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班主题发言 | 游静：珠江风月与族群政治（下）
本文为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游静教授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经游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游静. 珠江风月与族群政治.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下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2018：37-63.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本篇为下篇。上篇请见今日另一则推送。
被历史觉醒掉的咸水妹
清末英国人联结其他外国人（尤其是日人及美国人）在上海租界建立市政委员会（工部局），基本上脱离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自此，上海的公共租界及英国在香港的殖民政府互相参照，企图摸索适合管治以华人为主又促进西方经济及政治利益的都市治理模式，同时成为西方在中国现代管治的范本。1869 年上海公共租界Dr.Alex Jamieson 指妓院的存在为一严重社会卫生问题，危害英美白人的健康。在贺萧的专书第九章《性病》（贺萧，2010）中，讨论到1871 年上海公共租界的医务卫生官及警医亨德森（Edward Henderson，1870 至1898 年派驻上海）提交的报告，指华人娼妓欠清洁，而服务其他有色人种如马来人、黑人等为“最脏”（worst in every way）。报告的其中的一个效果是导致1897 年上海“禁闭/ 隔离式医院”（Lock Hospital）的开业，对为外国水手服务的广州妓女——书中也称“咸水妹”，进行体检和颁发健康证明。受体检的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记，领有自己照片的牌照，每星期去体检，由医生在名卡上盖章认可。染病的妓女牌照被注销，如果拒绝治疗，妓院也会被关闭。性规管政策只针对服务外国人的女性，外国妓女受豁免，因为她们被认为更有医疗意识也更干净。亨德森建议，他的体检计划仅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的62 家妓院的223 名妓女，因为他觉得，要把另外1385 名接中国客人的在册妓女也包括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不明智。”为什么服务外国水手的都是又名“咸水妹”的广州妓女？上海的广州妓女就是“咸水妹”？
虽然贺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但她在书中也提到，当时在上海活动、工作的妓女中不少是广东人。那些受上海工部局特别管治的“咸水妹”，成为强制体检在上海实施时的主要对象。广东人与“咸水妹”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单是关于“咸水妹”一词的来源，就众说纷纭。较早出现在曾为官岭南的四川人刘楚英在同治九年（1870）刊刻的《石龛诗卷》中，有“别有因缘咸水妹，绝无滋味淡巴菰”句。孙橒于同治十年刻本《余墨偶谈》说这首诗作于上海，其在《咸水妹》条说：“上海蛋户之为海娼者，人呼之为咸水妹。”赵翼（清阳湖人、乾隆进士）特别写到广州蛋（或作蜑）家人多作妓的特色：“广州珠蛋户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
毛祥麟《墨余录• 风月谈资》中写道：
“更有广东流娼，与之杂处，装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饰无珠玉，……人呼为盐酸梅，盖言品味虽未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烦，一若津津乎有余味也。”（毛祥麟，1870）
