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县城“创客”

2017-08-30 袁贻辰 坤哥007

---第 274 期---

2017/08/30

荐读·1

冰点特稿·第1068期

县城“创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袁贻辰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8月30日12 版）

　　这份数据让张成忧心，甚至比公司快倒闭时的财务报表更令人难受——由他领头成立的湖北某县级市青年创业商会刚走完一个年头，150余人走了近一半。

　　见惯了失败的张成总结，有时是“小城市的规则”逼人低头；有时是花团锦簇又冷嘲热讽的氛围让年轻人迷失；有时是“只锦上添花不雪中送炭的环境”催创业者放弃。

　　北京车库咖啡馆里，很多年轻人在交谈创业项目。（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张成默默注视着这些离去的年轻背影，很难开口相劝。这个青年创业者能确定的是，电子地图上，几年间冒出的小点点，很多被抹掉了。一点一抹之间，上百位返乡创业青年的店面、工厂和他们在家乡曾寄予无限希望的事业，就这样悄悄消失了。

“异乡人”

　　这座长江南岸的小城有太多令李杰心动的返乡理由了。

　　从事互联网营销工作的李杰看到了一幅值得期待的经济蓝图：坐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家乡，在最近一年创造了超过300亿元的GDP。全市常住人口超过40万。

　　电子地图上，鼠标拖长再拖长，这个旅游城市展示了让李杰欣喜又陌生的街景。在这个动辄以“xx大道”“铜锣湾”“国际xxx”命名街道和楼盘的小城里，商铺密密麻麻。

　　但李杰回乡创业数月，却“招不到一个合格的文案”。他先跑去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武汉招聘，可有些高校一听这是个只有七八个员工的“草台班子”，连场也不让他入。他转头又在互联网上发布招聘需求，却一直无人问津。没办法，他只能把学历和从业经历的要求越降越低，咬着牙把薪水那一栏的数字提了又提。

　　勉勉强强，人凑齐了。

　　可这些从本地招来的中学毕业生拿出来的作品“全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一个老客户和他打趣，“你们公司员工的文案，最多值3元一条，我一天可以随便写20条。”

　　最困难的那段日子，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这个睡过板房和工地的90后返乡青年想感染家乡的这批同龄人。他兴致勃勃地跟员工讲互联网时代品牌营销和文案的重要性，讲这家公司的无限可能，但他的员工面无表情。对方说，自己更关心“啥时候结婚生孩子”。

　　那一刻，回到故乡的李杰觉得“很孤独”。

　　回到家乡之前，他在苏州运营着自己的新媒体工作室。那时，蜗居在胶囊房里的他梦想着拥有一间明亮的办公室，可以养点绿植，可以看到太阳，可以在累的时候站起来溜达几圈。

　　可当他真正拥有这间办公室时，身边却没有了那群同在苏州打拼的年轻人。那些昔日的同事从全国各地而来，“就为了追梦”，能吃苦、不怕累，讨论起文案来总像“打了鸡血”，每天晚上四五个人就着泡面和鸡爪，用油腻腻的手指一下下敲击键盘，可以拿下“UC浏览器”等一个个难啃的客户。

　　而现在，他需要打交道的是一群“今天请假要旅游、明天请假要参加婚礼、后天请假要回去带孩子”的员工。李杰气不过，批评了一个常请假的员工，对方第二天就辞职了。

　　他很后悔，当时应该把一直憋在心里的那句话狠狠地吼出来：“要么工作，要么滚蛋！”

　　可这毕竟只能是“想想而已”。

　　张成理解李杰的纠结。刚回家乡时，他甚至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个“异乡人”，路上的年轻人背影都有些懒散，快步行走的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他怀念在深圳时那种年轻人都为梦想拼搏的感觉。

　　开店后，张成培训员工穿职业装，进门微微鞠躬欢迎顾客。可员工觉得小城市不大，都是熟人，鞠躬会让人“尴尬”。

　　刚回来时，老家这些不逊于深圳房市的楼房名称一度让他感叹发展真快，可这些住在“欧洲城”“塞纳河畔”的年轻人，似乎并没有跟上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觉得，车水马龙的街道、热火朝天的工地越来越像深圳。可家乡的人，好像还停留在十几年前自己离开时的模样，“聊不到一块儿去”。

　　14岁就外出读书的李杰开始重新认识家乡。在这个“不工作也饿不死”的地方，他被拖进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圈，商界的前辈语重心长地教他，有了圈子就有了生意。

　　奔波于一场又一场婚礼、升学宴、满月酒和“朋友聚会”的李杰似乎真的发现了商机，他的口袋里多了厚厚一沓名片，有“朋友”找他做品牌故事，他和团队忙前忙后交出了成品。可收到成品的对方就跟没事儿一样，也没有给钱的意思。

　　“我们是朋友，不该要这个钱。”双方僵持不下，那个“朋友”慢吞吞地吐出一句，“那你的产品我不要了。”

