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口号的提出
1943年春，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 一书。所谓“ 中国之命运”,就是以国家命运的名义,提 出的一道关于政治选择的命题。具体而论, 国家的政治取向,不同的政党持有不同的主张, 因 此,蒋著此一命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个选择什么党的问题。与蒋著齐名的是,陈伯达著《评〈 中国之命运〉》。 陈文同样是一篇批判性质的论著。作为 蒋著的对立面, 同样, 陈文也是通过一系列联系、 比较与论证,但得出了与蒋著相反的结论, 将国家命运与共产党联系起来。
蒋著所以敢于提出“ 中国之命运” 这道命题,其根据在于蒋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政治资本, 此即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1943年 1月 11 日,重庆政府分别与英美签署平等新约。就范围而论,尽管仅限于英美两 国,实际上宣告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围绕新旧条约的立废,重庆舆论发表了大量的相关 言论。1月 14 日,《大公报》 载文称：“这两个公道的条约,把 ‘租界 ’、‘领事裁判权 ’、‘驻兵权 ’、‘内河航行权 ’等各种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名词送进中国的博物馆。从兹以后, 中国恢复 了完整的国权。半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污辱,付诸历史的长流去了”。 人们对于平等新约意义 的认识,首先是与半殖民地地位的废除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立法院长孙科等一批政要,也纷纷发表谈 话祝贺新约。其中,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态度略为特别,孔是以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态来看待 此一事件的,他提出不少问题供人们讨论,实际上就是他所感到不安的一些问题。孔提出领事裁判权取消之后,“我国国民亦应自尊自重, 以后避免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引起司法上的问 题”。孔还提出租界取消之后,“我们应该如何使老百姓和外国人和爱相处,又如何使各城市乡 镇的道路与卫生进步”等等问题。孔的结论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我们感到欢欣,也感到恐 惧； 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的订立,是我们幸福,也是我们难关。” 孔将此举视为欢欣与恐惧并 存,这种表述如果仅仅从文字上看,至少是一个两者互为抵消的结局。
一向具有理论兴趣的邹鲁,则以此为例,撰文阐述孙中山“世界须定于平” 的思想。邹鲁 这样写道：“这一个 ‘平 ’字,亦即孔门之所谓 ‘恕 ’。什么叫 ‘恕 ’,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假使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一切,能以 ‘平 ’为纲, 以 ‘恕 ’为处事之本,那末世 界和平,即可永久维持不坠。” 近代以来, 中国的国际地位日降,于是,将某个具有正义性质 的国际问题,与某个中国圣贤的思想联系起来,证明这一思想的国际意义,这是中国部分人士 追求心理平衡而时常采用的方式。上述各种论点本身应当如何认识,是另一个问题。这些论点共同的特征是,将问题限制在 其本来的范畴,即民族问题范畴。
然而,新旧条约的立废既然经由国民党完成,它就不可能只是一个纯粹的民族问题, 因此 官方的立场是竭力使之政治化。1 月 14 日,《中央日报》 发表社论称： 不平等条约存在了一百年,“ 中国国民党在此一百年中奋斗了五十年,最后产生本党总裁……如果没有本党,没有总理 与总裁,世界尽管如何变化,不平等条约必依然存在。”“为什么过去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今日 则能,因为今天有蒋委员长,今天有蒋委员长领导下之国民党。” 尔后该报又载文称：“天不赐 给我们先知先觉的国父与英明伟大的总裁,谁来领导我们奋斗？ 没有精深博大的三民主义,还 有什么配来唤起民众共同奋斗？” 这是对问题的政治归结,归结于三民主义、 国民党、 国父、 总裁。作为这种政治归结当然的诠释者, 国民党的一批理论家纷纷撰文阐述此一事件的理论意义。
陶希圣认为,通过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我们得到一个总结论,就是只有国民革命是正确的 路线,其余的各种主张,各种学说不过路线上面的一些草芥、一点石块。”“把握历史的宿命者, 其意志即为造成历史的动力。只有把握历史的宿命者,可以依他的意志造历史。别的人都不能 如其意志以造历史。百年来, 国父是这个人,如今总裁继国父之后亦是这个人,如其意志以造 历史的人。”
叶青则这样论述问题：“废除不平等条约底成功是三民主义底成功, 国民党底成功,蒋总裁 底成功,这可以看作正确的定论。如此,我们就可说三民主义、 国民党、蒋总裁能够解决中国 民族问题,因而能够满足中国需要了。 中国有三民主义、 国民党、蒋总裁以后,便用不着别的 主义、别的政党、别的领袖了。 因此可以说中国只需要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 国民党,一个领袖—蒋总裁。这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底成功所给与我们的教训。”
根据新旧条约的立废,陶希圣的结论是国父与总裁可以“ 如其意志以造历史”,而叶青则提 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能够满足中国需要了”。陶、叶的论点表明国民党在力求将 问题政治化。
在战争条件下,新旧条约的立废其实际意义有限,其中,租界以及内河航运权的废除,实 际意义几乎等于零。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毕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 由于此举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质, 因而也具有相当的政治宣传意义。蒋所以力促解决这一问题, 其着眼点就在这里。从官方的宣传来看,简单且傲慢,证明了国民党智库思想的贫困。接下来,蒋又如何将此 一成果变为国民党的一笔政治投资？ 总之,新旧条约的立废,为蒋写作《中国之命运》 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素材。
新旧条约的立废对于中共而言, 同样是一个民族与政治互为交叉的问题。就民族立场而论, 中共不能回避,必须正面表态支持。但就政治立场而论,则是一个极具分寸的问题： 既不能否 认、又不能突出国民党,既要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又不能被对方矮化。如何把握其中的平衡, 取决于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
1943年1月 12 日,《新华日报》 发表社论,首先肯定新约的签署,“从此中国和英美, 已站在真正 平等的地位”。“签订了这两个新约,才把我国百年来在国际上不平等的地位废除！”这个关于民 族问题的表态与当时的社会舆论是一致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表态,社论这样表述：“新约的 成立,是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的英明外交政策的成就,更是我国人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团 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结果。”
政治是现实的。考虑到《新华日报》 所处环境及其统战性质,社论完全撇开蒋是不合适的。 社论采取的方式是,将罗斯福、丘吉尔摆在蒋的前面,一并提出,一并赞扬。这种排列顺序与 赞扬方式,既未撇开蒋,又未突出蒋,既赞扬了蒋,又未将这笔账全部记在蒋的名下。这种政 治分寸是两党政治关系的反映,既要合作,又要独立,避免在政治上被纳入对方的轨道。