《申报》1895 年1 月30 日3 第4 版《英界公堂纪事》有：
“昨日有咸水妹郑双喜者，强拉某洋人入室寻欢，洋人不依，双喜伪向之缠扰。洋人怒甚，大声斥之，适二百四十号巡捕得得而来，乃解送英公廨。”
1915 年上海时报馆主编的《滑稽时报》中这样描述珠江妓船：
“船户多蛋民不准考试南潘河泊所大使管辖此等人多塔寮而居陆居者少俗呼蛋家蛋妇俗名水鸡顺德陈村呼为泥蟹香港呼为咸水妹冶容论淫不顾廉耻东船西舫门艳争妍乐此者呼为打水鸡。”
徐珂《清稗类钞》（1916）：
“咸水妹，西人呼妓曰咸飞司妹，华人效之，于接应西人之粤妓简称之曰咸水妹，然有时亦接本国人，惟不能使与西人相遇耳。”
1923 年8 月23 日《大公报》（长沙版）2550 期《杂录. 咸水妹考》一文中综合前人传说：咸水妹
“为荷兰语之译音。意云妓也。清初人诗有别有丰情咸水妹。绝无滋味淡巴菰之句。盖为上海作也。……粤妓妆饰异土著。不梳头。不裹足。饰无其品虽未佳。亦可以解愁除闷。正如盐酸梅之津津有味云云。”
1929 年第76 期《民俗》（22）中有《蛋家》一文：
“粤有所谓水鸡者，即所谓蛋妇也。……此等水鸡则注意于夜市。”
陈天赐《咸水妹考》（《申报》1936 年10 月3 日第17 版）：
“上海的妓女中，有一种专接外国人，叫做‘咸水妺’的，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不知这名词的来历。据说咸水妹的发源地是香港：当香港割归英国辟为商埠后，外国人渐渐的上岸经商。其中一班兵舰上的水手，终日无所事事，便静极思动，要找寻妓女寻欢作乐。可是我国的那些妓女，因为见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异样，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很觉得害怕，所以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只有在海面上那些摇舢舨船摆渡的女子，伊们时常渡外国人上下轮船的缘故，都看惯了，言语也慢慢地互相能通达，那班外国人乃和伊们兜搭起来，伊们自后也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本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伊们又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伊们‘咸水妺’！——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的通称。这个‘妺’是广东俗语，作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往往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伊们做‘咸水妺’，那是错的。”
十多天后郭振方《咸水妹是译音》（《申报》1936 年10 月20 日第16 版）一文中却反驳：
“三日本刊《咸水妹考》谓‘海水是咸的，伊们都在海上做生意，所以叫做咸水妹。’虽则颇似言之成理，然而终觉牵强得厉害，据我所知：咸水妹乃Handsome Maid 的译音，犹之德律风（电话），马达卡（汽车），色老夫（跑街），康白度（买办）等，是一样的，未能照字面来解释，否则便攒进牛角尖去了。”
