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社会学研究 | 安德瑞·科沃尔、苏茜·约里主编,魏伟翻译《“性”很重要》
编者按
“许多问题由此而来。例如,如果男女同性恋问题被忽视,分层理论将会怎样?女同性恋者的社会流动模式是怎样的?这些模式是如何与种族、年龄、宗教及其他因素交叉在一起的?如果将同性恋因素考虑在内,对市场结构分析会产生哪些影响?对消费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对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对社会老年病学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从性差异的角度重新考虑整个的研究领域。许多社会学研究视野的狭隘程度真是令人震惊!”(斯泰恩、普拉莫,2000:163)
2019年,性研究ing推出了“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了近年来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以及中国大陆的部分性研究硕博学位论文,共计推出了4期Culture, Health and Sexuality 英文文献编译、4期中国大陆期刊文献选编和7期中国大陆硕博学位论文选编(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
2020年,我们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继续着手资料库建设工作,希望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检索便利,也方便感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本年度,我们将着重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人员迄今为止出版(或未正式出版)的所有书籍(包括教材、文集、专著和译著等)。之前已介绍教材和文集部分详见公众号首页-正在连载-性社会学文献汇编-教材/文集。若无特殊情况,我们将以每周两次的频率更新上述书籍的基本信息、目录和精选内容。敬请期待。
本期介绍的是由台湾高雄万有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安德瑞·科沃尔、苏茜·约里主编,魏伟翻译的《“性”很重要》,书中所译文章均来自英国国际发展研究所(IDS)报告系列37册第5期。同时,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国sexuality研究系列15(潘绥铭主编),暨性学万有书库第41期(阮芳赋主编)。
《“性”很重要》
主编:安德瑞·科沃尔、苏茜·约里
翻译:魏伟
时间:2008年5月
出版社:高雄·万有出版社
目录
中文版代序:
视角很重要:在中国探求积极与多元的“性” / 黄盈盈
序:
“性”很重要 / 安德瑞·科沃尔和苏茜·约里
性和发展
性和发展:图片中的故事 / 索尼亚·科瑞恩
探索“性”和解决贫困问题的联系 / 亨利· P.·阿玛斯
“种族”、文化、权力、性别、欲望和爱:关于“男男性行为者”/ 安迪尔·格斯勒
重构Travesti的历史 / 吉欧塞普·卡普扎诺
性权利
性权利是人权——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服联合国呢?/ 凯特·谢尔
性权利的发展:拉丁美洲的挑战和趋势 / 罗杰·洛普·里奥
酷儿视角下对于权利语言的反思 / 加亚·夏马
“鸡奸”在印度:性犯罪还是人权?/ 萨米特·博德
情境中的性
南非儿童HIV/AIDS叙述中儿童性权利的(非)可能性 / 迪维亚·巴纳
微弱的权力,有限的选择:孟加拉国贫民区情境中的生殖和性权利 / 萨比娜·法兹·拉希德
冈比亚的性和女性的性权利 / 伊沙托·图雷
性和男人的权利 / 阿兰·格雷戈
愉悦的力量
巴干达社会中的性爱、情欲和“女性秘密” / 西尔维亚·塔美尔
在印度男性中提升安全性行为的愉悦感 / 阿鲁帕·哈扎
让安全的性更加性感:快感工程 / 温迪·科勒尔和安妮·费波特
交流和触摸方式的变化:考察HIV蔓延中的愉悦 / 吉尔·刘易斯和基尔·戈登
行动主义和行动
通过人权教育推动性权利:土耳其草根组织的经验 / 丽兹·埃塞韦克·阿玛多
“男人寻求亲密,男人清扫卫生间”:女人、性愉悦、性别暴力和HIV / 爱丽丝·威尔伯恩
共鸣的姐妹、淌泪的男人、肥皂剧明星和寿司:《阴道独白》在贝尔格莱德的故事 / 杰勒纳·迪厄德维奇
孟加拉国性工作者的抗争:值得妇女运动学习的经验 / 谢瑞·哈克
精选内容
序言
视角很重要:在中国探求积极与多元的“性”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见证了性领域的快速变化,《新婚姻法》、独生子女政策[1],以及好莱坞和香港影视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推动了爱情、家庭、婚姻、性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变迁。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律师、公共卫生领域的官员、教育者以及致力于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开始讨论与性相关的问题,并介入公共政策领域。一些问题——比如性工作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开始引起公众舆论和政策的注意。如今,政府至少已经开始承认这些群体在社会中的存在。在这个时期,关注“性”的项目和研究,以及由中国政府和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性教育项目都日益增多。
