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发言 | 王颢中：性运 2.0：历史与当下的双向运动

       本文为王颢中在2017年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务必注明：王颢中. 性运 2.0：历史与当下的双向运动 . 黄盈盈、潘绥铭主编，积淀与反思：2016-2017中国性研究（下册）. 香港：1908有限公司. 2018：230-250.

性运1 前身：“人民民主”的反思 

台湾的“性运”脱胎于1980年代末的“人民民主”论辩 2，从台湾社会的底层、边缘形成社会变革的动能。当时台湾社会刚面临解严，社会力爆发且快速面临转型，旧的党国管制力道逐渐退潮，而在 1990 年代的民间社会中发展出短暂的自由开放与活力。然而，青黄不接的年代很快过去，以新自由主义为基底的新兴治理机制快速替代党国，掌握社会权控位置，无论是以中小企业、私营资本的党外─民进党，或者以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为代表的妇女运动，都很快形成了新的治理模式。脱胎自“人民民主”论辩的性运以及边缘运动，于是从1990年代起持续扮演着搅扰时局、从中作梗的角色至今。 

然而，随着现实具体政治情势的发展演变，全球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秩序也愈发成功地淡化了各种包含酷儿在内边缘运动的诸多尖锐提案，正如同西方 1960 年代嬉皮文化大规模遭到收编一般，台湾的治理体制逐渐调适并削弱各种颠覆力量。把台湾近年同性婚姻平权修法的声浪放在全球同志运动的脉络下看，同性婚姻、开放同性恋领养小孩的生命权力治理技术——开放与包容，让其净化后加入所谓“正常人”的主流行列中──其实就是这个自由─民主秩序的调适。

上述调适过程，也可以表述为许多性边缘主体逐渐从秩序的外部被卷入内部。 然而，承继了“人民民主”精神、誓言培力壮大性多元与性偏差等污名主体、拒绝主流收编的性运，何以仍然无法逃离网罗、无法成功避免或阻止被卷入秩序内部？ 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简单解释为是敌人太过强大之故（收编力道太过猛烈）外，我认为还必须探究性运本身过往的历史的、知识的问题。简而言之，过去性运的操作场域，往往多数限定在（一）民族国家内部；（二）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秩序（代议体制）中，因此难以形成真正改变现实运作框架本身的政治行动。

作为当年“人民民主”论的提倡者之一，甯应斌曾经在二十年后，回头反思 1990 年代人民民主论述的社运想象：

“只设想了在地向下与本土横向的连结，且自满于其道德正当性自我成立，应该就是出于缺乏向上接合世界体系的历史纵深。换句话说，人民民主未必只是欠缺时间历史的向度，而是我实质地接受了帝国永续的历史终结论，以致于过去与未来的某种识论被预先封闭了。”（甯应斌， 2014） 

无论是人民民主论或者接踵而至的性运，虽以边缘作为社运正当性的来源以及自身的立足点，过去却没能历史性地反思眼下“中心─边缘”之构成，只以知识分子所处的一地（台湾）为范围，展开一时（当下）之斗争。既然如此，随着政治情势的转变，（台湾）民族国家的打造工程渐趋完备，甚至占据文化领导权的高地， 成为各“社运”的潜台词与大背景，运动自然难以逃脱网罗，成为民族国家与国家秩序的补充，被卷入各种国家机器与措施的改良计划当中。

 与甯应斌一样在近年着重强调历史─区域视野的赵刚，其反思对象虽然并非针对“人民民主”，而是更大范围的台湾左翼社群，但提出的论点也相当接近，批评左翼社群自限于一种以台湾为唯一空间尺度的方法论视野，表现为“历史的无关”， 其实都是建立在“方法论台独”的基础上。（赵刚，2016）