总而言之，“咸水妹”的由来，一说是来自外国人称她们为“俊秀的女仆”英文（"Handsome Maid"）的粤语拼音，一说是她们所唱的民谣被称为“咸水歌”，歌者也被广东人称为“咸水妹”，又长期于海上活动，被香港上岸经商的外国人看上。还有一说是“咸酸妹”好比“盐酸梅”之类的零食。无论如何，“咸水妹”一词是带贬意的粤语，应该是源于广东沿海但是也流传于江浙一带受广东文化影响的地区。华南沿海一带的蜑家女性，因为她们的高度流动性及特别受制于天气季节的艰苦生活，需要经营多样的生计，长期在海岸与外国人接触。这个习惯在海上生活的蜑民族群长期位于社会底层，不能参加科举（“不准考试”），被夺去向上爬升的机会，也碍于习俗不能与粤人通婚，自清以来就属于“贱民/ 下九流”，比娼更贱：代、娼、皇、卒、批、捶、奴、蜑、剃。他们有悠久地活在广东沿海的历史，维持着这地区本身以海鲜驰名的饮食文化美名，却不被视为广东人，受陆上汉人主流论述边缘化及卑视（“水鸡”/“打水鸡”、“冶容论淫”、“不顾廉耻”）。清末民初对蜑家女性的论述与消费均与性工作挂钩（作为性工作者或培训性工作者），并经常把这个族群置于专责服务洋人的最前线。罗香林虽然驳斥蜑家女性等于咸水妹这个约定俗成的看法，但没有企图把她们与性工作脱钩。他认为自雍正以来，内河蜑民多移居陆上，在嘉以后的沿海都市蜑户也“多为陆居民人人操妓业者所搀杂，孰为传统之蛋民，且亦不易识矣”，而所谓“脂粉为生者……故冒其名，实非真蛋”。（《百越源流与文化• 蛋民源流考》，页242）赵翼《檐曝杂记》也说：
“蛋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蛋也”；“蛋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
所以，“咸水妹”可能是由蜑民买自贫家，不限于蜑家血统。陆上人认为“咸水妹”可以“解愁除闷”但“其品未佳”，（韩淑芳等，2008）她们衣着习俗不跟汉人（“装饰异土著，不梳高髻，不第裙，不裹足，饰无珠玉”），但协助满足着华南地区长期与洋人打交道的社会需要，却因此更合理化她们的被歧视。然而，这个族群却因为华南小岛香港的被殖民及性治理模式而获得翻身，比其他华南女性经历更快捷的现代化，是研究华南地区性工作历史非常独特、重要但又极缺乏研究的一大暗角。
晚清学者王韬（1870 年代起编辑《循环日报》）在《漫游随录》一书中收录了估计是在他1862-1870 年间初次流亡香港时所见所闻，其中描述的“咸水妺”却是跟报刊报导中的珠江风月有非常不一样的风景：
“上环高处为太平山，两旁屋宇参差如雁翅，碧窗红槛，画栋珠帘，皆妓女之所居也。粉白黛绿充牣其中，惜皆六寸肤圆，雪光致致；至于弓弯纤小，百中仅一二。容色亦姸媸参半。其有所谓‘咸水妺’者，多在中环，类皆西人之外妻，或拥厚资列屋而居。佳者圆姿替月，媚眼流波，亦觉别饶风韵。”（王韬，1985）
她们虽然依样不缠足（“弓弯纤小，百中仅一二”），然而她们不但居于陆上，还在香港岛核心商业地带（中环），并拥有不少资产（“拥厚资列屋而居”），关键是“类皆西人之外妻”。香港著名史家施其乐（Carl T. Smith）牧师一本写香港近代史的论文集A Sense of History：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施其乐，1995：267-275）中，收有一篇叙述清末传奇女子吴阿娇的生平事迹，是罕见纪录蜑家妇女如何一步一个脚印地，透过从事性工作在香港社会梯阶向上爬升，成为殖民地特殊阶层“受包养女性”的珍贵个案。施其乐特别提到蜑家不像中原汉人受儒家道德约束，在经营渔业外也常当海盗靠走私等维生，对于非法操作以存活的经验很丰富。这个叙述也与华南历史文化相贯通。吴阿娇这位传奇女子又名红毛娇，不是因为她自己的发色，而是源于她服务的客人的毛发颜色。1840 年代，她搭上美国Russell and Company 驻珠江的鸦片商船船长James Bridges Endicott，靠着他的人脉与特权，加上她的个人魅力和机智，贩运鸦片，与海盗交易等累积财富，并在Endicott 正式与英国女士Ann Russell 结婚后，继续受Endicott 包养，让Endicott（连同几个也包养咸水妺的友好）在她名下设立信托基金（Trust）。她在中上环收购物业，连结其他“受包养女性”一起置业，又设立她们的信托基金（传闻是共同经营“俱乐部”）。阿娇的故事——可以说是《苏丝黄的世界》的清末历史版——让人瞥见殖民者如何深深介入并颠覆南中国既有的族群阶序并将之收编为殖民地特有的、富于感情轇輵的种族阶序的一部份。殊为可惜的是，施其乐这本论文集的中译本《历史的觉醒一香港社会史论》，却刻意漏掉"Ng Akew，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 Women" 这一章节，不知道是因为译者或出版社的价值观的缘故，还是因为这个题材在今天的香港被认为太敏感。