　　势单力薄的李杰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对方解释，定制化的产品不能退货。

　　他说自己像是被“裹挟”了，几年间不断重复着远离和认识朋友的过程。“有苦说不出，只能默默往下咽。”李杰说自己不能坚持要钱，尽管他认为那是捍卫正当利益，可这个小县城太小了，“如果名声传出去，谁还会搭理我这个‘小气’的人？”

　　他的好友胡伟也一度被家乡的朋友圈包围。这个退伍士兵返乡后开了修理厂、KTV和酒店，参加了很多聚会。

　　总有人开了新店，吆喝着这些朋友捧场。胡伟觉得很逗，“都要朋友捧场，却根本不管市场到底有多大。吃饭的人就那么多，却有那么多朋友开店，难不成还能每天都来捧场？”

　　胡伟的朋友圈以返乡青年创业者为主，如今，他的同学大多离开了这个城市。这几年，他看着同学搬回3D打印、健身器材的店铺，生意寥寥。“大家都觉得这些产业是朝阳产业，一股脑儿地把钱砸进去，却没注意到这个城市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根本没有足够的消费人群。”

　　他说，有意愿创业的返乡青年越来越多，可市场留给年轻人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

　　有整整一年，李杰泡在饭桌上，被“朋友”带着搞投资。年末，他发现自己错过了VR技术的兴起，错过了短视频和直播的浪潮，像完全被隔绝了一样，在互联网行业固守着老本。

　　他发现，自己被行业狠狠甩开了。

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李杰的肩膀曾在南方城市工地日复一日扛起六七十斤的重物，他的双手也曾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组装成千上万个电脑配件，这个不怕吃苦的年轻人很想在家乡闯出一片天地。

　　拜马云

　　他瞅准了一款电子地图软件，向这个小县城的商户推出地图标注的服务。

　　这个项目遭冷遇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有本地商户跟他说，“小地方用不着这些”，还有人说，“你添加可以，但不能收我的钱，我哪儿知道会不会有用。”

　　“你可以先添加看看，如果觉得有用再给钱。”李杰的姿态也放得很低。

　　真的有商家添加后拒绝付款。那是一家电脑商店，对方说，看不出这项服务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这个钱，是不打算给了。吃了无数次类似亏的李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他跟对方说：“行啊，那我就在软件上把你们店的地址改成附近电脑店的。”

　　对方最终给了钱。

　　但这个项目李杰没能坚持下去，这个曾梦想着要在小城扎根的年轻人终于意识到，自己“累了”，“没有动力再拼了”。

　　回乡前，他给公司取名为“戈壁”，意思是希望在“狂风呼啸、土地干涸的环境里也能生存，展现异于常人的生命力”。跌跌撞撞一年多，他才发现，自己的“乌鸦嘴”说中了，公司似乎真的长在了一片戈壁滩上。

　　在他和张成加入的那个青年商会里，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一个年轻的姑娘开了茶楼，却被各式各样的朋友赊账，到最后，店铺直接拖垮了。

　　会长张成曾经也加入了这个讨账大军。他的茶楼没开多久，却多了很多笔赊账，最后倒闭时一清点，竟然赊了70多万元。到现在，还有60多万元没有追回来。“小城市没办法啊，你不赊账谁还会来照顾你生意。”张成说。

　　这个在深圳安排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生意的创业者，在过去的那几年，就像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开着车穿梭在小县城的大街小巷。那时，他不是正在要账，就是在去要账的路上。

　　青年商会的会员胡伟深有同感。这个90后创业者模仿大城市的优惠券，提出只要在KTV消费就可以免费获得一张用于酒店的38元代金券。一开始，效果不错，可没几天，就有顾客说自己没带代金券，或者说不小心把优惠信息删掉了，一定要享受38元的优惠。

　　胡伟当初为了开这家酒店，外出考察了好几个月，几乎把周边大城市的各色酒店睡了个遍，他亲自参与设计、装潢，一点点把酒店打造起来。

　　他很想硬气地坚持原则，冲着这些顾客吼一句：“没券就不行！”

　　可他不敢。这个县级市的市场太小了，“我拒绝了他们，他们下一次一定不会来的。还有那么多酒店等着住呢。”

　　他妥协了。

　　胡伟刚加入KTV市场时，还能保证供需平衡，“包房数量刚刚好”。眼瞧着胡伟挣了钱，小城的好几家KTV像是在一夜之间就修起来了。

　　商业竞争不断加剧，这个年轻人被迫打起了价格战，他一点点放弃了曾经最为重视的服务质量。“他们一便宜就是便宜一半的价格，我一千他们就五百，啤酒还随便喝，这样谁耗得起？”

　　他精心设计的服务元素轻而易举地被恶性竞争冲散，这个供大于求的市场一点点消磨了胡伟的信心和动力，所有人都很难挣钱，而他“毫无办法”。

　　他偶尔也会幻想，如果当初自己去了省城武汉创业，是不是就可以纯粹一点，少一点妥协，能遵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规则，“在省城开个自己的店，就靠口碑揽客多好啊。”

