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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今日思小平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阜成门六号院 Author BJ王明远
徐远如是说
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拐点，不仅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更重要是一场启蒙运动。
过好日子、拥抱世界，不要闭关锁国，成为广大民众的基本心态。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行不通的事情终究不会得到认可。
这些基本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是中国社会未来演变的基石，也是约束条件。
20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多以失败告终，中国的改革在过去四十多年却能不断深入，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进步，实属奇迹。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得益于邓小平等改革家对政治底层逻辑、底层价值的成功重塑。
每次路过景山后街，我都会很认真地跟同行者说，这是邓小平1977年后所居住的地方。不少人听后，会以朝圣的心情去他的旧宅门口瞻仰一下。作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会认为英雄创造历史，但是，邓、叶、胡这些先贤以他们的勇气和睿智，至少大大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轨迹，让我们提前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可能仍旧每天在为吃什么发愁呢！
关于1978年以来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很多人都会说出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政策来，比如恢复高考、家庭联产承包、设立特区、确立市场经济制度等等；或者列举出一长串成就来，比如人均收入增加了多少，科技水平提高了多少，综合国力跃升了多少……的确，这些翻天地覆的变化，几乎发生在经济社会的每个领域，全球现代史上，有哪个国家的改革能像中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如此伟大的成就呢！
而今天本文要说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邓小平改革对中国政治底层逻辑的根本性改变。现代史上的改革很多，进入20世纪以后，几乎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都进行过大规模现代化改革，哪个国家不想富强呢？但是真正成功的极少（仅有十余个非西方经济体实现工业化或准工业化）。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搞改革更是败多成少，埃及、伊朗、土耳其等一个多世纪以来跌跌撞撞、曲折反复的历史就是对照。
然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却成功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得益于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家群体（当然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对政治底层逻辑、底层价值的重塑，才使得改革能够不断冲破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持续进行下去，这些正是中国40多年来不断进步的动力根源。具体来说，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所开启的改革，对中国底层逻辑的重塑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改变了衡量政治正确的标准，把发展好经济变成政治第一要务，把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变成衡量一切制度优劣性的试金石。很多人觉得经济第一这些不应该是常识吗？其实这是邓小平给我们树立的新常识，在很多历史时期或国度，人们并不以为然，发展经济、搞好民生不但不重要，甚至可能是一种“原罪”。
比如，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信仰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国家，传播宗教、捍卫宗教纯洁性仍旧是国家最重要使命，任何世俗主义改革触碰到这个底线就会走不下去；清代的中国，维护祖宗之法和满洲根本是最大的政治，至于富国强兵是其次的事情，清末的任何革新只要触碰到这个红线都会失败；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支援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一度是整个社会的最核心任务，如果谈发展经济，甚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唯生产论观点，由此导致社会主越来越脱离社会最现实的需求，人民的生活改善并不多。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促使全党上下自我革命，主动放弃了那些理想主义的目标，让政治回归到常理，回归到人的吃饭最基本问题上。如果回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他讲的最多的就是让人民吃饱饭，1992年南方谈话所一再强调地：“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下去，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也可以视为这位88岁老人的最终政治遗嘱。
所以，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不仅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富国强兵的改革，更是一场具有极大普惠性的社会“进步主义运动”。无论是包产到户，还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还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无不含有解放个体，释放全体民众经济自由的意义。这正是改革开放成功之处，也是一直得到人民拥护之处。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有生命力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那些最能满足人民吃饭、创造财富、安全感这些朴素需求的制度，而不是服务于其他更高级目的的制度。脱离基础目的，而谈高级理想，基本都是空想，而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学虽然简单，却是最正确的真理。
第二，领导中国拥抱外部世界，让中国第一次真正成为国际大家庭一员，彻底改变了国民的外部世界观，以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从18世纪的全球化开始之后，外部力量就不断尝试将中国引入世界体系，但是中国始终对打开国门、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抱有极其警惕的心态，过分地看待其中的挑战和不安全因素，宁愿关起门来以获取安全感和尊严。
事实证明这种鸵鸟主义式的自力更生，非但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反而让国家日益落伍于世界主流。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衰退最严重的两个时期，都是自我封闭最严密的时期，一个是乾嘉时期，中国技术与全球根本上拉开差距；另一个就是本世纪中叶，中国的全球经济占比从1950年为4.5%下降到 1978年的1.68%，达到历史最低值（当然这里也有帝国主义制裁封锁的因素）。尤其在二战后全球化骤然加速的情形下，孤立自守对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更是加剧。
