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康有为的二女儿康同璧过生日。来宾中,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汉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此时,有念头一闪而过:这是怎样的一位佳人?她的母亲为何说话时,总带出英文单词,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几年后的一天,偶遇上海女作家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知晓了答案。
佳人名叫吴静姝,顾名思义,一位娴静的淑女。目睹芳颜,章诒和所言不虚,一看就知是好人家的女儿。
静姝的妈妈是书中的女主人公戴西,与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是燕京大学好友。好友母亲过生日,在北京工作的静姝就代妈妈来为老人祝寿了。
左一是戴西,左二是哥哥,左三是大姐,右一是三姐安慈,下方是弟弟乔治。戴西,在英文中是雏菊的意思。1909年,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是八个孩子中的老七。父亲郭标,从广东中山县出洋,靠水果生意起家,成为华人富商。父亲最喜欢这个小女儿,把她的婴儿房放在自己卧室的边上,晚上亲自照顾她。
1918年,当戴西九岁时,应孙中山的邀请,父亲和兄弟郭杰一起举家回到上海,开办当时最新潮的百货公司——永安公司。
永安公司,作为郭家的产业,给了戴西一份富有健康的生活。
初到上海,全家住在东亚酒店,那是母亲家族——马家的产业,包括先施百货公司。
后来,家里搬到了一栋带花园的西式大房子里,是从一个瑞典人手里买来的。戴西的房间还是与父亲的卧室连在一起,她仍旧是父亲最心爱的孩子。
父亲为自己的女儿们转入中西女中就读。这样,从离开澳大利亚以后,戴西仍旧上的是英文学校,她这一辈子,说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虽然在中学时代开始,也一点点地接触中文,可总没有真正当成自己的语言用。直到五十年代,单位为老资本家们洗脑,她才被迫认真学习中文。
在中西女中,有一要好的同学,拿来了当时作家谢婉莹的名字来做戴西的名字。这时,她才有了一个正式的中国名字——郭婉莹。日后,在北京见到冰心,冰心还说:“你与我同名。”戴西对冰心说起了往事。
因为怕绑匪,郭家的孩子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他们最好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宋子文天天在郭家吃饭,在宋家管账的宋美龄和在郭家管账的二姐姐波丽好成一团,常常互相交流怎么从家里的流水账里扣出钱来,结伙去看新出的美国电影。
1930年,三姐安慈当选为第一位“上海小姐”,是会骑马、会跳舞、会射击、会一切新鲜花样的小姐。
1932年父亲去世,戴西二十三岁。这一年,她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成了上海永安公司的股东。
1947年母亲也走了,那时戴西已是一个美丽的少妇,已经有了两个孩子。
1934年4月,母亲在自家花园里为戴西办了订婚园会。虽然她退了家里为她选订的婚约,下嫁一个清贫读书人家的子弟吴毓骧,让母亲认识了她的坚持,也许亦使母亲觉得不快,但最终,郭家还是接受了四小姐的选择。
1934年末的婚礼,美丽的女子终于出嫁,带着一定要嫁一个和自己谈得来的、有趣的男子的梦想,脸上没有一点阴影。
我喜欢我的丈夫,是因为和他在一起,很有意趣。就是因为这些,而爱上他,嫁给这个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玩起新花样来聪明透顶的男子。戴西要和一个人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可以有a lot of fun。
1945年抗战胜利,吴毓骧进入国家敌产管理局工作,负责管理德国人在沪的资产。他觉得那些远在中国经商的德国人不是敌人,一直善待他们,并成了朋友。
1947年,吴毓骧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回国的德国人做生意,做医疗器械进口到上海的生意。
到吴家去玩,是郭家和吴家小孩的节日。晚辈回忆起那时的吴家,就说:“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狗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回忆起童年记忆里天仙一样的戴西姑姑,他们总是说:“她是学心理学的啊,她懂得怎样使得我们愉快。“
可是,戴西也曾有过遭负心的伤痛。那是四十年代的一个晚上,她由二姐夫(同时也是丈夫的同学)陪着,到一个年轻风流的寡妇家里——“我要找我的丈夫”,把丈夫找了出来,并带回了自己的家。
1949年解放的时候,吴毓骧的事业很好,家庭很好,他送外甥洛仑一家离开大陆时说:“日本人在上海时,上海人照样过好日子,共产党更没什么好怕的了。“
1956年他的公司正式与国家合营,那一年永安公司也与国家合营,当时的永安总经理在家里听京戏《山东响马》,而他跟着职工敲锣打鼓。
1956年,吴毓骧成为右派,被革去经理职位,打扫厕所。
1958年3月15日,吴毓骧在办公室被捕。那一天,是戴西和儿子中正生活中最长的一天。
丈夫被关进监狱,警察局两边对口供,戴西借口听不懂中文,用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那几十秒钟判断。儿子说:“妈妈是学心理学的,她懂得分析和利用人的心理,来保护自己。她一直说我父亲聪明,其实他只是会玩,而她才是真的聪明。”
