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欢回忆父亲吴祖光：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但一辈子总是犯小人
"明月不长满，大海真能容"
爸爸吴祖光先生于2003年4月9日心脏病突发病逝，恰好与妈妈新凤霞过逝是同一天，那是在1998年的4月9日。
这种惊人的巧合，发生在这样两位大艺术家身上，难道是真的吗？是否真有神灵在左右这一对惊才绝艺，旷古空前的神仙美眷。为此连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觉得不可理解，太戏剧化了。然而，事实就是这样，知父莫如子。
妈妈和爸爸是一个灵魂。妈妈去世后，爸爸从当年神童才子，而后的睿智老人，突然变得沉默木讷，继而三次中风，不良于言。大义之忍并非不怒，怒而忍于大义，乃真贤人。父亲一生为家为国，有情有义、有气节、有脊梁，更有一颗天真纯良爱我妈妈的心，妈妈是他的命脉。妈妈离开了，使他完全没有了活力，妈妈去世的这五年，是我爸无法生存的五年，其痛苦的程度远胜过他一生所经历的全部坎坷。他已无路可走，他的选择，只能是去找我的妈妈。日子是天定的，也是他接受的。4月9日，他命令自己一腔烈如岩浆般的鲜血，冲破了确实已经衰老的心脏，完成了一个大艺术家最后一次能够彻底表现人性的辉煌壮举。
最富是清贫
家父曾送我一幅他手书的对联，也就是多次为国内外报刊披露的那两句“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并有一行小字“此家训也，书与欢欢。”他向我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源于隋朝王通的句子“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于人谓之富。”
我家祖籍江苏常州武进县，祖父景洲先生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学校里学的是英文专业。但吴景洲先生对洋玩艺并无兴趣，擅长的是诗词书画，如今家父的书法蜚声海内外，该是自有渊源的。景洲先生尤其喜欢搜集收藏各种古董文物，在北京民国政府做文官时，经常逛的街是如今依然生意兴隆的琉璃厂。
孙中山推翻满清，轰走溥仪，成立故宫时，景洲先生凭他对鉴别文物方面的才能，以顾问身份，成为故宫创办人之一，并且是第一任《故宫周刊》的主编，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张群等均为老友。当年国家赴法国留学的大批青年学生，包括共产党内很多位早期革命家，都受过李石曾的赞助。
景洲先生有十五个子女，都是我的祖母周琴绮女士一人所生，家父是长男。祖父开销太大，加上他老先生花钱如流水，遇到看中的文物，想办法也要买下来，这就苦了我最亲爱的祖母。我对祖母的感情胜过对父母，她老人家是杭州的大家闺秀，幼读诗书，温柔贤惠，语不高声，对子女、晚辈、佣人一概的和蔼可亲。她很美很美，她是中国那种最善良的女人的典型，一共生了十五个子女，九十岁时无疾而终。
家父是孝子，十九岁一出道，就以剧本《凤凰城》在全国打响而名满天下，并得到了神童的美誉。他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所以赚来的钱大部分给了家里，帮助父母亲养家，供弟妹们上学。
祖父离开故宫后，一度在职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家父由于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又是家中长子，说服祖父辞去职务，去上海家中吟诗作画赋闲，过起寓公的日子。
1949年上海解放，祖父受父亲的影响，亲自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进城。
国家对祖父是厚待的，董必武同志曾专门去家里看望祖父，上海市长陈毅元帅亲自聘请祖父出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古物鉴别委员。
1953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祖父因血压高半身不遂，病倒在办公室内。1954年，家父把卧病在床的祖父接到北京定居。
有必要提及的是，我祖父这个老国民党的未夭亡的十一位子女中，竟有七位加入了共产党，其中以我的六叔吴祖强资格最老。
出于对新中国的热爱，对共产党的信任，家父满腔热情地向祖父建议，请祖父把多年来收藏的文物捐给国家。
祖父一生收藏的文物在日本人占领南京时损失一大半，剩下来的一部分，连同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转徙四川时又陆续藏的字画文物，仍然为数可观。
其中古代一些金、银、玉、瓷及吴道子、吕纪、石涛、郑板桥、八大山人、文徵明、唐伯虎等人的书画均为国宝，有连城之价。祖父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答应了家父的建议。捐赠之前，他老人家在卧榻上和家父一起展视着每一件文物。当时这父子二人的心情，读者诸公可以想见，他们欣喜这些宝物终于有了归宿，有了稳妥的保存，不会再损失散佚了，更重要的是带头支持了祖国的文物事业。
家父为此，特意请来了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考古历史专家唐兰先生，对文物进行了最后鉴定，其中绝大部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共计二百四十一件。这里面自然也有我的祖母周琴绮女士的毕生血汗，那二百四十一件文物中的每一件，都是她亲手擦过，亲自保护过，跟着祖父浪迹四方，像抚养十几个子女一样，度过无数艰难岁月，留存下来的。
