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人的一生总是顺逆交替，此起彼伏。纵观杨绛先生的一生，她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对生活给予她的挑战，做出自己的回答。我们读她，或可以更好地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1928年后才改称北平的)出生。父亲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当时，阿季上面已有三个姐姐（寿康、同康和闰康），按理说，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竟对这个四女特别钟爱，很宝贝。也许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又也许是婴儿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每当阿季哭闹时，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着日本催眠曲，这是三个姐姐及后来的弟弟妹妹们都没享受到的殊荣。父亲曾对阿季说，“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原来，杨家和她的景苏叔公比邻。叔公家的女佣被派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姑娘。”那女佣接下就说：“讨厌死了！”父亲听见了，赌气地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父亲说，那女佣出乎意料的称心满意，于是欢天喜地地回去报信，哪还讨厌呢？1919年秋季，杨家离京南归，来到无锡，租居沙巷，三姐同阿季在大王庙小学上学。父母对这所房子不满意，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那处房子，不出家门，站在木桥上就看得见河。据说，租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寒症，河水可能有问题。父亲不久就病倒了，发烧不退，后来竟说起胡话来。当时的阿季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父亲正当壮年，也没想到自己几乎一病不起。阿季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那是最危急的一夜，父亲居然挣扎过来。那年大除夕，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着阿季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家人同吃了年夜饭。在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当时杨家有八口人。阿季常想，假如父亲一病不起，如有亲戚哀怜，照应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不然，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1920年春季，大姐要带着三姐和阿季去启明上学。爸爸向来认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三年前，二姐在启明得病去世。妈妈心上放不下阿季，而阿季又不肯再回大王庙小学，所以妈妈让她自己做主。这是阿季第一次离开妈妈，而且这一去，要到暑假才能回家。爸爸重病刚脱险，还在病中。在启明，阿季遇到一些困难。首先，散心就不是容易事。(每次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不准留在课堂里，都得在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这叫“散心”。)上课的时候坐在课堂里，不觉得孤单，可是一到散心，两个姐姐都看不见了，阿季一个人在大群陌生孩子中间，无依无靠，觉得怯怯的。阿季觉得重要的是赶紧找个伴儿。一次次，终于找到一个可心的朋友。阿季说，我们彼此佩服，很自然地成了朋友。散心有朋友，就不孤单了，可以一起玩得很开心。1927年冬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的一张全家福。坐者为杨父、杨母，前排左一阿七，左三阿必，右一小弟；后排左一三姐闰康，左二季康（杨绛），左三大姐寿康，右一为大弟宝昌。可阿季还有要克服的困难——到了“月头礼拜”（学校每月放假一天，住在本地的学生可由家人接回家去，这个假日称为“月头礼拜”。），学生都被接回家，留校的没几个。尽管有两个姐姐相伴，阿季还是说不出的难受。直到回家的学生一批批又回学校，她才恢复正常。在启明，每天没到午饭，阿季就觉得饿了。直到杨家迁居上海，阿季也可以回家了，也可以带些菜肴到学校去吃。阿季还记得妈妈做的红焖牛肉和煮在肉里的老鸡蛋，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馋吃了。阿季很喜欢启明，相当留恋在那里度过的三年半学习生活。大姐虔信天主教，已背着爸爸受了洗礼。爸爸怕教会学校影响孩子的自由思想，就不让三姐和阿季继续在启明上学。之后，阿季转到苏州的振华女校（这时，杨家已迁居苏州），校舍破破烂烂，没法儿同启明比，很是苦恼。后来，阿季通过学习和实践，才逐步体会到振华女校的特点，还有终生难忘的王季玉校长。阿季用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从振华女校提前毕业，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按理说，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可阿季每忆及此，往往自叹运气不好，不如不提前一年毕业。阿季考大学那年，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而下一年，阿季原来的同班好友蒋恩钿如愿进了清华外文系。一心想进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阿季，就近考入东吴大学。父亲反对阿季学法律，阿季就改政治系，但对政治学毫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1930年，好友蒋恩钿就读清华已经一年，劝阿季转学清华。暑假内，阿季已领到准考证。不料大弟宝昌患病去世，那一天，正是清华招生考试的第一天，阿季错过了考期。