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中国大陆期刊文献：2010-2014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在2019年，性研究ing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推出“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仅摘编题目与摘要），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检索便利，也方便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中文文献的梳理偏重中国大陆，以五年为间隔，以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为主。英文文献以 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为主，介绍最新期刊的论文情况。本期整理的是2010-2014年间的主要中文文章，并补充上一期遗漏的几篇文章。因篇幅原因，《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专题“当代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四篇文章和《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专题“我国婚姻的多样性研究”的六篇文章将在下一期推送。本期如有遗漏，欢迎后台留言建议，小编谢谢大家的支持。

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从性故事的讲述看“叙述”的陷阱与可能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摘要：本文从三个故事片段入手，结合普拉莫提出的“故事社会学”概念与作者在本土经验研究基础上对于“不可说”（不愿说及说不出来）与“我要讲”（主动讲述型）这两类相互关联的叙述陷阱与挑战的认识，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并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这些故事是关于什么的”批判性解读与复杂化分析，如何在多种方法的实践中、在扩展的田野里追寻故事套路之外的其他讲述可能，何为更好的故事讲述。本文也期待以性研究为例的“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可以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故事讲述领域，与学界就质性研究方法、日益纠结的学术和生活领域的“真相”探究展开更为积极、开放的对话。

不方便抽样:中国大陆“男同骗婚”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朱静姝，荷兰莱顿大学）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男同骗婚"话语为例,主张在对主流社会已存在常识性道德评判的议题进行质性研究时,宜采用"不方便抽样"。该抽样方法要求研究者正视可能削弱研究预设和结论的"不合时宜的事实",呈现主流话语中被忽略的主体和叙事。基于民族志研究,笔者抽选了一些不便被呈现的"同妻"样本,展现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和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在探讨方法论的同时,本文也对"骗婚"话语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边缘青年群体研究中不同立场的知识生产:以男同性恋为例

（王珺，独立研究者）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本文以男同性恋人群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为例,通过对社会边缘青年群体研究中学院知识和社区知识的关系分析,探讨学院体系本身的制度性限制,以及对知识生产的制约。通过对亚文化视角下,将学院与边缘青年群体作为平等的亚文化圈观察的方法,以人类学的文化翻译为切入口,探讨语言的等级秩序预设对研究的妨碍,社区知识与信息的混淆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知识接受者(读者)的预设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

关于青少年网恋的数码民族志:一个实用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刘亭亭，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学系 ）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从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处借用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从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处借用方法论,本文旨在介绍一系列研究青少年网络情感与欲望的实用的研究方法。本文主张:欲捕捉青少年丰富、多元、新颖的网络情感与欲望文化,需打开"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线上到线下、从平台到用户、从核心产品到周边网络空间进行全面的把握。 

国外婚外非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的研究进展

（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年第6期

摘要：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婚外非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的主题研究逐年增多。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多数从公共卫生学角度出发,主要的调查研究方法也局限于问卷调查。一般说来,婚外非商业性性行为比商业性性行为涉及更多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需要。 

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摘要：近20年来,"性与生殖健康"成为公共卫生及人口发展领域的重要概念。然而,审视相关政策及服务实践,这个概念中的"性"却或者缺失,或者被误读。"性病、艾滋病、生殖道感染、生育"等主题词构成的"性与生殖健康"极大地局限在对于"性"的行为  学及疾病化理解,以及对于"性"与"生殖"概念的捆绑式混淆使用。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性之变已然呈现出性及性别的多元现状,缤纷复杂地表现在性行为、性关系、性认同、性语言等方面。正面的性权利及性别主体的声音不断涌现。 

同性恋的出柜与家本位的纠结

（景军、王晨阳、张玉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心理分析学系）

——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摘要：根据对深入访谈材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不断高涨的个人主义思潮、急速扩延的私人交往空间以及独子家庭普遍化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男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发生的纠结反而变得更具张力。在一个对性少数人群排斥程度严重的社会,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的纠结折射出同性恋者和各自的家庭对社会歧视、社会边缘化、甚至有可能遭受迫害的极度恐惧。因而,中国同性恋社群仍然需要一个将性权利与公民权互相结合的政治化过程以及持续的反歧视努力。

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庄渝霞，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社会，2014年第3期

摘要：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上海市多性伴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接着从阶层归属、家庭亲属生活、性爱生活和性别规范四个层面对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性伴性行为中,"生理需要论"并不起作用;"资本运作"和"环境影响"取代"阶层归属"发挥显性作用;"婚内感情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时效性,"头两年之痒"和"七年之痒"并存;"越轨"性行为具有连贯性;性别规范通过中间变量(两性在社会、家庭和性领域的角色扮演)间接影响两性的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鉴别女性"性革命"成功与否,思考女性在性地位上是真正解放还是重新被奴役。 

