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吕恩谈曹禺和郑秀
作者：戴君良
佳易：
此文，如同李宗盛的一首歌，我认识的只有那合久的分了，没见过分久的合……
有些唏嘘，有些惆怅。
吕恩饰演《雷雨》中的繁漪
我与吕恩老师仅有一面之缘。那是2010年11月，我正给凤凰卫视拍摄曹禺先生的专题片，从北京人艺问了吕恩家的电话，想去采访她。听说是谈曹禺，吕恩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的畅谈从她个人经历开始，上世纪30年代，曹禺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吕恩当时是该校的一名学生。年届九旬的老人家，面容白净，双目如漆星一般，炯炯有神，对自己亲历过的往事，记得清清楚楚。如今老人家已远行，我们之间的那次长谈，因专题片体裁和篇幅所限，未能在片中尽述，现将曾经的采访笔记整理成篇，以寄内心深深的缅怀之情。
曹禺
吕恩说，她念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1935年成立，起初设在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这个学校就从南京一直往西搬迁，一度搬迁到长沙，后来又往重庆搬迁。1938年，国立剧专在重庆招第四届学生，她是这个时候考进去的。那时候考进去得先试读一个月，之后再考一次。考进去100个人，到试读完毕，正式的学生仅剩60人。
搬到重庆的国立剧专，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度过了一个安生的夏天，到了冬天，日本人又来轰炸，校长余上沅先生就决定要搬迁，他去看了地方，在江安。江安，是重庆往长江上游走，在宜宾底下的一个小县城。时间已是1939年的春天，当时长江上根本就没有轮船，只好坐大木船，摇上去。由于晚上没有夜航的设备，长江水流湍急，弄不好要翻船，所以一到晚上大木船就停下来，一路上走走停停，摇了四天，总算到了江安。在吕恩的记忆中，她对曹禺的印象正是从江安开始的。
吕恩说，江安城小极了，只有两条马路，交叉成一个十字。学校搬到这里后，就设在十字路的当中，东南西北的四个城门都能看见，多小啊，可是干净极了，都是青石板路。因为太小了，日本人就看不到那个地方了，他不来轰炸，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念书了。
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电影，大伙就自娱自乐，自己演戏给自己看。师生非常团结、亲和。老师跟学生们一块打球、唱歌、玩。
曹禺
曹禺，我们叫他万先生——他原名万家宝，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家室，男的都是光棍，他有家，有孩子。我去学校上学的头一年，他是我们的教务主任。夏天，穿一件白大褂，戴个草帽就来了，一进学校一路点头，看见我们学生，看见工友，都点头说“你们好”。我们学校有些老师是很讲究的，比方像曹禺的老同学张骏祥，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在我们学校教书，他总是西装革履，戴副眼镜，拿个烟斗，皮鞋擦得锃亮，每天都是这样的。曹禺无所谓，鞋子破了，有个洞，也穿出来，看上去挺滑稽的，有时穿两只袜子、两个颜色，一只黑，一只白的，就穿出来了，我们说他，怎么穿这样两只袜子，他若无其事。但他教书非常认真，有一门剧本选读课，他选好多剧本念给我们听。那时候我们买不到书，他能看到的书，他就拿来，一句一句读了让我们听。讲到哪个时期，就用哪个时期的代表作来给我们念，我们记住了，他就开单子，让我们自己去到图书馆找，看完了以后要做笔记。
他的书教得可谓“情文并美”，比方教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戏，他一会儿做罗密欧，一会儿做朱丽叶，一会儿又做朱丽叶的表哥提伯，很多人，他一个人都能演。他念的是原文，念完一遍就跟我们讲中文。我们都听得如醉如痴啊，连下课的钟声都听不见——他是两堂课一起上的，中间十分钟的休息都没有，一直听听听，听到他讲完，直到两课完了才放他走。