1943年2月 3 日,朱德对《解放日报》 记者发表谈话称：“最近中美中英签订的新约,我认为这是 中国在国际间获得独立平等的开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 等条约的口号。”“这次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又获得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就,扫除了我国 在国际地位上的不平等”。 再次强调新约的成立是国共合作的结果,此即民族与政治的平衡。
2月 4 日,延安举行大规模群众庆祝集会,两万余人参加。会场悬挂罗斯福、丘吉尔、斯大 林、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六人画像。在其后发表的大会通电中有这样一些话：“ 自中国共产党 成立,乃明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政纲,厥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于是 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呼声遂传播于全国。”
这个通电的要点在于,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历史过程的叙述, 明确地将中共摆在孙中山之 前。而会场上六人画像并列,也是力争中共地位的表现。
朱德肯定地表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是中国在国际间获得独立平等的开始”。那么,获得 独立平等之后, 中国旧有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改变与否,这一点中共方面基本不予涉及。原因 在于, 中国的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决定中共的革命性质（反帝反封建）。 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与当时的社会舆论形成明显的区别, 中共对于半殖民地问题没有明确表 态。
综上所述, 中共在新旧条约立废问题上的表态,着重强调国共合作,力争中共在其中的地 位,力求避免被国民党在政治上边缘化。
蒋著出版后最初三个月, 中共方面没有做出强烈反应。1943年4 月 22 日,毛泽东在一复函中说： “《中国之命运》 我已要陈伯达写一意见（数千字,征引原文）,送政治局各人看,看后再考虑办 法。”把蒋著提交政治局,表明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而“ 考虑办法”则表明毛尚未做出决定。7月 13 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抓住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要痛驳。 中共方面所撰写的代表性的反驳文章, 即陈伯达著《评〈 中国之命运〉》。7月 19 日,毛泽东就陈文发表的具体安排指示秦邦宪、陆定一：“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 以约 5000 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 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 15000份。” 就陈文的刊登版面、广播时间、印刷册数做出如此具 体的指示,表明毛对陈文的重视与欣赏。7月 21 日, 陈文在《解放日报》 发表,当 日,毛致电 各中央局,要求一切干部均须细读,加以讨论。一切学校定为必修之教本。
蒋著所宣扬的核心是,将国家与国民党捆在一起,这个论点当然不能得到中共的认同。1943年8月 8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发表讲话,他说：“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 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 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封神榜》、《红楼梦》 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 照样有中国。”⑤ 毛之所言是从历史的角度说明蒋的这个论点不能成立。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 样有中国”,意即国民党不能与国家捆在一起。
1943年8月 25 日,《解放日报》 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的社论。实际上就是以社论 的方式,为新华社的两份材料做结论。社论再次引证国共抗战成绩比较,并以这样的方式收尾： “（让我们套几句《中国之命运》 来作本文的结束吧！）‘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 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的说, 中 国的命运完全寄讬在中国共产党。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 寄讬,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 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
国共两党原本就是依据不同的阶级基础、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而组建起来的严格意义的阶 级政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把两党之间原本单一的阶级对立关系,变为民族与阶级、 合作与对立双重关系的交叉。 问题在于,无论形式还是性质, 民族统一战线都是一种超阶级的 政治组合。 由于这一政治组合在国共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因此,至少从现象上讲,必然形成 民族意识对阶级意识的挤压。蒋著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批判阶级观点,主张“ 使中国的政治为 全民政治,而不是阶级政治”。 此言的实质,就是以否定阶级政治的名义,否定国民党之外其 他的政治存在。
蒋著的出版真正引起毛泽东警觉的,正是它以民族模糊阶级的论点。7月 30 日,毛指示彭 德怀：“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 等文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 要性看低了。 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所谓国民党思想,就是只讲民族 不讲阶级,要求通过对蒋著的批判展开阶级教育,就是既要讲民族,又要讲阶级。
尔后,毛又告诫全党：“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 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蒋著与陈文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各自将两党的历史 关系重新做了一次政治清算。这种政治清算的实质,正是两党的阶级关系警觉、坚定、 明确的 表现。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就口号而论,不仅响亮,而且具有 一种特殊的鲜明性质。正因为它鲜明,一经推出,随即成为两党的两面旗帜。“ 中国之命运”这道命题,提出了在中国应当选择一个什么党的问题。这是一种具有强烈的 排斥性质的选择。这种排斥性质的选择提出于国共合作的框架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中 国之命运,实际上就是国共合作之命运。蒋著的出版及其政治后果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 它以著书立说的方式,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前途,完成了理论意义上的埋葬。
来源：《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