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惠 ‖ 视野·思维·限度： “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
本文刊发于《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周惠，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后疫情时代”为灾害写作提供了新语境和新现实，也对文学与灾害的融合调整提出了新要求。“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要重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灾害特征和文学语境，以人类整体视角观照地方灾害经验。要以间性思维还原灾害的生成机制和存在态势，展现人与自然、社会的融合关联和生态系统的内在悖论，以构成论和关系性超越灾害认知的本质化和符号化，揭示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中的意识形态机制。要立足文体自觉，回归人学本位，凸显自身优势，构建灾害写作的话语机制，提升灾害写作的境界与厚度。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 灾害写作 全球视野 间性思维 文体限度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行性传染病，目前仍在世界多地肆虐。由疫情引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争论与反思正同步展开，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亦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世界和现实行为。按照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的部署，社会实现重启，经济逐步“转正”，“后疫情时代”这一词语顺势进入公众视野。相比较之前出现的“后非典时代”和“后地震时代”的提法，此次新冠疫情影响之广泛深刻，赋予“后疫情时代”更多的关注度与认同感。有论者表示，“新冠肺炎流行之后，我们的的确确进入了一个‘后疫情’时代”。各领域、多学科对疫情效应的关切与聚焦，使得“后疫情”成为各界思考问题的基点和语境。作为疫情反思的重要维度，“后疫情时代”人文学科何为，文学何为，是一个亟需重视的话题。文学界以此为主题的讨论已在有序展开，如甘肃文艺界召开的“后疫情时代文艺创作传播对策研讨会”，广西“秀峰文学论坛”中多位作家围绕后疫情时代文学之可能的对话，《文学报》“科幻无界”专栏借科幻写作探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与挑战等活动。亦有学者发文论及疫情时期的文学，提出了“疫情文学”“抗疫文艺”“新冠写作”等概念。客观而言，新冠疫情于人类是一场重大灾害，它的出现为近年来广受关注且与其直接相关的“灾害文学”（灾害写作）提供了一次反思与调整的契机。新冠疫情既是灾害写作的观照对象，同时也以倒逼的方式对灾害写作提出了新要求。重视灾害情境与创作语境的变化，直面“后疫情”的新现实、新情态、新境遇，重审因疫情而凸显或强化的既有原则观念，是推进文学与灾害深度融合，提升灾害写作的境界与厚度的可行路径。
全球视野与地方性灾害经验重述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除去病毒自身的传染性较强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流动和物资流通，人体和物品成为潜在的流动“病原体”。除去地球早期的气候变化，宗教神话、科幻文学和灾难电影中的末日叙事，同一时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暴发的全球性灾害并不常见。疫情的跨地区流传显示出全球化时代灾害的新特点，即“灾害这一‘地区性事件’越来越具有‘全球化事件’的性质。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灾害全球化，并不是灾害本身变化的结果，而是变化了的世界所孕育和产生的一种灾害现象”。以此来看，灾害的生成和传播与全球化进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甚至可以说，现代灾害的发生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和衍生物。而且，全球化背景下的灾害因其发生机制和表现形式的趋同而呈现出同质化特征。“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必须正视时代环境变动和灾害认知迁移等新语境，探求灾害经验表达的有效视角。