后来曹禺讲课的名气传出去了，他来我们班上到一半，第三届的学生也跑到我们这儿来听，第五届的学生也都跑来听……一个学校的学生，只要没有课的都来听他的课，教室里头坐满了，连窗户台上都坐着人。他讲得是那样吸引人，把我们这些人都吸引到戏剧界，吸引到舞台上去了。
曹禺
第一个学期结束，曹禺导演了一个戏，这部戏讽刺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当时我18岁，他让我演剧中的官太太。我怎么演官太太呢，心里正为难。他说不要紧，叫我初生牛犊别怕虎。
有一天在台上有这么一段：我吃完了饭，从里头出来，外头，男的抽了烟，就讲时政，女的没事。我就坐在一边，拿个镜子擦点粉。
万先生过来了，说，你擦粉啊。
我说，嗯。
他说，你从哪儿擦起呢？
我说，我的嘴吃油了，我就从嘴上擦起。
他说，不对不对，你没看见？你要好好观察人呢。
我说，怎么了？
他说，女人擦脸不是从嘴上擦起，是从鼻子擦起，鼻子是脸上最高的点，它最容易犯油，所以你要从这儿擦起。
他观察细致得很，我真是佩服他。很多年后，包括我到香港以后，我看到的所谓上流社会的女人，就是这么擦的。
郑秀
后来，曹禺又写了一个剧本叫《蜕变》，写这个戏的目的是为抗战，他预备这个戏让我们班演。他一面写，一面就叫一位同学去他家，拿稿子去刻钢板，刻完钢板以后就油印出来，发给我们念，边念边排。等于说他写一幕，我们排一幕。本来，这个戏在江安演完也就算了，人家重庆听见我们排这个戏，要我们到重庆去演。重庆的剧团很多啊，有好多大明星都在那儿，那个时候赵丹、陶金、白杨、舒绣文都在重庆。我当时很高兴，因为这么一个大戏里头，我居然能够演一个角色。但是接下来我就又为难了，因为我演的那个角色是烟花女子，还要抽烟，有各种不好的习气。曹禺知道了，他又来找我——
他说，怎么样啊？
我说，不怎么样。
他说，这个角色你喜欢吗？
我说，我喜欢，我演不了，我没有这个生活啊，我在上海才十六七岁一个小姑娘，哪有……
他说，你在上海待过是吧？
我说，嗳，待过三年。
他说，你看看我们这个班里头的女同学，哪个像你似的从上海出来的，四川的女同学，你看她，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你不是火车都见过了吗？人呢，生在海边，没有吃过鱼，难道那个鱼腥味你就没有闻到吗？上海有一条四马路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这条四马路叫福州路，每天卖书的，很多书店在那里。
他说，是的，晚上呢？
我说，晚上我没去过。
他说，晚上，这条马路就是神女出入的地方。你看看那个《马路天使》吧，有个戏赵慧琛演的。你能演好，因为你闻到过鱼的腥味。
他就安慰我，后来我演了，演完了以后，张骏祥拍拍我的肩膀：吕恩行了、行了，站住了、站住了，不能骄傲。我说，不骄傲。
以后，他又写了《北京人》，我真正在舞台上站得住的角色，戏剧界开始承认我是一个演员的，就因为这个戏，我演了曾瑞贞。好多老一辈的、同辈的人都觉得有个叫吕恩的，是个新学生，不错。就这样子，慢慢就上来了。这是老师们对我的体惜，我永远记住他们的。
曹禺与郑秀
曹禺的第一个爱人是郑秀，他俩原来是清华同学。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曹禺在学问上，在自己的写作上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可是生活很不在乎，随便怎么样都行的。郑秀的家庭出身不一样，是大家闺秀，讲究仪表、派头，见曹禺这个样子，她看不惯，她要改变曹禺生活上的邋邋遢遢，可曹禺不让她改变，这是一个大矛盾。
他们刚结婚不久，郑秀每天要让他洗澡，把洗澡水放好，把曹禺推进去，关上门。有一天，郑秀也这么推他进去洗澡了，把门关上，听到里头水哗啦哗啦，就不理他了。过了一些时，没声音了，再一看40分钟、50分钟过去了，怎么洗澡洗那么长了，喊也听不见，开门一看，把郑秀气得，曹禺拿个小板凳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了毛巾，毛巾在那个浴缸里这么哗啦哗啦，不是有声音吗，另一只手拿着本书在看。他看看书，睡着了，就不哗啦了，郑秀进去看见他，是这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当时大家听到这件事，都哈哈大笑。
