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鸡枞变身松茸，也改变了香格里拉的城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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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马煜曦

浙江大学心理学本科，后至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发展心理学。虽目标是研习“人”，但往往在研习过程中“人”被简化成了一行数据、一个实验对象。因对真实情境中的个体的生存处境生出无限好奇，遂加入在香格里拉举办的新南田野营，有了这篇文章。

本文原标题为：被一种菌子改变的城与人。首发于澎湃新闻，食通社经授权后转载。

我第一次见到松茸是在香格里拉中通快递点上，打包好的松茸放在统一规格的箱子里，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比人头还高，几乎没有让人落脚的地方。

打包松茸很有讲究，主要利用吸水纸隔出一条条的槽子，每列大约放2-3朵松茸，为了减轻运送中碰撞导致的损坏，会把松茸头朝外。一层结束之后，会再铺上吸水纸，层层堆叠，使得松茸相对独立。据快递员说，“一朵松茸坏掉的话，会传染整箱松茸。”为了保鲜，底部和封口处都要放上一个冰袋。 

正在进行打包的松茸。

8小时，这是成熟松茸开始衰老的时间线，为了赶在松茸衰败前发货和加工，人需要和时间赛跑。

如果你凌晨在古城闲逛，一片黑暗中，你会听见，风扇嗡嗡作响，那是院子里的生意人在熬夜烤制松茸干片。如果你恰好走到了松茸园，会更加吃惊地发现，二楼的批发市场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新鲜采下的松茸从四方汇聚，等待着被发往各地。

凌晨，远非结束和休息，反倒意味着新的开始和生机。 

我在今年的8月份来到香格里拉，怀抱着对松茸的诸多好奇，想要了解一种菌类，究竟是如何影响了一座城。

松茸神话的建构

松茸是一种野生真菌，生长在松树下，散发特殊的香气，被日本人视为珍馐。早在公元8世纪，松茸就因其在秋天特有的香气出现在日本的诗歌里，而后更是作为一种名贵的食材，成为了精英的特权。

近30年来，随着日本松茸产量的降低，日本开始从不同国家进口松茸，松茸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商品。松茸的产区分布在世界各地，其中以中国松茸的产量最高，而云南松茸又占据了中国松茸总产量的70%。香格里拉作为云南松茸的主产区，地处滇、川、藏三省交界处，为群山所围，地理位置偏僻，凭藉松茸贸易同更大的世界建立起了联结，并迎来了经济繁荣。

陈叔是地地道道的香格里拉本地藏族人，小学老师给他起的汉文名字姓陈。他是香格里拉最早做松茸生意的人之一。陈叔今年刚过完70岁生日，但至今能够回想起30年前，日本人和他相遇，从此他的人生轨迹就因为一个不起眼的菌子而发生改变的那个晚上。 

日本人姓福田，是专门帮东京会社代理松茸的，云南外贸请福田吃饭，陈叔也沾朋友的光去蹭饭。日本人高人一等，听说他是藏人，便要他唱歌，陈叔唱了首《大刀进行曲》 ，开头便是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福田当时没作声，第二天却通过外贸经理邀请陈叔见面，想和陈叔作朋友，他当着经理的面说，中国人说话都不直来直去，这个藏族人很好。陈叔接过日本人给的名片，30年后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场景，“日本人的名片好香哦，都把衣服穿香了。” 

福田拿了张照片，问陈叔中甸（香格里拉旧称）有没有松茸，陈叔才发现原来日本要的松茸只不过是中甸常见的一种菌子，俗称“臭鸡枞”，满山都是却没人爱吃。四十岁的陈叔便同松茸结下了缘分，他起初帮日本人代理松茸，在1989年，每公斤松茸赚50块钱。

我问陈叔知不知道为何松茸能卖到那么贵，他惊讶地挑了下眉毛，问我，“你真的不知道么？”，而后凑近了小声向我“透露”松茸价格的秘密。 他说，“日本人在明治天皇的时候，已经知道松茸抗癌，但后来日本不怎么产松茸。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就雇佣东北劳工，采松茸，运往日本。再后来，二战结束美国丢了两个原子弹在日本，松茸是原子弹后最早出来的，很神奇的。那时候在日本，老百姓还没有见过松茸，那些专家什么的，也只是在画报上见过，因为他们的工资还吃不起松茸，一个松茸在日本的料理店能卖到500美金。所以松茸是日本贵族、首相才吃得起，日本的平头百姓也吃不起。像我们这边的牛肝菌一窝菌什么的，日本研究成功了，能够种植出来，只有松茸，到现在研究70多年了，还没有成功。因为只有最干净的山，最干净的水，才出松茸。”

