪录片的处理上，你却有意降低了自己在影片叙述中所承担的角色比重。虽然有几段旁白，但几乎达到了极简的程度，能不用的时候就尽量不使用。我想了解你在这方面的考量。你是如何处理自己在影片叙事层面的位置，以及多大程度上将你与老叔的关系融入其中？

「导演」王超：我觉得这部作品最终可能是一部纪录片，要被像今天在座的大家一样的观众看到。老叔的去世对我而言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磨难。但我不想强迫观众去感受我对亲人的情感。我希望观众在一个相对克制的空间内，能有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我强制引导他们，去体验我经历的悲惨。我认为这样做对观众是一种不尊重和不信任。

「观众」1：您好！看了您的这部纪录片，我觉得您对老叔的感情非常真挚，纪录片也描绘了他的悲悯情怀，以及他对生活困境和婚姻的渴望。同时，您选择的两首歌非常恰当，映射了他的内心：一首是《扯淡的人生》，另一首是《黄玫瑰》。我还想问一下，您是如何预判老叔会在不久后去世的？而且这种时间安排比较紧密。在纪录片中，老叔的去世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故事发展。如果他的生活没有巨大的变化，这个纪录片可能不会引起更多的共鸣，因为老叔的突然离去在纪录片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人物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转折。

「导演」王超：谢谢，首先感谢您观看这部纪录片。对于您的提问，我可以笃定地说，我确实没有能力预判老叔的去世。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不拍这部纪录片，甚至不做纪录片了，而是让他幸福地生活下去。

补充一点，您刚刚提到的，最早我想拿起镜头拍摄他时，原本是想拍摄20年的。我想在闲暇时就去拍他，就像影片里他打篮球的场景。是我教会他打篮球，而他之前并不会。拍摄实际上成了我们之间的一种相处模式。在片中那段类似采访的片段，其实也并不是正式采访。我一只手拿着相机，另一只手吃着火腿肠或面包，随意和他聊天。那时我并没有特别多的计划，心里想着可以慢慢来，拍十几年、二十年，随时都能聊到很多事情，我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观众」2：导演您好，我看完这部纪录片，想分享一些感受。首先，您对老叔有着真挚的感情，这一点从您送给他的李宁鞋中可以看出。在这三年疫情期间，您与他有了更深入的交流。以下是我想问的几个问题：老叔一般靠房租生活，但因眼睛失明，他是否申请了当地残联的补贴或残疾人证？背后的白塔场景是一个公共活动区吗？能否介绍一下那个地方的性质？我很久没有看到监制王久良的作品了，想问一下他对您这部作品的监制有哪些帮助？

「导演」王超：是的，他确实有申请。我听他说过，残联给他提供了一些帮助，比如出了一些费用，用于制作他的牌匾。此外，当地残联还为他提供了培训，他获得了相关证书，这是一个类似公益性质的活动。

关于白塔场景，片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老叔与女性约会，另一次是他在白塔附近走。这是我们当地的白塔公园，画面中还有两个标志性建筑：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另一个是元代的佛塔。对我们来说，这些地方是成长记忆的一部分，小时候我和老叔都在那儿玩，我们并不把它仅仅视为一处风景或古迹，更是一个文化场所。

「监制」王久良：我是这部纪录片的监制，同时也是本次选片的复审评委。但请不要误解，我是在选片评审后才介入后期制作的。第一次在IDF看到这个片子时，我就决定要参与，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第一版的时长是90分钟，老实说，初看时我觉得片子有些拖沓和杂乱，甚至让人难以忍受。但我从中看到了像石头中闪光的宝石。王超刚才提到他拍摄的初衷，主要是出于对老叔的爱与对他生活的潜意识记录。但作为观众，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部片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老叔是你的老叔，不是我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他的故事？我看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洪流中，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其实也都面临着如同老叔一样的困境。尽管我们的能力或许比他强，但机会却依然稀缺。