[1] 根据新婚姻法,夫妻可以因为“感情破裂”而离婚;独生子女政策主张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既如此,生育一个子女之后,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就不应再仅仅是为了生殖,而更多地是为了“快乐”。具体论述见潘绥铭:《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讨论“性”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2]是国内“性”研究领域中的开拓性研究机构。自1996年开始,该研究所每年在中国召开一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专门讨论与“性”相关的问题。办会的原动力正是来自上述各领域的变化以及人们日益增加的对“性”的兴趣。最近一次会议于2007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正式参会者达50多人,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背景,来自不同的国家,讨论的问题也多种多样。旁听的观众更是多达100余人[3]。这些会议致力于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将“性”领域的本土学术研究与国际学术研究衔接起来,鼓励更多的学者献身“性”研究,并在“性”和社会性别领域倡导更加具有肯定性和多样性的视角。会议的主办者希望“性”能够在公共舆论中获得更大程度的认可,以此来推动大众对“性”的理解,使人们认识到“性”的多样性及其与社会性别和权利的相关性。会议涵盖了多项议题,其中包括同性恋者的“性”,女性的“性”,以及互联网与“性”的关联。与会者在发言中表达了对“性”的不同态度,很好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性”领域中的学术研究和项目实践状况。
[2] 由潘绥铭教授创立。潘教授已经在这个领域中耕耘20余年,并从1985年开始首次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性”课程。
[3] www.policyinnovations.org/ideas/commentary/data/chinese_sexual_culture。
当代与“性”有关的话语。在当代中国,与“性”相关的研究与项目至少有四种类型,它们分别由不同的群体实施,并制造出不同形式的流行话语[4]。确立最早并占据统治地位的话语来自医学和性科学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性科学研究开始占据显要地位,突出的例子是阮芳赋于1985年出版的奠基之作《性知识手册》和1992年出版的《性在中国》,吴阶平的《性医学》(1984),以及刘达临的《中国当代性文化》(1991)。医学话语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推动:性科学家、医生、某些性教育工作者,以及商业利益。起初,作为反对新中国早期“无性文化”的一个工具,这种话语被认为体现了一种看待性的健康和积极的态度。不过,由于性科学家关注的是“科学的”性知识、“科学的”性健康以及“科学的”性行为,如今它们则导致了“性”和身体的商业化和医学化。
[4] 黄盈盈,2008,《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
第二类话语关心的是女性的身体和“性”所处的从属和被压迫的地位,以及女性研究对“性”保持的缄默。这类话语的发起者主要是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关注的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尽管这类研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但它们倾向于将女性刻画成“受害者”,缺乏从积极和正面的角度表现女性的自主权和“性”。
第三类流行话语与性革命有关[5]。这类话语由学者和大众媒体推动,体现在多个方面:(1)观念上的变化,从性的唯生殖目的论逐渐向性的快乐主义转变;(2)个体性行为实践和关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3)大众舆论及学术界就与性相关的问题展开的讨论,以及新术语和新概念的相应增多;(4)女性之“性”发生的变化,例如,对“性”所持的更加积极的态度,多样化的性行为实践,以及日益提高的婚前和婚外性行为比率[6]。不过,在大众媒体中,性革命话语常常遭到歪曲,被描绘成下面这类主张,即中国事实上是一个“性的天堂”,是“自由的”,或者说已经“西方化了”。近些年来,这些歪曲增加了大众对性革命的抵触心理。
[5] Farrer, J.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开放:青年性文化与上海的市场改革》).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an Suiming. 2006.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rimary life cycle: The origins and nature of China’s sexual revolution.” In Jeffreys, E. (Ed.). Sex and Sexuality in China. Routledge Curzon.