乌尔利希·贝克指出，“世界风险社会”的三个危险范畴中，“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第三——自从9月11日事件以后——就是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恐怖危险”。当下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性特征，如流行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气象灾害与全球变暖等。而且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互联互通格局的形成，灾害发生的“蝴蝶效应”愈益明显。有学者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灾难主要来自人类自身的科技活动，如“因科技活动引起的文化和观念冲突”“因科技活动而产生的生态失衡”“因科技观念而来的对宇宙规律中未来灾难的推理”。全球化运动源于现代性的扩张本性。现代化意味着以人工秩序代替自然秩序，主客二元的思维模式和工业文明的兴起，人在精神和实践领域的现代式扩张伴随着自然界的沦丧和退却，所谓全球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然界的毁灭史。经济发展需求、高额利益驱动、资本逐利本性，意味着对有限资源的争夺和对环境成本的忽视。科技活动导致生态失衡的致灾机制，以及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形态的趋同，表明灾害对不同群体带来的损害具有相似性，不同群体面对灾害会有相同的情感体验。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在《共通病毒》的文章中，论述了人在可感染层面的平等关系，以及共通处境、共通存在方式和共通感觉。生态文学创作中展开的现代性反思和科技理性批判在世界范围引发的共鸣与呼应，同样表明人类面对灾难时更易达成情感和认知的相通。因此，全球化提供了一种审视灾害的新视角。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暖以及其他未知风险，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而且，应对和解决风险危机同样要靠全球化所建立起来的沟通合作机制。“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也即是说，人们从灾害身上获得了一种命运与共的情感体验，以及作为共同体的整体性视角。不论是社会灾难还是生态灾难，都是异己力量加诸于与我有关之人类的。以《后天》《2012》《流浪地球》为代表的灾难电影，展现出末日情形下人类的命运与共、团结协作，完成了一种艺术化的启示与实践。进一步讲，在现代灾害学视野中，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灾害之所以引发多方关注，是因为其超出了个人的日常生活苦难，成为一种公共或群体事件。易言之，灾害具有超出具体个体的公共性，灾害的表现形式带有某种共通性，具有为公共话语言说的潜质。面对灾难的新性质，张法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的灾难美学建构，“从不同类型的灾难中，往往可以抽象出共同的灾难主题和灾难特征。这就为建构全球化时代的灾难美学奠定了共同的观念基础”。循此思路，全球化语境下文学创作对于灾害的观照回应，同样需要一种整体观念和共通视角。
“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面临灾害全球化和文学世界性的叠加，如希利斯·米勒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意味着从全球视野和人类整体视角介入灾害写作有其现实驱动和语境支撑。从个体、区域向群体、世界之迈进，使得人类在面对与灾害相关的自然和社会命题时，更能获得一种命运与共、伦理一体的存在感。鉴于此，灾害写作应展现灾害带给人类的损害与苦难，关注灾害背后的社会因素与人性样态，发掘人类共同的伦理价值与困境，注目于普世性的人文情怀和精神指向，反思人类的存在意义与价值，重审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同时，形成某种共同艺术经验和心理认知，以应对不确定性灾害的再次来临。在研究者对中国文学灾害书写的批评当中，对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缺乏敏感和认知，缺乏超越性的精神追求和终极追问力量常被提及，全球化时代灾害的同质与整一恰是一种契机。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作家的灾害写作样式关系到他者的中国认知。中国作为世界之构成饱经磨难，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外来侵略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创痛，历来关于灾害的文学记述不在少数，但能够引起国外广泛关注，或在世界广为流传、备受认同的灾害作品极其有限。除去意识形态和语言翻译等外在因素，从文学创作层面来看，作家的灾害写作并不缺乏真挚情感、细节描写和文化反思，而是在视野格局上有所局限。文学不仅要写出人性之真，也要突出人之所属。既要注目于民众个体的受难与挣扎，更要突出“我”的受难即“人”这一属类的受难，中国人民的受难即是人类的受难，中国人民的抗争也是人类智慧和力量的体现。这无疑有助于打破他者中国认知中的文化隔阂与无谓偏见。“灾难文艺总是努力彰显面对灾难时世界与人类共同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是总体的，超越了常规世界中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区别和对立。”
