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佳：如果你对一个工作本身没有爱，就没有办法放心力与精力进去，往往会做不成，势必对自己失望，你得找到你爱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张伯驹先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他的所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张伯驹这名字，要么不知道，只要知道了，就难以忘记。
的确，当我偶遇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读到《君子之交——张伯驹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难忘。1969年5月17日父亲（章伯钧）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死后，母亲（李健生）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容易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间一套的单元房。“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眼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章伯钧先生去世的消息。翌日，夫妇二人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望章氏家人。已经搬家。接着，张伯驹四处打听李健生的新住址，可一点线索也没有有。后来，张伯驹找到一古董店的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伯钧生前所欠账目，人家才把地址写给了他。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才是永恒的。1972年1月，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毛公临时决定参加，向井岗山的老战友送上最后一程。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七十二字，透着超凡脱俗的韵味，毛公低声吟诵，连声称赞，并问张茜（陈毅夫人)，张伯驹来了没有。张茜告知其近况，张伯驹由于政治原因不能参加追悼会，毛公转身关照周公为其解决生计问题。当时的我，只知有一人，有一联，引起毛公关注，至于姓氏名谁，印象不深。似水流年，原来我曾与他“相遇”，只是少小无知，读书走马观花，擦肩而过。20世纪30年代，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花园留影，寓所原为李莲英旧宅。说起两人的交往，是在1956年，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北京政协推荐了精通围棋的张伯驹，和他下棋。虽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名士，但彼此间志趣相合，品位相投。两人不光喜欢下棋，而且都很喜欢诗词。陈毅去世前，还嘱咐妻子，将他的玉质棋子，送给张伯驹。1956年10月，陈毅在广州中山大学，专程赶到陈宅，探访了陈寅恪。最融洽的倾谈，是有关《世说新语》一书及魏晋士人清谈与风骨的话题。陈毅的“平常之心”立现，两人对艺文的探讨，一下子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几天后，李稚甫来访，陈寅恪感慨地说，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陈毅说过——在外国时，人家对我这个部长、副总理不起敬，说我是元帅、诗人，肃然起敬。陈毅与朱师辙私交也甚好。1962年，陈毅寄给朱师辙一信。信中，陈毅盛赞朱师辙“十余年而著述精勤，垂志不衰，他日秉史笔者当首书先生可断言也”，自谓“有志艺文，但苦于行役和外务，业余捧场而已已”。其文心与诗心，跃然纸上，性情毕现。肺腑知音，天心有缘，想来人生有许多东西已经注定。1956年，张伯驹出于赤诚的爱国心，从30年蓄藏的书画名迹中挑出八件精品无偿捐赠给国家——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元俞和楷书。伯驹虽然拥有偌大家业，但在生活上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从1927年起，张伯驹开始收藏名画，至1957年止，前后整整三十年，且以知识丰富、独具慧眼闻名中外。张伯驹曾对女婿楼宇栋，聊及一生鉴藏书画事时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无偿捐献国宝，张伯驹认为，这是平生最可欣慰的一件事。可1957年的到来，一顶“铁冠”落在了他的头上。二十年后，刘海粟与张伯驹两人闲谈，话间海老问起“当年戴上右派帽子后，有何感想？”先父任过直隶总督，又是第一批民族资本家，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是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赠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说我反党，实在冤枉。而且担心：老张献出这么多国宝，换了一顶铁冠，传到海外，对党的威信不利。本想见见周总理、陈总，一吐为快，后来饱受打击歧视，见领导人已极难，我又不愿为个人荣枯浪费他们时间，一拖就是四年。……1961年，去吉林离京前，陈公派车接我到中南海，问到生活、写作、爱人作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十分细致。然后询及去东北后的打算。我说可以教诗词、书法和古画鉴定。陈公说：“这正是你们当行的事情 。关于右派的事，有些想不通吧？”我老老实实地说：“此事太出我意料，受些教育，未尝不可，但总不能那样超脱，做到无动于衷。在清醒的时候也能告诫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陈公说：“你这样说，我代表党谢谢你了。你把一生所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怎么会反党呢……我通知你们单位，把结论改成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1961年，张氏夫妇来到长春，张伯驹任吉林博物馆副馆长，做鉴定文物的工作。据博物馆的同志说，张伯驹毕竟是张伯驹，一双法眼是无人能比的，多么复杂难辨、争议不休的东西，是真迹还是赝品，皆待他一言而定。