陈叔向我传达的这个“秘密”在香格里拉早已不是秘密，几乎遇到的所有人都会告诉我，松茸是原子弹后最早长出来的，能够抗癌，只能野生，没有办法人工养殖，谓之以松茸神话。而这一神话，同中甸改名为香格里拉所唤起的神秘感和美丽悠远的意境一道，在香格里拉广为流传。

刚刚采集到的松茸。

中间商：价值的翻译者

在松茸季，一家杭州超市的松茸价格达到了每公斤4560元，接近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的价位（5132元/公斤）。但同笔记本长期使用不同，新鲜松茸的生命周期却很短，采下来的松茸一周内就应该尽量食用完。高价却寿命短的松茸，已然在产区外成为了某种奢侈品。 

松茸神话，固然为松茸的高价格作了注脚，但作为商品的松茸，其价格的攀升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在商品链实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目光聚焦在了 “中间商”身上。

左：杭州某超市的松茸价格（4560RMB/Kg）；右：香格里拉某客栈老板朋友圈的松茸价格（520RMB/Kg）。松茸价格受到上市时间、开伞程度、大小、品相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也极大地依赖于日本市场的情况，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刘树形容它像“股票”。

刘树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人，汉族，早先他专门做电焊，一次帮忙上山带路收菌子的经历，让他一天就赚到了90块钱，比电焊工一个月赚的钱都多，他便转了行。

刘树93年来的香格里拉，一开始给人家打工，收购松茸发到昆明。那个年代没有微信，要到邮局打卫星电话，有时候一天都打不通。刘树说，“那个时候的钱相当好赚，拉到昆明一公斤可以涨价200-300块钱。 现在不行了，上山采松茸的人都带手机，赚不了钱，一公斤才赚10来块。以前赚钱靠信息，现在靠薄利多销。” 

我在香格里拉遭遇的唯一一次拒绝同样来自于一个中间商对失去信息优势的忧虑。在香格里拉松茸园的一个摊位前，当我向妇女进一步询问松茸的情况时，她表示了拒绝，而后她又继续说道，自己现在是不敢开口了，因为8月初一个藏族的姑娘穿着藏服，带着好几号人来市场，拿手机拍了发到网上说，松茸市场里的松茸也就100、200块，不像市面上卖的那么贵，断了一些人的财路，也影响了她儿子这种做微商的生意。她是希望，像这样的人最好都不要来市场了。

当今的广告营销常见的一个口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中间商无非是在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不受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影响，尽可能多地获利。但美国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Tsing）认为，在松茸贸易里，中间商却更多扮演了一个价值的翻译者（translator of value）的角色, 即帮助匹配对商品价值观念一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商的商业化行为背后暗含着商品的生产地的故事，比如一个日本中间商如此形容不同来源的松茸，美国松茸是白的，因为美国人是白的；中国松茸是黑的，因为中国人是黑的；日本松茸是完美的小麦色，介于两者之间，就像日本人。中间商作为一个翻译，将生产地的信息转化为商品的价值，再翻译给消费者。

在全中国最大的松茸园区里，从云南四处汇集而来的中间商也创造了属于他们的一套语言。在松茸园我常常听到这样的招徕，“我们卖的都是本地货，是好的，远路货那些品质不好。”一个大娘悄悄地将我拉到身旁，用眼神给我指着那些蹲在地上分拣松茸的妇女，告诉我她旁边的两家都是做远路货的，流露出一种明显的自豪感。

本地货是指那些在香格里拉县城及其附近山区里采到的松茸，而远路货是指从较远的川滇边境的县城采集拿过来卖的。

不同中间商都对本地货和远路货价值高低的判断达成了一致共识，但他们诠释着两者差异的语言却不尽相同：收集村子里的松茸拿到市场卖的藏族大娘从她常能看见的分拣行为来解释说，因为远路货经历的分拣多，总是在地上，就黑一些；而做批发生意的藏族大哥则从松茸的特性——鲜度来归因，他说，“香格里拉本地的松茸比其它地方鲜度要好一些”； 而刘树认为是与不同地区采摘时使用的工具相关，香格里拉当地采的时候会背着小背篓装，而别的地方用蛇皮袋，后者松茸会在里面撞来撞去，品相差一些，但刘树认为关系不大，他自己就常买远路货，因为便宜。

在松茸园里，不同中间商带着他们各自的身份认同和翻译价值的语言因为松茸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聚集地（latent commons），即人与人、人和松茸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相互纠葛却又稳定地共处，共同讲述了一个全球化下地方性的故事。