　　张成不惧这样的竞争。他在深圳14年，干过餐饮、做过医疗器械，深谙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他和胡伟等几个返乡青年一道，加入了几个土生土长商户的项目，开餐饮店。

　　最开始那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守在餐厅当服务员。胡伟则坐上饭桌，每天陪不同的客人喝酒。餐厅的生意很好，张成一度觉得自己走出了茶楼赔钱的阴霾。可突然，这些土生土长的商户强令年轻人拿着本金退出，他们看餐厅营业顺利，想独吞这份产业。

　　这群后知后觉的返乡青年创业者就这样被偷走了果实。

　　张成后悔不已。当初签订合同时，他想拿出自己在深圳创业的经验，跟这些本地合伙人好好谈谈退股的条件和规则。在深圳，双方一般会通过详细的合约来约束股东的行为。

　　可对方说：“在小城市搞这一套干吗？”

　　“你这个人有问题，怎么还没合作就想着退股呢？”前辈训斥道。

　　因为担心不让自己入股，也担心真的撕破脸皮，张成最终妥协了。

　　几个月后，这家餐厅因经营不善停止营业，街道依旧车水马龙，挂着商会和餐厅名字的几个镏金大字还突兀地留在墙上。

　　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小城中心有最繁华的街道和最汹涌的人流，李杰发现，好多店铺一年之间换了两三拨儿人。上次来这里还在卖夏装，过两天再来，这里就换了招牌。

　　一名90后创办了自己的眼镜店。

　　他忍不住思考，“老家的市场真有那么大吗？”

　　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但街道告诉了他答案。尽管总是有店铺倒闭关门，但街道热火朝天的装修气氛始终没有被冲散，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地来到这里，接手那些经营不下去的商铺。

　　不远处，起重机在霓虹灯闪烁中若隐若现，越来越多的楼盘和商圈在这座南方城市拔地而起。

　　可是，就像自己一样，“那些失败的人去哪儿了呢？”

　　有返乡青年说，当初回乡创业时，领导都去了现场剪彩，一派热闹的景象。后来的几年，生意越做越难，再无人问津这个失败者。

　　张成感觉，小城很难记得这些故事，也很难记得这些年轻人来过。热闹的小城气氛下，悲伤和冷清的事情，总是被人忽视的。

　　他在媒体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财富故事、一个又一个青年典型，却从没看到那些创业失败的朋友的去向，仿佛这些返乡致富的故事只需要一个开头。

　　他冷眼看着热衷于讨论“下一个马云”“下一个马化腾”的媒体，拒绝了一个又一个让他背书念稿的采访。

　　只有在青年商会这样的角落，还遗留着这些故事的后续——风光地开始，亏完本金还欠了外债的创业者“灰溜溜地”回了大城市。

　　有人总结，外出打工不是一条出路，却是一条活路。

　　80后杨子明回乡以前，在温州负责一家文具厂的产品开发和销售工作。农民工出身的他年薪已经到了6位数。可家乡一系列返乡创业的政策让这个年轻人动心。4年前，他辞职带上全部积蓄和家人回到家乡。

　　他想开一家属于家乡的文具厂。这个个头不高的湖北男人把全部积蓄砸了进去，购置设备，在乡间租下工厂，把房子拿去抵押，再依照政策向政府借款，就能撑过一开始的周转期。

　　出乎他的意料，银行的贷款批不下来，政府的申请也卡住了，没有借给他救命钱。

　　创业第一个月，他资金链断裂面临破产，差点搭上十多年打拼的全部积蓄。

　　遣散了全部工人、只留下一个亲人看门，杨子明奔赴浙江，带着订单找到不同的工厂，请求对方生产。

　　整整半年，他一直待在浙江，刚怀孕的妻子在老家天天跑银行申请贷款。老家的人冷嘲热讽，“工厂突然关门肯定是犯事儿了”。还有人嘀咕，要离这家人远远的，更不能借钱。

　　“雪中送炭根本不会出现，大家都只愿意锦上添花。”扛过那段困难期的杨子明，如今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和三四十个员工，他苦笑着回忆，后来自己日子好过了，借钱的人多了，政府也给了不少支持，银行的贷款更是顺畅。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说，自己刚回来就遇到财政困难，换做谁都不敢贸然借钱。

　　只是，“在最难的时候真的孤立无援。”那时，他甚至借了高利贷，没日没夜地干，就怕还不上钱。

　　这种孤立无援于张成而言也不陌生。最初他投资什么产业都赔，妻子和丈母娘发火了，她们希望张成把积蓄存进银行，安安心心找个工作上班度日。听到他还要创业，妻子和他分居了，丈母娘留下一句狠话，“你再这样下去，你俩就离婚。”

　　“这里不是深圳，你不行的。”“你不要创业了，都失败那么多次了。”张成很清晰地记得这两句“最常听到的话”。

　　他不服，想要再试一次。

　　可更多的返乡创业者，却没有足够的资本和勇气再尝试。

　　曾有一位返乡创业者想要提升本地人的饮水质量，带来了净水器项目。一开始项目势头良好，围着一圈又一圈儿“朋友”，后来，这个项目遭遇困难，这个年轻人迅速被孤立，“都怕他来借钱”。