同时，灾害的整体性和人类视角并不是简单的抽象命题，也不意味着建立某种模式化或统一性的灾害文学标准，或如歌德所提并在全球化时代屡被提及的“世界文学”。共同情感、共同心性、共通处境的表达，必定以特定群体的具体灾害体验，即地方性经验为依据。从众多灾境描述与差异化应灾表现，生发出生存、价值、人性、美感等共通话题，以个体昭示整体，借特殊联通一般，才不会流于抽象和空泛。正如经济和信息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之并存，人类文化一体多元、和而不同，文化的类同性和差异性、统一性和多样性、共生性和在地性同时并存。“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中国的灾害书写作为一种“地方性”叙述，既要利用全球化的思想资源，突破民族性的某些局限，打破对立或封闭式思维限制，又要注重中国经验的传达，从文化的自我性和生存的在地性入手，书写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把本土性地域经验提升为整个人类的精神财富，把本民族的苦难和抗争转化成人类意义的独特生活体验，向世界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为世界文学和全球文化的建构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正如人们所见，中国的抗疫经验已经为世界其他国家认可和接受。中国作家对于现实的责任感、生活的熟识度、细节的观察和表述以及对灾害背后社会意义的追寻令人印象深刻。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灾害，作家还必须拥有世界性视野和现代性思维，这既是一种态度、眼界、想象及方法，更是一种精神品质和思想力量。大江健三郎谈到读莫言的《秋水》等小说时坦言，其亲近感源自于“在暴风骤雨和大洪水中被惊吓得目瞪口呆，想要设法存活下去的柔弱无力之人的，在整个地球范围内所共通的情感”。这种亲近或感动，蕴含着由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描述，上升到对人类共同情感和经验的追诉之意义空间，也表明真实化、个人性的情感表达，当能产生普遍意义上的共鸣体验。
间性思维与灾害写作的多元复合
新冠疫情作为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也是一个社会事件、经济事件，抑或是一个文学事件、道德事件。与疫情相关的问题与弊病，影响与后果，启发与警示，是“后疫情时代”自我认知和反思调整的重要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重启与重建。灾害不仅是文学写作的题材来源，也是社会认知的重要对象。或可以说，作家和社会公众对待灾害的态度和灾害认知程度，决定着灾害写作所能达到的深度与格局。于文学层面而言，自然、人性、社会是其介入现实的有效视角；就灾害自身来讲，现代灾害学已然确证了其自然和社会之双重属性。文学与灾害的遇合显示出以人为媒介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的共存互融。灾害的发生多因自然生态内部的能量失衡，或人为所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灾害的破坏效应必将导致社会生态的失常与脱序，精神生态的构成样态既是灾害的效应体现，也是致灾、抗灾的重要因素。面对新冠病毒溯源折射出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疫情效应显示出的社会治理缺陷以及精神变量存在，亟需以间性思维观照灾害的生成与存在，审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有机互联，超越灾害认知中的经验化和本质化倾向，为“后疫情时代”灾害写作的调整深化提供有益参照。
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严重后果，再一次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关乎人之生存的“元问题”推到公众和舆论面前。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疫情是由动物到人类的跨物种传播所引起这一初步科学共识表明，人类对待自然一旦越界和失度，自然将会展开“还击”或实施“惩罚”。事实上，当下频发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正是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和异化的体现。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所需和精神馈赠，人类却在欲望和利益的支配下，借助科技的强力与便利，向自然单向突进与肆意越界，这种“毁灭性创造”必将带来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报复。与灾害相关的生态文学的兴起即是对环境问题的回应，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对生态整体性和环境保护的倡导，对自然之美好与德性的赞扬，对未来可能出现之生态灾难的警示，为文学创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如《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之反思与昭示，于坚、李存葆、张炜、徐刚等作家的现代性批判，苇岸的自在与诗意的大地，迟子建的有机而互联的乌托邦等。与之呼应，学理层面以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为平台的理论探讨和体系建构，国家层面涵盖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制度设计，共同将生态理念推向深入。