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山佳： 一生的命运光影 ——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历史的天空扑朔迷离。 来自台湾的齐邦媛先生，在她八十高龄之际，毅然拿起笔，将一直沉淀在她心底、挥之不去的心旅、行旅，历经五年时间，写就了一部《巨流河》。来自海峡彼岸的她，用不枝不蔓的笔触，为我们展开她一生的命运光影，借她的眼睛给我们看…… ——我原只想写我父亲齐世英，自从巨流河一役失败，终生流亡的事迹。但是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料写那个壮阔的场面。我终于决定，只能从小我的观点写我跟着父母生存过的那个时代。 我想有些故事，我之后的人都不知道，我之前的人都死了。我不说，就没人说了。现在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期，到最后快来不及时，我真的全都做完了。 一九三O年我母亲万里寻夫，带我兄妹来到南京，看到的是一个到处在建设的、欣欣向荣的首都。我父亲和他年轻的朋友们忙着向老天爷求取时间推动各种加强国力的现代化建设，因为他们知道日本军部正加紧侵略的步伐，日军说：“若不快动手，中国要站起来了！” 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野心，自一八九五年甲午之战订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以后，日益加剧。一九O五年日本人在中国打败了俄国，取得了铁路控制权，以后不断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一九一五年强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一九二八年造成“山东五三惨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一年后成立伪满洲国。 “（日本人）这一连串的侵略行动，国民政府是清楚的”，1930年夏，卢作孚在《东北游记》就写道——我们一度游历东北，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为，才憬然于日本人这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 可见，当时日本人的行为，已是“司马昭之心，人皆见之”。但是喘息未定之际，只能加快脚步，建军、办工业、组训民众。南京那十年，好似要拼命去增强一个百年沉疴老人的体力，那般辛劳却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在《巨流河》中，首次见到“黄金十年”这个词语，也由此想到《一个女人的自传》和《杂记赵家》。 两本书的作者均为杨步伟，她的丈夫是语言学家赵元任。周有光（汉语拼音的缔造者之一）说过，汉语拼音的产生曾借鉴了赵元任的研究成果。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赵元任谱曲。他是美国留学生，先后在清华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与梅贻琦、傅斯年等人相熟。 杨步伟在书中提及—— 我们在南京住定以后。中山陵也开放给公务人员领买，我们和月涵由我三哥名下领买了两块，每块三亩，地段在汪精卫的地对面。月涵来南京办公时，我们总一道到那儿在地上野餐一下，他打算将来盖点房子叫梅村，我们的打算叫杏花村。 清华校长梅贻琦，字月涵。每次从北平来南方，公事完后，他总留几日，与赵、杨夫妇等人到处去玩一下。这次，与志同道合的朋友，计划将在首都，比邻而居，也是人生幸事。当然，只有国家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又有一例—— 在南京史语所，元任的研究室在三层，特别讲究，隔音的地毯都是从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灰白色的地毯，所有各种仪器也都是由外国定购的。这全是孟真预备的。因孟真想这些以后都是大家终身的事业了，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安心一意地发展他们专行了。 傅斯年，字孟真，作为史语所的一所之长，对同仁们的关切，始见端倪。如从另一个侧面，也见证着“黄金十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前几日，正好手头有一本《老照片》，主编冯克力，描述一张拍摄于1935年的照片——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幼儿园即景。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在年轻女教师娟秀的面庞和孩子们欢快的笑脸上，温馨而祥和…… 他说—— 这张照片如此地触动我，还因为照片以其独有的语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抗战前民国社会的日常生活。 ——这张照片定格的虽只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瞬间，但所折射的时代意涵也是显见的。北伐结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到了1935年，社会尚称安定，各项建设逐次展开，如果没有两年后日本人的大举入侵，和平发展的局面得以延续，中国的社会进程完全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这张记录民国首都民众寻常生活的照片，以及画面本身所透露出的安宁与祥和，正是那个时代的某种写照。与通常印象里的“万恶旧社会”，至少是大相径庭。 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送我去上学——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日本人占领东北后，校长张伯苓先生，深知局势危急，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 卢沟桥开战后，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 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教育了数万青年，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 张伯苓，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任海军士官生，亲睹甲午之战，愤然立下教育救国大志。