　　这个年轻人孤独离开家乡后，张成给他打电话，想邀请对方来自己的公司上班。电话那头，年轻人沉默了许久，随后苦笑道，“老家这个地方啊，太太太太难搞了。”

　　电话那头的张成沉默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开口劝说了。

　　他想不通，“很多返乡青年失败了，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带动他们？”他语气急促地说，“他们在大城市都能成功，为什么在家乡不能成功呢？”

　　这个年轻的青年商会会长不止一次地说，要是有一个机构能对失败的创业者给点反应就好了，“就给一点点支持、一点点鼓励、一点点温暖，不要躲着他们，装作没看见就好了。”张成觉得，濒临“死亡”的企业也许只需要一笔周转资金，也许只需要一个续命的客户，甚至只需要一个宽松点的舆论环境。

　　8月3日，很多青年在杭州“梦想小镇”内合影留念。

　　可惜，很多创业者的离去都是“静悄悄的”，“大家都远离他们了，甚至不知道企业是什么时候‘死的’。”他说。

　　这样的一个机构也是胡伟所期待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自己不需要机构给多少钱，不需要给多少资源，“就像你这样，坐在我身边听我说说我这些年的难处就行了。”

　　他觉得自己像孤军奋战的战士，“办一个证可以只花半天时间，也可以拖你半年。”他清楚地记得，为了几本证件，他往政府部门跑了一两百趟，有时候“腿都快跑断了”，回到宾馆还要马上开始装修。

　　“想想蛮心酸的。”他说。

　　张成曾去相关部门办手续，但“工作人员聚在一起讨论买菜，就当没有看见我”。李杰想为公司更名，可被有关部门卡了半个月，一会儿是缺了这个证，一会儿是那个要求不达标，甚至有个女工作人员说：“你咋又来了？”

　　最后，愤怒压不住了，李杰冲到了领导的办公室，大声喊：“你们不能把我当小孩耍啊！如果她记不清楚到底需要什么手续和证件可以培训完再上岗啊！为什么改个公司名称这么这么难呢？”

　　李杰如今在武汉创业。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已经挣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90后创业者说，省城的相关机构有绿色通道，很多业务都能一天办完，窗口也都是“素质很高的年轻人”。

　　他很坚定地说，自己不会再回老家创业了。

　　张成惋惜李杰的离去。他担心出现恶性循环：越来越多的年轻创业失败者离开，他们会劝说未来打算返乡创业的青年，“别回去，那里不适合创业。”

　　返乡创业青年越受挫，离开得越多，城市发展也会更慢。张成为此忧心不已。

　　这个青年商会的年轻会长不想妥协了。他给被赊账困扰的年轻人支招，都少去店铺，收银交给店员，就“公事公办”。他很清楚，外部环境不够好，可正因如此，才需要去努力。“如果连我们都不愿去改变，都去妥协了，这个环境还可能变好吗？”

硬扛着活下来

　　很多年轻创业者离开时，张成都不知情，那一年多的时间，他的项目也在“水深火热”中。最糟的时候他甚至想过，大不了就重回当年去深圳的光景，一分钱没有而已。

　　那时候，老家发大水冲了土地，证件不全的他跑到深圳。分文不剩的张成在公园住了两天，饿了两天，他每天去喝公园浇花的水，到最后实在撑不住了，给姐姐打了个电话，“你给我打点钱吧，我真的要饿死了。”

　　这一次，虽然不会饿死，但积蓄再经不起折腾了。他看准了儿童摄影领域，准备再试一次。

　　他想跟医院院方谈合作，免费为新生儿拍一张出生照，孩子几斤几两都写在上面。等孩子大一点儿了，再去家里免费提供洗澡和按摩的服务，并为孩子拍满月照。当时，老家县城的儿童摄影市场竞争激烈，提倡服务意识和品牌意识的张成认准了这个领域，决心要做下去。

　　可光是进医院的产科就难倒了公司的初创人员。他们被保安轰出来，有时候对方生气了，还把张成他们摁在墙上。后来，张成决定早上6点前就去，晚上10点后再来。

　　杨子明走过困难期的法则也是硬扛。在浙江的那段日子，他辗转各家工厂完成订单，他担心家乡的妻子，大着肚子还要为他跑贷款。他担心老家的夏天潮湿，工厂的设备会生锈。

　　这个年轻人说，自己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做完，然后，回家。”

　　有一次，客人要求的生产日期漏打了，产品要得急，但工人手上都排满了活儿。杨子明啥话也没说，一个人去了车间。

　　每晚工厂下班，他独自站上流水线，打开打码机，把纸盒一个个放进去，再码整齐。20万个纸盒，他一个人干了大半个月。

　　这个出生于1982年的返乡创业者说，在浙江的那半年，他每晚都留在车间盯着，他怕工人偷懒，更怕自己偷懒让单子被抢走。他“说尽了好话”，终于熬完了这半年，挣到了周转资金，妻子也顺利批下了贷款。