生态思想重新审视人在整体自然生态中的位置，凸显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关联性、整体性，倡导生物平等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于当下社会公众的思想纠偏和价值引导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灾害自身特性和文学创作实践共同表明，灾害写作的主题空间在人与自然之外亦有其他维度和可能。众所周知，自然界的形成早于人类的诞出，而“灾害”一词的使用则在人类出现之后，是人类对于反常或异变自然现象的指称。灾害社会学认为，灾害是一种社会建构，没有人类就不存在所谓灾害，灾害是人类建构及适应的结果。自然界自身的异常变化如果未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则不能称其为灾害，灾害必须以人类社会有机体为承载体。新冠病毒若只寄宿在动物体内，没有经过中间宿主传播到人，就只是一种病毒，不会生成传染病形成疫情。也即是说，不论灾害的起因是自然还是人为，抑或是两者的结合，灾害只要发生就是一场社会事件。而且，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和调整同样依赖于社会的发展程度，面对自然与人为兼具的现代灾害，反思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灾害起因以及修复异化关系的途径，都与社会系统本身密切相关。“环境危机的根源不是环境本身，而在于我们的价值观、真实观、自我认识、道德感和正义公平的概念以及对世界的想象力。”从文学创作实际来看，在“人与自然”主题之外，以灾害来表现政治、革命、爱情、苦难、伦理、文化等社会和人性主题也是一种文学传统。广受关注的《十日谈》《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等西方经典灾难作品皆在借灾害而言他。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更多把灾害视为观照社会、批判现实的媒介，鲁迅作品中关于灾害的议论和书写，是其“国民性”批判、文明批评和时事评论的组成部分。丁玲、洪深、欧阳山、蒋牧良、沙汀等作家笔下的灾害多涉社会不公和阶级革命。刘庆邦、阎连科等的三年自然灾害描写，钱钢、关仁山、阿来的地震书写，迟子建、池莉、柳建伟的瘟疫书写，李准、刘震云的河南灾荒描写等等，也多侧重于在社会和人性层面深耕细作。
从生态哲学对人—自然—社会之生态系统复合性的确认，到鲁枢元“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之生态学三分法的提出，再到近年来学界对于灾害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视点的力倡，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的认识更为全面客观。“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当以此为基础，正视灾害存在的多元互联与场域效应，以构成论代替本质论，审视灾害现象的生成机制与内外动态，以关系间性取代单一对立，还原生态系统的多维态势和互渗通连。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物质变换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实现过程中，人与自然的自然生态关系及人与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两者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新冠病毒作为“自然成员”的越界进而引发新冠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凸显出自然、社会和人之精神三者之间的一体相连。灾害写作不仅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联，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要重视人与自然背后的社会发展机制和运行模式，展示出现代社会的互联与撕裂，发达与脆弱，流动与风险，个体自由和群体伦理矛盾，揭示出社会现象潜隐的体制性或结构性缺失。更要深入人的精神世界，探析其思想变动与精神样态，挖掘潜在空间和中间经验，超越视角限制和经验局限。同时，以间性思维观照自然、社会与精神系统的对照互渗，也为灾害写作提供了审思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生存和伦理悖论的叙述空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或生态乌托邦的确令人向往，人与自然在审美层面的主体间性关系或在伦理层面的权利对等亦有其合理性，但灾害的出现似在提示着人与自然的差别与冲突。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之上，发展需求与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承载力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人靠自然生活”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共存，不是在同一生态圈内各守一方、不相往来。