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发言 | 黄盈盈：代跋——会议的性政治（下）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黄盈盈老师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经黄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黄盈盈. 代跋：会议的性政治.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上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8：259-286.

一个略经修改的版本发表于：黄盈盈《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201-228.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本篇为下篇。上篇请见今日另一则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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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政治、经济三方夹击下的

性/别研究与运动

80年代以来，更为宏观意义上的性的政治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涉及学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也涉及国内与国际不同力量（至少包括政府、国际组织、国内NGO、研究者、商业机构等）之间的博弈。

整体而言，从我的观察来看，性的政治经济学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大致趋势：

八十、九十年代。这是一个政治环境相对自由，但是经费（不管是国内学术体系，企业，还是境外组织资助）缺乏的时期。刚从文革走出来的研究者中，关注性议题的非常之少，而在“走向开放”的整体背景之下，具有破禁区意义的性相关的文章与书籍，非常卖座，也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反响。

二零零零年代。这个时期性相关领域的资助经费开始增加（尤其是国际资助，包括艾滋病项目经费，以及中后期福特基金会加大对于中国性与生殖健康活动的资助力度），研究开始多样化，发表也相对容易，可以说是性研究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界的整体学术水平。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学者们对于 “西方学术”霸权的认识也开始出现，也更加有意识地强调扎根于“本土”的研究，构建中国的性话语体系与研究语境也成了我们努力的重要方向（潘绥铭、黄盈盈，2007）。

一零年以来。这段时间，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动：审查制度与扫黄的加强，对于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强化、境外资金与组织管理条例的发布、境内社会组织管理的加强，无不意味着政治氛围的强化以及由此带来国际经费的缩减（这部分也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有关）和性/别出版物的困难。

但是近年来，不管是性的政治经济学，还是性/别领域的内生力量，都无法一概而论，或下简单判断。从经费上看，缩减的主要是国际资金（比如福特基金会对于性与生殖健康项目的资助调整及即将取消，乐施会对于低收入小姐人群资助的撤出以及一些境外组织对于LGBT的资助困难），政府提供的防艾经费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则有所增加（当然是有条条杠杠的）。学术资助在经费方面实际上也略有增加（比如双一流、社科基金对某些性与性别议题的资助），当然政府经费的分布显然是不均衡的（流向重点院校与学科），而且意识形态的导向也是明显的（比如有助于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对支持的性与性别议题也是有选择的（比如校园性霸凌，一些性教育与同性恋议题，流动妇女，家庭育儿类的研究）。学院外，除了个别国际组织依然对于性/别议题（比如LGBT，性教育）有部分赞助，商业的色彩进一步强化（不仅仅涉及商业赞助，也涉及粉红经济以及部分以性教育、提升女性性自主、增强社会性别意识与理论水平为主体的商业机构）。而政府购买服务，在以项目的方式来提供服务经费的同时，相应的一整套管理方式、评估及审查制度也限制了很多活动的开展。性/别相关的社会组织，作为被治理的对象，也作为治理的主体，显然需要面对以及更加策略地应对新形势下的资助管理制度，避免社运NGO化之后带来的问题（何春蕤，2015）。

近年来，审查及出版机制在整体上趋于缩紧，尤其是触及国家法律（如扫黄）以及被认为威胁到性道德治理的内容（比如包括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宣扬”婚外恋、同性恋等内容），更容易被“毙掉”，但是有关性教育、婚姻家庭相关的文章却比以往多了不少（如果不是看最近的再次舆论紧缩，这几年同性恋相关议题的文章与书籍也有增加）。从学术上来讲，除了出版审查带来的挑战，主流学界对于性研究“有趣但不重要”的判定，也使得性研究话题很难进入到主流话语体系，除非涉及被认为“重大社会问题”的相关现象，比如家庭婚姻的稳定、性别比失衡、阶级/平等，等议题。

