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发言 | 郑诗灵：转变性研究的视角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郑诗灵老师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英文）主题发言，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林曦老师翻译成中文。经郑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郑诗灵. 转变性研究的视角.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下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8：31-36.
开
讲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自己在“性”研究方面的一些疑虑和不安。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的田野工作是和一些我所不熟悉的人呆在一起，我想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进行人类学调查，往往意味着要沉浸在他人的生活里面，往往这种沉浸的体验也会带来新的可能性和视角，这是我所追求的，也是我所担忧的。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一份报告，然后忽然发现自己其实对它一无所知，这是很不容易的。在1997年，我前往韩国研究那里的性工作者，关注她们是如何在被民族主义者所排斥的环境中进行抗争，而最后转而研究了菲律宾的娱乐艺人，关注她们的爱情故事，以及反人口贩运政策的全球化的问题。
作为一名关注“性”、移民政策的人类学学者，我需要不停地调整我的研究视角。每次调整都会使我对这个领域的个人理解和自己研究的目的产生疑问。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自己如何在人类学的分析视角和其他领域之间腾挪切换，以及我在“性”研究领域中所关注的一些伦理和认识论上的问题。
我要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
1. 向内看：通过一个与性工作者一起开展的音像项目，我了解了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以及什么对性工作者来说才是重要的。
2. 向上看：经过多年对性工作者的研究，我意识到反人口贩运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批判和审视，尽管他们在塑造有关“性”的公共话语和政策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向外看：将研究的焦点从性工作者和LGBTI身上挪开，移到非传统的研究对象，如对作为性主体的难民进行研究。
1
向内看
2009年，我们的研究人员与马格达莱纳住宅集团合作，在红灯区即将被拆除的情况下，在性工作者中开展了一个音像项目。我们给了性工作者相机，并教会他们基本的技巧和摄影伦理。然后他们为我们带回了有关红灯区内部及其周边的令人惊叹的图像。这个项目持续了4年，并于2013年结束。在那之后不久，推土机呼啸而过，推倒了她们在龙山区的家，她们也另寻他处安身。这个音像项目使我们参与到红灯区中，将其作为一个家，作为工作场所，同样也是屈辱和污名的来源。抛却了权利和犯罪的认知框架，我们转向将红灯区视为一个情感空间。
这张图是龙山区的一个红灯区棚屋的侧面图像。多年以来，当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在红灯区闲逛时，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精心修剪过的盆栽植物。这位摄影师在龙山已经工作和居住了20年，她在我们与性工作者一起开展的音像项目中拍摄了一些最美丽的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2009年和2014年之间，都是在如今已经被摧毁的红灯区，里面有怒放的鲜花、盆栽和玫瑰花藤。
同样的，其他的性工作者也拿出器材拍下了无穷无尽的画面：电视机里播放的画面，街头的烟头，屋顶的泡菜坛子，空中的晾衣绳……这些打眼看来，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
这张照片的名字叫“我的椅子”，由 Gongju Chung拍摄，她在音像项目开展的头两个星期里拍了多达334张照片，但在我们口述史的项目中，她却是最不愿意谈论她是如何来到红灯区的。视觉媒体让她有了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在画面里，红色塑料凳子的顶部是一层一层的织物，背景是龙山高铁站前面的主干道。这是一个妓院的“皮条客”会在整个晚上共享的凳子，盖上织物坐起来会很舒服。塑料凳很轻，如果警察突然搜查，就很容易被移走。一个兼具舒适和安全功能的家具用品在皮条客招揽顾客时，也使得他们将屈辱和污名家驯化（domestication）——正常化、融合为一体，成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家用的物品被视觉化了，放在街头的公共空间，是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方式，讲述了皮条客相互冲突的需要和担忧。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物品本身，看到这些皮条客的身份认同是如何通过家居用品被视觉化而实现。