后来，阿季考入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1935年7月，钱、杨两人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两人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初到牛津，阿季心里就有些难受。原来，街上到处可见穿黑布背心的学生，锺书是庚款留学的公费生，也有一件。而阿季是以自费生身份出国的，顿有失学儿童之感。牛津的学费和导师费都很贵，阿季不忍心向已患高血压的父亲开口要钱，只愿做一名旁听生听课，并到大学图书馆自习。钱、杨二人租住在老金家，伙食开始还可以，渐渐地愈来愈糟。阿季觉得这样下去，不能长久，于是想租一套备有家具的房间，伙食自理。锺书不以为然，说别多事，还说阿季不会烧饭，老金家的饭至少是现成的，将就着得过且过。可阿季却坚持，“像老金家的茶饭，我相信总能学会。”后来，钱、杨二人真找到了一处满意的房子，还有了厨房。锺书想吃红烧肉，两人买了一瓶雪利酒，当黄酒用，用文火炖肉，红烧肉居然做得不错。搬家是冒险，自理伙食也是冒险，吃上红烧肉就是冒险成功。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还请朋友向达同吃我家不像样的饭。这一学年，该是阿季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也是她最用功读书的一年，除了想家想得苦，此外可说无忧无虑。接到家书是阿季最开心的事。阿季告诉家人将入医院生产，妈妈在爸爸信上附笔，叫她当心别换错了孩子。爸爸在妈妈附笔后面打趣妈妈，接着写道：“当心别换了一个金头发蓝眼睛的。”以后，就没有了家里的消息。迁居法国后，大姐来过几次信。但阿季总觉得缺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过了年，大姐姐才告之：妈妈已于去年十一月间逃难时去世。这是阿季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得不知怎么好，只会恸哭，哭个没完。锺书百计劝慰，阿季就狠命忍住。阿季回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锺书的庚款奖学金可延长一年，但钱、杨已决定如期回国。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在回国的船上，锺书已有清华聘约，去西南联大教书。阿季母女留在上海，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而钱家和爸爸家居处都很逼仄。后来，爸爸搬到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就接阿季母女过去同住，阿季这才有一个安身之处。爸爸的家由大姐主持家务。大姐脾气不好，有时能盯住你唠叨个没完，逼得人发狂。三姐、阿季还有两个妹妹都怕大姐。阿季为了爸爸，一切忍受，练成好脾气。1941年暑假，锺书回到上海。阿季母女在锺书到达之前，已在钱家楼下客堂里住下等他。锺书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但并非如此。于是，一家三口挤居辣德斐钱家，一住就是八年。一大家人挤在一起，阿季没有独自休息的地方，连和锺书说说知心话的空间也没有。锺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锺书留下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1943年秋，阿季辞去小学教职后，已没有固定收入，日子实在艰困难言。《称心如意》上演后，全家吃了一顿老大房的酱鸡酱肉。三月不知肉味的圆圆，吃完了肉又找肉。为了节省，阿季兼任灶下婢。劈柴、生火和烧饭，阿季不是染个花脸就是熏得满眼流泪，经常切破手指或被滚油烫出泡来。贫与病总是相连的。锺书在这段时期，每年生一场病。圆圆上学一个月，就休学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一个学期的课。1945年日军濒临战败，阿季在上海无米可炊，亏得七妹从无锡运来一袋面粉，阿季学着发面蒸馒头，全家改吃面食度日。后来，美军轰炸上海。警报响起，一家三口藏在楼梯底下，紧紧地挤在一起，锺书说：“要死也死在一块儿。”父亲病后身体逐渐复元，又重操律师旧业。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杨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出卖。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处没人要的破房子，从前门到后门之间，有五亩地的距离。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费了两年时间，房子才修建完毕。1939年秋，父亲带了儿女们回苏州，有不胜今昔之感。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物品下。凡是上锁的箱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众人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1945年3月，父亲去世后，阿季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联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瓷、古钱和善本书籍，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看见了。抗战胜利后，锺书在中央图书馆有了正式职业，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同时也是《英国文化丛书》的编辑委员。阿季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课，日子过得很轻松。一九四七年冬，圆圆右手食指骨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孩子得了这种病，往往转到脚部，又转到头部，孩子就夭折了。大夫固定了指头的几个骨节，叫孩子在床上休息，不下床，服维生素A、D，吃补养的食品。十个月后，病全好了。圆圆病愈，胖大了一圈。阿季睡里梦里都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可是她自己也病了，天天发低烧，每月体重减一磅，查不出病因。