倏忽人间四月天——林徽因
林徽因选择中国古代建筑学作为专业方向，文学创作退居其次，仅仅作为副业，偶尔露峥嵘。尽管她有非凡的才识，却疏于动笔，基本上是述而不作，虽曾涉猎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留下的作品却少而又少，只能算是一位相当歉收的作家。她长才未展，不用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损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遗憾。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可是不治之症。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同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在五台山佛光寺落满灰尘和蛛网的屋梁上，林徽因发现了中国迄今保存得最完好的古木结构的建筑，始建年月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她还幸运地找到那位女施主宁公遇的雕像，这是林徽因一生最感到自豪的事情。
1937年7月，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发现唐代木结构古建筑大佛光寺
她与梁思成常去深山野地寻访古桥、古堡、古寺、古楼、古塔、古亭，透过厚积的尘垢，勘定其年岁，揣摩其结构，计算其尺寸，然后绘图，照相，归档，有条不紊。他们明知在战乱时期人命唯浅（1937年11月，她在长沙时，就险些被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炸成碎片），建筑学的研究只是不急之务，但作为具有使命感的学者，他们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在李庄时，林徽因常将莎剧《汉姆莱特》里那句著名的台词挂在嘴上：“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逗得大家开心一笑，他们很自然地将这句台词的意思理解为：“研究还是不研究，那是一个问题！”
林徽因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是梁启超的儿媳妇，却能放弃小康安定的生活，甘于贫苦，为自己热爱的事业与梁思成四处奔波，难怪他们的朋友、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亲眼见过他们在川西小镇李庄的苦况之后，曾深为感慨地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最难得的也许是他们此时还保持着“倔强的幽默感”，像一棵树在寒冬中固执着最后那片绿叶。且看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两封信中十分传神的片断，前一封写于1940年11月，里面讲到哲学教授金岳霖的战时生活，可怜又可笑：
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林徽因在山西榆次考察宋代建筑雨花宫
后一封信写于1941年8月，林徽因写信时眼见大队日军轰炸机从李庄上空飞过。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家务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辗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能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信后有金岳霖的附笔：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个搞混。
这封信的结尾处当然少不了梁思成的结案陈词：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三人分别自比为“车站”（梁思成）、“站长”（林徽因）和“过客”（金岳霖），调侃对方也调侃自己。梁思成早年（1923年）因车祸脊椎受伤，落下残疾，他本人对此毫不避讳，自嘲时显示出建筑学家的当行特色。在消极厌世的情绪四处弥漫的战乱时期，幽默的确是他们精神赖以存活的最后一把救命粮草。
林徽因的学术良知至死不渝。她与梁思成为了保留古城墙古门楼，别出心裁，设计出一套将古城墙改造为公园的可行性方案，呈报给北京市人民政府。然而他们的呼吁收效甚微。梁从诫在回忆文章《倏忽人间四月天》中写道：“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些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一次，林徽因出席文化部的宴会，巧恰与清华大学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同桌，她愤然抹下面子，当众指责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高官的吴晗保护古城不力，弄得对方尴尬不已。
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才不过51岁，她似乎有先见之明，逃过了身后两次大劫（“反右”和“文革”）。人间何世，这竟然要算作她无上的幸运！林徽因是有名的“刀子嘴豆腐心”，言语十分坦率。有一次，她见某位学生的素描画得不成样子，评语脱口而出：“这简直不是人画的！”气得该生转了系。
1950年，林徽因与清华建筑教师高庄共同讨论国徽设计方案
李健吾在《林徽因》一文中对她的观感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试想，她这样的火爆性子，岂肯在人前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又岂能在乱世韬光养晦，草间偷活？再说，林徽因的病体也经受不起疾风暴雨的摧残，何况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批大批自己热爱的古建筑被以种种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推倒拆毁，尸骨无存；看着梁思成被迫表态，竟写出“十年教诲沐东风，东方红日暖融融。旧皮还须层层剥，身心才会真透红”这样的歪诗；看着他头顶官方强加的“复古主义”罪名，在大批判会上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痛加贬损，贬低到一文不值；更痛心的是，她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名字被划上一把大大的红叉。
回忆当年，梁思成先生的续弦林洙女士写道：“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我想，假若林徽因活着，她是宁肯放弃生命，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面对纷至沓来的人祸，林徽因怎能默尔而息？又怎能不默尔而息？她想求得“玲珑的生，从容的死”，愿望必定落空。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上，庄子更像是一位言必有中的大预言家，光是他的那句“寿则多辱”两千多年来就不幸而言中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命运，你说可悲不可悲！
梁思成和林徽因旧居
“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这话很多人都不能说，也没资格说。梁思成先生曾亲手为妻子设计了一方简洁朴素的墓碑，上书“建筑师林徽因之墓”，这几个字也在“文革”期间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敲掉了，原貌至今仍未恢复。想来真可悲，一位曾参与设计过共和国国徽的学者，死后竟遭到这样的恶待，谁能相信呢？那块受损的墓碑至今还残存在那儿，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的沉默坚不可破。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这是林徽因的两位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蛰联名给她写的一副挽联。“四月天”典出于林徽因的诗题《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在此处象征着博大的爱和不老的青春。很显然，他们的极赞之意既在言内，又在言外。
林徽因墓碑
感动于她坚韧高贵的灵魂，从安逸的生活，走向颠沛的流离；不屈的气节，自然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