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人类仍将以可见的方式改变（或有限改变）自然，“人化自然”的趋势不可逆转，“物质足迹”所反映出的环境（地球）压力清晰可见。对人类社会而言，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为了发展的可持续性，而非停滞或倒退。自然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人类作为理性主体的消解，人类已经回不到原始蒙昧的前理智时代。现有的反思调整，只是人从自然领域的有限收缩，同时可能意味着在新领域的突进。“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人类发展在何种程度上与自然消耗之间达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平衡，不以人为目的的自然全美和人与自然的主体间性关系如何实现，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与生态道德、生态正义如何共存，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和调适的过程，从而为文学叙述提供了现实契机和言说空间。
人与灾害的关系牵涉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具体性的人间生活、艺术化的诗意栖息。这意味着灾害的存在是多维度而非单向度的，也要求着灾害认知的辩证视角。灾害写作作为一种复合性的精神创造，不仅要聚焦以灾害为中心的自然、社会、人性等多样存在，也当观照生态系统的间性互联和悖论存在。以思维的更新呈现灾害的生成机制和内在肌理，展示灾害的多元存在和动态演变，规避对于灾害的本质化确证和符号化塑形，还原灾害自身的多维复义。现代灾害表现为自然循环的异常，其原因连通着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在和人之精神世界，在灾害所涉及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种系统中，人的存在是贯穿始终的。人是自然生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更是精神生态的呈现主体。人作为灾害认知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对地球生态圈负有更大责任，其精神生态结构主导着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走向和存在态势。正如海德格尔将人性沦落、自然濒死的时代称作贫乏而危险的时代。文学作为精神生态的构成要素，是特定时代灾害认知和社会意识的反映，也是反思、重塑人文价值，发掘思维方式和认知习惯上的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凭借，自当以区别于理论之总体性的具体鲜活经验和叙述表达机制，触及灾害存在的有限多样与深层内涵。
文体限度与灾害写作的话语机制
就现实而言，文学在举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抗疫斗争中始终保持在场。文学创作成为专业作家、业余写手乃至草根群体表达心声、抒发情感、凝聚共识的重要途径，尤其是网络自媒体的助力，文学的疆域及其表达形式进一步拓展。从陈先义、黄亚洲、吉狄马加等人的诗歌，到梁平主编的《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作家出版社推出的《上海表情》《战“疫”之歌》《抗“疫”者说》，魏磊杰主编的《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光：21人16国域外疫情观察日记》，再到人民网、中国诗歌网、黑龙江作家网、《香港作家》网络版、《文艺》（日本五大纯文学刊物之一）等媒介推出的征稿、特辑、专题，文学创作显示出与时代同步、为疫情发声的职责与担当。《鼠疫》《霍乱时期的爱情》《花冠病毒》《白雪乌鸦》等“疫情文学”的阅读升温，以致出现出版加印、网售加价，印证了文学的现实需求与精神价值。客观来讲，文学记录时代影像，回应现实灾害无需置疑，但文学不应该只充当抗震救灾的“急救军”，而应当是观照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长明灯”。因此，文学以何种形式，在何种限度内介入灾害，则是一个有待思考、可待验证的命题。“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应当回归人学本位，突出自身优势，立足意义阐释，构建话语机制，推动文学与灾害的深度融合。
