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专论 || 司佳：伦敦会藏梁发《日记言行》手稿解读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海外收藏文献及手稿资料的发掘，十九世纪早期基督新教来华传播的研究领域也得到逐步拓展；其中，新教传教士与中国受众的关系、早期皈依教徒的生平经历及其与海外华人宗教团体的创建脉络等研究课题颇受关注。研究路径则从单向的宗教史层面扩大到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文学翻译、宗教与文化遗产等复合勾连的多面向课题，而研究对象的价值观认定也因此变得多重多元。举例而言，笔者近几年的工作即较多地接触到早期新教来华史上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的多语种档案资料。其中，梁发（1789—1855）作为新教在中国早期皈依的教徒之一， 其形象与评价即因史料语言及性质类型不同而大相径庭。在第一位为梁发立传的教会人士麦沾恩（George H.McNeur）笔下，梁虽然出身普通而后学之，但他的独特经历与精神资源为基督新教 在中国华南地区的活动做出了重要的铺垫与贡献。若仅以梁发的著作《劝世良言》为核心评价其思想历程，多半会关注到梁作品中有关宗教的文字表述多来自他的外国老师，并无太多独特见解，至多是结合若干“在地化”问题，以中文术语出之。然而，如果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 “中间人物”去理解梁发的经历与作品，或许能够为审读早期华人汉语基督教文献添加特殊的一笔。
因而，如何理解这些在宗教关照下获得特殊经历的 “中间人物”？ 或许一手档案史料能够帮助研究者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内心，加以“同情之理解”。笔者曾于2017 年第 6 期《近代史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亦对现藏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一部梁发日记手稿做了比较详细的校订工作。然而限于发表篇幅，该文未能对这部历时近八个月、篇幅逾三万字的日记具体内容作过多展开。承蒙贵刊邀约，兹将这部日记手稿以附录形式（前三分之二篇幅）作为研究资料分享，并重点对梁发《日记言行》上半部分作如下解读与勘校。
（梁发《日记言行》）
二、 小书
《日记言行》主要记述的是1830年（农历） 三月初五日始至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止（即3月28日至11月6日） 梁发本人的日常宗教活动。包括向广东地方百姓讲授《圣经》篇章、作初步布道尝试，印行自己撰写的若干种宗教小册，跟随本省学政（学台） ，沿科举考试路线向科考士子进行 “分书” 活动。是年，梁发 41 岁，乃其一生中在中国本土开展活动的重要阶段。这本日记很可能由梁发自己誊抄或请人代抄，字迹工整清晰，略有几处改动而已，篇幅共计三十多页。梁发在日记中亦有几处提到，自己有时 “在店看书写日记” 或 “在林馆内写日记言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部日记的撰写是作者的一种专门记录活动。在同一个资料夹中， 附有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为之撰写的英文介绍，并翻译了其中的部分段落，主要目的是向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总部展示这位19世纪早期中国新教徒的 “行迹” 与“业绩”。梁发早年作为印刷工，赴南洋协助传教士米怜（ William Milne）开展工作，并于马六甲英华书院进行宗教课程学习。1822 年米怜去世以后，梁发离开了马六甲，先后在澳门和广东逗留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梁发潜心学习神学知识，不时寄马礼逊书信以交流汇报其读书心得，并开始写作宗教小册如《真道寻源》、《真道引解》、《异端论》 等。这些小册的撰写在梁的这部日记的上半部分多有提及，其篇章内容后又与梁发的其他作品一起构成了《劝世良言》。
（梁发《劝世良言》）
因此，日记所记 1830 年前后，梁发正由一名笃信福音的 “学生” 逐步转变为能够独立阐述基督教经典的 “作者”。尤其在梁被马礼逊封立为“传道人”后，他不仅劝说自己的妻子以及多名族人皈依了基督教，还承担了著书、刻书、印书、分书等要务。这里的“书”指的是宗教小册（religious tracts），梁发时而称之为“小书”，是十九世纪来华新教传教士“文字布道”的重要介质。梁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时，其宗教课程内容除了研习《圣经》篇目，另一主要方式便是学习当时传教士编写完成的小册，如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幼学浅解问答》 等，以之为读解 《圣经》的辅助材料。在《日记言行》中我们看到，这些十九世纪早期“文字布道”的奠基作品经梁发之手，于其家乡广东高明县周围逐渐传播开来，尽管这在清廷禁教的大背景下是极其艰难的，随时可能遭受牢狱之灾。梁亦多处提及他与助手屈昂“印书接书”、“钉书裁切书”，其中即有米怜在马六甲所著之《两友相论》和《灵魂篇》这两种小册。当然，还有几种乃梁发自己的作品。