 因此，重新面对历史，显然是下一阶段运动最迫切的课题。在更早的一篇文章当中，甯应斌也指出未来人民民主的可能方向，说到：

“过去人民民主对于西方批判话语、对于‘普世’现代性没有保持批判距离。这一点不是只涉及运动或政治，而是历史与思想知识典范的长期转变。原本人民民主话语竟与历史无涉 ── 一个去历史的人民民主话语当然也就无法与西方现代性保持批判距离。故而，实际地说，人民民主必须也需要批判欧洲中心论，重新获取一种新的（台湾 - 中国—亚洲—第三世界）区域与历史视野，这样也才能开展出有别于全球正义的主流话语。”（甯应斌，2012）

单线运动（的局限） 

历史地看待社会运动发展的系谱，晚近 30 年的新社会运动──包含但不限于尊重少数族裔、性别平权、身份认可、环境保护、动物权等等──不仅在西方国家盛行并成为显学，同时也透过全球化的效应，扩散至第三世界国家。

 这个“新社会运动”的根源及其共同性的发展基础，是与前一阶段运动框架的决裂：在知识上表现为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在政治上则表现为与彻底且全面的革命决裂。当马克思主义已“后”、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计划被宣告“失败”，皆已成 为全球性的某种“共识”，全球秩序的巩固者与挑战者，于是暗自共谋了一套价值， 即资本主义将恒常不灭，它所派生出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则是时代、理性与善的终点。人们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加砖添瓦地在这个自由─民主秩序的屋檐周边进行 这样那样的漏雨补修工程。 

然而，这样一种与前一阶段左翼传统的决裂绝非自然而然，它同时也是经历一个特定的、刻意的政治操作过程所遗留下来的效应，例如，美国 1950 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以及台湾在全球冷战前缘的白色恐怖屠杀。于是我们只能尴尬地认识到， 凡是对于此种决裂不置一词、乐于或甘于在其基础之上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无论其运动的抗议本身内建了如何的进步价值与潜力（族群平权、同志去污名、反核等等，这些绝对都是重要同时进步的理想），都无法否认它其实也是该政治操作（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的延伸效应之一，或说，是铜板的另一面。

在整体、全面的左翼认识框架的匮乏下，在对于一切“恶性结构的理论性与历史性探索的‘悬置’”（赵刚，2015）之下，各处各式的人们，“只是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运动’自扫门前雪，各自对抗各自头顶上的吸盘，使自己的政府庶几免于被吸走而已。”（赵刚，2015）并且，社会运动被按照现代政治范畴的划分一一编派归类并予以命名：阶级、族群、环境、性别、性……。而早前关于社会整体解放的运动，则在上述命名下，发展为各种“单线运动”：阶级解放、族群解放、性别解放、性解放……（各自对抗头上的不同吸盘）。这倒不是说，这些“单线运动”彼此必然无关，而是在知识与方法上，他们已经被预先切割开来，然后才分析彼此间交会的效应。近来流行的“交织政治”，正是这种“先切割、再交织” 的产物。

 从历史来看，包含“性”运主体（酷儿、同志……）在内，多元迸发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主体其实正是在晚近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支撑出的空间中才有机会增生，这个空间的出现，同时见证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阶级斗争的结果，即资本主义与自由 ─民主秩序在全球范围都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用齐泽克的话来说，这显示“人们甚至不能想象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可行的选择──对左派来讲，唯一的选择就是引进国家调控和民主控制”（齐泽克，2004）。

 我以下的思考，便是在以上种种粗线条勾勒的广泛背景之脉络当中，设想作为关注且投入性运的我们，该如何突围？如何转进？以下我希望渐次且扼要地提示几条彼此互相扣连的可能进路。

性 / 别的国族 

“性”作为一个范畴，总是纠葛并关联于其他社会范畴，这个说法如今已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见解，不必多说。一般所谓的交织性：如“性与阶级”、“性与种族”……。 但凡一切“性与 XX”这类提法，把两种以上范畴并置在一起综合分析，可说是这种见解的应用。然而，我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性”的意涵当中本身就融入了社会差异，换言之，“性”的内涵，是作为其他社会差异的表征而存在。 

