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英｜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 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考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22年第1期，

为保证阅读效果，注释已删除。

摘要

Abstract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当前历史学面临的最重大课题。而这一重大课题能否成功完成则取决于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否成功，因为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史学。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需要在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构建、力戒教条主义、处理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对关系等方面着力。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整个史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更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

关键词

Keyword

唯物史观  解释体系  史学史  史学理论  历史理论

作者简介

Author

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正文

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巨大影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理论概括、理论论证和理论指导的时代要求，社会科学各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具有时代紧迫性的重大课题。历史学也不例外。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历史学目前关注度最高的重大课题，其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因为，不管承认与否，历史研究都是需要理论指导的，有什么样的理论指导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学。不解决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无从谈起。本文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谈些思考，希望能有助于历史学的三大体系建设。

需要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

中国历史学的最大特色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是，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目前面临挑战，因此，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首先必须重塑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而要重塑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则必须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

从苏联借鉴而来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构建的。它是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以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解释模式。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学术界应该予以优先阐释的两大课题。面对研究内容的扩展，研究主题的转换，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解释体系呈现出相对滞后的状态，很难给出令人满意的解析。由此造成的后果，一方面是唯物史观对诸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地位逐渐被弱化，主张指导理论多元化、反对宏大叙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纷纷涌现；另一方面由于迟迟未能构建出一套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使得中国学术界在对国际社会已经转换的时代主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的阐释上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因此，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亟待完成的一项任务。

但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它需要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历史叙事等方面来重建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在传统的解释体系下，为了适应“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时代需要，我们在基本概念的界定、基本原理的阐释和历史叙事与书写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如在基本概念的界定上，我们简单地把马克思有关劳动过程的三要素说（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移植来界定生产力，又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中用易于衡量的劳动工具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的标准；我们主要用所有制形式来界定生产关系，用阶级关系来界定社会形态，用阶级压迫的工具来界定国家。因为从原始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阶段，都是在使用手工工具，所以很难从劳动工具的改进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更替。由此，我们便主要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更替。通过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尔后通过改变所有制形式来服务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则是根据阶级关系划分为不存在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立的封建社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著名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由此形成的历史叙事往往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将历史发展史写成了阶级斗争的发展史。有关奴隶社会的历史书写，往往突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奴隶反抗斗争甚至奴隶起义；有关封建社会的历史书写，较为强调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民反抗斗争甚至农民起义；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书写，重在突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甚至无产阶级革命。在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中，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则是阶级矛盾激化，引发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后者进而通过革命夺取政权而实现。

尽管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从基本概念到基本原理再到历史叙事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它也确实能够从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中获得做出这种解释的支持，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解释体系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为了满足后发国家通过发动革命夺取政权，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在构建这种解释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引用了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强调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国家等上层建筑对改变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等方面的论述，而相对忽略了经典作家有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劳动分工决定所有制形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等方面的论述。

正是由于受时代主题和面对所要解决问题的影响，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构建有选择地引用了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而遮蔽了可能对这种解释体系提出质疑的另一些论述。在时代主题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变的情况下，并不容易对这种传统解释模式提出质疑。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所要解决问题的变化，对传统解释模式的质疑或不同观点开始显露。用它来解释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的说服力受到质疑。

从唯物史观的解释逻辑看，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唯物史观解释体系的逻辑出发点是生产力。但在传统的解释体系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被淡化甚至被忽略，阶级斗争取代了生产力的位置；相应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变成了阶级斗争决定生产关系，即通过阶级斗争夺取国家政权（掌握上层建筑）以改变所有制形式（生产关系）。这样，唯物史观就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史当中不断出现的观点，持上层建筑决定生产关系观点的学者由此质疑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性。由此可见，夸大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是违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而且它根本不是唯物史观的解释逻辑。马克思将阶级斗争的作用比作“助产婆”或“杠杆”。

再从历史和现实看，对唯物史观逻辑前提的不当使用会给历史研究带来争议。像中国封建社会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最激烈的社会，每个王朝都有多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而且王朝大都是由农民起义推翻的，但通过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建立的都是新的封建王朝，并没有斗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与之相比，西欧尤其是英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屈指可数，却率先向新的社会形态过渡。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嚣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创造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将唯物史观解释成阶级斗争起决定作用的史观，指导现实的政策是“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后果是经济下滑。经过拨乱反正，我们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通过改革开放，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内部和外部的有利条件。经过广大人民40多年的辛勤劳动，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由此可见，在新的时代主题和时代背景下，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必须被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解释体系所取代；而且也只有在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对新的时代主题和新时代中华民族取得的伟大成就做出全面而深入的阐释。