因为家里出了事,已在北京工作的静姝回到上海。她看到了一个平静的家,好像和从前一样。她看到的妈妈还是像从前一样,高高兴兴的。而此时的妈妈,已被调到一家外贸农场喂猪。
戴西抽空带女儿去了锦江饭店楼下的裁缝店做大衣和裙子。当时,那是上海最昂贵的裁缝店,老式的精致的木头柜台上,亮着明亮的灯,空气里悬浮着呢子布的羊毛气味,还有已经在别处无法闻到的香水气味,静姝看到,在那家店里,妈妈看上去真的和从前一样美丽自如。
自我控制是强者的本能,戴西做到了。她或许是想告诉女儿:你不要害怕变化,不要为失去的一面感到惋惜,你应该看到目前你所拥有的一切。
1963年,吴毓骧被判需向国家偿还巨额美金和人民币,他的家产,连同妻子的首饰、衣服,甚至婚纱,皆被充公。
1971年,戴西退休后,独自住在一间非常小的北向亭子间里。家产早已被悉然充公,她靠自己每月三十六元人民币的退休金生活。
即使是在1971年,它们也只够她买最简单的食物。冬天,亭子间里连她呼出的空气都会很快结冰;夏天,她不得不整夜坐在房门口,希望邻居家朝南的窗子吹过来的南风在路过他们的房间以后,能吹到她这里来。
戴西的女儿静姝和儿子中正,都有富庶完美的童年。童年时代,睡前读书时间,妈妈总为他们读一本美国儿童书《波丽安娜》。
姐弟俩清晰地记得,在妈妈的嘴里,波丽安娜是真正不可战胜的女人,什么都不能损害她。
波丽安娜总能够直面人生,可她懂得凡事总向好的一面看,要是她遇见了什么倒霉事,她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并开开心心地受用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东西。
波丽安娜不在乎钱,喜欢自然淳朴的事物。她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愉快的将来,要好得多。”
静姝因为家庭关系,整个中央芭蕾舞团出国演出了,就留下她和几个家庭背景不好的演员不能去。中正好不容易在政策松动的那一年上了同济大学,却成为反动学生被关押。这时,他们会常常想起妈妈读过的《波丽安娜》。那个快乐的女孩子,成了他们的精神榜样。
但姐弟俩从不完全知道,妈妈到底遇到过多少可怕的事,在劳改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丈夫去世在监狱医院时的心情。
当她站在菜场卖咸蛋的时候,当她只能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当晚餐的时候,当她独自从劳改地回到家,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她丈夫的判决书,接着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悉然充公、连她的结婚礼服都不剩下的时候,她能好好地活下来。妈妈就是他们的精神榜样。
戴西在青浦劳改地挖鱼塘,别人不相信她能坚持下来,可她不光坚持下来,还完成挖鱼塘的指标。回到家,她得意地对孩子们说,没有什么是妈妈做不到的,也没有什么能吓住妈妈。
1965年,静姝嫁给一个出身在上海平民家庭的足球运动员。此前,二姨波丽得知,写信阻止。可是戴西明确表示,只要静姝真的爱他,就可以嫁给他。
1970年,毕业后分到凤阳当工人的中正,娶了自己师傅的女儿。师傅同情中正的遭遇,喜欢他的为人,主动把女儿介绍给他。
戴西曾写信给儿子,担心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那么大的差异,是不是会影响着他们以后的生活。中正回信——最坏的其实是有知识的人,是心不好的知识分子。而工人,真的会非常善良。
戴西再也没有说什么。等她休假的时候,她去凤阳看望中正夫妇。那天小城里的人都来看上海来的资本家太太,他们说戴西比中正的年轻妻子还要好看。
1971年退休后,戴西每年三个月去凤阳照顾儿子的孩子媚,每年六个月住在北京照顾女儿的两个孩子锋锋、丫丫。
戴西就是用这样的行为,表达自己对在最困难的时候,因为爱情而进入她家庭的外性人的爱与关心。
我们去餐馆,坐下来,奶奶开始教我怎么吃饭,怎么拿菜,她总是那么美,那么精致,就是在那时,也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包括服务生,他们总以为奶奶是外国人。而当时要是有人以为你是外国人,就是对你最高的评价。上海的亲戚聚会,要是奶奶不在,大家都觉得没意思了。她总是兴致勃勃的,让人想要和她在一起。
松林在吴家做茶房。他在吴家的工作,是跑腿,陪静姝上芭蕾舞课,陪中正玩。
一次,女佣人向戴西告状,说松林常常不小心打碎碗。戴西只简单说了一句:“要是碗都是不会碎的,还要碗铺子干什么呢?”后来,等没人的时候,戴西才对松林说:“下次不要一次拿太多碗,小心一点。”松林说“少奶是好人。”
解放以后,松林离开吴家,去工厂当工人。他有时在休息天,还去吴家看看。
1976年以后,松林找到戴西,主仆二人在昏暗的门道里高兴得大叫起来,此时松林已是一个退休的工人了。他常去戴西家里,帮她收拾家,换季的时候帮她去拿席子,放被子,装电风扇,做些重活。
等到后来,戴西渐老了,到银行去取钱,也是松林陪着去。这时,松林再也没要戴西的工资。“我就是去帮帮她的,她老了,孩子都不在,她从前和我没什么矛盾,大家一直好来好去。”
在戴西最后的日子里内,松林住进她放箱笼的小房间里,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因为松林来了,一直在上海守着妈妈的静姝,才放心回北京去。
葬礼以后,郭家留在上海的亲戚在一起吃饭。席间,大家都敬了松林酒,为他布菜,感谢他照顾戴西:“辛苦,松林。“还说:“没有松林,真不知怎么办。”
这次,又是松林,代替姐弟俩为母亲送了终,为她擦去最后从眼里流下来的泪水;又为他们取回母亲最后的纪念品:用戴西的白发盘成的“90”纪念物。