丘延亮在替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贴身的损友》中译版作序时，写到“国族的性别”这么个概念，例如有父国（fatherland）、母国（motherland）之别。 我曾经把这个概念倒转过来思考：有没有“性 / 别的国族”之可能呢？意即，“性 / 别”这个范畴，不只是“性别”与“性”，不只是男、女、（不）男（不）女、同性恋、异性恋等等。好比说，在匿名交友或者随机视讯网站上，网民经常会彼此先“自介”，开头经常介绍的惯例，就是 ASL，其中 A 是年龄（age），S 是性别（sex， 有时也泛指 sexual），L 是地点（location）。人们就按着这个公式一一答复。例如，21/ 男 / 台湾等等。然而，在 S 的部分，情况往往很复杂，很多人还是会以男 /女（M/F）来作表示，不过，更多时候，在特定的圈子或谈话脉络中，则会以 gay/ bi 以及 LGBT 话语中的其他词汇来替代，好比说，21/bi/ 台湾，诸如此类。 

问题是，gay/bi 难道就足以描述我的性 / 别了吗？这让我想起一个经验，许久之前某次视讯，对方（一个英国人）劈头就问我是不是 oriental，据说这个词在美国有歧视意味而在英国没有，但总之，就字面上来说，oriental 或许也类似于中文色情词组境下的“亚男”吧。我顿时忽然明白，“亚男”就是我性 / 别认同与描述的一个必要成分。

 在西方酷儿理论脉络中，例如晚近的“情感转向”，酷儿理论家赛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认为对于某些酷儿而言，羞耻情感可视为一种原初性、 永久性、结构性的认同事实，其中内蕴着强而有力的自我建设及产生社会质变的可能性。（Sedgwick，2003，转引自林纯德，2016）然而，进一步历史化这类“羞 耻情感”，如果西方酷儿在性/性别/身体羞耻中，寻着了他们翻转羞耻的能量来源， 那么对于第三世界殖民地的同志而言，原初性、结构性的羞耻经验与认同事实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殖民主义语境底下，东方男性被殖民者给女性化（阴柔化），好比说“东亚病夫”的集体印象，本身就是西方国家所未曾经验、设想到的羞耻经验， 这是为何我要讨论“oriental”或“亚男”的缘故，换句话说，在历史殖民与全球新殖民主义的框架当中，后进国家或次等国家的主体（与身体），无论是被视为不可欲，或者永久处于从属性、被支配的地位，本身就是底层的“羞耻经验”，从而也一直存在主体的性 / 别认同的核心地位。

“性”认同的现代构造与认同转移

香港学者周华山 1997 年在《后殖民同志》一书中，曾写道：

        “倘若性取向不一定是每个爱同性的人最重要的身份，那要求她/他们把‘性取向‘放在生命中首位，而漠视种族、阶级、性别、年龄、文化及其他差异，又拒绝处理同志内部千差万别的权力关系，那可能只是赤裸裸的文化霸权与性别暴力。”（周华山，1997）

 周华山行文的脉络，是批判西方白人同志解放运动中的文化霸权，并指出这个霸权将自身社群历史脉络发展出来的政治与议程排序，普适化为全人类的政治与议程排序，虽然，我不清楚为何他认为这也是一种“性别暴力”的表现，但总的说，我认同国家、区域差异，与伴随其中的具体历史条件差异，应该导致各地政治、议程排序的不同。 

然而，对于周华山来说，整个“性”（sexuality）——也就是以个人认同为基调的， 把“性（取向）”看成是人构成的根本的这一“侧重”——都是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 五四运动乃至于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殖民支配东方的结果。在那以前，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性性事是默言宽容（1997），且“同性恋者”（homo-sexual）的概念根本不兼容于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人以‘性’来把人分成不同的性人种……只会被描述为一种‘行为’……一种‘角色’……一种‘关系’……一种‘风格与时尚’……”。（周华山，1997） 