还有一件事情，我是亲眼目睹的。他来给我们上课，冬天穿个棉袍，来上西洋戏剧史，来了以后，他有点抽筋。
我们说，万先生怎么了？
他说，今天不太好，可能我胃不行。
讲讲课，又抽。
我们大伙说，万先生，你不舒服就回去吧，下次再讲。
他说，对不起，我回去了。
结果他去教务处的办公室休息，就把棉袍脱了，一脱，有只耗子就从他肩膀那个位置跳了出来，跳到桌子上了。原来他那个棉袍的里子坏了，四川耗子多啊，冬天冷，耗子就躲在他那个棉袍里头取暖，它钻到里子里头，在肩膀那个位置夹住了，所以一抽一抽的。曹禺吓得叫起来。我们听见，都跑过去看。
曹禺与郑秀及女儿万黛
曹禺和郑秀恋爱结合的时间很短，几年的工夫。我后来因为要演《雷雨》中的蘩漪，我去郑秀家采访过她，有一次我去采访她，就讲到在清华园的那些事。她说，他写给我的情书有这么多。她有一个小箱子，还拿给我看过。“文革”后，我说，你那些信哪去了？她说“文革”期间烧掉了。哎呀，我说你怎么也烧。她说，我害怕拿出来对曹禺不利。她还是对曹禺好啊，所以就烧了。现在那些已经没有了，要不然的话，那些话一定很美丽的。
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郑秀比曹禺低两班，是学法律的。郑秀说，当时我对他没什么感觉，是曹禺的才，曹禺的情把我感动的。有一个暑假，曹禺跟她说，我不回去，你也别回去了，我写《雷雨》。郑秀跟家里说，我要在学校里头温功课，不回来了，就没有回去，他们整天就在图书馆写《雷雨》。所以《雷雨》呢，郑秀应该是第一个读者。每天写完了以后，郑秀就回到女生宿舍去，曹禺就送她到女生宿舍，然后回到他的宿舍。她说这个人呢，痴啊，他热情起来，有时候连眼镜都不知道丢到哪了。
1936年，郑秀毕业了，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戏剧学校请曹禺当教授，他们后来又碰到，在南京订婚。婚礼非常隆重，曹禺穿西装，郑秀穿旗袍，当时《雷雨》已经红了，巴金从上海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就送给郑秀一个布娃娃，郑秀抱着这个娃娃对巴金说这是个金娃娃。在江安的时候，巴金来看曹禺，在曹禺家住了一个礼拜，两人每天晚上秉烛而谈，就谈出巴金的《家》由曹禺来改编成话剧，那个时候曹禺与巴金的关系又是朋友又是老兄。
曹禺跟郑秀开始还是不错的，后来出现了邓译生。邓译生有一个暑假到江安来，她妹妹是我同学，跟我一班的，她来看她妹妹，另外她一个表兄也是跟我一班，她住在她表兄家里，这个家的后门是曹禺的前门，一条胡同，她跟曹禺老见面。
那个时候郑秀生了个女儿，叫万黛，她对孩子非常宠爱，老在家里带孩子，曹禺跟邓译生的恋爱关系她不知道。我们这些同学呢，对万先生特别好，我们也知道他跟郑秀性格不合，说这个邓译生对万先生非常温柔，什么都听万先生的，我们也希望万先生好，所以他们谈恋爱我们都默认，就不去管他们。
曹禺与方瑞及女儿万方（右）、万欢
邓译生后来改名叫方瑞，俩人好了以后，曹禺跟方瑞就从江安去到重庆，秘密同居了。郑秀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办法了，也到了重庆，她是大学生，可以工作的，去银行里面工作，就一直分开了。
1950年，我那个时候住在北京红星胡同，拐弯过来有一个电影院叫红星电影院，红星电影院拐过去就是金鱼胡同，一天，在金鱼胡同的门口，我看见郑秀带着女儿黛黛。这是解放以后，我头一次看到她，也是离开江安第一次看到她。我就过去叫她万师母，我一叫出“万师……”就想不对呀，他们分手了，我就收住了。我一收回去，郑秀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我现在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我挺难受的。我说，你不要哭。她一直跟曹禺没有离婚，不肯离。那时，周总理要曹禺出来工作，两个老婆在新中国不行，让他决定一个，要不然他就出不来工作，那么就找欧阳予倩和张骏祥两个人去跟郑秀说。说了半天，郑秀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从前爱他，我跟他结婚，我现在也是爱他，我成全他，跟他离婚。就这么离的婚。曹禺就跟方瑞公开了。