[6] 潘绥铭、白维廉、王爱丽、劳曼著,2004,《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针对普通人群通过随机抽样调查再一次考察了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请通过研究所网站(www.sexstudy.org)查看最新的调查结果。
最后一类话语强调的是“洁身自好”。在这类话语倡导者的想象中,中国在性态度、行为和实践方面已经“西方化”了。为此,他们主张恢复“传统”,以此来抵制“西方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在针对中国青少年开展的性健康和教育项目中,这类口号体现得极其明显。它强调的是行为端正的“传统”意识形态,主张避免“不成熟的”爱情和性行为,尤其是针对女孩子。在宣扬这类口号的时候,其倡导者并未通过实际的考察对青少年的“性”状况进行充分深入的分析,也未能给予青少年自身的声音以足够的尊重。此外,他们还强化了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伤害的性别方面的刻板印象。同样道理,为了预防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某些团体宣扬ABC政策(禁欲、忠诚和使用安全套;abstinence, be faithful and condom use),主张通过道德对“性”进行管制。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无论是就学术研究还是致力于直接改变现状的项目而言,艾滋病的流行都极大地拓展了“性”的空间。基金会和政府增加了相应领域的投入,而“性”在学术领域和公众舆论中也得到了更高程度的认可。不过,以艾滋病为切入点同样使“性”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即政府将“性”和身体病理学化,把它们刻画成因为受到疾病和紊乱状态的干扰从而需要接受“治疗”的东西。政府不是从幸福安康(wellbeing)的角度看问题,它所关注的往往是“性”所造成的“危险”和“风险”。
迈向肯定性的视角。尽管在中国的学术界及公共领域中,“性”的可接受性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和项目的实施者从哪个角度来看待“性”。如上所述,一些话语对“性”的理解是非常医学化的,一些话语为了道德上的目的而主张对“性”进行约束,还有一些话语关注的是“性”所带来的“疾病”、“屈从地位”和“紊乱状态”。所有这些话语都一再体现了一种针对“性”的负面和消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其他一些话语——例如主张尊重“性”的多样性的话语,主张对快乐和性的身体抱以积极态度的话语,在对“性”的理解中强调人权的话语,等等——则支持从更加积极、乐观和肯定的角度来看待“性”。这种视角关注“个人”,强调来自研究对象以及项目为之提供服务的目标社区的声音。它承认,“性”(sexuality)与性行为(sex)相关,但并非仅限于此;与“性”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有性传播疾病、非意愿怀孕或性暴力,还有快乐、“性福”,以及对所有人权利的尊重(不论他们在性和性别的表现方面如何不同)。
令人振奋的是,从肯定的角度来看待“性”的研究愈来愈多了。近来的研究从正面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女性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理解和实践“性”和身体[7]。在中文中,有些约定俗成的说法表现了女性在“性”方面的能力及对性的控制,如“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坐地吸尘土。”如今,人们也意识到了重新考察这类俗语的必要性[8]。前面的路还很长,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2007年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国内的某些项目和研究都强调了对“性”给予充分肯定的视角或框架。
[7] 李银河,1998,《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
[8] 黄盈盈,《与性和性别有关的中文关键词》(Key Words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China),性的关键词项目,菲律宾大学Michael L.Tan 教授主编。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所的这本报告就是要告诉我们“性很重要”,而且基于国际的研究和运动经验给我们展现了多元的性存在,快乐的性存在,基于权利视角的性存在。这些视角的性存在不仅适合于报告所包含的那些国家和文化,也同样适宜于中国的情境,尽管我们要走的路可能更长。
注:
本文原稿发表于ARROW(亚太妇女资源与研究中心)的出版物“Arrow 在行动” Vol. 13 No. 2 2007。
Email:afc@arrow.po.my;www.arrow.org.my。
感谢ARROW的授权和支持。
“性”很重要
安德瑞·科沃尔和苏茜·约里