戴西在九十岁时辞世,是上海红十字会的车子运走了她的遗体。因为在1985年她立志愿书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给红十字会,所有的眼角膜、骨头、脏器,包括有病的心脏和肺,并且不留骨灰。红十字会特地用她的头发制作了纪念物,表示对她的敬意。
中正回美国之前,对松林说:“我会照顾你的晚年的。”
看一个人的人品,不是看瞬间,也不是看细节,而是看长远。时间长了,人品好坏,自然凸显。
在上海,戴西曾接受美国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 。此前,她的经历在海外华人圈中盛传。可没谈多久,戴西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她拒绝回答他提出的任何关于自己吃苦经历的问题。结果,不欢而散。
——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1986年,小弟弟乔治回来了,问起戴西在上海这些年来的经历。和所有郭家在海外的成员一样,乔治也认定,要是自己当时留在上海,也会像戴西一样经历所有他们不能想像的事。戴西说了一些,然后她像从前一样,耸耸肩,摊开双手说:“你看,我就这样过来了。我好好地过来了。“
1989年9月,戴西去美国看望儿子中正一家,同时也去看了分离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当有外国人问起她的那些劳改岁月时,她会优雅地直着背和脖子,说:“那些劳动,有利于我保持身材的苗条。”
假装不在乎并没有什么意义,保持沉默却是石比金坚。戴西宁愿以沉默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自尊,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廉价的同情。
在儿子家中,戴西写起自己的回忆录,她说是为自己家族里的孩子写的,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发表。
她留下的回忆录,写到七十年代便戛然而止,她自己说还没有完成,可常常不再有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对她经历的惊涛骇浪,作者常常不忍心多问。因为戴西说过,要是自己再说一遍,常常就像又经历了一遍一样。
戴西曾说,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她家在抄家和封门,然后她醒了。她在想,要是文化大革命真的又来了,她能再经历一次吗?
“我想过了,我觉得自己可以撑得住。然后我想到我的孩子,他们能受得了吗?我想我可以受得了,他们也一定能行。”
在孙女媚的印象里,奶奶是与众不同的,什么也打不倒她——在以后她大起大落的人生中,这种倔强和顽强已经成为她眼睛里不曾改变的明亮光芒,一直闪耀着。
奶奶最多的,是告诉我,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那时候一定不要怕,什么也不用怕。我知道这一定对我很有用。
戴西在八十七岁的时候,与三个年轻女子一起出去吃饭,只在一起走了几分钟,那三个女子就感到情形像是三个男子陪一个迷人的美女去餐馆,而不是三个女子陪一个老太太。
陈丹燕在1996年认识戴西,在1998年决心要为她写一本书——
我从没听到过戴西的抱怨,静姝和中正也没有听到过。她周围的人,其实没有真正知道她内心到底藏着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我一直想问她面对自己生活中如此多的坎坷,心里是否有怨怼。有一天我们几乎已经接近了,她望着我,然后说:“要是生活真的给我什么,我就收下它们。“
——要不是我留在上海,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那样,我就不会知道,我可以什么也不怕,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
戴西答道:不会的。在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会把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这一天她为接待我而化了妆,白发和红唇,她直到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精致的女子,不会把一丝口红涂到牙齿上。从我认识她起,她总是为每一个预约好拜访她的客人化妆。
展示生命的美丽,是每个人应有的生命尊严。所有靠物质支持的幸福感,都不能持久,都会随着物质的离去而离去。只有心灵的淡定宁静,继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才是幸福的真正源泉。
1998年9月25日黄昏,戴西在上海的自己家里安然去世。
并说——能写下戴西的故事,是我的幸运。希望她能在我的书里得到永生,现在,我热切地希望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谢谢戴西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与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走进记忆,就是走进生命。在了解别人的过程中,探究和发现自己,坚持什么,选择什么,信守什么,珍惜什么。
谢谢戴西,谢谢陈丹燕,读到这本《上海的金枝玉叶》,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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