这个阶段，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于“性研究”及相关出版的影响，也需要被进一步分解为：什么质量的性研究（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议题的敏感，而是学术质量确实太差），什么议题的性研究，什么态度/立场的性研究而加以分析。不同的性研究，其政治经济学的面向与命运也会不同。但是，即便是在日趋缩紧的生态环境里，不管是研究、发表，还是会议，在具体的生活世界里，总是可以找到一定的弹性空间，只是需要更为策略地创造支持性的生存“小情境”，更为辩证地看待“沉默”的力量。

此外，国际局势的变动，包括整体上保守力量的增强、福特基金会总部的变化、全球LGBT的影响，以及国际性流动的加强，也更为直接地影响着中国大陆的性/别生态。在全球的格局下，在跨境的空间中，如何思考中国大陆的性/别议题，也成了新时期的另一项挑战。

就性研究而言，除了研究范式与具体方法方面依然有待批判性地辨析与发展（Huang，2012；2017），对“传统”以及“本土”的认识不足，加上另一方面对于复杂的西方学术生态又缺乏系统性了解，双重缺陷所产生的危机感在最近几年也越来越强。反之，如何构建扎根于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性/别研究，也成为今后重要的挑战与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又要警惕“本土”的过度政治化以及被作为拒绝反思与拒绝学习外来经验的借口。

现实比以上的综述更为复杂、微妙。学术、政治、经济之间的博弈无不型塑着中国大陆性研究的生态。作为研究者，我们如何在这种种博弈中，能够把握局势，认清各自的优势与局限（不管西方的，还是本土的），或者借用一方来抑制另一方的控制（不管是商业的，还是政治的），如何保持作为学者应有的“独立性”，变得越发艰难与挑战重重。

我们的研究以及办会，也正是在这样不断变动、复杂微妙的学术、政治与经济环境之下展开。这个复杂环境如何影响了性/别的研究与实践，性/别领域的变化又可以如何反观更大的背景，也是我今后的重要课题之一。能力有限，暂且搁置。在一个更为微观的层面，如何以具体的策略来应对具体的生态环境，展开怎样的对话，体现的正是办会的微观政治经济学。我也将带着这样的思考与对话，正式进入“会议”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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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17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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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作为一个变化着的性/别事件

我所在的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从96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分别以性教育、性工作、性革命、性与互联网、多样化婚姻等为主题）。07-15年间，筹划并举办 “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两年一次，迄今已经五届，目前正在准备2017年第六届。

会议的直接动力，是学术理念与钱的共谋。潘绥铭与李文晶（以及后来的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苏茜女士）更是直接的推动者。一个在性领域享有盛名，20多年的学术积累与人脉是聚集个人与组织的重要号召力，可以打破小群体之间的壁垒，搭建平台以展开性/别内部的对话；一个在资金上提供保障，在国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能以国际项目资助的形式鼓励中国大陆性/别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工作。而且，他/她们双方都希望中国不仅仅是提供原材料的田野点，不仅仅是帮助国外学者收集资料或者提供本土咨询，也应该成为发声主体活跃于国际舞台。因此，在上述两股力量、两位重要个体的努力撮合之下，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策划了包括研讨会在内的系列活动。

研讨会的主旨是提倡更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含义的sexuality的研究，挑战性的医学化与商业化。“研讨会”的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把握中国社会的性现状，并提供一个平台，促进国际学者与国内学者、学者与活动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以提升中国性研究与实践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也希望性/别领域内部的不同小群体之间可以加强了解与沟通，从本领域内部开始消除相关的歧视以及壮大自身的力量，逐步扩大对多元性/别友好的人群。虽然因为中国社会性/别背景的变化以及一些现实因素的考虑，每届研讨会的主题会略有不同，但是这些基本主旨并没有变。此外，受资助方的影响，同时也是与自己的理念相一致，尤其鼓励年轻人、性/别少数以及社会资源比较缺乏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参与。