英国国际发展研究所(IDS)的这份报告探讨了主流发展问题研究长期忽视的一个话题:性。社会性别和性对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与贫困问题的每个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没有什么比我们对自我身体的权利更加基本的了。然而,性问题在发展事务中的边缘化——要么被看作是一个健康问题,要么被看作是一种“奢侈的需求”,意味着其对人类福祉的广泛影响远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这份报告力图显示性的重要,强调性对于人们至关重要,是绝大多数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发展政策和实践已经对性存在产生了显著的——通常是负面的——影响。那些试图控制和制约性存在的社会规范对于人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却经常是消极的影响。发展事务需要意识到性的重要性,突破消极性的局限,采取一种更加积极和关注愉悦的认识取向,对我们身体和性自主的基本权利予以肯定。关于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份报告的作者提供了丰富而极具启迪意义的事例。
文章摘要
性和发展:图片中的故事
索尼亚·科瑞恩
目前有关性和发展的争论,需要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中看待。本文采用图片对过去三十年进行了回顾,展示了从1970年代期间产生的“华盛顿共识”和福柯的《性史》,直到1990和2000年代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争取性权利的斗争的深入,另一方面是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这样的时间维度把围绕性权利的斗争置于当前的历史背景之下,显示了同一个主题的再现和随着时间流逝而获得的新的意义。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发展事务是如何对待性的问题的?与性相关的发展话语远远不是显而易见的。性的问题从来都没有直接被提及,但却随时可见。这在人口-发展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话语完全回避了性的问题,似乎生育的发生可以不经由性行为而实现。但是,性的语言的不透明,现在遭到了性权利话语的穿透。只有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性和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结构因素的互动,认识到性作为福祉、权利资格和个人实现的源泉,才能为上述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可能。
探索“性”和解决贫困问题的联系
亨利·P.·阿玛斯
和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相比,性和性权利一般被看作是次要的问题予以对待。这篇文章考察了性权利和在发展事务中优先考虑的其它权利之间的联系,比如健康权、教育权和劳动权。本文并非要争论性权利和其它那些权利同等重要,而主张性权利也体现了所有的这些权利,因为性和围绕它的社会规范对健康、教育和工作有着巨大的影响。作者引用了女性残割生殖器作为论据,以及对女性欲望的“象征性残割”,包括耻辱和罪恶感,证明其对于肉体和精神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由于遭受羞辱、社会压力和缺乏支持,阴柔的男孩和怀孕的少女更加容易辍学;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在工作中受到雇主和同事的歧视。性权利是其它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装这些不是事实,只会制约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争取权利的策略。
“种族”、文化、权力、性别、欲望和爱:
关于“男男性行为者”
安迪尔·格斯勒
涉及男人之间性行为的身份和实践,有许多不同的称谓:queer, gay, homosexual, dandy, batty man, queen, bachelor, fag 等。在世界发展事务文献中,“和男人发生性性行为的男人”(MSM)迅速成为用于描述众多同性欲望表达形式中最受青睐的词汇。草根组织积极分子和医务工作者,出于关注性病对于社区的影响,最先提出了这个词汇,作为“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的另外一个提法。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激进的姿态,拒绝了由白人领导的自我认同为gay的组织所主导的有关性取向和性行为的话语。但是,这个词汇现在被发展事务机构采用,其含义和效果都发生了改变。MSM现在被用来描述一切非西方和非白人的同性之间的性实践。和东方主义话语一样,它抹杀了“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文化差异,把他们都建构为一个“他者”。关注的重点仅仅局限在身体接触和疾病传播,而忽视了爱、情感和欲望。
重构Travesti的历史
吉欧塞普.卡普扎诺
在前殖民时期的秘鲁,男性和女性的差别要比今天灵活得多。一种传统的跨性别(transgender)或者travesti / transvestite身份和文化在安第斯地区和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殖民主义以及随后的发展压制了这些身份和社区,但是秘鲁的travesti依然存在。在当代的秘鲁社会中,travestis面临来自公众和警方的暴力,也遭受了医疗服务机构的经济排斥和歧视。在社会上,traverstis同时遭受了两个性别经历中最糟糕的事情——他们被看作是男人,因此成为警方暴力“公平游戏”的实施对象;但是他们又具有一些刻板印象中“歇斯底里”女人的特质,比如对身体的改变(尽管付出了健康的代价)、选择男子气但可能充满暴力的伙伴,以及在性行为中的被动性。Travestis需要一种新的后女性主义,让他们能够关于选择何种性别做出主动的选择,按照他们选择的性别进行生活。所有人都有权选择和改变性别身份,无论是男性、女性或者是两性的结合。
性权利是人权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服联合国呢?