我常在松茸园里扮演成顾客闲逛，几乎每到一个摊位前都会问问，他们的松茸是哪里采来的？对方一边说，我会打开地图的应用，在上面标记。往往少数人能很明确地给出一个较为精确的位置，而但凡给出的这些位置基本都在本地货的范围内；大多数人说附近，至于附近是哪儿，再问却也说不出了。他们有些是外地来的中间商们，经过几次交易，生产地的故事便消失在了理性化的市场里。

但世界的纹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正如同“香格里拉”从《消失的地平线》复活成为了连锁酒店的招牌而后又重塑了中甸一样，松茸之于香格里拉的意义也超出了香格里拉的边界。

互联网上的松茸故事要丰满许多，一家淘宝店的宣传界面上建构了一个从松茸源头到饭桌的整个商品链。 

一家松茸淘宝店上的宣传图片。

作为合理化松茸价值的一种手段，生产故事再一次以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而故事本身辅之以可置信的细节在时刻敲打着消费者的心门，让其产生或好奇或惊叹的情感，从而认可松茸被建构的价值并愿意为之买单。

互联网时代的中间商，通过理性化地纳入生产故事，以此来刺激消费者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其角色也不仅仅是个价值的翻译者，还成为了价值的生产者。

观念变奏曲

随着对松茸商品链的愈发了解，我开始对松茸的采集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无论是松茸神话的起点，抑或是交易的开端，似乎都绕不过松茸和人最早相遇的那个场景。 

吉迪村是香格里拉最大的松茸生产基地之一，每年的7-9月份是松茸季，整个村庄便围绕着松茸安排着生活和作息。我第一次搭车去吉迪是早上10点，出了城区沿着县道走，是大片的牧场和群山，不同深浅的绿在灰白的天空下，像一幅冷色调的画。村子里意外的安静，只有风的声音，牦牛自顾自地吃草，却不见主人。

后来我了解，在松茸季，藏民们每天早上4点上山采松茸，下午4点回来在村子里的一块空地上交易。山的边界用围栏拦起，村民上山没有限制，在集体林的范围内，凭自己的能力，想去哪儿采去哪儿，但外来人在松茸季上山采摘的话则会被罚款。农历七月十五整个村子会休整一天，全村聚在一起烧烤聊天和娱乐，也给予时间让松茸生长。

我跟随当地的藏族朋友上过几次山，却只收获了一个松茸，还是多亏朋友帮忙。香格里拉多雨，漫山长满菌子，千奇百怪，色彩缤纷，却独独不见松茸。采摘松茸于我，就像寻宝，需要做好耗时许久却空手而归的准备。

朋友信仰藏传佛教里的红教，在山里每每遇见红蚂蚁窝，便蹲下捡起小棍子，边敲嘴里边念念有词，他说，红蚂蚁是喇嘛，听到人的朝拜会立起来；而后不忘掰碎一些蘑菇，放在蚂蚁的周围。他于山里的生灵常怀有一丝悲悯，看见蜘蛛网便抢到我们前面，小心翼翼地用木棍挑起来，让我们通过后再放下，“蜘蛛结网也不容易，没必要破坏，”他事后说道。

松茸的产地——吉迪村。

大多数有经验的采松茸者都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只会说藏话。松茸之于村民们，更像是一种“新钱”的来源，他们用原本畜牧和务农的钱维持基本生活支出，用松茸的钱来建房子、买汽车，做原先力不能及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让下一代有个更好的生活。

年轻的藏族人们现在对“以松茸为生”表示出了不同意见。亚琳在青海读大学，松茸季刚好放暑假回家帮忙采，但她还是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本科学的护理学，最近报了第二专业，也是有关医学的。扬章认为以松茸为生虽然短时间内来钱快，但每年就两个月，太不稳定，所以大学毕业后去了一个国企上班，业余时间做些松茸干片的买卖。扎西原先是村子里捡松茸的一把好手，一天能捡到10来公斤，还和熊斗智斗勇过，但他说自己的性格不适合做生意，学会了唐卡，给寺庙里画。而最近一段时间他想休息一阵，在家呆着，单纯体验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

松茸对香格里拉的重塑，不仅限于点燃了香格里拉经济发展的希望，它还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人的生活与社会变迁相似，不再有一个稳定的鼓点一刻不停地在催促，反倒是充满着变奏和许多突如其来的音符，使得没有人知道，未来确凿会去往哪个方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本文根据作者在新南社会发展中心举办的田野营中所撰论文《松茸？松茸！》改编。）

编辑：董怿翎 | 澎湃新闻

图片：马煜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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