家父的爱党爱国之心，无须多谈了。
家父在捐完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大笔遗产之后，又把目标转向了我的母亲新凤霞，让她捐出多年来演戏赚来的两大箱行头戏衣，金银翠钻头面首饰。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和家父捐献的文物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在当时买两所四合院房子，是绰绰有余的。
我的外婆闻听此事，大为不满，出来干涉。对家母说：“凤霞，你嫁给这个吴祖光是不是疯了？把自己的产业捐了个精光，又来捐你的，这不是倾家荡产吗！”
我的外公没有文化，但对读书人是无条件尊重的，他对外婆说：“你少管，咱们姑爷这是爱党爱国，他主咱家的事，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家母当时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转业到地方，组建中国评剧院。在部队是副团长，又是主演，事事需带头。加上她对家父这种行动非常理解，感情上又百依百顺，三纲五常第二纲就是夫为妻纲，家父让捐，没有反对的道理。把家里的东西捐空了，父亲觉得轻松，母亲也觉得愉快。天下事似乎没有再比一无所有更令人怡然潇洒，悠哉游哉了。
一生犯小人
作为一代名剧作家的父亲，再也料不到，他的上司里面，会有从未学过编剧，也从未编过剧的人，竟比他更会编剧。居然能够编出超乎常理，既不在意料之中，又不在情理之内，但却可以行得通，而且是公然大行其道的戏剧情节来。最令人无法接受也要接受的是，他们可以三拳两脚就把演员和观众一起，踢到逻辑外面去。在正常的情况下，人类的大脑思维应该在逻辑之内。一旦来到了逻辑外面，当然全发疯了。即使“神童”如家父者，也概莫能外。
唐诗人刘禹锡有诗云：“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当年刘先生发此感慨，所为何故且不追究，但人心如水、平地波澜，却是古今一概的。从唐朝往前追溯如此，从唐朝往后看来亦如此，不是当今社会所特有的产物。
家父一生闯荡江湖，全凭一支笔东挡西杀纵横来去，陷十大红尘，抱万里江山，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但一辈子总是犯小人。吴祖光倒确实骂过他们，骂他们：“知耻近乎勇，讳疾至于亡。他们就是不知耻！”
我虽然不迷信，但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运气不大好，他在戏剧上的得意，并无济于他一生命运中的失意。
在法律上，无论任何祸事，要追究的是直接肇事者，无论是“五七年反右”也罢；“文革”大摧残也罢，就是有一些小人，明明了解家父、家母的为人，却出于某种怨恨、阴暗的嫉妒心理加以迫害，这些人身为党员，全然没有党性。退休后，完全暴露出本性，时常以骂党为乐。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权力打着党的旗号，以权谋私坑害人了。
家父身在逻辑之外，却依然要按正常的逻辑思维，难免会马失前蹄。
1957年，党号召人们提意见，帮党解决些问题，家父不知深浅，谈对文艺界的一些看法。事与愿违，家父太相信自已的能力了。结果是党的问题没解决，家父自己被先解决了。
早慧的神童剧作家，冰雪聪明的吴祖光，是硬被朋友拉着去发言的，结果又被朋友扣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半生。
为了国家的文物事业，搞得几乎倾家荡产。吴祖光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爱心，有些朋友不是不知道，而且这些朋友身居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为什么就不站出来替家父讨个公道，反而落井下石呢？为了几篇文章，几句带刺的话，把家父弄成了罪人，发配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如此直截了当翻脸不认人真是亘古少有，天下事有大谬不然者，此类是也！
莫名其妙地当了罪人，这对家父来说，实在太出意外了。
老祖父久卧病榻，家父出事时我们家人扣下了每天的报纸，不让祖父看到报纸上大点吴祖光的名，劈头盖脸的批判，从而隐瞒了过去。但这只是权宜之计，祖父终于知道了真实情况，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简直是给了垂死的老人当头一棒。
老祖父病情急剧恶化，1959年与世长辞，应了他老人家的一副对联，“今古书千卷，行藏月一瓢。”读书人的命运，竟是如此的悲凉。我的祖母在祖父去世后的一个星期里，头发由花白变得雪白，时常在夜里把五岁的我搂在怀里流泪，天道不公，一至于此。
家父在东北突闻祖父去世，悲痛欲绝。然电报上的日期标明，竟比寄信还慢，走了近十天。此刻，祖父在火葬场化为灰烬，家父痛失奔丧机会。好在祖父的所在单位上海文管会还记得祖父是位善良的老人，把他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馆，供后来人们瞻仰，祖父算是较早进驻八宝山的革命人士。后来我的祖母周琴绮女士去世，我也把她的骨灰和祖父放到了一起。祖父、祖母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我将永远怀念他们。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还有我家另一位可亲的老人，他受的打击不在祖父之下，那便是我的外公。