这些图片逼着我们研究者非常严肃认真地对待日常事物，去看见这些因某些先见阻碍而被我们错过的东西。我们总是很关注她们对性作为一种劳动的理解，她们的人权，她们所承受的污名。我们总以为这些对她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仅仅是对于我们重要，对性工作者们来说并不重要。除了性之外，她们更多地是想要讲述日常的生活——朋友、宠物、植物还有各种社会仪式。正是这些社会仪式，使他们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也构成了她们与他人及外部空间连结的方式，她们参与社会政治事件的方式，她们被韩国社会视为“公共汽车”（public women）的有口难言的屈辱。借助这些相片中不同的空间、物件和人的形象，她们向我们讲述了“我是谁，我做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而这才是对她们来说“重要”的东西。
2
向上看
在我2008回到韩国的时候，发现反娼社会运动分子的势力得到了急剧而迅猛的扩张。在2004年出台的反娼法律的推动下，她们因政府基金的助力，如今享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权力。作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她们也成功地主导和控制了公众和政府对性工作的理解，她们中的一些人控制了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设立的全国性组织。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这些妇女活动家，在10年前的时候，在韩国的任何与性工作相关的活动中都还看不到这些人的身影。
我与这些女性领导者交流和对话的努力，总是变成她们一面倒地教育我这个傲慢的外国人。我因推动一些国际请愿联署活动来抗议这些法律，因而也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外国研究者。我不喜欢她们，当然，她们也不喜欢我。
在我呈交请愿联署书的7个月后，我在Jo Jinkyung的办公室里和她见了一面。坐在她豪华的沙发上，两人面对面，之间只有一张玻璃面的咖啡桌。她所在的非政府组织是消除娼妓运动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Jo女士谈及了卖淫妇女遭受的苦难，她的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包括妓院老板和皮条客的威胁，以及她所面对的媒体和舆论的反对。她谈到这些的时候情感非常充沛，当我问及为什么消除卖淫如此重要时，在长时间的停顿后，她潸然泪下： “如果我们不为卖淫的入罪化而斗争，那么以后更多的年轻女性就会进入卖淫行业。”
然后我问她，在新的法律体系下，有一些女性因仍操旧业并且认同性工作者的身份，而被判有罪，被逮捕和惩罚，这种情况她怎么看。当然，我所指的就是那些前一周还在抗议新的法律，组织性工作者自己的节日的性工作者。
Jo小姐非常生气，把她的手在咖啡桌上重重一拍，声音立马高了八度：
“那是她们自己的错！“（个人访谈，Jo Jinkyung，2005年7月3日）
这些拒绝脱离卖淫行业的女性是有意的离经叛道者，她们让卖淫制度继续存在下去，从而危害其他妇女。受到惩罚是她们的自然命运。
我用这一事件是提出两个反人口贩运的积极分子的问题，以及“妓女”对他们的意义，不仅是他们的工作，更是他们的自我意识。
首先：在何种道德和文化体系里，这些运动积极分子会把性工作者视为敌人?
第二：这些积极分子自己的身份和理想，是如何塑造他们与其所试图服务的群体之间矛盾的关系？他们如何影响这些性工作者，他们又如何受到影响？
具体来说，我关注的是，卖淫女的受害者是如何与妇女运动积极分子的受害者，以及韩国国族的受害者互相共振的。韩国（民族）的女权主义视韩国的女人为“受压迫者中的受压迫者”——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中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她们被卖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者的国家精英所统治，也被深深地嵌入儒家的父权制结构。它更进一步将女性工厂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视为“受压迫者中最受压迫的人”。妓女已经成为韩国社会历史上所有错误和苦难的象征符号：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儒家、父权、性淫乱等等。只有通过拯救妓女或者清洗妓女，才有可能实现救赎。无论如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恢复一个没有卖淫的真正的韩国国格。
Jo Jinkyung在接受某家天主教出版物采访时表示，她“感觉支持那些卖淫的受害者就像（摩西领导）出埃及记。”把卖淫制度的受害者从他们的老板那里带走的过程，让她感到自己被非常有力地赋权了。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上帝听到了受害者的痛哭和呼喊。
在这里看，Jo间接地将自己比作摩西，领导上帝的选民，并将其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反卖淫活动人士的积极行动，与其说讲述的是关于韩国的卖淫状况，不如说是作为历史性和全球性主题的运动分子的主体性。更重要的是要理解像Jo这样的女性活动家，她们希望引领全球反人口贩运的力量，不断更新斗争血液，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推动她们的运动发展。韩国卖淫女的受害者形象，为这些女性活动家提供了一个有效参与全球反贩运妇女运动的情感经济的门票。对她们来说，重要的是作为韩国女性的受伤感。这使得她们她们提出主张并得到认可。拒绝成为受害者的性工作者仅仅只是其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的绊脚石。
当将视角转移到这些倡议者和运动家们的时候，我想问的是：到底在这场运动中，谁才是需要被拯救的人？