五十年代，郑秀与女儿万黛（右）、万昭在北京中山公园
郑秀此后一直没有再嫁，心怀着对曹禺的热爱，而且越来越爱。她有时候在我们家，说，年轻的时候我不懂，我那时候对曹禺太厉害了。我们就听着她说。我很同情她，后来我一直跟她来往的。郑秀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官，叫郑烈。1949年，国民党逃撤台湾的时候，有包机让她父亲带全家到台湾。她父亲就找到郑秀让她跟他一块去，带两个孩子一块去，郑秀不走。郑秀说，曹禺不走，我不走。她就是没有走。郑秀跟曹禺有两个孩子万黛和万昭，两个孩子都是郑秀带大的，曹禺出一部分钱。
曹禺出来工作后，当了中央戏剧学校的副校长，又当了人艺的院长，我感觉，他跟我们原先这帮戏剧学校的学生，故意有点疏远，他不愿意人家说他有小圈子。他在北京人艺当院长的时候，我在那里当演员，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院长跟演员的关系，他可以跟剧院里别的同志关系搞得非常亲密，跟我们总是有一定距离，我知道他的想法，我理解他。
郑秀后来也很了不起，到聋哑学校当校长，她一个大小姐，风里来雪里去的奔波。后来，她在十二女中教英文。两个孩子经常去看爸爸。曹禺对两个孩子还是不错的。
两个孩子大了，在中学，跟我说，阿姨你没事就去看看我妈妈，我妈妈一个人挺可怜的。
我说，好。
我有时候就去看看郑秀。她自己做的什么吃的，就会叫孩子带给曹禺吃。
哎呀，我说，郑大姐，你何必带给他呢，他那里什么吃的没有啊，他比你吃得要好。
她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
她老是这样带东西给曹禺吃。曹禺有时候出国回来也带点东西，什么糖啊，带给孩子。郑秀会拿出来告诉我说，你看万先生带东西给我们了，你要吃一块糖。
她就那么喜欢他，她一直就喜欢着他。
曹禺与李玉茹
“文革”，有一天，曹禺跟我们都关在牛棚，就在我们史家胡同对面一个房子，本来是我们一个做布景的地方，住在里头。早上天没亮，我在外面扫地，曹禺在那里担煤，就看见对面有一个影子走过来。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她老站在那不走，我就奇怪了，一看，是郑秀。她从她家走出来到学校，看见曹禺在那担煤，她就不走，她就看着他。后来曹禺看出来了，就进屋了。我还在那里扫地，那时候我们都不能说话了，就看着。她从那边走过来，走到我身边，从我身边过去，我就看到她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在“文革”那样的年月，她仍旧爱着他。
后来，方瑞去世了，曹禺跟李玉茹结了婚，郑秀大哭了一场。这个郑秀真不简单，我们都知道曹禺跟李玉茹好了，他跟李玉茹登记了以后，就告诉他大女儿，大女儿知道了，想告诉她妈妈，有点为难，她告诉了我。这个事情我也很为难，我怎么跟郑秀说呢，我又找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姓张，我叫她二姐，也是跟郑秀挺不错的，她说那我来告诉郑秀。
她说，后天晚上我请郑秀吃饭，你也来。
我说，好。
等郑秀来了，我们就吃饭。当然了，大家心里有事要说，脸上是看得出来的。等到饭菜快上桌，郑秀就说，你们别说了，我都知道了。然后哇的一声，就哭。因为方瑞死了以后，不就剩曹禺一个人了嘛，很多人希望他们俩复婚，郑秀是愿意的。曹禺另外有了人，所以就没有复婚。
郑秀大哭了一场，我真是心里难受。也许我封建，对郑秀这个人呢，我挺尊敬她的，她一辈子专情，心里就是曹禺一个人。曹禺一生有这么一个人这样对他，我觉得也应该满足了吧。
曹禺
真爱，是从内心发出的关心与照顾，它没有华丽的语言，也没有哗众取宠的行动，只有在点点滴滴、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得到，那样平实，那样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