每个时代的变革，对普通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与影响。老叔短暂的一生背后，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时代的暗流。这正是我看重这部片子的原因。我立刻联系了导演和制片人。我认为片子中有很好的东西，但此时还不够。如果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让这部影片在放映时能以更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

「观众」3：导演您好！我的经历与您有些相似，我也是东北人，因此有很多共鸣。我一直关注东北电影的表现，比如《钢的琴》和《铁西区》，后者主要描绘了2000年左右的下岗潮及其影响。

我想问您，作为在大城市与小县城之间往返的人，您如何理解这个大的社会冲击，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的新阶段？在您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中，冲突与矛盾似乎没有那么尖锐，正好与我的成长经历相似。您如何看待东北的新状况和历史，尤其是通过您的这部纪录片来探讨这个问题？谢谢！

「导演」王超：首先感谢您的提问。您最后的问题对我而言有些庞大，我只能从我个人的微不足道的生命体验来谈谈。我的个人经历和感受甚至连一个社会学样本的作用都达不到。提到东北，大家往往联想到共和国的长子、历史上的各种战役，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与下岗潮。

我近两年才意识到，虽然大家常谈下岗，但我父亲在那个时期竟然没有过上岗的机会，他从未提起过这一点。所以说单纯地谈论下岗对我来说显得有些遥远。作为90后的东北人，我并不想总是通过作品单纯地抱怨时代的一种亏欠。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我的能力还不足以宏观或明确地感受那个时期发生了什么。那是我童年的记忆，周围的人都受到了影响，许多亲戚和朋友的生活经历都在文艺作品中有所体现，比如《铁西区》。其他一些作品中提到的街头暴力、抢劫案件，以及前两年我们这里发生的枪击案，都是我所熟悉的现实。

对我而言，东北更多是一种处境，这种处境可能早已存在，却仍在我身上持续发挥作用，塑造着我的性格和世界观。我只能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观众」4：我很喜欢这部片子，远超我对它的预期。看完后，我觉得您的老叔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智慧，并且他很幸运，有您这样能够理解他幽默的侄子。

我想知道，他是如何坦然面对镜头的？您是如何说服他接受被记录的这件事？在镜头放下之后，你们会交流关于这件事情吗？他有没有看过自己被记录的片段？我希望能了解这些，谢谢！

「导演」王超：我跟老叔有一次闲聊时提到了拍摄的想法，他只用了5秒钟就答应了。在拍摄过程中，他似乎完全把我当成空气，常常忘记我的存在。

我很幸运，我没有遇到纪录片拍摄中的伦理问题，或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距离感。他很快就适应了我的镜头。20年，我剪辑了一些我喜欢的素材，给他看了。他在我的旧电脑上静静地、专注地看完了那些片段。我发现他在看完后似乎更了解我在做什么，以及他在我镜头中的形象。然而，他对我的拍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还是照样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状态。

「观众」5： 我想问一下，您拍了老叔三年，具体相处的时长大概有多久？

「导演」王超：最长的阶段是从2020年初到5月份，持续了5个月，几乎每天都在拍摄。之后的时间则是陆陆续续，比如我从北京回老家待几天。并不是大段集中时间的拍摄。

「主持人」张天宇：你刚开始是为什么要拍摄这个故事呢？

「导演」王超：当时的一个现实原因是我刚从北京辞职，回到老家时正好遇上疫情。在我们老家的那个小地方，时间好像要停滞了一样，因此我有了一个充分的理由不去工作、不去赚钱，长时间待在老家拍摄这部纪录片。至于为什么想拍老叔这个人物，实际上从小到大我心中一直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尤其是老叔在我心中的意义。他的生活经历，从青年到中年，再到最后，似乎都与一些我知道或不知道的社会大事件相关，这让我感到困惑和迷茫。

「主持人」张天宇：我在观看时注意到，片子里的所有素材基本都是你自己拍摄的，摄影风格非常明确。在你平常的拍摄中，这种风格是否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受？