　　他回家了。

　　他希望有一天，在中国夜景卫星图上，自己的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回乡以前，杨子明和温州的大老板告别。对方眼睛红了，“做了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要求你说。”

　　“我不可能打一辈子工的。”杨子明说，“我还是要回家啊。”

　　创业4年多，他说自己从家乡得到很多支持，新的厂房是有关部门帮他联系的。厂子从村里搬到了城里，离家就3公里。虽然，他根本不会回家，把家安在了厂里。

　　这个返乡青年很自豪，自己的工厂一年也能为家乡纳税6位数，还可以解决三四十人的就业岗位。他拿出自己设计的品牌和专利，预备慢慢加大生产量。他希望就从这个市郊2000多平方米的工厂开始，诞生文具行业最新最好的品牌。

　　张成已经拥有了5家摄影店面，如今，他的店面爆满，地暖、衣服罩子、游泳池、专业育婴师、二次消毒的衣服柜等等元素吸引着小城的父母。

　　可在最初的时候，劝他放弃的人太多了。几乎没人能想到，张成近乎“傻子”般坚持，真的敲开了医院的大门。免费的摄影工作持续了整整9个月，很多消费者怀疑张成是骗子，“哪有这么傻的老板？还免费送东西？”

　　还有人直接说，“你们干这些肯定不是真心实意的。”

　　张成就当没听到这些话，他提倡的上门服务一直没断，最远的一次，他们免费跑了200多公里为消费者的孩子拍了几张满月照。

　　这一次创业，最大的不同是这个年轻人不再打算妥协了——招聘的条款都按照他在深圳总结的套路，他招聘的大多都是在外地工作返乡的年轻人，“如果能给到差不多的待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回来呢？周末还能帮着家里干点活儿。”

　　这些在外面“感受过社会危机感”的年轻人成了这家公司的主力，奖金、提成、分红、甚至入股，张成靠这些留住了人才。

　　免费拍照业务打开了市场，也让这座县城的年轻父母近距离接触到了营销的概念。张成说：“一定要把好的观念坚持下去，你要相信，坚持下去，一定会出结果。”

　　这个年轻人始终觉得，小城市想要跟上大城市的脚步，就要靠这些返乡青年的努力，一点点改变行业规则、产业生态，最终一点点改变人们的思想。

　　“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坚持下去，能被改变、被撬动的产业就会越来越多，最终让一个城市进步。”他有些兴奋地想。

　　他不喜欢大城市中心论，看到年轻人一窝蜂地跑到大城市甚至会“很难受”。最近这一年，每离开一个返乡创业青年，他都会难受一阵，“长此以往，谁还会回来？未来的小城市还会有人吗？”

　　李开复创办创新工场，帮助年轻人创业，图为工场办公室一景。

　　前些年，网上曾流传过一张中国夜景卫星图，黑色的背景图里，国内几个特大城市成了光球，小城市是零零散散的小光点。掩映在山群里的村庄漆黑一片。

　　他希望有一天，在这样的图上，家乡不再是一个微弱的光点，它能和附近所有的小城一起，织成密密麻麻闪着光的网。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荐读·2

海外优秀留学生真诚吐露留学心路历程

留学很“热”我的脑子没热

实习生孙一秋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7年08月30日07 版）

　　编者按：2017年8月3日~10日，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主办了以“华夏心·双创行”为主题的2017“海外学子华夏行”活动。本报实习记者有幸近距离接触了参加活动的来自16个国家的24名中国籍海外留学生，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生动地告诉我们，在当下愈演愈烈的留学热潮中，他们如何用自身的努力和独立思考判断，保持一分难得的清醒，让留学经历真正成为提升才干的“深造”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镀金”。

你们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正好是我想去的理由

　　“前段时间想办法搞了一辆二手的皮卡，我就带着我的帐篷、睡袋、吃的喝的，还有一堆书和几瓶红酒，一个人开车到山里去玩了五天。”肖阗撑开手掌，比划了一个“五”的手势。

　　如果眼前这个白白嫩嫩、有点婴儿肥的男生不开腔，你绝对想不到他在南非已经待了六年了，而且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肖阗是个不折不扣的“话痨”，讲起故事来有腔有调，所以我有幸窥得他那多彩人生中的一隅。

　　2017“海外学子华夏行”活动闭营仪式上，营员合影。孙一秋/摄

　　刚在南非开普敦大学建筑管理系读完大三的肖阗，身上已经挂了一溜儿头衔。南非西开普省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开普敦大学亚洲学生会主席、开普敦大学建筑管理系学生会副主席、华助中心副秘书长……他掰着手指，自己都有些数不过来。除此之外，他还自己创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肖阗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五点准时出现在健身房，做器械运动或者下水游泳。七点到学校自习看书，尽管课业从中午十一二点才开始。下午三四点结束课程，肖阗需要前往各学生会主持会议，参加社团活动。下午六点回到家，他要给自己做饭。晚上，酷爱红酒的他，喜欢一边自斟自酌，一边读几页闲书。最后，他要处理公司事务，十一点准时上床入睡。周一到周五的生活富有规律和节奏，周末的肖阗则更喜欢“放飞自我”，冲浪、潜水、划艇、骑行、高尔夫、篮球、足球、板球、摄影、旅游等，能尝试的他挨个儿玩遍。