《后殖民同志》于 1997 年出版，在周华山当时的访谈中，多数同志并不以中文的“同性恋者”自居，并且在中文世界中，也尚未出现如同西方同性恋解放运动范式那样，同样具有广泛与号召力度的出柜（以同性恋者身份认同向社会现身）运动。 

如果周华山的分析无误，那么，时至2017年，不说台湾、香港等前殖民地（直 接经历帝国主义殖民，接受殖民统治从上而下“现代化”同时“西化”的地带）， 就连在中国大陆，“同志们”都可以各个自称“LGBT”并以此为认同了，且出柜运动与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运动，更是愈发兴盛。

 简言之，过去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sexuality”的，现在有了。这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如果是殖民的结果，它是如何建构？认同是如何打造？我提出的假设是：在被殖民过程中，一种认同（民族认同）被压抑，而另一个认同（性认同）被创造， 在此交替往返过中，被压抑的民族认同于是转移混合填充成为了“性”认同的构成与内涵（例如，“亚男”、“中国人”、“oriental”等等）。简言之，被殖民者的原有的“民族认同”，也就是殖民者所要压抑、贬抑的那个认同，成为在后来 被殖民者“sexuality”构造的一个重要成分。 

这个设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接合（articulate）了性运与民族解放（民族复兴） 运动的枢纽。过去对于异性恋男人痛恨 CCR（异国恋，日常口语中通常针对用于亚洲女性与白人男性的交往），性 / 别的批判性论述往往着重于批判异男的性别歧视或者“厌女”情节，却往往忽略了中国人对白人的反感，背后隐含的是近代以来对西方入侵的记忆与焦虑。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转化或引导这层焦虑，例如对于殖民问题应该批判的是美国（作为帝国）而并非美国人；并且要避免将暴力转嫁到内部3 等等。

“双向运动” 

1997 年周华山论述的主要目标，是要解释为何华人社会当时不曾（尚未）出现如同西方那样的大规模的“出柜 / 现身”运动，然而，当二十年后的今天，中港台皆逐渐纷纷有了以个人身份（性）认同为基础的出柜与同志运动，那么是否可以简单回头否证周华山当年提出的理论？

 我的答案是“不”，知识除了解释世界，自然也介入构造世界。例如西方强势的知识话语，除了被用来解释全世界的同性性爱（行为），当然也影响了主体的构成（创造认同），因此，我们只能问，如果周华山所描述的那个“中国文化传统” 已遭截断，因此在现象上看似已经不存在，那么是怎样的“（殖民）现代化”的过程遮蔽、截断了它？ 

在当代华人社会的同性恋现象与话语中，仍有许多不同于西方地区的表现，例如与父母、家庭更多的纠葛，中国大陆地区发展出普遍的“形式婚姻”，兼顾个人情欲发展与家庭传宗接代的要求等模式。这些溢出西方经验的中国特征，是否可能提炼出某种中国的原理原则？这是甯应斌“中国作为理论”的知识提案。 

针对“文化本质主义”的批评4，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周华山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本身，而是在于，对于周华山而言，他所描述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实在的，是具有内在本质的。卡维波曾以“动态实在论”设想“中国作为理论”， 认为建立在“中国特色（模式）”上的丰富细部研究，以及对于现实规律进行抽象化概括的原理原则设定之基础上，中国便能“从虚构的建构走向实在”（卡维波， 2016）。简言之，无论是把中国对待性事的观念、文化，当成是实在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批评其为“文化本质主义”并指出事实不然等反例（例如指出含蓄宽容仍有压迫效应等），都仍是停留在将“中国”当成是某种“事实如此”的层次， 并没有将中国理论化。

