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华明：秦汉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变迁
秦汉时期,大量移民迁向巴蜀地区。这使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秦汉移民与巴蜀文化的变迁,及其对巴蜀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试作探讨。
建安二十一年（217）蜀郡政区示意图
一
秦汉大规模移民巴蜀是在秦惠文王时。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秦军灭蜀,此后秦军又灭巴。秦国统一巴蜀的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军队及其随军进入巴蜀的人口,当在数十万之列。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以下简称《华阳国志》):秦灭巴蜀后,以巴蜀“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又“秦惠文、始皇克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项羽本纪》称:“秦之迁人皆居蜀”。据《吕不韦列传》:“诸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吕不韦因与叛乱有牵连,秦王政赐吕不韦书曰:“其与家属徙之蜀”。《汉书》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移之于蜀汉”。吕不韦是阳翟大贾,其为秦相国时,一面为官,一面大做生意,有“三至千金”的辉煌业绩。其门下“士至食客三千人”,其中不乏为吕不韦经营工商业的人,在被迁徙之列,其门下共同撰著《吕氏春秋》的“士至食客”、“舍人”等一大批文化人,也应在迁徙之列。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除将地方豪强、六国贵族及其后裔迁居关中外,还将一大批富商大贾如赵国卓氏、山东程郑迁到南阳、巴蜀等边远之地。《华阳国志》载:“(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民实之”,蜀郡严道县,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灭楚,徙严王之族以实于此地”。
西汉扬雄、汉末樊敏之先,原属同族的两支,都出自晋国贵族。据《汉书》:“(扬雄)之先,出自有周伯侨,以支庶初食于晋之扬,因氏焉”;“会六卿争权,韩、赵、魏兴而范、中行、知伯蔽。当是时,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西)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江之阳,曰郫”。今四川芦山县尚有《樊敏碑》,其碑文叙述樊敏先世曰:“晋为韩、魏,鲁分为扬。充曜封邑,厥土河东。楚汉之际,或居于楚,或集于梁。”据《尚书·禹贡》载,梁州大部分为两汉时的巴蜀地区。扬、樊二氏之先迁徙路线,先由晋到楚,后于秦末汉初迁入巴蜀地区。
西汉初年,刘邦因“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秦王朝以关中为根据地,以巴蜀、汉中为大后方而统一六国;刘邦以巴蜀、汉中而打败项羽,建立西汉。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巴蜀已“富甲一方”,为秦汉王朝的统一奠定了经济基础。正因为如此,秦汉时期,朝野上下都以巴蜀为“饶广”之地,中原统治者一遇灾荒,遂令民“就食蜀汉”已成惯例。加之秦汉统治者在灾荒之年,对人口的迁移又不加“禁限”,如《汉书》曰:“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大量饥民涌入巴蜀,将是不言而喻的。汉文帝时,“徙淮南王之族”于严道县。汉武帝在关东水灾徙灾民到陇西、会稽等地的同时,自动迁徙巴蜀的人口,当是数以万计了。
东汉章帝不但对灾民迁徙“听其所便”,而且下令各地官府对移民进行妥善安置:“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牛,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东汉京兆(陕西咸阳北)人第五访,“仕郡为功曹,察孝廉,补任新都县(今成都北)令”。据《后汉书》称:其辖区“政平化行,三年之间邻县归之,户口十倍”。归之若流水的庞大人口群,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无疑是由巴蜀以外的地区迁来的。《后汉书》、《三国志》载:刘焉、刘备率领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入巴蜀,后来长期留居巴蜀地区,当是铁证无疑的了。
东汉江夏(今湖北境内)人刘焉,初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英雄记》: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东汉末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刘备,好交结豪侠,因与关羽、张飞等镇压黄巾起义有功,朝廷授以安喜尉,旋即投奔公孙瓒,先后代为豫、徐两州牧。后因在中原发展受挫,辗转依附曹操、袁绍、刘表等。刘备在中原虽寄人篱下,辗转流徙,但也网络了不少中原士人。建安十二年(207年),他采取诸葛亮联吴抗曹的策略,在赤壁之战击败曹操,据有荆州后,又率兵入蜀,夺取成都和汉中,建立蜀汉,自立为帝。跟随刘备进入巴蜀的,除刘氏贵族后裔,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中原地方豪族,马超、韩遂等关、陇大姓外,还有一大批为避战祸迁徙巴蜀的百姓,至少不下四五万口。
秦汉向巴蜀大规模的移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政治性移民。秦汉统治者为了摧毁旧势力残余,打击罪犯,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或迁移六国贵族及其后裔、地方豪强;或在地方新设郡县,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吏,进行的政治性移民。其二,军事性移民。为了开拓边疆,经略边防,移民“实边”;或因统治者争权夺利,割据一方,进行军事性移民。其三,经济性移民。秦汉统治者因安置灾民生存,引导灾民迁徙;或因开发地区经济,而迁徙富商大贾、经济管理方面的官吏到边远地区,进行经济性移民。
秦汉移民的流向,既有由边远地区流向中原内地的,但更多的是中原人口迁徙边远地区。其中有由中央政府派遣的地方政治、经济管理官员;也有因犯罪被皇室或朝廷“谪戍”(流放)的贵族、官僚及“连坐”的“士至食客”;更有被视为“奸猾”、“乱化”、“不轨”的富商巨贾。此外,一大批因战乱和灾荒而被迫迁徙的农民是其主流。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上述移民中,如政府官员、贵族、“士至食客”、富商大贾等,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教养,是当时社会的“精英”。他们所到之处,必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即使是普通劳动者,他们也和其他社会“精英”一样,以其自身集附着浓郁的本土文化,影响着徙居地文化的变迁。