分而治之
有学者已经指出，亨德森的报告深受1866 年前后通过的英国传染病条例所影响。（MacPherson，1987）但如果把香港及上海公共租界的性治理模式并排比较，可以更清楚瞥见两地管治手法的相似。英国人利用种族阶序的意识形态把华人为主的社会分而治之的政策，在香港发挥得淋漓尽致。英国统治建立的种族主义与华人社会自身的种族阶序、汉人的族群优越感既有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承。白人在中国租界及殖民地的卫生问题，被移置到底层劳动女性身上，性工作者成了欧美白人殖民者无法处理自身健康的代罪羔羊。而这种把卫生加以道德化的论述策略，与细致的种族阶序共荣共生，就是从白人至上开始，下面每一层依次是服务白人的华人、服务华人的华人、服务其他有色人种如马来人及黑人的最底层。
香港治娼政策跟上海相似，服务对象也是决定身份等级的主要元素。妓女被划分为三等，一等包括服务洋人的西娼、东洋/ 日妓及华妓等，集中于中环荷里活道及摆花街一带；二等为服务印度人，在上环一带工作；三等乃是服务华人的女性，在上环水坑口及九龙油麻地工作。1874 年5 月19 日《循环日报》中曾这样描述香港市中心性行业的族群情况：“港中太平山东街半皆妓女居列屋栉比粉白黛绿者皆历乱于街前作毛遂自荐而西域葡萄以供贾胡饮啖者 尤多即蛋妇之流也作有妓”。这样看来当时在香港市中心服务外国人除了西洋妓女（“西域葡萄”）以外，其他不少是蜑民。值得注意的是，这则报导对妓女的贬意主要并非来自她们的行业，而是她们的服务对象，接外国客人尤如昭君出塞那样被糟蹋（“以供贾胡饮啖者”）。如果当时风行的《循环日报》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主流意识的话，这样香港华人社会的族群政治与英国管治下打造的种族阶序，虽然看似矛盾，实际上也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香港“分而治之”的政策令种族阶序得以具体地见诸于地域阶序。1903 年，港府鉴于服务华人的妓寨过于接近中环市中心，下令水坑口的华人妓寨西迁至当时为采石场的石塘咀，“石塘”这地区称谓也跟珠江风月繁盛的“陈塘”相近。这次大迁移造就了后来的塘西风月，至1920 年代达到全盛期：石塘咀酒楼有38 家；妓寨60 至70 家。光是在1926 年8 月7 日至26 日两星期的《华侨日报》上，就有14 宗关于性行业的报导，其中四宗为头条，包括石塘及摆花街庆祝七巧节的盛况。华人妓寨西迁后，洋人妓寨只能向东发展，1938 年12 月8 日第281 号第3 版《申报》香港版《马路天使》一文中就曾叫湾仔的妓寨为“大林巴”（“Big Numbers”的粤音），因为洋人顾客不懂中文招牌，所以场所以极显眼的阿拉伯数字作门牌，以兹识别。“大林巴”的称谓，当然也带有大豪客、重头戏等含阶级优越感的意涵。
从治娼到废娼
1870 年， 英国上流社会的女性名人及女性主义者如南丁格尔、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 等成立“ 全国淑女反传染病条例协会”（Ladies’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peal of the Contagious Diseases Acts），发表了首份大力反对帝国传染病条例的联署声明，并集合了124 名女性联署。这份声明指责传染病条例罔顾女性尊严，侵害女性民权，把她们“逮捕、强制验身及监禁”，又指出警方滥权，经常诬毁女性，损害了不少良妇的声誉，迫她们向下流动至从娼；大英帝国收取花捐，犹如扯皮条或鸨。废娼比名为娼妓检验制度实为公娼制更符合“人道”和“理性”，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杜绝性病蔓延及贩卖妇女；废娼比传染病条例默许下的公娼制度更接近性别平等。