邓小平复出以后，面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极大差距，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只有彻底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才有机会取得发展，外部开放虽然有挑战，但是总体来说更多的是机遇。实际上，邓小平的外部世界观与洋务运动以来的开放派，是有本质区别的，其他人多数顶多处于利用或接触外部世界的认识层面，而邓小平则是认为中国要加入、融入全球体系，明显是实质性飞跃。
基于这种认识的飞跃，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局限于引进外资、开展贸易、学习技术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东西，而是要认真学习西方制度（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保留），尽可能加入国际体系，比如1979年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1980年恢复了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席位，1986年开始复关谈判（1995后改为入世谈判），并且积极申请筹办亚运会、奥运会、世界博览会、APEC峰会等国际赛事会议。
这些深度参与国际体系，融入世界大家庭的历史性进步，让中国享受了极大的全球化红利，可以说是半世纪以来享受全球化红利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实力发生了翻地覆的变化，2006年经济总量超过英国，2010年又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超英赶美的梦想竟然在顷刻间就实现，这是任何闭关自守的国家能够做得到的吗？
目前全球化出现了很多挑战，某些国外政客企图把中国踢出全球体系，国内也有一些人认为过去的对外开放是一种战略失误，应该回到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但是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极其深刻生动的国民教育运动，中国应该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只有在对外开放中才能获得发展，已成为全民的共识，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把中国与外部世界切割开来了。
第三，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让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一个不断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开放系统，中国体制必须博采众长、自我革新成为共识。意识形态有神学与科学之分，神学化的意识形态，只允许受众服从、证实，不允许质疑、修正，而科学化的意识形态可以证伪、修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社会主义的很多学说曾经几度被人为教条化，被固化为只可以信从、不可以质疑的东西。尤其是苏联在援助全球革命中，把本国模式当做社会主义唯一的标准，凡是背离这个模式的，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种做法为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让社会主义理论在二战后全球生产关系剧烈变革中逐渐落伍于时代。
邓小平对全球社会主义学说的非常关键作用在于，他打破了过去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固化认识，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发展，什么东西是好的，是否值得坚持，需要接受实践检验（胡耀邦等人在思想解放中的作用也同等重要）。这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次大的跃进，一方面承认意识形态的可证伪性，为改革创新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为吸收其他文明成果打开了大门，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博采众长，经济社会改革方得不断深入，避免了被历史淘汰。
反观其他绝大多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要么早就政权易帜，要么陷入封闭停滞，惟独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中外命运之天壤之别，实赖于70年代末的思想大解放。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第一的旗帜永远都不能丢，对着人类先进文明成果轻易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最终只能是阻碍自身的发展进步，让自己落伍于世界、落伍于历史潮流。
第四，改变了政治的规则，开启了制度现代化大门，让现代文明价值逐渐深入人心。漫长的帝制时代，为中国政治留下了很多暴力和专制的传统，所谓的“外儒内法”，在从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年中，国家权力和暴力的界限不断延伸，个人（包含官僚全体）的权利空间不断被压缩。尤其是在上世纪的历史大变革中，夹杂着社会革命和救亡的合法性外衣，以及受苏联阶级专政学说的影响，这种暴力的规则发挥到极致，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林四两案主犯中，高层果断抛弃过去残酷的路线斗争的做法，采取了公开审理、依法定罪的办法，专门为十位主犯聘请了律师，并且邓陈胡都不主张对几位民愤极大的被告动用死刑，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
进入80年代，邓胡为代表的高层，主动将法治、人权等观念引入到执政架构中，逐步完全法律体系，承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约束政府的作为。虽然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刚刚起步，还有有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现代文明价值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在这四十年中也发生了很多不可逆转的变化，社会的力量不断壮大，社会对权力的约束力越来越强，政策的程序性和科学性大大提高，社会秩序远远比过去更具包容性、稳定性和创造性，这种社会文明层面的进步，其意义不亚于经济总量翻了多少倍。
所以说，今天我们怀念邓小平，不仅要怀念他的功绩、他的勇气、他的智慧，更要感知到他对中国底层价值、底层逻辑方面的贡献。这些底层逻辑重新界定了政治的是非准则，以及社会的价值导向，在更深远的层面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进步。
事实也表明，这些底层逻辑蕴含强大的人民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它们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基本公约数，人们的底线共识，我们坚持地好坏，直接影响社会（乃至外部世界）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今天，时代和国际形势的变幻给中国改革开放提出了诸多新问题、新挑战，重温邓小平的这些底层逻辑，更感觉弥足珍贵，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与时俱进地继承好、发展好，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