07年到15年之间，五届的会议主题分别为：“中国性革命研讨会”（有些场合也写成“中国性文化国际研讨会”）， “性与社会发展”， “权利与多元”， “走向性福”，“沟通与汇集”，以及目前2017年的拟定主题：“积淀与反思”。每届的主题设定都跟举办者对当时中国性/别情境的观察与认识有关，同时，也受自己的知识格局与偏好所限。

从形式上看，几届会议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会议的发言人从最初的44位到现在100来位；从以学术为主，演变为到半学术半实践的状态，尤其是第三届“权利与多元”的主题设定，更是吸引了大批社会运动领域的实践者；从1/3左右的英语世界参会者，到目前以大陆为主，台湾、澳门、香港以及在海外学习的硕士、博士生为主；从较为单一的学术议题，发展为各色人等的纷纷登场，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会刻意去邀请的某些性/别人士，比如SM小组的成员；从两天半的会场，过渡到三天的主-分会场；从短时间的发言，过渡到主题发言与小组发言并存的形式。尤其是2017年，主题发言增加为六个，为在场的参会者提供了更为深层的思考与启发。因为理念，以及对摘要质量的筛选和所涉领域的平衡与选择，每次会议都会主动被动地走掉一些人、吸引一些人，迄今也凝聚了若干核心力量。会议，也从刚开始的缺乏系统策划（没有届，办一届是一届的临时感），逐步过渡到更加有意识地展开策划与对话，并逐步成为聚拢中国各类性/别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一个主要场所，一个互相支持与凝聚力量的空间，也是一个观察中国性/别动态的重要场域。同时，十年之余，在感受到成绩与意义的同时，也深感会议在深度上的局限，改变各类既定性/别叙事结构方面的挑战，以及性/别对话与联盟的困难。

这些变化，以及六届会议的具体议题及编排，在之前的论文集里都有过细致的展现（也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记录），不再赘述。也借此再一次感谢参会者以及支持者，大家同时也是各类性故事的积极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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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酷儿性”及其局限

在2007-2017这个历史时期、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具体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如何思考会议的“酷儿性”？性会议，作为一种性实践与变化着的性/别事件，哪些方面呈现出“酷儿性”，又存有哪些局限？

1. 讲台的性政治

运动是什么？学术与行动之间应该、可以形成怎样的关联？这样的问题，在涉及边缘人群研究时尤为凸显。我一直觉得高校是一个性/别运动非常重要的场域，而高校里面或者以高校为平台的活动，包括授课、研究以及会议，其作为性教育的意义，在一个快餐化、追求短期效应与影响力的时代，却因为“缺乏时效性”、“运动力”、“社会影响力”而被大大地忽略了。性教育，也被过狭地聚焦于针对校内青少年的性科学知识的教育，或者冠之以性教育之名的项目催生下的短期培训活动。

我们的会议依托于人民大学。虽然不知道还能够持续多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大比较宽松的氛围是吸引我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宽容尤其体现在我所在院系的小氛围里面。因为我们的专业就是性社会学，长期以来也是以学术为主业，且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种低调的行事风格（既是策略，也是性格所致）。因此，尽管需要报备，在以学术之名申报会议的时候（比如：中国性文化研究），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碍。其结果是，会议得以顺利展开，但是也并不为圈子之外的大多数人所知。因为，被看见的同时，也可能是消声的时刻。这里孰轻孰重，自然是仁者见仁。我自己将其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策略。在某些历史时点，沉默或者说低调的力量，促发了不同性/别主体可以在逸夫会议中心的讲台上展现自己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现时段无疑是重要的。讲台，对于不少性/别边缘主体来说，其积极意义也是我们这些“日用而不知”的老师们容易忽略的；她/他们扭着腰肢走在人大校园里的那份自信与自豪，也是认为只有对抗性的街头行动与政策倡导才是运动的人容易轻视的。讲台的意义，可能是被尊重，可能是借此找到了合作者、资助方，也可能是得到了自我展示，甚至可能是直接提升了身体价码……