需要力戒运用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倾向

唯物史观对历史学指导地位的边缘化，一方面是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影响下降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在将唯物史观用于历史研究中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结果。教条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的不同，不做是否适用的研究，就将经典作家从特定研究对象概括出的观点照抄照搬到新的研究对象上来。对马克思的理论加以教条主义运用的错误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已经出现，他们对此坚决反对，并反复予以告诫。恩格斯就曾告诫：“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唯物史观是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既包括经典作家对基本原理和方法的阐释，又包括其运用基本原理和方法对特定研究对象所做的经验研究。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时，一定要厘清哪些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等就是这样的原理和方法，也要厘清哪些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特定对象得出的经验结论。在将从特定研究对象得出的经验结论运用于其他研究对象时，一定要将产生这种经验结论的具体情况同其他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做比对研究。如果两者一致的话，那就证明经典作家针对特定研究对象得出的经验结论适用于新的研究对象，从而扩大了原来经验结论的适用范围；如果不一致，那就绝不能不顾新研究对象的特殊情况，照抄照搬经典作家的经验结论，并用这些结论来裁剪有关新研究对象的诸种历史事实。

回顾唯物史观传入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值得反思。像我们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主要根据西欧历史演进归纳的四种社会形态、后来由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加以公式化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直接套用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来，造成许多学术研究和现实运用上的误区。例如，以古希腊、罗马为标准的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对应的形态，由此产生了关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奴隶制的争论，目前看，主张中国没有古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史学研究者占了上风。又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早期社会的经典著作。恩格斯有关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两个标准（由按血缘组织国民向按地区组织国民转变、公共权力的设立）被视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被运用到中国早期社会的研究中来。学者们无视中国社会按血缘关系组织国民的做法长期存在，即使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也未打破血缘关系的纽带这一事实，直接套用恩格斯观点的做法也引起很大争论。再如，斯大林根据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经验对民族所下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并确定民族形成的时间是伴随着近代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形成。学者们将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和形成时间的观点教条式地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如果非要将民族形成的时间定于近代，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和汉民族发展史就将被忽略，这成为讨论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学者主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事实来讨论，而忽略经典作家观点的主要原因。从现实看，中国一度无视自己是后发国家的国情，而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它是针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设计的）来制定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措施，否定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

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此不赘述，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反思。教条化地运用经典作家的论述迟滞了我们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做出科学概括的进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要重塑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在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的同时，必须祛除教条主义这一大顽疾。

需要理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内部的两种关系

在历史学科内部，唯物史观解释体系与时俱进的发展需要史学理论学科为其提供原料和养分。可以说，没有史学理论学科的整体发展，唯物史观的研究是不可能单独发展的。这就需要在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过程中纠正各分支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加强史学理论尤其是历史理论研究，为构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提供助力。

（一）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关系

在历史学学科目录划分中，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是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有时被简称为史学理论二级学科。在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别成为一级学科后，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和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仍然作为二级学科存在。这说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是两个联系紧密的学科。但在目前的中国史学界，史学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处于冷热不均的状态。史学史尤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处于繁荣发展状态，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和成果数量都相当可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学理论研究却被严重边缘化，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和成果数量都寥寥可数。正是由于两个学科在发展态势上的巨大差异，以致有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对将两个学科放在同一个二级学科之下提出质疑，认为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学科，没有必要“拉郎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原本属于两个学科，因为都是关于历史学的研究，所以在学科分类上被划在一起。事实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任务并不相同。”但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是以历史学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目标都是揭示历史学的发展规律，只不过史学理论着重从论的方面揭示历史学的发展规律，而史学史则着重从史的方面揭示历史学的发展规律。一些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之所以会产生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属于不同学科的认识，是因为史学史研究还没有将揭示历史学的发展规律作为自身的研究目标，而是满足于由梁启超开创的以史家史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路数。对此，李振宏先生认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学科，不可将二者割裂开来，而实际上在这个学科内部却是两个似乎并不相涉的群体。从史学史的角度说，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这是这个学科未来能否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关键所在。”一些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对史学史的反思需要借助史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这样不仅会开阔史学史研究者的视野，改变他们看待史学史的角度，而且会促使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交融，提升史学史研究的价值。”

从一些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对史学史研究现状的反思看，史学史研究的路数基本上还是在沿用100年前梁启超开创的、以史家史书为研究对象、按时间顺序记述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已经非常成熟的同时却阻碍着史学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以致史学史研究成果目前更多的是量的积累，而缺乏质的创新。存在的问题包括：第一，理论修养不足；第二，缺乏问题意识；第三，缺乏对历史学发展规律的宏观思考。

从目前史学史研究发展面临的瓶颈看，理顺史学史同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正途。要提高理论修养离不开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关注；要提高问题意识，同样离不开史学理论的修养；要揭示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更离不开史学理论的指导。与此同时，史学理论研究要获得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史学史的支持。对此，朱本源先生作了精辟的概括：“没有史学史的历史方法论是空洞的，没有历史方法论的史学史是盲目的。”

