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萱：陈寅恪最得力助手
黄萱（1910-2001），南安人，曾任中山大学助教，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助手。
黄萱最初只是出于好奇，才走上那条许多教授如朝圣般走过的小道，去听了陈寅恪的课。那时候她住在陈寅恪家斜对面，她的丈夫周寿恺，时任岭南大学医学院院长，经常给陈家夫妇看病。黄萱没有想到，后来她和陈寅恪，会结下这么深的一段缘分。
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11月的一天，在医学院教授陈国祯的夫人关颂珊的带领下，黄萱怀着不安的心情踏入东南区十号去见陈寅恪。关夫人一向与黄萱相熟，当她知道陈寅恪欲找一助教时，没多想便推荐了黄萱。虽然当时陈寅恪已经失明，看不到黄萱的样貌，却毫不犹豫地断定黄萱就是最合适的助教人选。
直到1970年3月，因为那一天开始的一切，“造反派”依然不放过已成灰烬的陈寅恪，再次逼令孤苦无助的黄萱重新交代与陈寅恪的关系：怎样与陈“臭味相投”，怎样与陈用“资产阶级的那套假平等和旧礼法来相互迎合”。无知粗鲁的“造反派”，倒也触及到了陈、黄两人关系的实质。
成为陈寅恪的臂膀
1950年，周寿恺受聘岭南大学医学院，举家迁到广州。大概这时已没有人知道，周寿恺的岳父黄奕住，曾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为岭南大学捐过巨款。黄萱在她40岁那年，踏入想象中的大学校园。
无法抹掉祖先显赫历史的铭印和与生俱来的名士气质，陈寅恪一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准则。选择黄萱，是一种必然。
在岭南20年，“脾气怪”成了人们对陈寅恪的第二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指“陈很厉害，懂十几国语言”。然而漫长的13年共事中，陈寅恪从未向黄萱发过脾气，还让女儿们呼黄萱为“周伯母”，以示黄萱与自己同一辈分。
黄萱和丈夫周寿恺
1952年11月22日，中山大学聘任黄萱为陈寅恪的兼任助教。之所以“兼任”，一是黄萱自感还在适应陈寅恪的工作；二是当时学校经费不够，只能支付一部分工资。黄萱接受了这个聘任。
周寿恺曾经说过，陈寅恪能无保留地接受黄萱做助手，是看准了黄萱为人的笃诚与信义，绝不会将陈寅恪的私事随便张扬。在众多身沐师恩的后学末进一起避嫌远离的时候，毫无心机的黄萱走进了陈寅恪的荒凉困境。
1953年夏，陈寅恪一家搬到周寿恺家的楼上，即东南区一号二楼，于是一道楼梯将两家人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
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年，对两人都很不容易。陈寅恪精通十几国文字，包括突厥文等艰深语种。他治学严谨，涉猎渊博，思如泉涌，黄萱一时如何跟得上？她好几次想打退堂鼓，话到嘴边又咽下。而本来脾气很大很怪的陈寅恪，竟不厌其烦地放慢语速配合新助手，甚至一字一字写在黑板上，让黄萱记录。
这种最原始的工作方法，1953年底汪篯南下广州探望陈寅恪时目睹过，他私下里认为老师的工作效果已不如前，因为在清华园时，陈寅恪只需口述，助手们便能记录得大致不差。
后来黄萱才知道，1946年陈寅恪返回清华园时，身边常年有汪篯、王永兴、陈庆华三个助手协助工作。这三人皆一时之人选。陈庆华英语很好，汪篯深得老师治史神韵，王永兴的勤恳很为陈寅恪信赖。
《论再生缘》正是写于黄萱与陈寅恪合作的初期。应该说，这是一部陈寅恪生命情感宣泄得最畅快的奇异之作。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前后只用了半年时间便完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黄萱担任助手的13年间，陈寅恪相继写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近100万字的著作。
1955年，陈寅恪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重印之机，在附记中特别指出该书的修订有赖于黄萱的帮助，这是黄萱第一次为学界所知。
黄家才女初长成
1919年，51岁的华侨黄奕住不堪荷兰殖民政府的勒索苛刻，严拒改变国籍，携资两千多万银元，从印尼归国。同年，他便把在老家南安的母亲和妻子接到鼓浪屿颐养。9岁的黄萱随母亲和祖母同来鼓浪屿，刚好进小学读书。
由于家境优越，加上黄奕住注重文化修养的缘故，上过女子师范学校后，黄萱继续接受闺阁教育。鼎盛时，黄奕住曾一下子聘了4位老师辅导心爱的女儿，分别教授国文、英文、音乐等。
让黄萱改变下半生命运的，是这个时期进修的国文。当时是1928年，黄萱18岁。教国文的先生名叫鄢耀枢，号铁香，一个略有名气的晚清举人。鄢举人最大的功劳是令这位深闺少女从此对线装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将此爱好保持了一生。同在1928年，陈寅恪38岁，担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声名日隆。
出落成大家闺秀的黄萱，到了出嫁的年纪。黄奕住的择婿标准民主开明，完全尊重女的选择。而黄萱自己也很坚定，必须是有学识、有见地的正派青年，绝不考虑有钱人家的公子哥。经亲戚介绍，厦门周宝巷名士周殿薰的儿子周寿恺进入黄家视野。黄萱芳心暗许，黄奕住推波助澜，两人见面后鱼雁往返，终于缔结婚约。
本是美满姻缘，不料婚礼上，新郎竟没有到位！黄氏家族一片哗然可以想象。
周家虽然世代书香门第，但比起黄家当时财势倾天，毕竟清贫些。据黄萱女儿周菡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
此时，表面随和的黄萱忽然显示出孤行决断的一面。她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笺，言简意赅，表示从此不再谈婚论嫁。即使谣传周寿恺已在上海娶妻生子，黄萱也一心认定伊人，毫不动摇。
经过多次迟疑和动摇，周寿恺终于在1935年9月与黄萱结婚。时年周寿恺29岁，黄萱25岁，在当年，可真是大龄男女了。
黄奕住喜出望外，前嫌尽释，亲自赶往上海主婚。婚礼上，黄奕住公开邀请女婿到他创建的中南银行任副总经理，被周寿恺一口回绝。次日，夫妻俩联袂北上，开始相濡以沫的人生。
不久，抗战爆发，黄萱随丈夫辗转于贵阳、四川等地，流离八年。以致后来在工作之余,黄萱与陈寅恪谈起抗战时在四川等地的人生之苦，两人深有同感，唏嘘不已。