除了尽可能在校园里面召开会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会议室装修），也需要利用宾馆的空间。与宾馆经理，以及会议服务人员的交道也变得非常重要。还记得有一次会议，因为人数比较多，宾馆经理被上头询问，经理自己就为我们正名：他们是搞正儿八经的性科学研究的，你们也知道的啦…….经理，尽管是出于赚钱的目的，在此时与我们达成了一种共谋。尽管我们质疑过度的科学化与医学化，但是在政治压力的面前，却也是科学与医学之名帮助了我们！也因此，科学化、医学化、商业化即是需要被警惕与反思的范式，同时也有可能是一种保护伞与策略。琐碎的会务与安排，尽显现实世界的动态与复杂，以及办会者与各方人士打交道过程中所蕴含的人情与世故。

在一个并不乐观，甚至日趋紧张的大环境之下，与各方周旋，寻找积极的发声空间（包括正视沉默的力量），努力聚集性/别力量，并且不以学历及常规的社会等级来进行界分（恰恰是打破社会认定的阶层区隔以及性等级的划分），让不同背景的人站上讲台、交流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议具有一定的“酷儿性”。换言之，会议的“酷儿性”，首先体现在其与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对话方面。

2. 语言的性政治

对于本土的强调，以及对于主体的强调，使得研讨会具有了自己最主要的另一个特点：用中文作为会议主要语言；要求国外的学者以中文发言。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既然这些国际研究者是以“中国人（社会）的性”为对象，也做过一定的田野调查，那么懂中文就是应该的基本训练之一。同时，大部分中国学者及实践家的英文水平非常有限，用英语交流会非常困难，翻译通常又会大大降低对话的效果。再次，苦于以往国际会议上中国学者因为语言上的劣势而遭遇的难堪，主办方认为在中国举办的性研究国际会议要以中文为会议语言。最后一点，居然被一位参会的国际学者在其他国际会议上大加称赞，甚至认为是中国学者自信心增长的重要表现之一。

中文的使用，当然也挤走了不少英语世界的研究者。在后面的几届，我们更为主动地希望加强与台湾的交流，并积极邀请台湾中央大学的何春蕤、甯应斌教授来做主题发言，除了因为两位的学术成就与丰富的运动与论战经验，也因为台湾经验在地域、语言以及文化层面的亲缘性。而对于我以及相当多的人而言，从她/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远远要多于以往与英文世界的交流。

在一种以西方学术为膜拜的社会科学背景之下，对话于“西方的学术霸权”，而强调本土、强调语言以及连带的文化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是会议的另一种“酷儿性”体现。

不过，在强调本土的同时，我也在一直警惕自己是否过于强调本土与西方的划分；也深感有些人虽然说英文，但是能带来更大的启发，也更加接地气（中国大陆的地气），有的人虽然说中文，却仅是英语的另一个版本，甚至是不中不英的更差版本。

3. 挑战底线，为杂音保留一个空间

第三个可以称之为“酷儿性”的地方，在于会议对性等级中各种底线与社会规范的挑战。这个特点尤其是在第三届之后开始凸显。受益于台湾的经验，也基于自己的观察，我对于性/别内部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对于“多元”表象下所掩盖的不平等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更加刻意地把不同的性/别少数人群纳入到同一个对话空间，希望 “多元”之间可以加强认识，期间的歧视/权力关系也可被看见，而不是小姐一个圈，同志一个圈，跨性别一个圈，做性教育的又是一个圈…… 各自不被看见，或者不愿意看到别人。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一位小姐在我们会议上大开眼界：“我终于看到有比我更变态的了”（指向跨性别）；也记得，听到SM实践者的讲述时，大家张大的嘴巴；更记得阳春的“黄金圣水”以及“冰恋”如何颠覆了大多数人的三观，使得曾经认为自己已经“很开放”的人吃不下饭；也有一位中年的小姐，在听到阳春介绍自己为性实践家的时候，在底下不服气地嘟噜：我才是性实践家呢…...