“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更紧要的不是记录见证灾害，而是在反思灾害中提炼新的价值观念，建构新的灾害认知经验。无论是传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念，还是现代中国文学所具之感时忧国精神，中国文学对于各种灾难的记录是一贯的。近年来“非典文学”“地震文学”“疫情文学”的应势而生，正是文学创作对重大灾难的及时反映。“文学的承担精神和‘介入’意识，首先表现为亲历者以各种文学手段，记录、传递那些发生的事实，为历史提供‘证言’。”对作家而言，写作是职责和使命所在，更是一种反抗遗忘的方式，正如于坚所言，如果不写才是灾难，这意味着忘记。文学对灾害的记述成为另一种历史叙事和时代映象，催生了以“大屠杀”事件为本源的见证文学。记录追求与灾害过程的同步，力求视角的客观；见证在于保存历史真相，是亲历者和幸存者的证言。由文字构筑的个体记忆，汇聚成一个时代对于灾害事件和受灾情境的共同体验，沉淀为一种文化资源并最终融入民族记忆历史。文学不仅要记录灾害，更要反思灾害，文学反思是社会反思的重要构成，甚至是社会反思中深具活力、能见深度的反思形式。灾害书写既要反思造成灾害的原因（自然的、人为的、复合的），也要反省灾害现象暴露出的问题（社会的、人性的、伦理的、文化的）及改进的可能。中国作家对于灾害的“人学”化理解，对应为灾害描述中的生存竞争、人性之恶、制度之弊、利益崇拜、文化习性等诸多命题。当人性之恶在生存层面上被充分动员起来并获得坚固的韧性，当一些看似荒谬、令人震惊的行为以公众所认可的合法化与合理性方式横行，当政治威权沦为强化人性缺失的“助推剂”，当灾境成为索取的凭借及获取他者同情援助的资本，当利益崇拜和技术理性的合围导致自然生态恶化，凡此种种，显示出批判省思的力度。当下的灾害写作或不缺乏反思精神，重点在于反思角度和触及深度。作家反思的立足点不应该是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割裂，而应是包括自我在内的世界互联、人性相依，以及“我”所处的位置和立场。正如灾害中的人既是灾难的承受者，也是灾难的制造者。文学的反思不在具体的、局部的、偶然的恶行和弊病，而在整体性的文化（精神）结构、体制（系统）裂缝、生存（伦理）悖论。反思的目的不在于批判否定而在于调整建构以规避灾害，不在于以我之经验代替你之经验，以新的割裂取代旧的对立，而在于文化的完善和社会的进步。或如马克斯·舍勒所言，人既是自然界的死胡同也是出口。实际上，人类社会之所以在与灾害的共处中发展至今，是因为面对灾害时的抗争和自我调适，在总结事实经验中彰显了精神价值，建构出特定的灾害文化。钱理群表示，要把抗灾过程中“从人的生命本能中爆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价值观、伦理观进行反思”。同样，此次新冠疫情中显现出的冲锋在前、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舍身忘我、甘于牺牲的“逆行”姿态，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担当意识，风雨同舟、众志成城的坚定信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精神，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生命理念，作为应对灾害的经验资源，理应在文学表达中凝练提升。这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进步叙事”或“写光明”，而是灾害反思的自然结果。“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真相，见证被人道灾难所扭曲的人性，更在于修复灾后的人类世界。”“正能量”的价值理念正是修复灾后世界，规避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灾害的精神资源。
“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要注目于灾害“后”效应的呈现，观照灾后的社会情态、精神样态和隐性创伤。“灾难造成了两个废墟：物质废墟和精神废墟。我们不仅要抢救生命，恢复物质生活，还要警惕精神废墟。”相比较于物质重建，精神的重启无疑更为艰难复杂。某种意义上讲，幸存者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幸运者”。作家张翎认为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对于那些亲历地震灾害的幸存者来说，物质的损失或可弥补，深埋于废墟中的恐惧绝望，目睹着鲜活生命远离的幻灭震悚，身体伤残的刻骨刺痛，未必随着家园重建和时间流逝而归于平复。《红轮椅》（张庆洲）和《期待每个黎明》（王林梅）对唐山震后伤残群体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描写，演示着情感、道德、责任与现实之间的裂痕。《余震》（张翎）中小登于震后的莫名头痛以至于想要自杀，正是地震中被生的希望所放弃而产生的心理“余震”。李牧雨的《亲亲伙伴》对儿童“震后综合症”的关注，李西闽在《幸存者》中以纪实形式对自己被埋废墟后心灵伤口的书写，新闻媒体对“非典后遗症”的调查报道，提示着精神创伤的无可逃避。《等待地震》（王离湘、刘晓滨）中，震后新城的建立，抵消不了二十多年来时刻等待有可能的下次地震的焦虑心态，还有以酒麻醉的消沉、海吃胡花的放纵、投机取巧的短视、挣扎苦熬的恐惧等等。这种精神世界的荒废让人想起村上春树笔下的地震书写，震后男女之间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和方式，理由则是“不是么？明天没准发生地震……谁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更有甚者，灾后社会心态的变化可能会是转折性、颠覆性的，如村上春树作品中人们对于脚下大地一直稳固坚实信念的颠覆，又如新冠病毒将长期与人类共存的判断，从与自然共存到与病毒共存的迈进，或将引发社会认知的观念“革命”。面对刚刚过去的2020年“寂静的春天”甚至未知的明天，是否会引发思想“瘟疫”的传播值得关注。