解放前信奉关公老爷，家里再穷，也得买张关老爷拿着本春秋的画像贴在家里供养，烧香磕头。
解放后改了，老外公把关公老爷的像换成了毛主席像。但动作行为没改，照样给毛主席烧香磕头，常请他保佑我妈没病没灾。自从我妈嫁给家父，我外公可乐坏了。演员嫁给读书人，戏子嫁给学问家，这是托毛主席的福。我妈在家里也是老大，外公最喜欢的是大姑爷，说大姑爷有礼貌，有学问，人善良，总而言之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小时候，每星期天都要跟着妈妈去外公家吃饭。每次去，外公都给“压岁钱”。他等不及过年，他愿意每个星期都过年，天天都过年。
外公是听街坊邻居说的，家父成了“右派”，右派不是好东西，而且报纸上点着名地批判。素来老实的外公急了，居然和邻居、街道上的人吵了起来，他绝对不相信，他家的大姑爷，有名的大作家怎么会是坏人？
外公一人跑回家，烧香磕头，求他老人家保佑，磕得满头是青包，直至血流如注，外婆劝也劝不住。外公心疼我妈，心疼大姑爷。从此得了肝病，不久转成肝癌、食道癌。在我祖父去世的第二年，也离开了人间。他老人的骨灰当然不能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他是小人物，但他在我的心里，和我的祖父一样可亲可敬。
家母领着我们三个孩子，还有老人，含辛茹苦支撑局面。
这里要提及的是，后来周恩来总理知道了家母的情况，立即指示中国评剧院老院长薛恩厚，摘掉了家母内控右派的帽子，家母的情况才略有改善。
但家母到底还是右派家属，大家都是人，凭什么你新凤霞就这么红？就能当主演？就有这么多观众？就这么卖座？就这么得天独厚，连周总理都亲自关怀？
家母受株连，说起来也是天经地义。这是她今生今世的劫数，谁让她嫁给了直言无忌的吴祖光？
那些年我还小，只记得爸爸忽然不见了。祖母和母亲碰在一起，总是唉声叹气。后来又听说来了自然灾害，家里吃的东西忽然少了，而且经常不够吃，肚子老饿，祖母和母亲总是省下自己的粮食给我们孩子吃。家里本来那种热闹的场面没有了，什么客人都不来了，挺大的院子冷冷清清，环堵萧然。
嫉恶如仇，襟怀坦白
下面引一段家父在其作品京剧《八仙过海》中的唱词，聊以志慨：
你看那雾漫漫，兴云作浪，山和水消磨尽今古沧桑，见大海便休提江河湖港，真个是接天涯浩瀚无量。
家父前半生虽然少年得志，很早就成了名。毕竟那时的中国四分五裂，连天战火，以至萍踪浪迹，颠沛流离，家无定所。家父吴祖光与共产党的合作，最具历史意义的，便是在重庆谈判时，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发表了毛主席词《沁园春·雪》。由于当时全国的媒体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共产党一直被宣传成土匪、草寇。毛主席诗词的突然发表，引得全国几百家媒体竞相转载，极大地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形象与文化形象，从心理上瓦解了国民党高层。他们发现毛泽东竟然是位大文化人，蒋介石显然不是对手，按今天的话讲，家父为共产党做了一次最具影响力的成功包装。为此他也得罪了国民党而遭到通缉追捕，东躲西藏，险象环生。
周恩来总理了解到他的情况，亲自派人把他送到香港。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心中却还想着他这个党外的年轻朋友。亲自指示把他从香港请回大陆。
父亲晚年主要的任务是照顾半身不遂的妻子——我可怜的母亲。最大的意外收获，是把家母新凤霞这个扫盲班出身，大字不识一斗的民间艺人，培养成了著作等身的作家，并且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成了全国戏曲演员民间艺人转到专业作家队伍中的第一人，也是惟一一人。
家父称家母写作有特异功能，六十多岁的人，一天可以写近万字。而且记忆力之好，简直不可思议。无论是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乃至于随便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只要问她，定然有问必答，绝不会错。
再有，家母除了是位天才的演员之外，还是位天才的幽默大师，她可以在自己莫名其妙的情况下，把别人逗得哈哈大笑，别人也可以很容易地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1957年时，由于家母没有和家父离婚，保全了我们的家，使家父虽然受了种种冤屈，总归能回到自己的家，有自己的窝。在这一点上，家父是受了家母大恩的。
文革后，家母由名播大江南北的一代评剧大师级人物而为瘫痪病人。全靠家父到处奔波，躲避地震，请医看病，指导写作，并鼓励她恢复画技（家母早年曾被齐白石收为入室弟子，并认为义女），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除了感情之外，对家父说来更有一种感恩的味道。
最后，作儿子的我引用成都宝光寺大雄宝殿上的一副对联为我亲爱的父亲指点迷津：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富有，就看看当你失去所有金钱后，还有什么剩下来。一生终了所剩余的，并不是我们聚集的东西，而是我们施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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