凯特·谢尔
1995年,北京行动平台(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提出了性权利的原则。然而,今天,许多年前达成共识的原则被认为过于激进,而不能被新的文本所引用。面对这样的倒退,以及社会运动活动分子因为资金限制而不能发出声音,下一步工作的可能性在哪里?以人权委员会、第49届妇女状况委员会(北京行动平台十周年)和人口发展委员会为例,本文考察了进程面临的障碍、维持现状的挑战以及如果我们要实现性权利必须把握的机会。我们不能丧失人口和发展国际会议、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能原地踏步。长期以来我们所作的只是进行辩护,我们需要超越仅仅关注负面影响的保护性模式,找寻理解和实现性权利的新途径。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性文化,允许个人自主行动,并为自主的行动承担责任,推动相互尊重和促进个人的选择、表达和愉悦。
性权利的发展:拉丁美洲的挑战和趋势
罗杰·洛普·里奥
近年在拉丁美洲,性少数人群(LGBT)的权利获得了更多的制度性关注,在整个大陆的立法进程也加快了。通过运用一个法律框架,本文探讨了在拉丁美洲进一步解决性取向歧视问题的趋势、挑战和前景。文章认为,深入和充分理解性少数人群的权利和如何在多个层面保护和促进这些权利,是法律权威部门、专业人士和市民社会必须应对的任务。选择这样的前进方向,立法和司法部门、公共政策机构和市民社会倡导力量之间才能建立富有成果的对话。这样的机制将有利于消除针对性少数人群的排斥性和污名化文化,以及克服对性表达自由的抵制。
酷儿视角下对于权利语言的反思
加亚·夏马
权利语言的运用对于酷儿运动意义重大,尤其是在和国家面对面互动的过程中。但是,也需要认识到权利语言中存在的一些显著局限。本文关注了这一问题,并取材于“印度性少数群体争取权利”(PRISM)的经历— —在德里举行的一个酷儿运动论坛。权利语言把我们推入了身份政治的限制性框架中,同时使得其它进步运动只能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外提供支持。对于权力话语的狭隘运用可能导致维持现状,逃避更加直接地解决交互性(intersectionality)和异性恋正常主义(heteronomativity)及其附带的问题。为了寻求在性领域更多的变革,本文提出将权利语言植根于酷儿/女权主义政治中。
“鸡奸”在印度:性犯罪还是人权?
萨米特·博德
世界上性的行为、实践和身份存在广泛的差异。现有的性权利话语的产生主要是和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这样的性少数群体(LGBT)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这样的话语看来主要迎合了性少数群体和类似的其它身份。它排除了异性恋者,也不包括本土的同性行为实践以及不认同LGBT的跨性别人群,比如南亚的hijas。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人都获得人权。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扩充人权话语,超越狭隘的身份意识,从而为性权利的实现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作者以英国殖民法和印度1860年刑法第377条中的“违反自然的肉体交媾行为”为例。这条法律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执行,成为不断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根源。尽管对这条法律的字面解读并没有直接谴责特定的性别身份,但在事实上是对所有基于同意的同性行为的罪行化。由于它并不关注身份认同,第377条是对新近在更广泛意义上提出的作为人权的性自主权利的一块试金石。
南非儿童HIV/AIDS叙述中
儿童性权利的(非)可能性
迪维亚·巴纳
抗击HIV/AIDS的一个关键策略就是保护那些遭受感染和面临感染风险的人群的权利。然而,因为和性联系在一起,儿童的权利问题没有得到关注。儿童被表达为性和HIV/AIDS领域的无辜者和无知者。通过对南非小城KwaZuli-Natal里的七、八岁儿童的研究,本文挑战了上述对于儿童的这种表达。研究者发现他们已经知道很多,而且能够和研究者随意谈论AIDS,性和安全套的问题。但是,这些小孩也知道他们并不应该在老师和父母面前谈论那些事情,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这篇文章考察了儿童是怎样施行、调适和争取获得有关HIV/AIDS和性方面的知识的。文章结论部分就早期儿童的性权利的可能性提出了看法。
微弱的权力,有限的选择:
孟加拉国贫民区情境中的生殖和性权利
萨比娜·法兹·拉希德