关于梁发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几次分书经历以及《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之间的联系，亦是以往学界关心的一个重点，且已有专门论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日记言行》记录了 1830 年农历四月至六月梁发与业徒屈昂的这一次分书经历，并详实记载了科考分书的具体路线以及每场分送小册的数目（总计约 1465 本，包括沿途分送），显示出日记手稿特殊的史料价值。
作为早期重要的华人新教徒，梁发对撰写基督教中文作品的坚定热忱众所周知，而他的日记中也多次提到这段关键的1830年前后的著书经历。然而，从 “阅读史”角度来看，《日记言行》亦记载了梁发在这八个月期间，除平日讲道、著书、分书等活动外，他反复研读的是哪些书作——这在来华传教士档案史料中更是难得一见。在日记中，常有 “在家看书写字”的记录，并时而出现具体的书作名称。梁发阅读的主要是《圣经》中的篇目，或作为巩固自身信仰的方式，或作为向听众讲道前的文本准备。通观日记全文，梁发不仅提及了《新约》中的所有篇目，即《马窦书》、《马耳可书》、《路加书》、《若翰福音书》、《使徒行书》、《罗马书》、《可林多》、《厄拉氐亚》以及 “《以弗所书》至《现示》各书”；他还认真研读了《旧约》的大部分篇章，如《创世历代书》、《利未氐古书》、《算民数书》、《若书亚》、《以世得耳传》、《若百》、《谚语》、《所罗门书传》、《十二先知传》等等。
三、作者
作为对基督教中文作品做出一定贡献的中国新教徒，梁发的生平概况及其大部分的著作简介 被收入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的《1867年以前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纪念回忆及著作目录》（简称《著作目录》）中。或许缘于梁发是“传道人”，非伟烈亚力书名中所列之“传教士”， 因此他的著作词条并没有一个单列的位置，仅附于米怜的生平贡献之后。而梁发著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或可代表十九世纪最早皈依的中国新教徒对基督教经典的一种阐释。同时，比对这部日记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由于文本多处反映出作品被释读的一种“实践”过程，梁发的 “著书” 与 “分书”、“解（读解）书” 等一系列活动实乃互动关联的。梁在向广东本地百姓分书讲道的过程中，及时融入了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思考的问题，并将多半晦涩难懂的宗教书面文字化解成为“本土化”的概念与道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日记言行》中所呈现出的对话内容，有些乃基于梁发《求福免祸要论》、《真道浅解问答》等作品，有些则直接出自其师米怜的著作段落。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及时调整话语，尽量使自己口中的“道理”既有基督教文本依据，又适时加入中国南方民间信仰的语汇。
（梁发《真道浅解问答》）
举例来说，《日记言行》开门见山之处便直指十九世纪初基督新教与中国本土信仰文化 “对话”的若干重要问题，包括 “一神”、“灵魂”、“永生”等。梁发对听道者多采取每几日侧重不同篇目、针对特定宗教概念讲授读解的方式；同时，在他的笔下，这些信仰的关键词在“文本实践” 的过程中又是相互关联的。《日记》 中最先提到的是 1830 年农历三月梁发在广东省城租住的馆舍内与 “陈某”之间的几次对话。这名姓陈的人从事刻字生意，听了几次梁发对 “十诫” 的讲解，觉得自身离基督教教义标准还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他直言，如果按照 “你所讲的道理，我的刻字生意，有大半生意不该做的。” 而陈某对信仰的关心，主要出于保障现世福财的心理需求，换言之，“你讲神天上帝的道理，如此之好，难道信了之后，就日日发财，家中人人都无灾难疾病之事么。”梁发此处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基督教 “福音”的“福”与世俗的“福”进行区分，并用“救赎”的概念帮助阐释信仰是为了获 得来生“永远祸福的报应”。梁发这样回应道，“你想发财之心，不是系敬信神天上帝道理之人。盖敬信神天上帝的道理者，乃系知自己有罪而求赦，又知自己身内宝贝的灵魂，系永远之生命，有永远祸福的报应。”