首先，史学理论的一些命题需要从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中予以归纳。史学史研究越具有理论意识，就越能为史学理论研究提供好的原材料，供史学理论研究者加工。其次，史学理论的命题需要在史学史的研究中予以检验。理论命题的正确与否需要到史学研究实践中进行检验。所以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于对史学理论的敏锐把握，从而能够自觉地为发展史学理论和检验史学理论提供原材料。当然，史学史研究者如果具有理论和问题意识，同样能够提供一些理论概括，这本身就构成史学理论的发展。对此，王记录教授指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研究者将太多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文本的解读中，既对史学理论呼应不够，又不能够从具体的研究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由此可见，史学理论学科的振兴与史学史学科在自身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有赖于双方的密切合作与良性互动。

（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

对历史发展进程本身做出理论思考是历史学和哲学共同的研究论题。在历史学中称这种研究为历史理论，在哲学中称这种研究为思辨历史哲学或历史本体论。与之相对应，对历史知识性质和特点所做的理论思考，在历史学中被称为史学理论，在哲学中被称为分析历史哲学或历史认识论。在作为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史学理论”概念是一广义用法，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个部分；“史学理论”概念的狭义用法仅仅指对历史知识性质和特点的研究。国内史学界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了解和研究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通过引介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我们了解到西方历史哲学分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两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历史哲学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向，即从思辨历史哲学研究转向分析历史哲学研究。受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对分析历史哲学（历史学界称之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西方历史理论研究并未引起国内史学界的足够重视，反而被视为一种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学问，研究者更多是以批判眼光看待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代表人物的研究成果；加之，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已经成为历史学的指导理论，学者们认为似乎没有做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由此造成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历史理论研究的忽视，而专注于史学理论研究。21世纪以来，忽视历史理论研究的后果逐渐显现。一方面是如前所述，唯物史观的传统解释体系面对新的时代主题、面对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解释力逐渐下降，由此造成其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逐渐被边缘化；另一方面，由于对历史理论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弱化，历史学出现碎片化倾向，甚至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传播的态势。这使得历史理论研究开始得到重视。新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专门新设立了“历史理论研究所”，就是要加强历史理论的研究。

要加强历史理论研究，首先必须厘清历史理论同史学理论的关系。受西方历史哲学研究范式转向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往往将历史理论（主要指那种思辨的、带有历史目的论和命定论特征、已经被现实的历史进程证伪的思辨历史哲学）视为一种已经过时的学问，而将狭义的史学理论视为应该予以加强的、能够弥补历史理论研究不足的前沿性学问。至于这两种理论研究到底是什么关系则很少有学者关注。我们认为，对历史过程本身做出理论认识的历史理论，决定着对历史知识性质和特点做出理论认识的史学理论，即对历史是如何发展的认识，决定了研究者会采用何种方法去认识历史。分析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柯林武德，由于在对历史本身的理论思考上认为，“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导致他在史学理论的理论思考上认为“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即通过设身处地地重现历史人物的思想来理解历史。与之相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亨普尔则认为，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可以观察的“经验事实”，而且两类现象都受本领域的普遍规律所支配，因此，历史认识同自然科学认识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通过经验归纳发现本领域的普遍规律，然后借助于初始条件加上普遍规律来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至于后现代史学，由于他们认为历史现象是一去不复返的而无法客观地予以认识，所以对实际历史进程是如何演进的避而不谈，主张对历史如何书写并不存在什么客观限制，而完全取决于历史书写者的主体意识。由此可见，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必须自觉地反思自己的历史理论，由此将自己的史学理论研究奠基于科学的历史理论之上，而不是否认或回避历史理论对史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其次，需要捋顺唯物史观同其他各种历史理论的关系。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理论，而且是经过历史和现实检验证明为科学的历史理论。但唯物史观不是一种终结性的历史理论，正像它在创建时需要汲取像黑格尔、亚当·斯密、圣西门等思想家的历史理论中的有益成分一样，它的与时俱进同样需要新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养分。目前史学界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的严重缺失，未能为唯物史观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这也是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未能实现与时俱进，其对历史学的指导地位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加强历史理论研究，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历史理论话语体系，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提供资源和借鉴，实现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发展，才能为历史学走出碎片化的泥淖和打破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思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目前中国史学界的发展现状看，理论研究兴趣和理论研究能力的薄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最大障碍，而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又是一项难度颇大的系统工程。因此，这项建设工作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能指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理论工作者可以以此为借口放松努力、自甘平庸。作为发展史学理论学科的主力军，史学理论工作者必须行动起来，既不能坐等史学理论发展春天的到来，又不能浮躁地试图走捷径，幻想从西方借用某种理论来改变目前史学理论研究的颓势。只有踏踏实实地从理论研究做起，振兴研究的弱势领域，补齐研究的短板，争取尽快实现史学理论诸门学科的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重点研究领域的尽快突破。同时，必须狠抓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培养史学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建设好史学理论研究的梯队力量。如果史学理论工作者能够在紧迫意识和危机意识的促动下，经过两三代人的艰辛努力，我们可以期待史学理论研究繁荣发展局面的出现，到那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将顺利完成，以此为契机，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也将获得重大推进，每一位参与到具有中国特色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建设中的史学理论工作者都会感到与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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