这种奋发图强的志气，影响了他一生。 1903年随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创办南开中学。1919年，由江苏督军李纯赠50万银元，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1923年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又建南开小学，从而完成了“南开”由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是中国近代私立学校的典范。 罗隆基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一位美国女教师，请学生们吃茶，突然正颜厉色地—— 孩子们，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中国一定会强的。 1929年，南开女中首届学生毕业，张伯苓的讲话，是既幽默又深刻—— 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 1916年10月，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对教友们作了一次讲演。他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说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 中国不亡吾辈在！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 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张学良，被深深震撼了。他意识到，再也不能沉缅于游乐，而应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从此，他以师傅之礼，以待张伯苓。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立。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而我想说，张校长在重庆另有任事，在《巨浪河》中找到了答案——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张伯苓）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日机轰炸多么猛烈，在张校长的带领下，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在战火延烧的岁月，师长们联手守护这一方学习的净土，坚毅、勤勉、把我们从稚气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 在南开优良的读书风气中，得师长之春风化雨，邦媛打下了一生读书为人的基础。 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年轻时留学海外，归国后，跟随奉系郭松龄将军，意欲做出一番救国救民的大事业。郭松龄不愿参加其时的军阀内战，筹划兵变，事败身死。跟随他的齐世英，随即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在邦媛的笔下—— 张作霖出身草莽，但是他有那一代草莽英雄的豪壮与义气，不与日本人妥协，在皇姑屯火车上被日本人炸死，结束了传奇式的军阀时代，留下东北那么大的局面；其子张学良继承名号、权势及财富，但是没有智慧和尊严，东北自主强盛的希望也永未实现。 齐老先生对东北家乡，用情之深，失乡之痛…… 晚年的他，每端起酒杯，就流泪，断断续续地说着当年—— 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满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日的同志都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中央会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妇，也全落了空。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革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 这些话，他反反复复地说着，折磨着他最后的日子。 其实，早在1949年底，齐世英由重庆，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台湾。当时的情景，已令女儿惊骇莫名；一直信“有中国就有我”的他，挫败、憔悴，坐在那用甘蔗板隔间的铁路宿舍里，一言不发，不久即因肺炎被送进医院。 邦媛说——在家人、师生眼中，他一直是稳若泰山的大岩石，如今巨岩崩塌，坠落，漂流，我五十一岁的父亲从“巨流河”被冲到“哑口海”。 在齐世英心中：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革新，不会容许日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满洲国，即使有中日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 一九八一年，齐世英在荣总住院，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半个世纪首次再见，令他心情很不平静。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如今，从雄姿英发到白首苍苍，乡关万里，一生坎坷，唯有沉默。那些憾恨，虽已还诸天地，却仍折磨着他的余年岁月。 乐山，武汉大学，大一转瞬即逝，任教务长的朱光潜，召见邦媛，问她为何要读哲学系，已经念了什么哲学的书？ 听了回答，朱先生想了一下，说—— 现在武大搬迁到这么僻远的地方，老师很难请来，哲学系有一些课开不出来。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中文系的课你可以旁听，也可以一生自修。但是外文系的课程必须有老师带领，加上好的英文基础才可以认路入门。暑假回去你可以多想想再决定。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书中，邦媛并没着笔描述朱先生的神态，她只说——这最后一句话，至今萦绕我心头。 