“非正常”的文化标签下“同志”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广州市X公园“同志渔场”为例

（钱俊希、朱竑，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人文地理，2014年第3期

摘要：性少数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的利用是城市研究中的新兴话题。这类研究主要探讨"非主流"的社会身份如何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利用,引发空间意义的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建构。本文以广州市X公园的"同志渔场"为案例,研究男同性恋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与体验。研究认为,X公园的"同志渔场"不仅给性少数群体提供了性身份暂时解放的空间,亦是其不断体验自身"非正常"的身份标签的空间。同志的空间实践体现的不是对于主流的社会规范的抵抗。相反,他们的空间实践是明显地处在"非正常"这一身份标签的作用之下的。

互联网与性: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张娜、潘绥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基地）

——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性"这一研究议题也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有了新的发展势头。本文从"性"是最易说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角度阐述互联网与性领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并将互联网看作一种新的空间探讨对"性"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已有的"互联网与性"的中国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互联网与性"这一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可研究的若干议题,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探讨。 

国外互联网与性的研究述评

（张娜、潘绥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基地）

——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2期

摘要：本文利用Jstor数据库系统,对1990-2010年有关互联网与性主题的文章进行归纳和评述,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互联网中的"性";互联网对"性"的影响;"性"研究理论探讨。目前国外学界对互联网中的"性"现象、行为的描述性研究占主流,未来研究应拓展对互联网与"性"之间关系的机制研究。通过对国外互联网与性领域的研究的综述和探讨,希望有助于国内互联网与性的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21世纪中国性骚扰: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摘要：据21世纪三次"中国人的性"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21世纪中国人的性骚扰情况突出表现为: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但是人们对它的担心在增加;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已经强势介入日常生活,也反映出国民的主体建构与这种话语大相径庭。而双方的冲突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社会性别与性三者之间出现了新的相互关系结构。

中国少年的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基于2010年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6期

摘要：本文基于2010年对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其中包括19.5%的校外少年。数据从主体建构的角度出发,考察当今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对于多元社会性别认同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认同;从心理与行为两个层次的六个角度展现他/她们的"同性恋取向程度"。然后针对常见的社会偏见与认识(刻板印象),分性别地分析性别气质、异性交往等因素与"同性恋取向程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在问卷中体现多元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尝试,通过高质量实证数据的展现,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少男少女们的多元性别成长现状,挑战社会偏见,期待目前的性教育能从正面的态度积极地、主体地看待少男少女们的社会性别。

仪式隐喻、社会拟剧与家庭出柜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摘要：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表现形态与"通过仪式"和"社会拟剧"有诸多相通之处。仪式情境(神圣与世俗)、仪式过程("分离—过渡—重融")及其反结构性揭示了家庭出柜的结构与过程;拟剧分析则将家庭出柜置于社会表演的理论范畴,并具体展示了出柜展演过程的各要素,从而使家庭出柜中的阈限状态不再成为认识论上的无结构状态。人类学的"阈限"概念隐含的非结构化、未定义的、突变的特性为探讨规范性的世俗社会结构中身份地位与角色的转变与复合提供了基础。同性恋者在家庭出柜仪式中通过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分离、叙述、话语争辩与身份争夺等过程重新融入家庭。借助于仪式结构/过程、社会拟剧等理论工具可以展现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内部结构及其动态演变过程。

在隐性“婚”与制度婚的边界游走: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婚姻形态

（富晓星、张可诚，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摘要：对北京、上海、沈阳、天津、西安、成都等地不同年龄阶段的男同性恋群体的观察和访谈发现,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这是同性爱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在我国尚未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背景下,男同性恋群体的策略性实践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性适应与潜在的异性恋框架,可以从人类学角度进行探析。

同性伴侣关系:亲密关系的多重样态及可能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5期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焦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媒体热议的话题。然而，在谈论婚姻焦虑的各种表现的时候——无论是城市里的"三高"女性由于无法在当前的婚姻市场中找到匹配的结婚对象，还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面临剧烈的婚姻挤压而日益凸显的“光棍”问题；无论是社会急剧分层背景下，人们渴望通过婚姻强化家庭的保障功能，还是婚姻的“神圣性”在风云突变的住房政策影响下丧失殆尽，人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婚姻焦虑”，那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同性恋者遭遇的问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同性恋者尽管没有与异性结婚的欲望和愿望，但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逼婚”压力，从而承载了巨大的婚姻焦虑。这种压力在新春佳节阖家团聚的时候最为紧迫，中国的同性恋者社群里一直流传的“同志怕过节”和“异性恋过节，同性恋过关”的说法，就是这种独特的“婚姻焦虑”的生动写照。

