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1912.7.26—2005.6.30），中国书法家，书画鉴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满族。姓爱新觉罗，雍正帝九世孙。长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曾在辅仁大学任教。
1949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著《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论书绝句百首》等，出版《启功书画留影集》以及多种书法选集。
因病于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逝世，享年93岁。
启功的先祖弘昼，是清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家学渊源。启功先生的诗、书、画有“三绝”之称，享誉国内外；他的文物鉴赏、鉴定，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他对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诗选词选等的教学与研究，下过一番苦功，自出机杼为学人垂范；为奖励后学，他无偿捐出许多珍贵字画，创立“励耘奖学金”……他对国家民族，对九三学社的贡献自有定评，是“贵胄天潢”之后中自食其力，非同寻常的人才。可是，作为后辈最令笔者感念的，却是他和朋友们纯真如水的君子之交。他们结识之初就投缘。当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字援庵）先生慧眼识人，聘请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师。后来，授庵先生又把启功从中学部调到了大学部。其时，台静农已是辅仁大学的副教授和援庵先生的秘书。两人以公事相识，以学问相知，彼此欣赏，视为可交的良友。台静农字简伯，比启功年长十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社团――未名社的六成员之一，与鲁迅先生相交相知甚深。他们两人，一为时代骁将，一为清室嫡传；一为科班出身，一为私塾熏陶；秉性、相貌也一刚毅一柔韧、一方正宽坦一微圆舒展，未尽相同。但两人的志趣与为人之本，却大致一样：不看虚衔，只认实学；不媚世俗，只信真义；不屑功名，只好书艺，而且都深抱民主平等思想。教书之余，启功喜欢到台静农处品茗闲聊；台静农也乐于随启功到清室书画大家的府上切磋书艺。当时，启功受宗老浦雪斋之教，临摹赵松雪的字。一次论及王梦楼，台静农说其字“侧媚、少筋骨，不可取”。启功悟到赵松雪的实际也同出一源，难逃针砭，决意改弦更张，练出了骨立神清、自成一体的书法。台静农通达事理，殷殷箴言，启功至为铭感。1934年12月的一天，台静农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抓走。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捕。在第二次被捕时，他的长子病死了。启功了解台静农是为参加进步活动而被捕，心里又担心又敬佩。台静农由援庵先生保释出来后，决定携眷南下教书。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启功去看台静农。见他正在独饮，便问：“你怎么这时候喝酒？”“麻醉。”台静农淡然回答，谈笑仍一如平常，慢慢喝着酒，说着沈钧儒的字，说着别后的联络。1946年，台静农应许寿裳先生之邀，受聘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以“歇脚庵”命名书斋，寄寓并无久居之意。怎料时局变幻，两岸隔绝。他只好请张大千挥笔，把书斋易名“龙坡丈室”，此后，专心执教。但另一方面，“教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酒也越喝越烈，越喝越多，常常用碗。他称自己的养生之道是：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启功留在国内，历经政治风浪而初衷不改，以教书为业，寄情诗书画，“天心圆月自从容”。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交往渐见方便。启功托朋友带去自己的一些作品，台静农也托人捎回了手卷。其中一卷录的是苏东坡贬谪黄州后写的诗，以此寄托寥落、荒凉的心境和自求解脱的自嘲。启功得之，品字品诗，如嚼橄榄。1990年春节，台静农被确诊患上食道癌。这年春天，他托人带来了他的三本书，里面的题款都亲笔写着“永念”二字。
启功拿着书，目睹上面笔迹颤抖、苍郁顿挫的题款，就像系着三块石头，沉甸甸的，直坠在心底。
这年初夏，启功先生赴港访问。如果能借此机会促膝叙旧，一偿夙愿，是何等美好！
可是，台静农先生已经步履维艰，难离卧榻；启功虽然走动尚好，但因人为的政治阻隔，无法往台看望病中的挚友。
“你赶快过来吧！不然见不着了。”海峡那边，台静农先生躺在病床上对着电话呼唤，声音出奇洪亮，然怆痛至深。“我过不来，台湾方面不让来。现在情况好一点，可以打电话了，我们等机会见面。”海峡这边，启功宽慰着，祈愿着。他让人把他拿着话筒与静农先生通话的情景拍下来，放进为庆祝台静农九十寿辰并记录两位大家人品、书品、画品的《台静农、启功专号》里。
两位老人的平生风仪，借此留下了最有意义的记录。可惜，专号未出版，静农先生已经辞世。
启功嘱咐，把融着墨香的《专号》放进台静农的棺木里，借此承载心意、承载绵长的旧雨因缘。启功说：我们还是在一起了。启功和钟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的邻居。他们一个住在六栋，一个住在二栋，前后楼间不过十余米，逾半世纪往返，或小坐或长聊，平常如自家人。启功比钟先生年少十岁，与钟先生的蔼然端肃相比，启功更多一份顽皮的幽默。他们解放之初，就同在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启功和钟敬文夫妇在反右中都被划为右派，发配劳动改造。
钟先生年纪大，不让教书，干重活又比较吃力，有时就会生气；启功年轻些，脾气好，总是乐呵呵地帮钟先生夫妇完成任务，让钟先生少生气。
“文革”时，造反派批判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钟先生说：“我权威有一点，但不反动”；而启功却说：“我反动有余，权威不足”，话源自他的皇族出身。两人对大批判的藐视，异曲同工。植根于“五四”的钟先生，是国际学界定名的“中国民俗学之父”；润泽于诗书传家的启功，是蜚声世界的“中华文化精英”；但两位老人都不看重这些，启功特别讨厌“国学大师”之类的称谓。平日里，他们各自勤勉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春风桃李何止三千；空暇时，互相串门，谈天论地相得益彰。两老尤其推崇人品第一，学问次之的育人标准，对学生的修身有着严格的要求，教学中，实行的都是因材施教的原则，完全摒弃“一山难藏二虎”的恶俗。有一次，钟先生认真地对启功说：我的字还不行，就拜你为师吧。启功笑嘻嘻道：我的水平只能教你的学生。他们的旧体诗都做得好，诗书交流习以为常，直言不讳，钟先生更是称启功为他的“一字师”、“二字师”。有一回，年过九十五的钟先生向启功建议说：咱们两人开个课，就叫“学旧诗”。你干不干？启功说：我不干。钟先生问：为什么？启功说：俗话讲，“富于千篇，穷于一字”，现在的学生平仄都不知，咱们得费多大劲啊！钟敬文百岁辞世，所有的桂冠荣衔中，钟先生子女认为最贴切的是启功先生所概括的“人民的学者”五个字，因为钟先生是使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和领路人。海涅的诗说：“善良的人，已为自己在人间找到了天堂。”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涌现的这批杰出的读书人，大都代表着中华文化的脊梁，他们一生坚持知识分子的民间职能，清湛似水，巍峨如山，平生那些不起眼的琐屑碎影，却无形地有着本色的力量，如蜡炬悠悠地烛照着，使人间变得温暖、光明；他们秉承中华文化传统的交友大道，以诚相交互无机心，彼此旨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们欢乐同喜，忧患相救。是了无功利的君子之交。回想起来，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辞世的萧乾、冰心、钟敬文、金克木……这些公德私德堪称楷模的前辈，他们给予晚辈的言传身教是淡泊立身和对人类良心的认知。
可是，在圣洁和崇高被金钱搅浑的、人文精神相对缺失的商品社会，我们还珍惜、珍重这样赤诚真挚的“仁人”和他们的精神财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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