我曾读过柳鸣九先生的一篇文章—— 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神情烁烁，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不是吸上一口，那态式、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摩的对象。别忘了，他专攻过心理学，有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而且是“变态心理学”的论著！坐在他面前，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折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这里，想到一位“中国版的福尔摩斯”，叼着大烟斗，津津有味地品评着面前的人…… 暑假，回到重庆，邦媛向孙晋三教授（《时与潮文艺》的主编，齐父的朋友）请教，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 孙教授说—— 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恪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分。 孙先生的分析，使邦媛下定决心，留在武大。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先生的“英诗”全年课。 朱先生坚信好文章要背诵，学生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 他说—— 诗词比散文所含的无言之美更丰富。散文是尽量流露的，愈发挥尽致，愈见其妙。诗词是要含蓄暗示，若即若离，才能引人入胜。 济慈的《夜莺颂》，阅读和背诵都不是容易的事。他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 邦媛总结，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响应的知己之感。 直到有一天，朱先生教到华兹华斯较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当他读到“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 若有人为我叹息， 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读到此，深深地被打动，此时无声胜有声。由此，也想到—— 文革中，老舍自杀后，季羡林也曾下定决心去自杀。当他看到”棚友”朱光潜竟然在偷偷锻炼身体，很是惊异。觉得自己和朱先生还存在着差异，自己也应该执着于生命，执着于事业，坚决要活下去。 学生是心灵的后裔。邦媛去台后，曾从事教学工作。对她而言—— 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分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 人能笃实，自有辉光。 邦媛也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在武大，邦媛收到父亲来信—— 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 邦媛回忆——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收到信后，邦媛不再与同室的侯姐姐去读书会。而侯姐姐——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同寝室友）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当邦媛要搬至另一宿舍时，侯姐姐用她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 有些人家长在重庆做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 邦媛也不知该说些什么…… 后来，邦媛咨询公费的资格，得到的答复——“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 有一天，在她上楼经过原来房间，侯姐姐看到，大声说—— 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她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邦媛心中十分难过，记得刚住进时，侯姐姐对她殷勤照顾 ，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着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她。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一九四五年九月，邦媛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涣散了。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壁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 游行越来越频繁，有时老师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但邦媛有一最好的朋友——鲁巧珍，在她一九四六年毕业前的三年中，心情、观念契合，无话不谈，也无事不能了解。 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与共鸣，犹如一杯清茶，淡然中沁入心田。有时候只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便一切尽在不言中。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两人再见面，已是一九九三年。巧珍肺癌已至晚期，住在医院，她说——知道你要来，我一直等着。 喘息之间，断断续续说了别后五十年间往事，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 青春梦想都已被现实击破，巧珍感慨—— 你到台湾这些年，可以好好读书，好好教书，真令我羡慕。 她要邦媛珍惜已有的一切，好好活着。 此时的邦媛，已是泪不能止。走出医院，知道这重逢便是诀别。回到台湾，巧珍已逝，六十九岁。 一九四七年，邦媛大学毕业。