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

（魏伟、富晓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空间-文化为主线,探讨了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两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文章首先将城市这一维度引入中国的同性恋研究中,呈现城市同性恋公共空间的演变。第二,讨论中国20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对同性恋社群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影响。第三,比较不同城市中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强调本地文化的深刻影响。结论通过批判性反思西方的"同性恋聚居区"模式,提出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公共空间生产的可能路径。 

“出柜”的含义嬗变、理论阐释及经验研究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学术论坛 2013年第1期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出柜"指同性恋者完成自我性身份认同并向他人表达自己性取向的过程。然而,20世纪初以来"出柜"的含义经历了微妙的逆转过程,其指涉对象完成了从同性恋世界向异性恋世界的彻底转变。出柜的理论阐释也从本质主义的阶段论中挣脱出来,建构更具流动性的、非线性的理论体系。出柜的经验研究包括出柜年龄、对象、策略、结果以及父母的反应等,这些研究对西方同性恋理论的本土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金钱、情感交流与性爱——日本八位“援交”少男的性商品化考察

（高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

——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2期

摘要：少男少女的"援助交际"行为不应该简单看作是一般性的未成年人性交易行为,而应将其归结为社会变革下的青少年性交往模式和性主体意识的改变。从少女卖春到男孩危机,可以看出日本"援助交际"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对八位"援交"少男的深入访谈,总结了日本"援助交际"行为的新特征,并在性商品化的视角下,对"援助交际"行为的发生及演变机制进行了深入考察。最后指出,只有重视社会文化环境的形塑作用,正视社会变革中的未成年人价值观念与性主体意识的改变,加大对社会责任讨论,才是真实问题的解决之道。

亲密的陌生人:中国三个城市的男同性恋交友格局

（景军、孙晓舒、周沛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科比研究所）

——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摘要：针对社会变迁对中国城市男同性恋者群体的影响,笔者首先回顾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在20年前发表的相关研究,之后根据最近在三个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发现来讨论男同性恋者交友规模、交友场所及交友方式在过去20年发生的变化。有关这三个问题的数据分析证明,20年来城市男同性恋社区发生了巨变,具体表现在男同性恋交友规模的急剧扩大、交友场所的成倍增多以及交友手段的多元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使用互联网交友,其结果是大量由陌生人关系建构的朋友关系。这一现象标志着目前城市男同性恋交友的基本格局。

中国少男少女的爱与性——基于2010年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7期

摘要：本文基于2010年对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样本量为1593人,其中包括19.5%的校外少年。数据展现了这个年龄段少男少女的多种性爱观、网上网下的多种性行为实践,并分性别地分析与少男少女是否发生过性交行为有关的诸多个体与社会因素。通过高质量实证数据的展现,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少男少女们的性现状,期待目前的性教育项目能从更为正面的态度积极地、主体地看待少男少女们的性与爱。

探索新的关系和生活模式关于成都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生活实践的研究

（魏伟、蔡思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社会，2012年第6期

摘要：这些年来,李银河提交同性婚姻提案的努力,将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引入了公众视野,但国内学术研究对此尚无涉及。基于对成都"同志"社区的实地研究,本文详细考察了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追求平等关系、反思现有婚姻制度,以及争取社会承认的努力。研究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同时,借鉴西方近期关于"酷儿"家庭的理论和实践,文章讨论了同性恋伴侣关系对于主流社会和亲属制度的启示,呼吁在制度上给予这样的"草根"实践以更多的承认。

主体建构理论及其一般机制——基于“提供性服务歌厅”老板言及“小姐”时自我呈现的社区考察

（姚星亮、黄盈盈、潘绥铭，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防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5期

摘要：基于对提供性服务歌厅的相处式社区考察,文章从主体和情境视角分析了歌厅老板对"小姐"的建构与言说及其不一致的现象,通过解读老板在言及他人时进行信息控制的感性意识和理性选择,阐述了主体建构的理论要点和一般机制:(1)主体建构是内化了社会建构的再建构;(2)当社会建构呈贬抑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对外呈顺向强化建构;(3)当社会建构呈褒扬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强化建构,对外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4)主体建构与言说的不一致,是主体在情境中的自我呈现策略。

男男性服务群体的性、性网络、艾滋风险——以东北地区为例

（富晓星、Eric P.E.Chow、马铁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沈阳爱之助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人口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男男性服务者是近些年来地下性产业中的新兴群体,其在性身份认同、服务分层、组织类别等方面呈现出比女性性服务者更为复杂的生存样态。同时,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触群体的迅猛传播,也使男男性服务者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干预对象。文章采用参与观察、个案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东北地区男男性服务网络进行调研和分析,对商业性网络的隐秘特征和运行机制、男男性服务者的多元性存在状态进行文化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性取向群体、不同场所、不同服务种类的艾滋病风险因素并给予社会科学的干预建议。 