新冠疫情作为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必将深刻影响现实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灾害写作要细心体察整体社会生态的变化（常态化防控、经济结构和产业格局调整）及其带来的连锁反应，深入挖掘个体在时代变动中的生存实态和精神情态，充分关注特殊经历（封城、隔离）和特殊群体（医务工作者、新冠患者）的生活世界和心理动态。同时，要将个体创伤的揭示和时代心理的把握结合起来，将文学治疗和心理建设结合起来，将人性的复杂真实与精神的变动可塑结合起来。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比哲学、宗教更贴近真实的人性与理想的生活。文学可以记录自然灾害，见证历史创伤，文学作为人学又必须触及精神和人性层面，展开更广范围的思考。文学的情感性及其与人之心灵的天然联系，使得它在呈现、引导受灾者和社会公众心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汶川震后研究者对于诗歌救赎和介入功能的持续关注，显示出治疗的深化和延续。“灾难见证承载的是一种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恐惧，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
“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要赋予隐喻并重构想象，拓展灾害的意义空间，同时以预言引领时代，警示未来。桑塔格曾言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这种清除歧义，回归事实世界的科学性思维或许适合于医学治疗，文学表达需要的是赋予隐喻和意义阐释。隐喻性思维“以一个意义世界（宗教、道德、文学等）来取代这个事实世界”。灾害在科学世界里是常量和变量、公式和规律，在历史记载中是事实和资料，在新闻报道中是热点和事件，于文学则意味着意义和价值。正如萨特指出的选择用某种方式说出一些事情才成为作家，隐喻赋予灾害表达于神性、复魅、精神归宿和终极关怀等层面之意旨空间。《鼠疫》（加缪）开篇引用笛福“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这一表述，或在暗示作品以虚构的鼠疫隐喻法西斯战争的表达方式，但这一虚构却写出了真实的现场感，展现出人性、社会、生存等层面的多样互联。尤其是鼠疫会在某个不确定的时间死灰复燃的结论，将存在主义思想带入文学表达。《青蛙君救东京》（村上春树）将地震隐喻为住在地下的蚯蚓君之仇恨，青蛙君需要人的勇气与正义感的鼓励才能潜入地下阻止地震。作者借此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即引起地震的蚯蚓君不是恶的化身，其存在对于世界恐怕也是必要的。阿来的《云中记》表现出的返魅书写与神性色彩，以及其对创伤记忆和心灵救赎的表述，可谓是一种有深度的写作。祭师阿巴连通的亡灵世界，老柏树、神山、泉水、鸢尾花、云雀等原始神性遗留，阿巴与村庄一起消失的返体隐喻，作品叙事节奏与莫扎特《安魂曲》的暗合，成就了一次灵魂的返乡与救赎。“是意义，而非事件本身，才提供了震惊和恐惧的感受。”在灾害日益频发的今天，灾害认知如果更多停留在现实层面，也就意味着只要个体不遭遇灾害，灾害似乎就与其无关，换来的只是对世界并不太平的感慨，对受灾者的同情或自身幸免于难的侥幸。如何将一时的情感共振和碎片化的审美快感转化为内心的持久感动与“有我”思考，文学的隐喻与想象或是一条有效路径。想象的重构并非单纯浪漫主义层面的自由无羁、丰富多维、夸张传奇，而是冲破限制、跨越界限，发现并重构事物间的关联，设想不确定、甚至是不可能之境况。“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事实上，当下的文学创作在应对灾害方面略显被动，除去科幻文学，文学书写多在记录反映灾害，既有的灾害写作（包括生态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灾害的关注较多，对未来灾害的想象和预警相对滞后，未能从发展、关联的视角昭示灾害。仅有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作者甚至把其归入科幻小说范畴）和台湾作家宋泽莱的《废墟台湾》少数作品触及未来灾难。需要强调的是，灾害预警书写并非只是对超前式情境的想象，也含括超前性思维、忧患意识和未来观念。
现实灾害触动着作家的敏感神经，文学在话语建构中完成着对灾害景象的形塑与赋义。无论是水灾、旱灾、地震，还是瘟疫、蝗灾、风雹，进入文学世界的同时，便拥有了现实与记忆两重身份，既记录现实，也在参与民族历史记忆的构建。灾害写作的层次与深度，反映出一个民族对待灾害的态度以及相应灾害文化背后的知识生产与思维定势。将作为事实存在的灾害转化为民族的群体生存经验，融入到文化的发展与新生是作家的职责所在。新冠疫情与其他多种灾害的频发，以及“自然之死”“自然的终结”“变异地球”等种种喻示，引起学界对“文学与灾害”话题的关注和重视，关于“灾害文学”和“灾难文学”的讨论正走向深入。“后疫情时代”的灾害写作当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关注灾后社会的遗留与新变、反思与调整，梳理灾害写作的文化资源与文学传统，坚持作为人学的文学和作为方法的灾害之统一，探索提高灾害写作深度的话语机制和可能路径，创造出与民族苦难和人类灾难相匹配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刘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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