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主要来自于科举吗？

在古代，草根逆袭，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造反，二是参加科举。前者风险大，而且还要碰时机，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而后者是跨越自己阶层，通往“士农工商”的顶层“士”的唯一路径。

因此十年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考试当公务员，是绝大多人家的不二选择。

直到现在，初中语文还保留了《范进中举》这篇课文。这篇文章节选自《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所作。作者用夸张的手法刻画了范进为科举考试喜极而疯的形象，对当时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当然，今天我们不聊范进中举，因为有一个问题更有意思：

皇权时代，公务员来源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么？

或者换个说法，通过科举考试的公务员占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比例有多大？

科举制度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被清廷废除，在中国存在了1300年。

课文中的范进，没有明确写明年代，但是通过文中“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适值江西宁王反乱”。宁王造反是在正德十四年六月，前推十一、二年，可知范进中举是在明正德二年或三年。

明代的科举，学者郭培贵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学校与科举研究》一书中写道：

明朝选官来源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学校和吏员等途径，而以数量论，洪武时期荐举一度成为选官来源的主体。

洪武至景泰间，‘七卿’中的57.6%来源于以荐举为主的非科举出身者。而永、宣以后，国子监生入仕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科举；科举只是在选任重要和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对甚至垄断优势而已。

《范进中举》的作者吴敬梓是清朝人，生于康熙四十年，卒于乾隆十九年。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他所处的时代，就是被后世帝王粉们所歌颂的“康乾盛世”。

那么清朝情况又如何呢？

历史学者王先明在《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中写道：

另一项针对湖北省和山西太谷、安泽、虞乡三县的统计显示，只有3%~4%的“士”（生员），能通过科举取士完成从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

到了晚清的1870年，学者何炳棣说：

捐纳出身的地方官，已经超过了科举出身的地方官。（捐纳就是用钱买官）

因此，吴敬梓早在所谓盛世年代，就已经很清楚的看清了社会的本质。

满清的统治基础依旧是官僚集团，科举取士并不是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

短暂的隋朝被唐替代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而唐朝也在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进入了皇权时代的一个顶峰。

唐朝情况又如何呢？

历史学者齐陈骏在《唐代的科举与官僚入仕》一书中写道：

唐代每30年一代官僚总数是19000人，而每30年科举出身的是3100人。我们将这3100人全部都算作入仕为官的，那么，科举出身的官僚也仅占整个官僚集团16%强，另外80%多都是非科举出身的人。如果我们将胥吏包括在内，则科举出身的连占1%也不到了。

而另一个皇权时代的巅峰，被称为与士大夫共天下宋朝呢？

学者方健在《北宋士人交游录》中写道：

依据嘉定六年（1213）的统计，科举出身的官员，只占到了全部官员的26.1%，远比不上占比56.9%的“恩荫出仕”——这一统计只包括了“官”，没有将“吏”计算在内。

到了元代，其实科举并没有完全废止。只不过蒙古人的王道之学极为浅薄，压根就不懂科举对于读书人的意义，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

学者冯尔康在《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中写道：

元代立国半个世纪，科举出身的官员，占同期文官总数的比例，不超过3.88%。

因而，自有科举以来，官僚集团的主要来源从来就不是“科举取士”！

在皇权时代，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如何维护自己圈子的既得利益；如何更多的榨取底层、使底层不反抗，这才是头等大事。

让大量的底层草民进入自己圈子，分享自己榨取来的民脂民膏，这显然是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

但丝毫不给底层一点希望和幻想，底层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通过暴力手段来打破阶层的通道。尽管统治阶层手上有镇压底层暴动的足够实力，但显然这只是最后的底线手段。

无疑，给广大读书人一种希望，给他们制造了一种幻像，通过科举就有机会进入统治集团，这才是最好的一种手段。

而且，更高明的是，这种考试没有年龄限制，三年来一盘，也没有失败次数的限制。有就是说，只要还活着，希望总是有的！

而数以百万计的读书人，在“金榜题名时”的梦幻中，安安静静的读书，这是让统治集团多么愉悦的一件事！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读书人热衷于通过考试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而不是热衷于缔造公平、自由的现代文明制度，那么这个时代就是堕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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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难得君，一个三观比五官正的温情大叔，985硕士，曾任企业高管，大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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