我们尽量希望可以让一些即便在性/别圈子里也属于“政治不正确”的人有展现的空间。在挑战规范、底线、扩展我们的性/别想象，在不断挑战以“边缘自居”且因此具有某种身份政治的正确性的性/别少数自身而言，会议具有“酷儿性”。至少，可以带来什么是“酷儿”的进一步讨论与思考。甚至，是否要用“酷儿”这个词的进一步思考！

但是，性/别联盟的可能性有多大？听见别人的可能性有多大？反思自己的可能性又有多大？这，恰恰也是日益凸显的局限与挑战。很遗憾，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性/别内部的分化、性阶序的进一步划分是近年来需要警惕的一个新现象。

4.反转各类主流与边缘，

创造另类性/别故事的可能

会议，作为一个整体，在把各种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方面具有积极的力量与意义。它让我们更多的人看到了在中国大陆做这类事情的可能性，看到另一类“性教育”的形式，挑战了“运动”的常规界定与想象，看到了另类存在的社会空间。更为重要的，主流与边缘的关系在这样的会议场域里被不断地反转与挑战。异性恋世界的主流，在这里成了被人质疑与挑战的对象；性/别里的边缘，在这里又可能不断圈粉，成了被仰视的对象。边缘人群也被进一步地复数化，其内部更为微妙的宰制与权力关系得以更为细致地展现，边缘中的边缘也开始凸显。也是在此类会议场中，我们看到了有些性/别主体的成长，反过来成为会议的主力不断鞭策我们继续前进……这种反转与挑战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使得主流与非主流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有了颠倒的可能，至少拉出了更长的光谱线。

正是这样的会议氛围，使得“我就是喜欢做小姐”的声音，“我是卖淫的妖”这样的论述能够得以自豪地展现与宣称，使得被其他场域的社会规范所压制的另类性故事的生产得以可能。从情感上来讲，正因为性/别议题的边缘、性/别少数的弱势位置，使得此类会议，在现时的历史阶段与政治社会背景之下，具备了聚会与狂欢的意义。正是在这些意义上，会议具有了“酷儿性”。

可是，反转的力度如何呢？新故事创作的空间有多大呢？口号与宣称之后该怎么办呢？狂欢之余的思考呢？批判的学术思考与狂欢可以如何并存呢？在日益复杂的性/别生态之下，我们更需要进一步的积淀与反思，更需要开启“深度思考”的模式。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复数的、多方向的转折点。

5

新生态下的困境与思考

综上所述，日益复杂、多重、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为会议的筹备以及更为宽泛的学术实践带来了直接的挑战。这些挑战突出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环境的缩紧与多重性/别力量的崛起加大了对话的难度。

如前面所言，除了审查制度的严格化，国际资助的缩减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开通，使得资金申请渠道开始转向并依赖国内科研系统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系统，也促使研究与运动都不得不重新思考定位，更为策略地开展活动。

对话生态的复杂化也让我们在论述与措辞时，更为谨慎，顾此及彼：从挑战医学化与商业化、历史无关的本质主义视角，到应对日益强势的反性或者以结构与性别压倒个体与性的女权论述，警惕性/别少数身份政治以及纯净化运动，警惕针对青少年的性/别治理，挑战社会科学领域“有趣但不重要”的认识，以及面对反性力量的回升潮；等等。而近几年，其他领域的讨论，比如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新左与女权的结合等，又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复杂化对话的语境，尤其是性权派在面临“新自由主义”、忽略结构因素的指责之时，也要不断学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更好地开展论述与对话。学界及新媒体对于“影响力”（10w+）的追求，轻易站队、随意扣帽甚至谩骂的焦躁气氛，更是加大了复杂思考与论述的难度。