如此，梁发即引出了 “灵魂”这两个字，并与基督教 “十诫”中他所表达的 “休息日不可 做工”这一条联系在一起，告知陈某不应当做工是由于 “需保养灵魂”。当然各种宗教关于“灵 魂”的概念与阐释都是大而复杂的问题，在《日记言行》中亦不止一次提及如何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灵魂”的特殊性 ——即与“身后世界”、“来世报应”紧密联系的一种理解，并将之区分于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中的 “灵” 或 “魂”。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农历）五月梁发与屈昂到达广东高州时，梁曾遇到一位旅舍店主，专门向其询问“灵魂系样何物”。梁发的回答依据的主要是米怜所著《张远两友相论》里的说法。笔者在此前发表的文章中已有举例，这里不再赘述。
当觉察出像陈某这样关注眼前利益的人（实则代表了其笔下较多涉及到的小商人或劳工群体）并没有对信仰的坚定追求，梁发的一种劝道的方式或说技巧即是将问题的认识角度转向反面。在《日记言行》中，梁多次将作为信仰结果的“福”与“祸”对立起来，并加强了两者可能存在的转化关系，即“福祸”与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报应论”相关。这种说法与他当时正在撰写的一种作品《求福免祸要论》有着直接联系。在行文过程中，梁发也掺入了自己的一些书写想象，如“求福免祸”、“自召祸矣”等等，在《圣经》原文中都可能无法找到与之对应的词句。梁书面作品中的 “福”指代的是 beatitude 一词，《圣经》中作为固定名词用时写成 The Beatitudes，作为形容词形式的是blessed或 blessing，即基督教的福音。然而在实践过程中，梁发却感到向普通百姓解释基督教 “福音”的 “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中国本土信仰中几乎找不到一套可以对应“原罪”、“救赎”、“灵魂”、“永生”等指向来世关怀的宗教观念。在当时梁发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周遭多为做小生意谋生的普通人，多将 “福”理解为世俗的财运或命中所享之“福”或“福气”， 亦普遍入庙焚香敬拜诸神佛，祈求保佑现世的福运（fortune）。因此，从《日记言行》上半部分梁发与普通民众的多处交谈记录来看，“求福免祸”不失为结合本土信仰而阐发的一种尝试性语汇。
四、听众
《日记言行》中出现的听道者有黎、李、王、何、张、颜、杨等七人。而据梁发自己的记载，跟他交谈过一次以上的有陈某、陈老三、李新、林某及其兄弟大亨概五人。在沿途 “分书”过程 中，梁还与“单”姓与“允”姓的两名店主以及渡船上遇到的“关某”略作交谈。另有一位“老先生”，虽然日记中没有记录下具体谈话的内容，然而从《日记言行》一开始的部分来看，梁发专门去了“老先生”的住处同其商谈“分书”计划并从他那里得到六十圆的资金支持。梁分书结束后回到省城又与其有过一两次交往，比如全文最后一句所说“早拜神毕，食饭后往老先生行内”。麦沾恩在《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一文中称，伦敦会案卷中的这本梁发日记，始记于 1830年3月28日“即在马礼逊先生家中与美国人会晤之后数日起”。由此便可对照，这位“老先生”应当就是马礼逊。上文提到，1822 年米怜去世，不久梁发离开马六甲，此后赴澳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并投入大量精力研习中文宗教小册的写作。1827至1829年，马礼逊曾多次致书伦敦会报告关于梁发的工作，大力赞赏梁为撰写、印刷布道小书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马礼逊与梁发）
《日记言行》 中连续近八个月的纪实性文字，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所涉人物之性格。在信仰面前，梁发表现出一名虔诚基督徒的处事方式，关键之处尤能彰显其正直果断的一面。从初次与听道者的交谈对话中也可以看出，梁发并没有因一味需求 “功绩”而随意改变 “信”的必要条件。当他发现与对方毫无继续沟通之余地时，便断然离开，评说亦直接了当，如“陈某满腹贪财之心，好色之人，不是奉信真道之友”。但是，当遇到有意愿进一步听其讲述经文的慕道者，梁发会耐心地与之多次交谈。例如（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梁发与屈昂在“分书”活动途经高州府时，于一歇店住宿二十日余，与一名叫 “陈老三”的店主有若干次关于敬拜方式及 “灵魂” 的讨论。