八月过去了，九月也过了一半，她在上海，思前想后，真正不知何去何从。 突然有一天，在家中看到了马延英叔叔。马叔叔是地质学家，在抗战胜利后，与陈建功、苏步青、蔡邦华、陆志鸿、罗宗洛五位教授到台湾，会同杜聪明、林茂生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改组为国立台湾大学，出任理学院地质学系主任兼海洋研究所所长。 听说台大外文系在找助教，马叔叔就建议邦媛——他们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两个日本教授等着遣送回国！你就去做助教吧。 此时，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旋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每一个人都说，你去看看吧，当作是见识新的天地，看看就回来吧——大家都给我留一个宽广的退路。 九月下旬，邦媛随马叔叔渡海到台湾，向往着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 ——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每一次空间的别离，都代表了生命的转折点。 在上海，邦媛收到一张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台湾大学临时聘书”来外文系任助教。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 ——跨过了大学毕业那一步，我的生命被切成两半，二十三岁的我被迫开始了下半生；前半生的歌哭岁月，因家国剧变，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难寻了。而后半生，献身于栖息之地台湾，似是再世为人，却是稳定真实的六十年。 机缘是连环的，缘中有缘。 读过《巨流河》，之后，就不期而遇亮轩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亮轩原名马国光，台湾作家，而他正是马延英叔叔的儿子。 他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成长史，背景则是两家两代人的家史，从中我们知晓了马先生的在台岁月。晚年穷困潦倒，身后备极哀荣，张学良在台湾的首次公开露面，也是在马先生的葬礼上。 而马国光与母亲自台相别，数十年（1988年）后重逢，“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国光说，父亲心目中最理想的太太，便是如齐世英先生的夫人齐大娘一般，能为家庭全心地贡献，无论境遇的好坏，至死不渝地呵护着整个家庭，无怨无悔。我后来遇到了母亲，在母亲身上，我见不到齐大娘一丝一毫的影子，虽然我见到的母亲也不能说是个坏妈妈。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 邦媛说过，父亲给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二十年来，我无数次坐在双亲墓前，望着太平洋浩瀚波涛，想着他的一生，我多么幸运和这样的父母结缘，能有如此前世今生。 无巧不成书，还有更巧的—— 章诒和笔下，描述过父亲章伯钧与章乃器，在康老（康同璧）家见面的情景。那个动荡年代，联系人就是章诒和和章乃器的幼子章立凡。 而章立凡与马国光（亮轩）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国光生母与马延英离异后，嫁给章乃器，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章立凡。 章立凡在给哥哥此书（大陆版）的序中—— 造化弄人，马家和章家，一南渡，一北归，两家的孩子各有各的痛苦，但同时承担两种痛的，是母亲。 历史是一张大拼图，个人史、家庭史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海峡两岸历史变迁的个人拼图，龙应台推出了一块（《大江大海》），齐邦媛推出了第二块，现在轮到马国光……后面或许还有你有我，有我们大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故事要说。 “我恨的是中国的积弱啊，自己积下来的弱，叫人这么欺负。多少年，我一闭上眼，脑子里就是当年从南京逃出，在火车上船上被日本人追着轰炸的场景。叫喊声，硝烟炸药的味道，都会重现。你看《巨流河》的封面，用的就是我们在重庆时被轰炸的房子，惨不忍睹。听说到了你们内地，换了安静的巨流河的封面，颜色也换了蓝的，没用红色。” 邦媛如是说—— 《巨流河》，几度罢笔，甚至信心全无，但它却分分秒秒悬在我心上，不容我安歇。我已年满八十，第二次因病被送入医院，出院后对自己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更少，有一种”月落鸟啼霜满天“的心境。 2005年初春，邦媛勇敢地从改写到重写，忍受着各种病痛纠缠，终下决心，把淤积一生的心中块垒，用纸笔浇出。 她曾祈求—— 主啊！求你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说完他们的故事，那烈火烧遍的土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大飞、和烽火旁的军人，风雪中的学生，和他们后面追赶的我，请你让他们在我笔下活着。感谢主，他们都将与《巨流河》不朽。 ——书写前，我曾跟着父母的灵魂作了一趟返乡之旅，独自坐在大连海岸，望向我扎根的岛屿。回到台湾，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写下这一生的故事。 漫长的五年，近千页的手稿，《巨流河》成了邦媛最后对自己一生、对父亲、对家国、对故乡、对整个二十世纪“埋藏的巨大悲伤”完成的一次回望。 如果不完成这次回望，于她或是于父亲齐世英，也许都渡不过心里那条“巨流河”。“那是心里的一道槛，对于一生流亡的知识分子，更深。” 合上《巨流河》，独自坐在窗前，细细体会，它内在的张力，在平静中带给我的震撼。 齐先生掠过一生的命运光影，在丰富的安静中对我们说—— 我希望中国的读书人，无论你读什么，能早日养成自己的兴趣，一生内心有些倚靠，日久产生沉稳的判断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这么复杂，环环相扣的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决定国家及个人的命运；我还盼望年轻人能培养一个宽容、悲悯的胸怀。 人生是由经过的地点和遇到的人构成的。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