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思考点：我们对话于谁？有没有一个现阶段需要优先对话的对象？如何策略性、权宜性地联盟，同时又要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态度？

第二，会议活动本身的瓶颈/局限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在最近几年，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个转折点的来临。深感热闹容易、反思难，口号容易、分析难；简单容易，复杂难；被看见容易，希望如何被看到，看到之后又如何，以及能否看到别人则并不容易。如果说前面三届的研讨会，我们都是信心满满、干劲十足、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那么从第四届国际研讨会的策划开始，就已经感觉到困境与挑战，致使我们希望能够停下来思考：随着时代与对话生态的变化，此类会议的意义何在？这个困境，不仅仅来自对于运动界的观察，还来自对于学术界赶时髦、制造明星式的、争当“第一个吃螃蟹”之人的浮躁之风的体会。

针对这些挑战，我们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回应：有意识地增加主题发言的内容，希望可以多一些深度的讨论、批判性的认识、狂欢同时的沉淀与思考。也正因为此，2016年夏天，在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的帮助下，我们邀请六位有丰富的研究与运动经验的台湾学者与运动家到人大来开展系列讲座，分析与反思台湾的性/别经验，突出性/别的在地历史。这种尝试，也延续到对2017年的一系列活动的筹备之中。

第三，举办者，以我自己为分析点，自身的特点与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仅仅关乎态度与视野，还涉及整个知识结构与研究能力。就我自己而言，现阶段面临至少三个方面的困境：

其一，自身知识结构的短板。当对话生态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从学科方面讲，性/别的团队本身力量比较薄弱，有限的研究者基本来自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学，以及个别历史学（在美国）背景。我个人的本土的学术背景及国际交流的经验，使得在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的问题之时，缺乏对于西方学术以及其他地区的各派脉络的系统了解。虽然对现时段性/别的生态与情境有比较接地气的认识，也努力朝向构建本土的认识与知识结构，但是与整个社会科学界的问题类似，我们整体上又都存在一个“历史无关”的缺陷，对历史上的性与性别相关现象以及论述的认识远远不够。在这样的知识结构之下，如何对话于西方，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当然不仅仅是性/别领域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挑战。

其二，新老更替之际，如何更好地联盟与布局的困惑。性研究领域的老一辈学者如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诸位老师都已经退休。在性/别缺乏建制的背景之下，一个人的退休，经常意味着一个领域的消失，至少是在所在单位这个方向的消失。对我个人来说，很直接的、急迫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人大的性社会学研究所再继续发展下去。在向前辈学习的同时，必然需要思考如何连接新生力量，继续前行。

其三，如何处理学术与社会实践/运动的关系，对于一个在高校的人而言，又是一个挑战。经历有限的情况下，应付各类考核的情况下，在媒体信息轰炸的情况下，我要怎么处理研究与实践？作为研究者同时也是活动组织者，如何保持与运动界的联系，但是又不失批判性？如何把不同性/别的边缘人群聚集到同一张会议桌，展开有效的对话？兼顾独立性、批判性与对话、联盟，在中国社会可能吗？如何更好地发挥会议作为新故事的生产空间？如何以学术研究为平台，促进更为美好的生活世界的生成，而这种美好不以净化异类，不以踩着边缘中的边缘上位为代价？而所有这些，在现在的意识形态之下，可能吗？

这些，都是我以及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性/别格局之下所面临的困境与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带着这样的挑战与思考，我们试图把2017年的会议主题界定在“积淀与反思”，也增加了更多的主题发言。希望在风起云涌、急速前进与口号式的风气之中，可以驻足思考；也将继续提醒自己以接地气的学术活动促进更好（兼具本土与历史性，有内容讲方法，有批判有建设）的性/别故事的生产。

也正是因为“办会”承载了以上诸多种种的观察、思考与挑战，我将其称之为“会议的性政治”，并在实践中认真策略、倾心尽力而为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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