黄萱为了丈夫全心投入抗战，曾带着幼儿借住香港娘家，随即又举家在贫瘠的贵州山区辗转，过着简朴艰苦的日子。临解放，已是国民党少将医官的周寿恺拒绝留台，回到大陆支持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夫妻俩必须承担前途未卜的风险，黄萱均义无反顾。
黄萱和丈夫周寿恺
“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
1954年夏，已任华南医学院副院长的周寿恺，要搬到市区竹丝村的宿舍。竹丝村距中山大学有十余里，要转两趟公共汽车，来回一次至少要花3个小时。黄萱的上下班一下子成为一个大难题。时年44岁的黄萱，向陈寅恪提出了辞去兼任助教的请求。
出乎黄萱意料，一向很尊重她意见的陈寅恪，竟不同意黄萱的辞职：“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就是一句“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深深打动了黄萱，让她收回了辞职的要求。
鼓浪屿黄家花园，黄萱的青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
从此，黄萱的生活变得很平凡但也很不凡：每天早上七点起，挤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回南郊的中山大学，九时整坐在陈寅恪的面前开始工作；中午一点钟过后工作结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市区的家，风雨不误。
有必要指出，巨富黄奕住给他众多的子女留下了巨额的遗产，平生极淡薄金钱的黄家大小姐黄萱也能乘祖荫，数十年每月定期均有分红和定息收入，所以她完全有条件过很舒适的生活。
还有必要指出，1954年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汇集了一批广东史学界的精英，人才济济，新老教员不下30人，陈寅恪要找一两个助教协助，按理说是很容易的事。但陈寅恪还是说出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这样的话。
黄萱的勤奋与任劳任怨令陈寅恪十分满意。40年后，黄萱的儿子周任回忆，有时陈寅恪嘱咐黄萱查找一句话的出处，出处找到了，黄萱仍要将该书全看一遍，为的是更深地理解陈寅恪的思路。
陈寅恪和黄萱唯一的一张合影
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工作鉴定意见》里写道：“总而言之，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陈寅恪的确很有预见。
在随后的十余年间，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求助教及青年教师与老教师划清界限，并以此作为“人人过关”的标准，无人能幸免。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1955年9月15日，由陈寅恪提出，陈序经亲自承办，中山大学正式聘任黄萱为陈寅恪教授的专任助教，同时以此为由说服华南医学院免去黄萱“医学院家属委员会筹备主任”职务。这种职务在当时并非闲职。从该日起，黄萱正式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开始了她作为一个高校教员的悲欢人生。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通晓20余种语言。
事实上，陈、黄两人每天四小时的工作是相当枯燥的。后者的笔触要不断追上前者的思绪。陈寅恪考证严谨，常常是一段写好，后来又发觉不妥，于是便推倒重来。有时甚至数十个字，也要改动多次。无疑，最能反映陈寅恪心迹的，首推那些由无数心血浸出来的著作--尤其在晚年。
在与黄萱的磨合中，陈寅恪的作息开始形成这样的规律：上午至中午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下午休息，晚上为第二天的工作做些准备。
即使在这样刻板的生活中，陈寅恪的人生仍溅出令人惊诧的火花。下午与晚上虽为休息时间，但陈寅恪的大脑仍在高速运转：其一，回忆上午所进行的工作，发现错漏，第二天马上告诉黄萱补正；其二，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著述谋篇布局；其三，在脑海中搜索以前看过的资料，如有欠缺，便派人查找。他要核实所需资料，常常是告诉助手在哪本书哪一页可找到，结果十有八九如他所言。因此，才有“陈寅恪记忆力惊人”的说法。
而在同一个时期同样从事晚年著述，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此时正不失轻松地与他的助手对着录音机在作人生的回忆与总结。陈寅恪直到死也没有用上录音机。一为大陆当时很少有民用录音机，二为陈寅恪已养成他口述、助手记录的习惯。
但大脑日夜疲劳，也为陈寅恪带来痛苦不堪的烦恼，晚年他已离不开安眠药。“文革”爆发之初，有人便首先对陈寅恪“要服食进口安眠药，浪费国家外汇”进行“揭发批判”。
很多时候，在夜深人静时陈寅恪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一觉醒来又忘记了，又要重新苦思冥想一番。陈寅恪晚年著述之艰，可见一斑。上世纪60年代初，陈寅恪享受一些副食品的补助，有人认为陈整天在家很清闲，不知陈寅恪是否听到了这些闲话，有天他突然对黄萱说：“其实我的脑子每一分钟都在思考问题。”80年代后期，已迈入古稀之年的黄萱回首往事时，称陈寅恪的这段学术人生为“惊天地，泣鬼神”。短短六字，蕴含着多少生命的雄伟与悲壮。
“文革”中，饱受惊吓与折磨的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对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恳辞相对：“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黯然：“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黄萱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有精辟而动人的断言：“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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