可能过去几年，阿季实在太劳累了。身兼数职，教课之外，还做补课教师，又业余创作，还充当灶下婢，积劳成病。婆婆曾以为阿季是阔绰人家小姐出身，可能娇气；经过战时艰难岁月的朝夕相处，深感阿季的忠厚孝顺，暗自庆幸儿子的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时问老妻：“我走后，你跟谁过？”婆婆说：“我跟季康。”这番话，阿季认为是婆婆对自己的最高夸奖。杨绛说，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我们不愿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1949年夏，钱杨夫妇得到清华母校的聘请，来到北京，开始在新中国工作。初到清华，杨绛体力很差，在校园内走动都觉得累。也许是空气好，或是上课来回走路受锻炼，她低烧退了，体力增强许多。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杨绛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等各项运动。一次控诉大会，一个杨绛从未见过的女孩子上台控诉杨季康先生，咬牙切齿、无比愤恨。这番控诉非常动听，只是杨绛给骂得简直不堪了。她独自一人回到家中，只是火气旺盛，像个鼓鼓的皮球，没法按下个凹处来承受这份侮辱，心中也感不到丝毫惭愧。并自我譬解：知道我的人反正知道；不知道的，随他们怎么想去吧。人生在世，冤屈总归是难免的。虽然是一番屈辱，却是好一番锤炼。当时，我火气退去，就活像一头车轮碾伤的小动物，血肉模糊的创口不是一下了就能愈合的。可是，往后我受批评甚至斗争，总深幸这场控拆大大增强了我的韧劲。1952年院系调整，钱杨夫妇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不再教课。当时钱、杨刚过不惑之年，被年轻人称为“老先生”。后来才琢磨出来“老先生”不过是“老朽”的尊称，不习惯也得习惯。1953年，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到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多年，杨绛始终把自己看作是零。虽然是零，杨绛很自得其乐，因为她可以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她自己的内心，这样就能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到人的本性。1966年8月，钱杨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纠出来了”。钱锺书的专职是扫院子，杨绛的专职是扫女厕所。1966年8月27日晚上，在居住的宿舍大院，杨绛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锺书急得直说：“怎么办？”杨绛持强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挡；总有办法。”后来杨绛找出女儿几年前剪下的大辫子，用来做一顶假发 ，费了足足一夜工夫。那一天真是杨绛不幸的一天，早上在办公室，被迫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在宿舍大院陪斗，给剃成“阴阳头”。《堂吉诃德》被革命小将认为是“黑稿子”，没收。第一部全译完，第二部已译毕四分之三，那是她的誊清稿，草稿已扔。杨绛倒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杨绛托人买了一只蓝布帽子，可是戴上后，显得形迹可疑，出门不免提心吊胆，望见小孩子就忙从街这边躲到街那边，跑得一溜烟，活是一只过街的老鼠。锺书愿意陪杨绛同走，可是戴眼镜又剃光头的老先生，保护不了她。杨绛还是独走灵便。在学部，杨绛看过那两间污秽的厕所，也料想这份工作是相当长期的，决不是三天两天的事。于是，她就置备了几件工具，不出十天，就把两个斑剥陆离的瓷坑、一个垢污重重的洗手瓷盆，和厕所的门窗板壁都擦洗得焕然一新。有人说，杨绛收拾的厕所真干净，连水箱的拉链上都没一点灰尘。杨绛是1970年7月12日动身下干校的。她说，上次送锺书走，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这次送我走，只剩了阿圆一人；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干校的锺书又黑又瘦，简直换了个样儿，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我们虽然相去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却各有所属，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不能随便走动，经常只是书信来往，到休息日才许探亲。可是比了独在北京的阿圆，我们就算是同在一处了。钱杨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是最可欺负的人。从牛棚下楼后，居住的房子分掉一半。干校回来，钱、杨不能与强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钱、杨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唯一的出路。1973年12月9日钱家逃到北师大，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大家得知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钱、杨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全家人感到的是温暖。1974年5月22日，钱、杨从北师大迁入学部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兼借吃喝拉撒睡。一室一家，走廊是家家的厨房。女厕在邻近，男厕在东尽头。锺书着凉感冒，就引发了困扰他的哮喘。那时的锺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满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他绝没有本领走过那条堆满杂物的长走廊，只能“足不出户”。这间办公室，两壁是借用的铁书架，但没有横格。年轻人用干校带回的破木箱，横七竖八地搭成格子，书和笔记本都放在木格子里。顶着西墙，横放两张行军床。中间隔一只较为完整的木箱，权当床头柜兼衣柜。北窗下放一张中不溜的书桌，那是锺书工作用的。