又， （农历）五月二十四日他们到达省城入住“林馆” 后，即刻将小册分发到住客手 中，几日后馆主“林某” 便产生了兴趣，多次向梁发讨教“耶稣受难”、“救赎”等他不解的“真经之义”。数次交流之后，林某向梁发袒露了此前欲入佛教当僧人的想法，梁又立即与他分享了自己亦曾信佛但最终被基督教“感化了心” 的心理过程，并将此处“佛耶”竞争中佛教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佛家没有对“罪”与 “过”的反思，仅注重念经及烧香送银。梁此处驳斥佛教的语气尤其坚定，如“且问参禅打坐，有益于佛，还是有益于人？”并进一步说 “佛家的诡计，样样经典，都系哄骗人钱银”。从而引导林某“知佛教之害，信真经之益”。
在林馆居住二十多天并完成了此次 “科举分书” 的任务后，梁发于（农历） 六月底回到高明县家中小住。不久后，他便对妻子说道： “因前月在省分送圣书之时，有一姓林之人，甚喜欢我，又甚爱听神天福音的道理。我复去林氏之家，尽心把真道各般奥义之意劝他。……他信与不信，亦尽我之本分。”想来梁发从林某此前的表现推断出其仍具备信仰皈依的空间。这一次， 两人就“真活神”“圣父、圣子、圣风”以及 “宝贝灵魂”等关键概念再次进行深入讨论，依据的《圣经》篇目有《使徒行书》、《依西其理书》、《者米士书》等。在反复讲道的过程中，梁发于关键之处果断阐明了 “先信后明”的重要性：“但凡信奉真经之人，都系先信后明。如今你要先明后信，诚恐不是真心奉道之人，必定后来越听越疑，更没有敬信之心矣。”而日记中着墨较多的 “林某”、“李新”之例，似给读者留下一个伏笔。在《日记言行》中，我们不知道最后林与李是否因为梁发的影响而成为早期华人新教徒。林某在领洗问题上显得犹豫，一说自己需 “看明白圣书之意，后来才敢领受洗礼”，又以回家看母亲为由推脱。后当（农历）九月初四日 梁发第三次到达省城入住林馆并再次问起时，林某说出了自己一直未敢领受洗礼之缘由： “因我父亲现在做的生意，系卖元宝纸料。我若领洗奉信耶稣，必不能做此生意”。之前同在林馆听道的水泥匠李新，虽然主动询问领洗礼的意思及规矩，却在听了梁的解释后怀疑“这样就算领受洗礼之规矩？”又言“我估你们还有别样古怪的规矩”， “待我慢慢想过，才来领洗入道”。而据麦沾恩先生所记，数月后（1831年2月）当梁发又一次路过广州时，即刻为林某以及李新二人同时施洗。这一方面印证了梁发1830年的这次“科举分书”与个人讲道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梁的布道方式乃建立在尊重听道者的个人意愿之上，并以严肃的信仰原则对待之，尽管有些地方他参照了本土语境或使用比拟、比喻等手法。如，梁发对李新说领洗礼后“神天上帝算你为其之义子，如有记号在你身上，常时照顾你，不被邪魔诱你作恶，乃暗助你为善。”梁发《日记言行》为我们提供了梁与慕道者们多次对话的所有文本细节，不仅娓娓道来逐层深入，在信仰冲突、思想周折等多处地方更是充满了一种“紧张感”，真实地表现了皈依者的心路历程。
五、结语
在面向当地普通百姓讲授基督教信仰时，梁发偶有提及自己“用尽神天所赐的才能见识而宣讲之”——这也许是描绘教徒虔诚内心的一种修辞。不过事实上，这部历时八个月的日记着实记录了梁多次“失败性”的尝试。表面上看起来，梁发除 “分书”较为顺利，其他数次布道行动都无果而终； 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早期新教来华“文字布道”的困难处境。因此，在利用此前习得的宗教知识进行布道传播的过程中，梁发有不少策略“调整”与文字 “想象”，实乃个人思想与文本知识结构在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调适——这表现在日记中多处记载的梁与地方百姓就信仰习俗的对话与辩论中。梁发、屈昂等早期华人新教徒无疑面临强大的宗教竞争对手，而复杂境况则予以其自身能力一定挑战。结合 1830 年前后梁所撰写的多种宗教小册以及日后逐渐成型的《劝世良言》来看，我们亦可以从《日记言行》中追索梁发笔下关于“一神、福、祸、罪、救赎、灵魂”等关键基督教概念的生发。因此，从文本功能上讲，《日记言行》不仅仅是一部记载“言”与“行”的日记或日志。以互证方法深入，这份日记材料还可以与传教士报告相互勾连，以区分比较新教传教士眼中早期华人教徒的“形象”与“作为”。而作为学术工作者，我们在对待即便是一手档案与手稿史料时，也同样需要区分其书写之目的与功能，并结合历史语境从史料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重视角去剖析中外宗教信仰竞争等问题。兹将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藏梁发《日记言行》（前三分之二篇幅），即1830年3月28日至9月18日（农历三月初五日至八月初二日）手稿原文整理公布，望能够引起学界同道更多研究兴趣。
（本文原刊于《世界宗教研究》 2019年03期，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