 这种冀望从传统出发，对于现代性置疑，但又不能返古停留在传统的知识与政治方案。根据汪晖所言，这其实一直就是中国现代思想的核心。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里头便把“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视为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他说到：

“帝国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历史展现，构成了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语境。推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中的有识之士，都不能不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如何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章太炎的平等观念、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以及中国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和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构筑的各种现代性方案（包括现代性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文化价值）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对现代性的置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因此，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中国现代思想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汪晖，2000） 

而此处的的“现代性”，在性 / 别的研究领域当中，更应该要重新注入为具有的双重含义。一方面是针对现代性（modernity），同时又是针对现代的“性” （sexuality）。从而，作为关注且投入“性”运的我们，无论是政治上或者知识上， 此刻都需要展开一场双向运动。第一种是重构被现代“性”所截断或消灭的模式或特征（如：甯应斌近期的“男风/男色”研究，或者周华山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种是从已经被西方中心论所网罗的主体，如当代中国同性恋者身上，挖掘它与 “现代”的交合点（例如被殖民民族认同被混合地填充入现代sexuality的构成）。 前者是从历史逼近当下，后者是从当下构思政治与伦理，并且逼近历史。藉由这样的双向运动，把性运重新置入历史，以及对恶性结构的理论性与历史性探索，避免陷入单线运动，这或许是性运未来可能的出路。

注释

1　台湾对于“性权利运动”的简称。（编者注）

2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持续在台湾社运场域中发挥作用的“人民民主”辩论，由甯应斌、陈光兴、 吴永毅、丘延亮等人提出，除提倡人民之间的平等结盟外，主张社运应该吸纳承载了各种污名的边缘与偏差主体。（机器战警，1991）

3　这种源自殖民经验的焦虑与反感，如果未能妥善引导，往往会催生出其他形式的暴力，并转嫁到社会内部， 例如在台港本地对于 CCR 的讨论中，可以广泛见到各种对于与白人交往的女人的仇视与丑化。本地男人往往指控跨国恋中的女人“崇洋媚外”；而女人则经常援引女性主义或者其它性别批判话语批评本地男人“厌女”， 双方因而没有交集。

4　例如刘人鹏、丁乃非（2007）曾以“文化本质主义”界定周华山的“中国传统文化”说，认为周华山区别了过去的正面性宽容与“现代”的压抑与恐同现实，作者认为过去遗留下来的含蓄宽容也“阴魂不散”地变形在“现 代”中。

参考文献 

[1] 机器战警 . 台湾的新反对运动 . 台北：唐山，1991.

[2] 卡维波 .“中国作为理论”之前 .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6，10:227254. 

[3] 林纯德 . 客家“村姑”要进城：台湾客家男同志的认同型塑及其性 / 别、族 群与城乡的交织展演与政略 .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6，105:1-60.

[4] 刘人鹏、丁乃非.含蓄美学与酷儿政略.刘人鹏、白瑞梅、丁乃非.罔两问景︰ 酷儿阅读攻略 . 中坜：性 / 别研究室，2007:3-43. 

[5] 甯应斌 . 人民民主：20 年后 . 人间思想 .2012，2:115-124.

[6] 甯应斌 . 人民民主 20 年后的寻思：反公民、反进步、反台湾的知识路 . 台 湾社会研究季刊，2014，94:157-179. 

[7]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 37:1-44. 

[8] 赵刚 . 台社是太阳花的尖兵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6，102:227256.

[9] 赵刚 . 敬答刘纪蕙教授——台湾社会运动真的在创造新的可能性吗？赵刚、 汪晖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理念 . 台北：人间，2015:129-148. 

[10] 周华山 . 后殖民同志 . 香港：香港同志，1997:320.

[11] 朱迪斯 • 巴特勒（Judith Butler），厄尼斯特 • 拉克劳（E. Laclau）， 斯拉沃热 • 齐泽克（Slavoj Žižek）著，胡大平等译 .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 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2] Sedgwick, E. 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