　　这样的作息安排，听起来像极了某个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但就在六年前，肖阗还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

　　“现在认识我的人，绝对想象不到，出国前的我有多内向胆小，甚至有些懦弱。我几乎都没怎么走出过兰州市。”高考失利的肖阗，终于受不了整天浑浑噩噩的自己了，他决定出国再读一次高中，再考一次大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把开启新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南非。

　　“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包括我爸都反对我这个主意。他们说南非又远又乱，没有熟人在身边，你一个人怎么活。只有我妈支持了我的决定。”一直乐呵呵的肖阗不笑了，忆起往事，他嘴角的线条平直而坚毅，“其实我想说，你们反对我去南非的理由，正好是我想去的理由。一个地方，大家都去了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不去，我才想去。”

　　“因为南非又远又乱，形势复杂，所以没有多少华人。我就想把自己扔出去看看呗，说不定能有些改变呢。”被妈妈“打包发上飞机”的肖阗，像一颗被风吹落的野草籽，在南非广袤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根发芽。

　　刚到南非没多久，他就收到一份“别开生面”的“欢迎礼”。“在地下通道正走得好好的，忽然一个枪管顶在我脑袋上。一个南非当地的黑人问我要钱要手机。”时隔多年，再想起那场午后的持枪抢劫，肖阗的心里还是“蒙蒙的”。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肖阗并没有被这场意外吓倒，他对自己说：“只要人还活着就没事。”

　　重读高二，为了提高英语水平，补贴生活费，肖阗做了人生里的第一份兼职——在一家华人按摩店做前台。南非的高中下午两点就放学了，于是从两点到晚上十一点，他都泡在按摩店里。从听不懂客户在说什么，到从容不迫地处理客户的投诉，老练地调解当地人和华人的矛盾，肖阗吃了很多苦头，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一年时间不到，他一路做到了总店经理，包揽了招聘、采购、财务报账等一系列工作。“从前我什么都不会，但把人逼到那地步上，不会也得会了。”

　　尝到了甜头，积累了底气，肖阗又把其他五花八门的工作都尝试了遍：导游、司机、饭馆服务员、餐厅经理……他也做翻译，做到最顶尖的时候，甚至给南非前总统做过翻译工作。

　　“只要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你就不得不让自己多见一点，多听一点，多做一点。发现的越多，自己的层次就越高。从前我可能只觉得南非的自然环境很美，慢慢地对南非的人文环境、南非的就业环境也有了透彻的了解。”在南非摸爬滚打了一番，肖阗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创业的契机：有很多华人想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却苦于没有联系建筑公司的渠道。几经准备，他筹备建立了一家针对华人顾客的建筑公司。谁也没想到，在鱼龙混杂的南非，一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在短短几年内，就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去经历、去体验的过程。我不在乎我最后能取得多厉害的成就、多高的地位，我只在乎，活在世上，我走了这么一遭。”肖阗说。

想为体育行业赢得应有的尊重

　　陈怡博的第一次发言提问让所有的人猝不及防。那是在8月3日下午参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负责人正在介绍一项实习项目“不限专业背景”，这个身高187cm,一直不吭声的小伙子忽然举手提问：“那我是学体育的，能申请这个项目吗？”大家都乐了。当负责人幽默地给出肯定答复后，陈怡博紧绷着的脸终于舒展开来，嘴角牵起笑意。

　　来自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的陈怡博，和身边的每一名营员一样，穿着笔挺的藏蓝色西装，锃亮的黑皮鞋，洁白的衬衫一路扣到最顶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但他一路而来心里都在犯嘀咕：“身边都是各国知名大学来的学霸，不是文科就是理工科的，我说我是学体育的，他们会不会看不起我？”

　　其实陈怡博自己何尝不是一名“学霸”，运动生理学专业的他，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博士，在运动生物力学、体育生理学、体育经济、体育心理学、体育解剖学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他却觉得，生活里，他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准确地说，体育这个行业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每次我和别人提起我的专业，别人都用一种看戏子的眼神看着我。”陈怡博向我倒出了满肚子的心酸，“大部分人至今还觉得学体育就是个跑跑步，出出汗的体力活儿。他们根本不了解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体育，它是一个涉及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宏大领域。”说到这儿，他那两条浓重的粗眉紧紧地拧了起来，但很快就展开了，“这次活动里，遇到了一帮理解我、包容我的小伙伴，实在很开心。”

　　一天奔波后回到宾馆，脱下西装，陈怡博换上了宽松的篮球背心和篮球短裤。他指着球衣背后一个硕大的“24”告诉我：“这是科比的球衣号码。嘿嘿，他是我的偶像。”

