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高：“红色公主”孙维世
国家话剧院召开了一个题为“继承维世精神、弘扬国话传统”的研讨会。当我走进会场，第一眼就看到矗立着的孙维世的一张大照片。我像又见到了她，听到了她的笑声，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那些日子。
在我这一代人的心中，孙维世不是一般的戏剧家，她首先是一位忠诚的“党的女儿”，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一位高贵的“红色公主”。她是大革命时代的烈士孙炳文的遗孤，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女。她的母亲、小姨、兄妹，全家献身革命，都是老党员。1939年春，她陪伴邓颖超护送周恩来赴苏疗伤，1940年，党中央批准她留在苏联学习。这以后，她在苏联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同时也接受了苏联国立戏剧学院五年正规的戏剧教育，成为一位真正的“红色戏剧专家”。
1950年9月，孙维世导演的第一部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演出。著名演员金山在她的指导下，成功地创造了保尔富有感召力的英雄形象。1952年夏，我和孙维世、金山相识。
孙维世与周恩来(后排左一)、邓颖超(前排左二)等
维世的家有一种我在别人的家里感受不到的愉悦、和睦和情趣。记得她正忙着导演《钦差大臣》时，有一天我到了她家，同每次一样，都是金山先生为我端茶倒水，我和维世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声交谈。金山在另一边叫了起来：“你们不要开小会！”维世朗声大笑，三人便围坐在了一起，我从心里喜欢这一对夫妻。虽然维世大我9岁，金山长我19岁，我敬他们若师长，但我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这是一对情爱深笃的夫妻。
1955年5月，暴风雨来了。一场反胡风的运动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被强制搬离青艺宿舍，失去自由一年七个月。1957年，掀起了更狂暴的“反右”运动。我被划入以吴祖光为首的“小家族”右派集团，遭受全国性的凶猛声讨。12月里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东四牌楼一个小水果店的门外，我忽然迎面碰见了孙维世，我急忙闪身躲避她，却被她叫住了。很冷啊，那晚上。她脱掉手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很用力地说：“千万别气馁！千万！”她连续说了许多遍，这时候，我觉得她更像一个大姐姐，叮咛着我。我望着她，点着头。很想哭。
这是我同她的最后一面。1958年4月，我就关进了半步桥看守所。
孙维世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
60年代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苏交恶。1964年，孙维世凭着一颗“赤子心”，重寻“革命路”。她率先抛弃大城市，抛离大剧院，深入冰天雪地的大庆油田安家落户，和工人结合。她以极大的热情为油田工人的家属们编导了话剧《初升的太阳》，这是她一生最后的一部作品。
孙维世与丈夫金山
她由革命哺育成长，终被革命“吞吃”。她的艺术生涯20年，从一个民间小秧歌剧开始，以一场业余的妇女演出终结。现在已经知道了一部分历史真相：1968年3月1日，公安部门奉中央文革的命令，以“合法身份”逮捕孙维世。她当时正在剧院里打扫院子，从警车上跳下的军人向她出示了逮捕证，围观的群众都很惊骇，她从容地向大家点头告别。警车呼啸着把她送进了监狱，她被定为“关死对象”，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1968年10月14日，她戴着脚镣手铐死去。她的尸体惨不忍睹，被匆忙灭迹，连一粒骨灰也没有留下。那年，她47岁。
孙维世与女儿小兰
1979年春，右派改正，我重回北京，到南沙沟住所看望金山。20多年不见，他已年近70。我们的重见，很高兴，也很伤感。墙上挂着维世的照片，屋里的陈设和过去一模一样。金山对我说：“我从秦城监狱出来后，找不到维世了。为了纪念维世，像她还活着一样，家里一切都不变。”他的真诚使我感动。
孙维世与任均、王一达夫妇（孙维世的六姨、六姨夫）
1982年7月，金山先生突然病逝。我到北京医院告别室向他的遗体鞠躬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悲痛万分。我感到愧疚，金山逝世后，没有把研究孙维世的工作继续下去。不久，《戏剧论丛》停刊了。30年来，孙维世的名字似乎在戏剧界被人们渐渐淡忘了。
孙维世（左一）
然而，文革受难者孙维世，却一直受到海内外历史学者的关注。任均（孙维世的六姨）老人撕心裂肺地呼唤：“杀害她的凶手，一定希望被人忘掉，被人宽恕，才能免下地狱。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们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得到宽恕。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是谁？”
鲁迅有言：“石在，火种不会灭。”希望年轻一代不但继承孙维世的艺术遗产，而且将成为历史真相的追踪者。
在你落寞时，困难时，痛苦时，转身而去的，都不是真心的人；只有在你伤心时，需要时，失意时，不离不弃的，才是疼你爱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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