主张废娼者道破了治娼者忽视男性传染病菌给女性的可能，从而把问题移置到嫖客身上。她们抨击公娼制度让不能自控的男性对被拐妇女的剥削合法化；指出强制验身与拘留女性，而不监管可能是带菌者的男性，对女性不公平。她们首先假设女性在性关系上的被动或受害位置，把性工作的重点从娼转移至嫖这行为身上，认为只要有效规管男性性欲，性工作就是一种社会上不必要存在的行业。她们的终极论点是（男性的）性需要被控，质疑“嫖”为必需，并宣扬一种“社会的纯净”，要求“男性控制性欲，按基督教道德标准而活”。（Josephine E. Butler，1879、1870、1871）
有趣的是，治娼派与废娼派政策倡议的立场看似相反，但基本论述却同时倚仗自由意志主义逻辑，就是肯定天赋人权、个人主义、自我所有（self-ownership）。人类互动的道德准则为自愿及双方同意，国家应该保卫个人的尊严及自主，而不是像社会主义般“埋没个体，威迫个人”。当然，这些天赋人权、高举自由意志主义、把性别差异想象为普世价值的论述，跟殖民政策刻意制造族群阶序并分而治之，及华人按出身、族群、行业决定每一阶层可有的自由与责任等文化背景，存在巨大矛盾。同时，治娼派与废娼派两者都分享殖民主义的种族道德优越感，以君临天下的架势申述、赐予及管治落后种族的“人权”。两派最大的差异只是治娼派重视殖民英军的性需要，而废娼派把性买卖等同压迫。
由于名媛女性主义者的不断抗争，加上随着一战结束，军队在全球的流动导致的传染病扩散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1886 年英国本土的传染病条例被废除。一战后，香港妓院接收了不少来自欧洲、澳洲及英国的难民妇女。1921 年，英国特派专员视察香港，并撰写报告建议废娼。根据这份报告，港英政府无视香港本土恶劣的卫生情况、婴孩死亡率高、东华医院设施不足、保良局成为局方成员寻找妾侍的场所。
1930 年港督贝璐（William Peel）履职后三个月，写给帝国殖民局（ColonialOffice）的信中，力陈各种废娼的问题，包括英军及华人领袖都反对废娼，废娼会使英国失去华人社群的民心；会令私娼增加、拐骗大增。香港今天有以千计的流动人口，公娼发牌制度是唯一能够核查拐卖行为的方法。他还指出：娼在华人社会是向上流动、成为有地位的妾的跳板，因为华人不像西方人，视娼为社会异类，“而英国民众不大了解，要管治一个异族文明的（我们需要面对）的微妙处境。”贝璐把治娼视为管治殖民地之时需要权衡多方利益、如履薄冰的重要政策，同时暗地里批评英国本土的废娼倡议者以自己的道德文化标准论断殖民地社会的人伦道德。
殖民者的种族优越感视西娼在殖民地的存在为帝国之耻，废娼于是由她们开始。1932 年6 月30 日港府立令废娼，下令外国妓女立即停业，华妓1935 年6 月底前全部停业。从1857 至1935 年，香港公开及半公开地实施了近八十年的公娼制度，只好终止。据1939 年4 月30 日《申报》（香港版）416 号第8 版的报导，当时香港人口“百万左右”，娼妓“不下二万五千余人”。各种依赖妓寨而生存的消闲场所如“花筵酒楼”等，也大受影响。1939 年1 月15 日《申报》（香港版）上，作者郁琅在《本报特写》栏中叹道：“塘西是有名的‘开筵坐花、飞觞醉月’的饮宴场所，可是因为不景气和废娼的缘故，几间有名的大酒家也宣告关门大吉了。”
1935 年香港废娼，导致澳门福隆新街及广州陈塘更为繁荣。并一如贝璐所言，各种“女子茶档”、俱乐部、舞厅、女招待（酒家女）、导游女、按摩、社女、歌姬、应召女郎等在香港应运而生（见《申报》（香港版）1938/11/4；《申报》（香港版）1938/12/12 等）。1939 年1 月23 日《大公报》第二张报导：
“现当局已注意及私娼激增问题，对于此项恶势力，刻正商议有效办法对付云。”
1940 年5 月22 日《大公报》第二张更是加盐加醋：
“每晚入夜，本港警察当局，即派出大批警察，到上述街道各楼房内搜查，一经发觉，不论神女、嫖客，一经送官究治，或予以重罚。……该处各街坊人士闻讯者，无不颔首称庆云。”
1939 年1 月15 日《申报》（香港版）第318 号第5 版中有文《警察连夕出动缉捕各私娼秘窟》：