　　“我七岁就开始打篮球了。”也许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身高优势，陈怡博自小就和体育结缘，后来成为一名体育特长生，一路打球打进大学的门槛。

　　“那时候，打球时的激情和热血让我特别着迷，我想一直这样打下去。但是有一天，我的膝盖受了重伤，坐在篮球场旁不知所措。”回忆起年少青涩的自己，陈怡博眼里带笑，“我第一次开始想问题，一个运动员如果受伤了，或者上了年纪体力不支了，就要被迫离开体育行业了吗？我不能接受。”这一次受伤的经历让陈怡博的一腔热血平复下来，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将眼界从狭小的篮球场扩展开去，审视起整个体育行业的发展前途。

　　这是陈怡博从坚持学习打篮球到决定学习体育理论的转折点。从此他渐渐从球场上退下来，退到课堂和理论里来。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体育不仅是竞技带来的瞬间快感，而是科学，是人类历史中延伸的文明。后来，他继续攻读硕士，硕士毕业后远赴白俄罗斯攻读博士，“现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但我们的体育行业还不成熟，人才资源不足。运动装备、体育设施、青少年体育培养这些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我不管别人怎么看，博士毕业之后，我一定要回来，把体育做到底。”这个笑起来憨憨的大块头男孩，流露出倔强而坚定的目光。

用阿拉伯语搭建民族沟通的桥梁

　　“你们放心，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一切都平安。”2007年年初，身在埃及开罗的摆克成终于联系上了远在中国甘肃的父母。2006年12月21日就抵达开罗的他，因为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直到半个月后，才给家里报上平安。

　　“在埃及，打电话是一件奢侈的事。给家里打一分钟的电话需要八埃镑，当时折合成人民币要十块多。所以我都不怎么打电话，有时候给家里写写信。”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阿拉伯语文学院读本科的日子里，摆克成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但是他每一天都很快乐，因为“每一天都多学了一点阿拉伯语”。

　　谈及学习阿拉伯语的初衷，摆克成直言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许就想去学习一种语言，学习一种技能，来养活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摆克成本科毕业，继续在爱资哈尔大学读研，他发现“很多东西不仅停留在语言这个表面，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去了解更多的国别区域文化研究。”在继续学习的过程中，摆克成意识到最开始的想法“太狭隘了”，“我不仅要为自己，或者本民族做一些事情，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两个国家或者两个友好民族做些事情，那是更伟大的。近几年我们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甚密，迫切地需要更多的语言沟通。我想通过学习阿拉伯语，为我国和阿拉伯国家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阿拉伯人来了解中国，让更多中国人了解阿拉伯世界。”他说。

　　在十年多的求学生涯里，摆克成渐渐地被埃及淳朴的民风所感染，对这个民族充满好感。他对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难以忘怀。“那是我刚到埃及，不熟悉路况，走在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回学校。有一个好心的埃及人，他本身要去的方向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但他一直坚持把我送到学校，再自己折返。”

　　很多人不能理解摆克成为什么能在埃及一待就是十年，在他们眼里，埃及是一个欠发达的、落后的国家，远远没有欧美发达国家具有吸引力。而摆克成却认为，埃及的欠发达是暂时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保留了传统文化里的优良品质，且受到宗教信仰和社会公德的影响，埃及的公民素质非常高。他常常被埃及的一些细微处所打动：老爷爷老太太过马路总有人主动搀扶，所有的车辆不约而同地停下耐心等待。坐地铁有两节车厢专供女性乘坐，公交车上每一个男性都会主动给女性让座……

　　2011年，埃及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成立了,摆克成主动加入，并负责学联会刊《埃旅学人》杂志的编辑。但在海外特殊的环境下，学联的作用更加丰富和复杂化，它还要承担起保证中国学子的安危，为学生争取权益等特殊职能。

　　摆克成已经记不清帮助了多少身在埃及的中国学生了，很多人他甚至“至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埃及被车撞了，摆克成将伤者送进医院，陪了一夜，抱进抱出地做检查，折腾到第二天凌晨，确认无事后，摆克成将她送上回家的航班。还有一次，有几名学生误在埃及敏感地区拍照留念，被警方逮捕。摆克成一边给监狱里的学生送衣送饭，一边协同使馆领事部相关负责人与警方交涉，争取尽早释放。最终，涉事学生被遣返回国。

　　营员们参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孙一秋/摄

　　为了保证更多留埃学子的安全，摆克成联合学联其他的成员一起，编写了一本囊括学习、生活、安全、住房、交通等方面的《留学指南手册》，并和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将手册翻译成维吾尔语。“这本手册能给初到埃及的学生提供一些参考信息、解决问题的步骤和方法，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投入到学习中，适应和融入埃及的学习生活，不会像以前一样遇到问题束手无策。”摆克成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2014年，摆克成转入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继续读研，同时，他坚持在中文系做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教埃及的学生学中文，并每年举办中国文化日、汉语角等文化活动，为埃及学生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为了增加民族间的交流，摆克成不仅为阿拉伯学生和中国留学生创造对话平台，还促进来自台湾、西藏、撒拉族、保安族、新疆维吾尔族等多民族、多地区的留学生共融共处。“只要有需要合作的活动，我就会特意安排不同民族的同学在一个小组，而不是按民族和地区分组，这样能有效地避免民族间的隔阂。”摆克成解释道。