其实名家字画很容易鉴别真伪，要鉴别必须看过真品，看得越多，越有经验。仿效的、假的也要看，以及哪个朝代和名家所用的纸、墨、颜色和各种印章都要细心研究分析记在心里，鉴别时一看便知了。还有，前代名家作品也要尽量知道传到何人，落于何方，有的知道而找不到的，也要随时留意查明。张伯驹说一口河南话，潘素说的是江浙普通话；张伯驹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潘素则极善应对客人。老夫妻做人做事处处依礼而行，并不因为是大右派而谦卑，也不以门第、名望而骄人，因此，门庭并不冷落，再说他们家的茶叶都是顶好的，潘素沏茶又特别讲究。张伯驹和朋友，如吉林大学于省吾教授等人每周相会，多谈金石、书画、传闻轶事、学术考证、风俗、 游览、各种掌故，并把这些内容录存起来，取名《春游琐谈》。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八个月，被迫从博物馆退职，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快七十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人。夫妇两人只好辗转回北京。原来的住处已被别人占上了，只留了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这样，曾经拥有稀世珍宝的夫妇，一下成了无粮票、无户口的人。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不知过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他从吉林回京暂避时，也来见访，当时已非复昔年光景。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茶，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但又想，如先生之为人，对国家对人民是无愧于怀的。在1969到1972最困难的三年中，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几十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即使四合院已成大杂院，即使夫妇二人被挤到东头的一二间屋里，即使原有的好一些的家具（书案、琴桌、书架……）一无所有……还记得吗，张氏夫妇去看望章诒和的母亲李健生，正是在1969年。而那时，也正是他们夫妇最窘迫的时期……直到1972年，张伯驹才受聘于中央文史馆，有了工资，缓解了生活困顿。无心插柳柳成荫，也许就是送陈毅元帅的那副挽联，毛公看后，嘱咐周公安排所致。1978年，张伯驹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其中宋振庭，起了重要作用。宋振庭兴趣广泛，博览群书，是党内少有的文化人。他为人热情，诚恳厚道，喜欢与画家、收藏家交朋友，口碑极佳。1961年夏天，画家傅抱石与朋友到东北写生。宋振庭尽地主之谊，接待了他们，从此与傅抱石相识。此后数天，宋振庭与傅抱石多次畅谈，他对傅抱石的画作了一针见血的评论。傅抱石听了，整衣鞠躬，说：“你是我的老师”。他俩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傅抱石激动之下，一口气画了两幅画，送给他。傅抱石走后，对家人说：“没想到，东北竟然有这样的人物！”傅抱石回南京后，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十字令”，形象而逼真地描绘了自己的感触：“一见如故，两心相印，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当年，就是宋振庭（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将张伯驹请到吉林，任博物馆副馆长。1982年张伯驹去世，宋振庭送挽联——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赉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张伯驹自幼喜爱京剧，七八岁时，就看杨小楼的《金钱豹》。真正迷上京剧，是刚过而立之年，他向余叔岩先生学戏。二三十年代的余叔岩，是京剧老生行的泰山北斗，时人均以一亲颜色为荣。谭鑫培表演《乌盆记》，外国公使对慈禧太后说，“戏词没听明白，但从他悲婉的唱腔中，感觉到一个幽灵在哭泣。”余叔岩一直用心观摩谭鑫培的演出，充分发挥他学后的心得，并与自己的特长相结合，他还多方学习诗词书画以及音韵方面的知识，向博雅精深发展。与杨小楼，梅兰芳并称三大贤。余派艺术讲究一个“余”字：简洁含蓄，富于凝聚力，耐人咀嚼和寻味，余音绕梁，余味无穷，因此更擅长演唱苍凉悲壮的剧目。京剧界常用“云遮月”的说法来赞美余叔岩的声音美，就是说他的嗓音主要不靠宽度取胜，而是有厚度、挂“味儿”。唱腔艺术处理上审慎精到，字斟句酌，唱起来，就显得端庄大方，深沉凝重，风骨清健而儒雅。孟小冬立雪“余”门，深得余派精髓。余叔岩曾告诫孟小冬：“我传授你的每一腔每一字，都已千锤百炼，也都是我的心血结晶，千万不可擅自更改。”余叔岩的脾气耿直，耿直到只要他认准的理儿，根本不考虑场面和人情，所以时人送他个外号叫“两条命”，说明他在当时的乱世是何等的豁出去，惹急了敢拼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里，又想到张伯驹。当遭受匪徒绑架，并以撕票相威胁以索取巨资时，他却关照妻子“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张从余学戏，下的功夫也很深，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二人交谊甚厚，情深莫逆。余叔岩告诉他，每出戏各有特点，要将角色性格、身份、处境与唱念、身段和内在感情等联系一起，不是千篇一律的，最忌哗众取宠，要使观众在美的享受中得到渗透内心的感应。张伯驹也说过，没读过几遍《三国演义》，特别是如果没有读过《三国志》，是不可以演的，因为如果没读过这两部书，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人物的内心，太年轻也不能很好塑造这个人物少年老成的形象。张伯驹精通诗词音律，早为世知。余叔岩的唱段新词，也多出自张伯驹之手。如《斩马谡》诸葛亮下场念对儿“虎入深山禽兽远，蛟龙得水又复还”之“得”字，差强人意，不甚理想，张伯驹为余氏改为“失”字，既意义允当，念来也琅琅上口。1937年春，张伯驹四十岁生日，为河南赈灾举行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上演《空城计》。