“自中日战争发生后，战区莺燕迁移来港者为数不少……一般意识薄弱之青年……结果染上风流病者为数不少……据卫生局之统计，去年本港性病者比前增加数倍，究其原因，实由私娼之充斥……女华民政务司夏礼翁，为推进肃清娼妓运动……对于本港各区之私寨（即妓院只任代客人在外边召妓来者）及趸家（即私娼聚居之处），亦已予以严密注意，准备实行将之一网打尽，铲除本港之大污垢。”
细看此文的逻辑，废除公娼后使私娼激增，也导致传染病蔓延。这样，女华民政务司的加强肃清娼妓运动，又如何能铲除（娼/ 传染病）这个“大污垢”呢？
底层反扑
1939 年4 月30 日《申报》（香港版）第416 号第7 版中更有文《在压榨中的女人》，则企图站在娼的立场上申述：
“‘你这班家伙用这种方法，来剥削和压榨我们，一定是不得善终的!’……饥饿决不饶恕人半公半刻的，为了生活，为了她全家人都要活着，她们没工作的，只会跑上最后一条路，过她们出卖皮肉的生活，你看暗娼充斥，和那些导游社的好像是星罗棋布一般吗？这些从那儿来啊!为了整饰市政，和防止花柳等传染病的蔓延，本港当局，也会几次重申扑灭暗娼的禁令，和考虑取缔向导社，然而所得的结论，就是‘饿死’和‘娼妓’只相隔一线，所以私娼的问题，并不是扫除不扫除的问题，而是我们想不想她们继续活下去的问题了。”
1939 年4 月30 日《申报》416 号第8 版《自由谈. 三多》对“取缔娼妓”批判更是彻底：
“香港这块地方，目前正是一般富人的聚汇处，而且又是多妻风气最盛的所在……肺结核病多，娼妓多，盗贼多。……就以屋租一项来讲，亦已足以迫令全市为娼，为盗及或为肺结核患者了，而这样的不合理的加租，在香港是不受取缔的。”
这些对于废娼及其后遗的媒体再现，也许某程度上反映当时香港社会的一些主流意见，针对港英政府谬然的废娼，具有阶级角度的批判聚力。
娼妓地下化造就了更多压榨她们的空间，也制造了更多的团结反抗。1938 年7 月22 日《申报》（香港版）第144 号第4 版中报导《塘西歌姬罢业风潮：反对无理的增加特费 双方代表会商无结果 各酒楼营业大受影响》：
“石塘歌姬，因反抗‘特别费’之增征，及要求酒楼侍役取销‘厅心’额外抽头，全体同业一致谢客，致成废娼以来第一次歌姬罢业风潮，此事发生，已历五日，迄未解决。石塘各酒楼饮客大减，影响营业不少……。闻歌姬方面，并订有新办法，今后歌姬，不得暗中给与任何酒楼侍役例外抽头，一经查出，则认为害群之马，如与同居者，立即迁出不与同居，并向全体歌姬声讨其罪，更用全体歌姬名义，要求酒楼主事人，根绝侍役强索例外抽头，如有违犯者，得由澄人向该主事人告发，立即开除。”
1938 年7 月24 日续报：
“石塘歌姬于本月十七日实行全体罢业，要求撤销增加特别费及取销酒楼侍伇之额外抽头，连日以来，双方代表数度商谈，征收特费方面，鉴于歌姬行动一致，且有强硬之表示，已允让步……各歌姬对此，业已认为满意……又澳门歌姬，前亦因检查问题，全体罢业，昨亦已告解决，各歌姬一致复业矣。”
面对取缔和压榨，打工女郎在这次罢业行动中展现的智慧与行动力都很惊人，《申报》对此次工潮的报导也相当正面。这事件一方面体现华南女性抗拒殖民地官商强权的强韧勇气与意志，另一方面更是20 世纪初南中国深厚的性传统吸收了现代民主、阶级意识的一个缩影，体现独特的华南现代性，与英国废娼女性主义者无视在地阶级压迫而把全球女性身份本质化的主流论述大相径庭。
小结
本文透过论述清末民初华文媒体中对娼妓的多元再现，重新检视当时民间社会对娼妓文化的消费及对外来殖民的回应，企图更接近华南殖民现代性的协商与争持的构筑中的历史现场，也从中瞥视当时打工女郎的多样化及多族群身影如何成为殖民管治的疑难。同时本文也指出帝国在殖民地采取分而治之的种族阶序的主调如何体现于香港性治理模式中，如何把华南社会既有的族群阶序从中颠覆、与之协商并磨合。本文透过分析19 世纪至20 世纪初中国及香港报刋中对华南性工作的报导，同时参考论述上海公共租界与珠江三角地区性管治的相关文献，检视殖民、种族政治与华南现代性的关系，对于了解今天中国多元的现代性，也许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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