　　因为学习和工作的繁忙，摆克成留给同在埃及的妻子和孩子的时间，就显得尤其珍贵，“一周七天只有周五在家”。他形容自己的时间分布：“如果我的时间分成十份，那么三份在学联，三份在学校，三份在外面，给家里只留了一份。”

　　这段时间，他在网上收到了曾经的同事的留言，“虽然我们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是你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看着呢。”那一刻，摆克成的眼眶一酸，他觉得自己“值了”。

要一遍遍地回到起点，想想自己为什么出发

　　来自柏林自由大学化学系的王翠，短发，爱笑，爱穿各式各样的吊带衫。她的左肩后侧有一枚小小的文身，一穿吊带衫就会露出来。“这是多巴胺的化学式，在德语里，多巴胺的意思是幸福的荷尔蒙。”每当有人问起，王翠总是笑着解释。

　　多巴胺是一种传递兴奋和开心的神经传导物质，在“海外学子华夏行”的团队里，活泼开朗、幽默可爱的王翠就是大家“传递开心”的“多巴胺”。但很少有人知道，王翠去文这枚“多巴胺”的初衷，是为了提醒自己，人活一辈子，要去追求快乐和幸福。

　　“本科毕业之后去柏林。一个人都不认识，我一个月之内搬了两次家，一个人搬，就把腰给累伤了。在课堂上不能坐着超过十分钟，不然腰就开始疼。”那段孤独的日子，王翠只能一个人扛，“特别难过的时候，也咬着牙不和家里说，身边也没有朋友，什么苦都自己咽。”

　　她是坚强的，而且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2012年7月本科入学的时候，因为家庭变故和语言培训的原因，王翠延缓半年才开始课程。最终，四个学期的课程她仅用了三个半学期就完成了，比同届的中国学生还提前半年毕业。今年开始，她在德国联邦物质研究与测试 65 48796 65 31674 0 0 8780 0 0:00:05 0:00:03 0:00:02 8778心做硕士毕业设计。规定的期限是六个月，而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要延期至七到八个月才能完成。“我提前一个月交了论文。我的导师非常诧异，但他看了我的成果后，给了我满分。”王翠说。

　　在“海外学子华夏行”的团队里，王翠遇到了性格同样爽朗直率的彭丁兰。十四岁就前往加拿大求学，天不怕地不怕的丁兰，却害怕一件小事。她害怕拧开矿泉水的瓶盖。这个心理阴影同样来自一次搬家的经历，“十五岁的时候，我在加拿大一个人搬家。搬一个窗式空调，空调后面的透风网是一根根金属细密地排列着，就像上百个向外的刀刃。那时候太小了，空调又太重了，手一滑，那些刀刃就从手指上割过去。太锋利了，以至于我还没感觉到，就已经掀翻了皮肉。矿泉水瓶盖上细细的竖条纹就像当时的透风网一样，我至今不敢把手再放上去。”到了夜晚，彭丁兰容易做噩梦，同房间的张希西每被惊醒，就过来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来自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黄文礼说：“有些往事不敢想，但想起时，都会疼到心底最深处。”

　　也许是因为共同经历过漂泊在外的不易，经历过深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经历过游子思乡之痛，这些在十六个国家留学的二十四个人，才会在最短的时间里熟悉起来，“仿佛像认识了多年的老友，或者是亲人。”

　　彭丁兰说：“一个人的时候都坚强，一群人的时候都柔软。”于是这群人，在大巴车上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歌唱祖国》《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声忘情，似乎将紧压已久的东西宣泄而出。在餐厅的大堂里，大家一起列队，严肃而恭敬地合唱了国歌。刚唱了开头的几句，许多人的声音都哽咽了，泪水夺眶而出。在最后分别的那一晚，所有人都聚在宾馆的天台上聊天。晚风吹乱了头发，吹红了眼眶，没有一个人舍得提前离开。每个人都紧紧地与同伴相拥，哭了又笑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经过这个动情的夜晚，他们就要收拾起感性的一面，飞回留学所在国，甚至还来不及倒时差，就将投入到学习工作中。终于有一部分人睁不开眼睛，困得睡着了。还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他们在天台上待到黎明，最后结伴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仪式。

　　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五星红旗升起的一刻，我泪流满面。”

　　在日本大坂大学学习语言学的张希西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选择。”最初，她选择文科，选择日本，她的父母很不同意，最后，他的父亲对她说：“你要记住今天，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

　　“所以即使再痛苦、再难过，我总会想起爸爸的这句话。路途再遥远，我们总要一遍遍地回到起点，想想当初为什么出发。”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