近南窗，贴着西墙，靠着床，是一张小书桌，杨绛工作用的。她正在翻译，桌子只容一叠稿纸和一本书，许多大词典都摊放床上。近门有个洗脸架，旁有水桶和小水缸，权当上下水道。铁架子顶上搭一条木板，放锅碗瓢盆。暖气供暖不足，屋子里还找出了空处，生上一只煤炉，旁边叠几块蜂窝煤。门口还挂着夏日挡蚊子冬日挡风的竹帘子。这年冬天，锺书和杨绛差点儿给煤气熏死。钱、杨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杨绛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亏得锺书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杨绛醒了过来。不然的话，钱、杨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锺书脑门子上留下小小一道伤痕，几年后才消失。1956年1月，杨绛翻译的四十七万字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出版，受到好评。看不起杨绛的人，也觉得她有一技之长。《吉尔.布拉斯》招来了另一项翻译任务，重译《堂吉诃德》，这是杨绛很想翻译的书。杨绛买到的《堂吉诃德》原文，上下集共八册。1966年文化大革命，她翻译到第七册，译稿被红卫兵没收了，直到1970年6月才发还。稿子发还后，杨绛觉得好像一口气断了，接续不下，又从头译起。翻译工作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如果精神好，杨绛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她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杨绛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杨绛才能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她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堂吉诃德》的译稿，一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1976年底全稿译毕。《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杨绛自己校了四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1977年的1月，钱、杨分到一处房子，就是现在住的三里河寓所。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我们两人每天在起居室静静地各据一书桌，静静地读书工作。锺书的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羡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锺书的风采。他并不求名，却躲不了名人的烦扰和烦恼。假如他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1994年夏，锺书住进301医院。杨绛每天去看他，为他送汤汤水水。1995年冬，阿瑗住进西山脚下的医院。每晚，杨绛和女儿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一家三口分居三处，八十高龄的杨绛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1996年10月，阿瑗记起妈妈曾说要写一篇《我们仨》，就要求妈妈把题目让给她，杨绛当然答应了。仰卧写字很困难，阿瑗却乐于以此自遣。1997年春节，阿瑗写信向妈妈拜年，并附有一诗——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夏花，藉此谢娘生。“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掐裂了，掉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我痛不可忍，忙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此时的锺书已骨瘦如柴，杨绛也老态龙钟。锺书在病中，杨绛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杨绛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此时的杨绛，已经身心交瘁。“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下人世间，打扫战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杨绛先得为她那颗伤痛的心，找到一个可以逃避的庇护处。心有所归，她才喘歇得一口气来。最后，她选中柏拉图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好多遍，决意翻译这篇对话。译完了，杨绛想念女儿，又写了《我们仨》。她曾对病中的锺书说，我要写一个女儿，叫她陪着我。锺书点头表示同意。在点点滴滴的往事回忆中，一家三口聚了又聚。2007年8月，杨绛完成《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年已96岁。假如我要上天堂，穿什么衣服呢？衣服，不指我遗体火化时的衣服，指我上天堂时具有的形态面貌。如果是现在的这副面貌，锺书、圆圆会认得，可是我爸爸妈妈肯定不认得了。我妈妈很年轻，六十岁还欠两三个月。我爸也只有六十七岁。我若自己声蝗我是阿季，妈妈会惊奇说：“阿季吗？没一丝影儿了。”我离开妈妈出国时，只二十四岁。妈妈会笑说：“你倒比我老了！”爸爸和我分别时，我只三十三岁，爸爸会诧异说：“阿季老成这副模样，爸爸都要叫你娘了。”“我十五、六岁，大概是生平最好看的时候，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姑娘。我愿意穿我最美的衣服上天堂，就是带着我十五、六岁的形态面貌上天。爸爸妈妈当然喜欢，可是锺书、圆圆都不会认得我，都不肯认我。锺书决不敢把这个清秀的小姑娘当作老伴；圆圆也只会把我看作她的孙女儿。“这是杨绛翻译英国诗人蓝德的诗，这也是她一生的写照。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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