张伯驹饰孔明、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陈香雪饰司马懿……看过演出，章士钊作打油诗——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张伯驹从小是公子哥出身，一生喜好书画，并收藏鉴定古文物，是国内有名的专家。他又从事诗词歌赋对联等的写作，有时，竟然从早到晚，废寝忘食。他不喜欢作官，专爱诗词书画。但我和他有同好，所以我们过着一种研究书画诗文的家庭生活，几十年如一日，长时间的生活中，他看到我绘画的技艺，日有长进。他首先是高兴；同时，他自己更不甘落后，也奋发写作，并经常聘请不少名家，前来赏评我们两人的诗画成品，以共同策励。张伯驹，号丛碧，他的书斋也叫丛碧山房。这是始于他收藏的第一件墨宝——康熙皇帝的御笔“丛碧山房”。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犹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伯驹是个乐天的性格，他在最穷困的时候 ，我们见面聊天，谈古书画、谈老戏、谈杨梅余还是照旧兴高采烈，大有回也不改其乐的意思。1978年9月，平反，恢复名誉，自此张伯驹又重新开始了他的自由生活。每到海棠花开时节，张伯驹必来天津看花。白天去公园看海棠，晚饭后和几位朋友打诗钟。这种文人游戏虽小道，但非博学和才情高超者很难为之。张伯驹才思敏捷 ，有时与友人填词，几乎能在看原作同时，脱口而出，即成佳作。任何行业想取得一定的成就，如果离开了好的记忆是难以想像的。比如绘画也需要意临，需要默记。在鉴藏上，好的记忆尤为重要。见过的东西在一定段内要印在心里才行，否则便容易出错。对于父亲来说，他的记忆力是很好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父亲的勤奋和超乎常人的喜好。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少年时熟读《古文观止》；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资治通鉴》也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记得就更多了。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先生居于展园（原名承泽园，后改为展园——因所藏展子虔《春游图》，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名画）。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上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在朋友的笔下，张伯驹是一个无半丝虚伪造作，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真人。有朋友说，初识张伯驹时，以为他架子太大，不爱理人，但交往长了，方知他是最热情待人的，这是他的个性。当他手头宽裕的年代，对于认识的人，如果有困难，他常常解囊相助。这种习惯一直继续到他自己已经不是有钱的人了，但遇年节，如果有他认为应该帮助的人，他还是勉强地点缀点缀。1956年我知道他有一次向知交借四百元，说有急用，可巧我又亲眼见到他的用途，就是帮助几个人。在吉林省那段时间，他（张伯驹）有时也回京，多次都是先到天津 。有一次，因要和我商量《诗注》一书的事，火车到天津是在半夜，他就砸大门喊醒我，和我坐谈直到天明，其直率真挚可见。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我家房子被查封压缩，地方狭窄，但张伯驹，能和我在一个单人床旁，接一块木板，同榻多次，而丝毫不觉委屈，真是难得。下放到舒兰农村插队，和夫人潘素双双离职。到了农村，因那里不收，只呆了一夜，第二天就乘车来到天津。当时因无证明，不能买进北京的车票，老夫妻就在我的一间小屋中间拉上一个床单隔开，与我和妻子共住了一段时间。后来经人告知，可买三家店车票进北京。就这样，老夫妻进北京回了家，但没户口。父亲对经历的一切，都十分的坦然，为人十分坦荡。即便在最困难时，也从未听他抱怨过。唯一变化的是，一辈子不经手钱的父亲，那时也学会带点零钱，出门为家里买点零用品。1995年5月，黄永玉出版画册，其中“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一幅。传神之笔，亦感人至深——某日余偕妻儿赴西郊莫斯科餐厅小作牙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四片，果酱小碟，黄油二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口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慢隐去。……老人手中之面包即为其夫人（潘素）带回者。情深若是，发人哀思。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居然能喝此蹩脚红菜汤，真大忍人也！又一次，张牧石在北京陪他看完牡丹，他要去沈裕君老先生（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的表兄）家下围棋，刚出门，碰上一位香港来京买潘素夫人画的人，想请张伯驹回家在画上题几个字，并言多加五百元（当时可为巨款），他很生气地回答对方：“不题，我现在去下棋。”曾经沧海难为水。张伯驹捐赠的《平复帖》和《游春图》，现在都已成了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平复帖》，是1700多年前，陆机写给患病好友的一封祝安信，是我国传世最早的墨宝。直到1937年底，以四万元购得，成了张伯驹的藏品。《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虔所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作品，张伯驹不惜变卖家产，以巨资（黄金二百四十两）收藏。他在《丛碧书画录》里写下这样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序。其实，我们讲别人的故事，是为了解自己；而了解自己，才能真正明白别人。倾听张伯驹先生，虽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人格力量，真诚地打动着我们，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精神上向往，始终温暖着我们的文化记忆……版权声明：我们尊重原创。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和素材，版权属于原作者。有些文章在推送时因某种原因与原作者联系不上，若涉及版权问题，请原作者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