3
向外看
最终，我转向了目前在做的关于香港的非洲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的项目。这个项目开始于2012年。在香港《难民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体系下，大约有1万份庇护申请等待核查，其中约2000份来自非洲国家。早自本世纪初，他们就已经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的非洲寻求庇护者几乎没有机会被承认为难民，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花费了10年多的时间等待他们的申请被通过。而在2016年，香港通过的庇护和禁止酷刑申请在总申请中比例不到0.6%，而2015年的全球的通过率为则37%。在香港，寻求庇护者被禁止工作、入学、甚至包括从事志愿活动，因此被迫只能靠政府、教会和非政府组织微薄的救济来生活。
这张图片里的难民形象是那种受苦受难的主体，即阿甘本所讲的赤裸的生命（bare life）。当我痛苦地认识到他们身上存在的结构化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时，我也发现他们对浪漫恋爱、婚姻和生孩子这些事情的热切关注。事实上，自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来的男性与香港本地的女性走入婚姻，然后来申请配偶签证。
不同于这些图片中受苦受难的难民主体所展现出来的去性化的形象，非洲黑人男性在2012年左右香港本地的社交媒体中逐渐被作为一种情欲想象的对象。这也意味着这些非洲难民同时经历着一种特殊的边缘化和色情化的双重建构。而他们的中国女性伴侣也同时遭受了厌女症和种族污名的双重压力，更遑论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了。嫁给黑人男性，对香港女人来说，是一种既危险而又具有叛逆和反抗色彩的选择。
香港的边境控制管理体制已经制造出了一种欲望的经济：大多数非洲男性难民会寻求和移民来的家政工、外国侨民、以及本地的中国女性发展亲密关系，这也是他们在香港的自我定位的一部分。而我的研究，是通过对这些亲密关系中围绕着爱情、性和婚姻的复杂的协商和沟通的探讨，来回应对于权力技术的讨论。我们往往关注一些确实性的内容，往往涉及到的都是物质财富、社会安全保障等问题，而实际上，国家、家庭、朋友，甚或是这些爱河中的伴侣们，他们往往都是在寻求“真爱”。
但在这些例子之后，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结论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结论。我的学生经常说，“你还是不够酷儿”，这可以当作是对于个人身份和研究的批评。当然没有人会当面说这个，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到它，而且也不得不思考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否够酷儿。但是，“性”方面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关于酷儿性的，尽管我也同意，我们总是在一脚踏入不入流的性圈层的同时，另一只脚仍留在Gayle Rubin充满魅力的的性阶序的圈层里。
我们过去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的性抓着不放，后来又在性工作和其他种种“坏性”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进展，这确实是有着很多政治方面的诉求，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又有一些主体在研究中丧失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一直以来，我们的性研究总是聚焦于各种各样“其他”样态的性存在。这种聚焦的一个问题在于，这些论述本身并没有完全撼动和破坏异性恋正统模式的社会组织（包括亲密关系、家庭和亲属关系），我们不应该让异性恋在研究中轻巧地被放过，当我们重新去关注异性恋、异性恋伴侣和异性婚姻的多种样态，我们将会发现什么？是不是主流的形式也可能会有颠覆性的一面？
当我向外看时，不仅在围绕“性”的争论如何影响了LGBTQ和性工作者们的问题上会有新的思考进路，也同样使我们去思考作为性的主体，在这个星球上栖居的多种方式和可能，更能让我们关注到国家、亚文化和社会建制对这些不同的身体、情欲和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力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并没有被标识为有情欲的主体。Kulick和Resydrom这两位学者曾在丹麦和瑞典对一些残障人士的性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丹麦的长期卧床不起的人因为获得了政府的支持，能够获得性生活的机会；而在与其相对应的瑞典，因为长期存在的国家女性主义，“性”被建构成一种伤害，这些卧床不起的人则被全然地去性化。
我们如何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成为一个性主体？我们又如何能以多元的样态在这个世界上栖居却又彼此交融？正是这些使得“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片沃土。我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只能继续不断转换我们的视角。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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