在孟加拉国,一个城市贫民区中已婚妇女的境遇如何?本文是基于2001年12月至2003年1月间对一个达卡贫民区中15-19周岁的153名已婚女孩展开的深度民族志田野研究。作者发现传统的包办婚姻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153名女性中的81名是“恋爱”婚姻。年轻女性在选择配偶方面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但是同时也面临了婚姻状况更大的不稳定,而且配偶之间的性关系中也充满了矛盾。由于缺乏经济独立和社会自主,作为生存的策略,许多年轻女性只得忍受糟糕的婚姻与不安全和痛苦的性生活。然而,有些女性则在婚姻状态中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把她们的性作为一种资源去吸引他们的丈夫,并以此谋求物质支持,甚至非常享受这样的过程。
冈比亚的性和女性的性权利
伊沙托·图雷
基于妇女权利非政治组织“冈比亚传统实践协会”(GAMCOTRAP)的草根运动,本文考察了冈比亚备受争议的性的形式,包括一夫多妻制、早婚、性虐待、女性生殖器残割、婚内/“法定”强奸、绝经期后配偶的性中止、贩卖妇女和女同性恋。与冈比亚的文化和伊斯兰教相关的争议是围绕这些问题的论争核心。比如,有些男人引用古兰经的内容为一夫多妻制进行辩护,许多女性也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事实上,古兰经谴责一夫多妻制,除非所有的妻子受到了平等的对待,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夫一妻制也就成为得到推崇的方式。现实的情况是当她们的丈夫娶了其他妻子,许多妇女感到痛苦。作者引用了妇女的这种种不满与愤怒,比如男人物质贡献的减少,他们停止和年纪大的妻子有性生活;在社会和经济的共同制约下,她们得不到满足,却又无法离开这个婚姻,或者以其它的方式寻求性的满足。
性和男人的权利
阿兰·格雷戈
性权利的倡导者提出的社会革命和性革命,男人的兴趣点会在哪里呢?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要认识到很长时期以来一些男人的性权利受到了侵犯。因为“女性化”的外表举止,或者和其他男人有性关系,那些“背叛”了他们性别的男人特别容易成为此类侵害的受害者。通过让那些“不够男人”的男人处在他们(屈从)的位置上,暴力维护了性别和性的等级。但是,那些看起来,或者通过努力做到“足够男人”的男人又会怎样呢?他们的性权利又是怎样的呢?也许倡导性权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人们可以不受强制、自由地进行他们的性生活。即便那些遵从刻板印象的男人也会受到性暴力的侵害,正如文中男孩和男人报告的非自愿异性恋性行为数据所展现的那样。此外,性别社会化制约了男人在性生活中体验愉悦、尊严、自主和安全的能力。比如,性别社会化告诫男人应该自信,并在性关系中占据控制地位,这让许多人无从承认可能存在的忧虑。
巴干达社会中的性爱、情欲和“女性秘密”
西尔维亚·塔美尔
乌干达的巴干达人对“Ssenga 事宜”的谈话,显示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一种制度性地启发“性”的方式。父亲一方(或者替代者)的姑姑正如一位舵手,她的角色是指导年轻女性一系列关于性的事宜,包括初潮以前的情况、婚前准备、情欲和生育。在当代乌干达,到处可见商业性的Ssenga服务,Ssenga的栏目和电话咨询广播,在坎帕拉的大街上兜售Ssenga内容的小册子。“现代化”和“城市化”改变了这样的一种制度, Ssenga也被重新界定,以顺应时代。尽管Ssenga促进和强化了父权,但同时,它也颠覆和削弱了父权制。通过解构Ssenga中的性别和性的安排,本文考察了基干达(Kiganda)性的建构,也包括其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建构。
在印度男性中提升安全性行为的愉悦感
阿鲁帕·哈扎
同性恋面临的社会污名和法律约束,以及发生同性行为的男人中盛行的性别规范,导致了在印度对攻击性权力游戏和男男性行为中插入的强调。这反过来导致了在男男性行为者(MSM)和跨性别者中安全套的使用率很低,提升了HIV和其它疾病的风险。本文探讨了推动更加愉悦、富于交流,也同样更加安全的性行为的可能。文章基于作者本人的研究,以及为男性顾客提供商业性性服务的Kolkata按摩房中担任按摩师的个人经历,提出了为MSM人群,包括那些性工作者,提供更加安全的社会和性空间的策略。研究成果被用于开发行为改变交流(BBC)策略和资料,以促进男男性行为中愉悦的成分。
让安全的性更加性感:快感工程
温迪·科勒尔和安妮·费波特
快感——甚至性本身——在围绕性传播疾病和HIV/AIDS对话中的缺失,已经引起了注意,安全的性和美好的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然而最成熟的教育项目都带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只能借助对于风险和疾病的恐惧来动员人们实践安全性行为。然而,证据显示,正面和积极的动机,在推动人们实践安全性行为方面,效果最为明显。愉悦工程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动机——愉悦和欲望——在愉悦的性行业和更加安全的性世界之间搭起了桥梁。它避免负面的东西,确保包括安全性行为示范在内的情欲产品和性健康培训材料都考虑到愉悦的因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简单介绍了快感工程的一些工作,并指出对安全性行为的一个更加积极的实施方案能够帮助获得更高的性的福祉。