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摘要："点儿"是中国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交往与娱乐的公共空间。本研究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东北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变迁;探求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关系、行为和情感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点儿"上被组织和表述;揭示同性恋群体与制度、商业角力的适应性生存状态,并从中识别性的认知的时空发展系谱。研究发现,娱乐产业的发展为长期压抑的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大量新的互动场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同性恋群体自身投资娱乐产业创造专属空间,这种空间实践给同性恋群体带来包括身份、资本、性、价值、疾病等方面的重要改变。 

情境中性的社会网络与艾滋病风险——凉山地区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风险研究

（周如南、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摘要：当前性传播持续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扩散的主要途径。通过选取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Z县阿古村为田野点,深入进行以艾滋病防控为目的的实证调查,试图从地方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该民族地区基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个体性实践行为和群体性网络结构与建构特征进行把握,对艾滋病在西南中国彝族乡村社区普通人群中的传播现状和风险进行评估和建议。

疾病、文化抑或其他?——同性恋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摘要：客观存在的同性恋群体长期以来属于人类学研究的禁区,其承受的污名和歧视使触碰这一领域的学者规模和作品数量相对稀少,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类学界尤为明显。从学科认识论来看,同性恋研究经历了"性逆转"、"性倒错"的医学范式;异性恋框架主导的文化影响模式;建构学派的历史、政治、经济视角批判;以及酷儿理论的全盘颠覆和开放式探索。

网上性爱与网下的性实践之间的关系——全国14-61岁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的实证

（潘绥铭、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学术界，2012年第1期

摘要：对于网上性爱,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科学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2010年全国14-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第一次在具有总体代表性的意义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参与网上性爱的不同程度,发现网上性爱其实是中上社会阶层的主流文化。本文进一步进行检验,发现在16种网下的非主流的性行为实践中,只有"上年中有过一夜情"这样一种情况与"网上性爱参与程度"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网上黄毒"的假设不成立。 

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河南“性奴案”引发的思考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期

摘要：河南"性奴案"引发了社会上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缺失"问题的热议。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在"善治"的框架下讨论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需要检视捆绑着现行治理实践的理念、逻辑与情感结构;最后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充分考虑被治理对象的生存状态与主体声音。 

生存现状、话语演变和异质的声音——9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研究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2011年第5期

摘要：90年代末以来,在"酷儿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同性恋从"疾病"、"变态"、"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转变成"非病理化"和"非罪化"的主体间人格关系。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中国同性恋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从包容-抑制-重新包容的演变过程。然而,当前的同性恋叙述存在话语垄断现象,主体自主性的话语、知识和声音被总体化的宏大叙事所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来自异性恋社会,也来自同性恋社区本身。近20年的同性恋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行为到身份、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黄盈盈、王文卿、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社会，2011年第5期

摘要：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性的乡村社会表达:基于北方乡村几起性事件的典型研究

（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摘要：在乡村社会当中,乡村性事件往往超出自然发展和存续的范畴,多数情况下成为了村落社区成员自觉的文化和权力建构。换句话说,乡村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评判的不断附着,正是在村落社区成员的自觉并且不间断地努力延续下完成的,是主流乡村性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表达。

21世纪我国女性的多伴侣性行为变迁之分析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2期

摘要：女性的多伴侣性行为是中国"性革命"的主导方面与艾滋病性传播的新起点。基于2000年与2006年两次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在描述其间的巨大增长后,本文使用对数回归统计分析,揭示了女性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涉性娱乐、居住地级别、"时代年龄"与职业分布对其是否有过多伴侣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小城镇女性农民工性服务研究——以L市Y区为例

（李娟，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商业性性服务在中国大陆重新蔓延,近十几年甚至在一些地方扩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主体建构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突出女性性服务者的主观感受,试图从她们的角度来解读她们眼中的"性服务"。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得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对小城镇进城农村女性性服务者进行观照,并将这一群体放到整个妇女就业的全局中,考察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考察她们为什么会进入性服务业,以及进入性服务业后的生活体验。最后,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点建议。

圈内人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对“同志”的影响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摘要：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提案尝试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议题带入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基于对上海48名中产阶级男"同志"的访谈调查,研究发现深度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导致同性恋社群内部对于同性婚姻存在不同的声音。对于"同志"伴侣关系的认可,多数受访者认为推动文化变迁,比进行法律创建更为根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象征意义多于现实意义,更加有效的途径在于推动性别多元意识的发展,拓展"同志"生存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