「导演」王超：如果谈到我摄影的风格，我倾向于先判断环境，然后拍摄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重新回看素材，这样可以更清晰地理出一些理性的思路，比如何时使用长镜头、固定机位以及特写镜头。我特别在意长镜头的运用，我经常用长镜头来表现人物的动态。这些习惯虽然可能不是特别高级的技法，但对我来说却是特别重要。

「主持人」张天宇：面对海量素材，你是怎样进行剪辑工作的？

「导演」王超：我在整理素材时，过程非常快且简单，因为我个人的习惯是把我对纪录片的核心感受放在第一位。我重视的是当下的感受，而不在乎外在的符号或视觉效果。

在后期整理素材时，我会迅速将它们放入时间线，也许会使用一些片段，但最终我会进行删减，以保持故事的精炼和连贯。这一过程更多是向下做减法，让每一部分都能有效服务于整体叙事。

「观众」6：非常感谢您呈现出这样一个鲜活的人物。关于创作过程，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首先，您是如何构思在这个片子中加入旁白的视角的？起初，您是想以观察者的身份呈现，但后来又决定采用叙述的方式，这背后有什么考虑？

片中有一个超现实的镜头，展示了老叔去世前的情景。我想问，您是否曾考虑在此处结束片子？片中出现了火化的镜头，您是如何克服心理障碍，去拍摄与这样一位熟悉的人死亡相关的镜头的？在这个过程中，您面临了哪些挑战？

「导演」王超：尽管我对老叔的个人经历非常熟悉，但我在表达时需要保持警惕，避免过于贬低或者美化他的形象。我并不完全满足于单纯以自己的情感和观察来呈现。我更关心的是观众能否接触到有效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一定要来自我摄影机的记录。旁白的目的是希望围绕老叔和他生活的环境，提供一些基本的空间信息，而不是为了单纯强化我的情感。

在添加旁白时，我也考虑到不应过于强势，因为我对老叔的感情复杂，可能想表达的东西很多，我担心这会导致观众对我的情感有所误解。

至于片中关于老叔去世的部分，我想起我最后一次见他时的场景，那是一个秋天或夏天，他刚搬进新家，满心欢喜地整理屋子，最后骑车离开。我计划下次来时给他带一些家电，结果却得知了他的噩耗。那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老叔旧居的环境，而非他新搬去的家，这个胡同也承载着我与老叔共同的回忆。

关于拍摄老叔去世的画面，我觉得我依然是保持着之前的状态。我并不仅仅是在拍摄他的骨灰、火焰或葬礼，而是在一如既往地记录我的老叔。虽然我无法再捕捉到他的身影，但我仍旧试图紧贴着他，跟随他的轨迹，甚至包括那只骨灰盒，对我来说，那就是他，是我的老叔。

「观众」7：我想问一下，片中有很多长镜头，但我注意到有两个镜头并没有拍摄人物，一个是洗衣机，另一个是仰拍的爆米花机。您对此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处理方式？

「导演」王超：在东北，小天鹅洗衣机是我们上一代人重要的家电。尽管这样的设备如今已显得非常过时，但我能感受到它在我老叔生活环境中的独特之处。他出生于70年代，使用着一部2019年的新手机，但他居住的房子却是2000年的，而电视是2010年的。

在这个环境中，不同年代的物品毫无规则地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而这个破旧又故障的洗衣机则显得有些荒诞，仿佛让老叔家的环境有一种垃圾场的气质。我在拍摄时，深感这种对比的吸引力，它仿佛延续着老叔的形象和过去。我更多是凭直觉下意识地记录下这一切。

至于爆米花机的镜头，我想捕捉那种老叔刚醒来的状态，睡眼惺忪。他难得想出去买零食，这些工业化的物品与他过去的生活形成了映照。我并不想深入表现他的过往经历，也不需要详细交代，但我觉得这些工业物品所蕴含的生命力和运动感依然存在。因此，我常常是凭直觉去拍摄，而不是过于理性地分析，这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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