交流和触摸方式的变化:
考察HIV蔓延中的愉悦
吉尔·刘易斯和基尔·戈登
西方主导的有关性健康的讨论,首先警告人们性的危险。然而,愉悦是人们为什么进行性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推进性健康的工作,必须包括如何能够经历风险更小的愉悦这样的讨论。在安全性行为中解决愉悦的问题,面临着挑战。权力结构,比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日益全球化的媒体,影响了人们对于愉悦的体验。安全性行为和HIV预防工作需要考虑愉悦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以及人们体验愉悦的多样性。从大量安全性行为培训和它们引发的社区活动中发现例证,作者显示了关于愉悦的讨论在实践中是可能的,并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
通过人权教育推动性权利:
土耳其草根组织的经验
丽兹·埃塞韦克·阿玛多
对女性的性的控制,是造成许多违反妇女人权事件的根源,比如“荣誉”犯罪、早婚和强迫婚姻和残割女性生殖器。土耳其妇女权利组织“女性为女性人权(WWHR)——新的道路”,挑战了对女性的性的控制,采取肯定性的态度,为妇女争取她们的性权利开辟了新的空间。2004年,WWHR领导了改革土耳其刑法的运动,导致了土耳其妇女和少女性和身体权利方面超过30条的修正案,包括对婚内强奸治罪和去除对荣誉谋杀施行者的减刑条款。他们为土耳其全国超过4,500名妇女组织了人权培训,包括一项性权利的模块以推动女性享有性愉悦权利的观念。参与者对于这项模块的反应十分积极,发现其中的讨论极大地增强了她们的力量。
“男人寻求亲密,男人清扫卫生间”:
女人、性愉悦、性别暴力和HIV
爱丽丝·威尔伯恩
HIV的传播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家庭收入、家庭劳动分工、季节性工作和花费、通讯、关系、性别暴力和性的满足或者不满足。取材于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作者认为上述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被普遍感受到,另一方面对于HIV的预防和控制至关重要。作者也挑战了正式研究场合中对“琐闻轶事”的拒绝,尤其是这些故事的讲述者是女性——其中的男性是如此雷同和无所不在。跳石(stepping stone)训练方法能让参与者分析他们生活中的这些联系,并且发现他们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训练也为了解愉悦和发展更加亲密和更加充满爱意、尊重和满足感的关系创造了机会,无论当事人的HIV状况如何。
共鸣的姐妹、淌泪的男人、肥皂剧明星和寿司:
《阴道独白》在贝尔格莱德的故事
杰勒纳·迪厄德维奇
2006年春天,《阴道独白》第一次登上了塞尔维亚的舞台。著名女演员参与了表演,包括肥皂剧明星。这次演出吸引的观众,远远超出了通常对妇女运动感兴趣的那些人。数以百计的女孩过来看她们的肥皂剧明星,但是与此同时,她们也听到了快感和性高潮,和怎样珍爱她们的身体,以及性虐待和家庭暴力。观众中的男性也随着情感的发展掉下了泪。当她们第一次读到剧本的时候,一些女演员们曾经感到尴尬和不安,但在演出的最后,她们都非常兴奋。塞尔维亚反非法劳动雇佣中心组织了此次活动,所有的收入都捐给KOLO,一个为前南内战中遭受塞尔维亚士兵强奸的妇女提供支持的波斯尼亚妇女组织。在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中,《阴道独白》出色地建立了新的联系和盟友。
孟加拉国性工作者的抗争:
值得妇女运动学习的经验
谢瑞·哈克
1999年,孟加拉国政府强行驱散了达卡郊外一个大规模红灯区的性工作者。Ulka是性工作者的组织,立刻向Naripokkho寻求支持,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妇女组织。Naripokkho的办公室被迅速改建成可以容纳40名妇女的临时住所,还有一些人住到了成员的家里。性工作者和Naripokkho的成员因此建立起了新的关系和同盟。Naripokkho和其他孟加拉国妇女组织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支持性工作者争取权利和自我保护,反抗非法驱散。这篇文章分析了这些组织进行抗争的经验教训。它认为这些斗争为已经发生在妇女运动内部的关于性和性权利的讨论赋予了新的更加具有公众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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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研究 | 魏伟 译《“性”、健康与文化——世界“性”研究精粹选译》
内容整理:刘丹 祝璞璞
图文编辑:王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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