二
秦汉的地方官,多兼“吏”和“师”的双重身份,他们一则受中央政府派遣,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贯彻中原王朝的统治意图;二则如韩愈所言,他们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已任,既作百姓的父母官,又作广大士庶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因此他们又是中原文化广泛传播的使者。被徙居巴蜀地区的富商巨贾,则以其制造的集中了中原文化精华的各类商品,又直接感染了巴蜀文化,推动着巴蜀文化的变迁。而迁居巴蜀地区的大量普通劳动者,他们世代与巴蜀土著居民杂居共处,随着他们与当地居民之间认识和理解的不断加深,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的渐趋等同;在文化上互相影响、吸纳的同时,巴蜀文化必然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促使巴蜀文化重大变化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移民中的社会“精英”上,以及他们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活动中。
汉景帝时,祖籍庐江的文翁任蜀守,在职数十年,寿终于蜀。他因巴蜀文化教育落后,倡导移风易俗,力行文化教育。他“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为学官弟子”,“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官学的先例。任职期间,他每年要选派郡县聪明有才智的“学官”弟子、小吏到长安“受业博士”,学成还蜀后授以重任。为鼓励“学官”弟子和“受业博士”上进好学,一方面,文翁免除“学官”弟子的“更徭”,“买刀布蜀物”“以赀”“博士”;另一方面,他还选官重儒,将学成归来的“博士”“辄署为右职”,即“郡中高职”,“官有至郡守刺史者”。为表彰儒学,传播儒家文化,文翁采取措施,有意识地提高“学官”弟子的社会地位。他每在郡府升堂办理政事,常选学官“僮子”在正堂“别坐”,以为见习官;每次出巡县邑,他都要点选学官中“经明行修”者同行,让他们传达政令,有意抬高他们的身价,致使县邑吏民无不“慕从”。于是“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求为学官弟子”。数年之间,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文化在巴蜀占据主导地位,“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巴蜀世风“由是大化”。
扬雄继承祖传家学,并将其发扬光大。他常与班彪、刘歆等名士谈古论经,将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相结合,一生撰写了大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反映巴蜀社会面貌的著述。他仿《论语》作《法言》,在书中指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所取耳。及槌提(排斥)仁义,绝灭礼学,吾无所取耳”。他仿《易经》作《太玄》,认为:“元气”是天地的根源,而万物是天地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交,万物变”,可见其自然观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扬雄的《法言》、《太玄》,是巴蜀地区汉文化与巴蜀文化相结合的第一部儒学著述,对儒学在巴蜀的传导和改变巴蜀传统迷信观念产生了重要作用。
被秦国任命为蜀守的李冰,在位数十年,为巴蜀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继承华夏民族的治水传统,为汉民族“水文化”在巴蜀地区发扬光大,立下了丰功伟绩。李冰于前人治水的基础上,察访水脉,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使都江堰排、灌水利工程初具规模。此后历代进行进一步兴建,形成今日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李冰父子建成初具规模的都江堰,创立兴利除害的水利设施,虽与大禹治水的措施不尽相同,但这仍然是华夏族“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由于李冰注意到生态环境与水利的密切关系,他不仅每年派民工对内、外江进行“岁修”,而且很注意保护内、外江沿岸的生态植被,使都江堰世代造福于后人。他总结的“深淘滩,低作堰”、“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等治水经验,已成为中华民族“水文化”的精髓而千古流传。他开创都江堰“岁修”后的清明“放水节”,历经二千多年,至今在广大川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件盛事,并逐渐成为驰誉世界的中国“水文化节”。
在既具政治性又具经济性移民中,秦汉时期迁入巴蜀的卓氏和程郑,对巴蜀地区商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具重要意义。据《史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民,富有致僮千人。”又“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秦朝迁徙巨商富贾于巴蜀之后,汉世尤其看重巴蜀的铁器、丝织品、漆器等贵重物品,巴蜀遂成为两汉时期重要的商业区。由于巴蜀的土特产、手工业品在远近闻名,世人争相购买,秦汉统治者竟然下令禁止市场买卖,将其独占。三国时蜀汉政权还在成都设置对外贸易的机构“锦官”,专门管理外贸商品的批发经营。这无疑表明,经济性移民进入巴蜀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
四川古称巴蜀,秦汉称其民曰“西南夷”。《蜀王本纪》说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书,未有礼乐”(卷53)。《列仙传》:蜀国羌人葛由,善刻木为羊,一旦乘木羊入蜀,蜀国王侯以贵宾相待,若追木羊上绥山,“随之人皆得仙术”(卷上)。徐中舒先生引《蜀王本纪》“蜀左衽,无文字”和《世本》“蜀无姓”指出:这虽然是寥寥数语,但它足以说明蜀的言语、文字及社会组织和中原大不相同。故以此可见,巴蜀古代文化或许是与中原文化或汉文化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
但自秦灭巴蜀至汉、晋间,“蜀学比齐鲁,巴、汉也化之”,究其变化的根源,如上所述,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在巴蜀的传播,促进了巴蜀文化的变迁,巴蜀人的思想及精神面貌也发生重大变化。试举数事:
第一,巴蜀人才辈出,名显史籍者代有其人。《国志》有关汉代用“公车”德才兼备的名士时说,“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该书据《汉书》等大量文献统计,自汉至魏,梁、益等巴蜀有名望的封建士大夫及贞女节妇,“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其中忠诚孝子,老师宿儒,为人师表者,除上述扬雄外,还有司马相如、落下闳、任安、杨终、董扶、谯君黄、张俊,尹珍等,可谓“髦俊盖世”,数不胜数。他们“出则能风贯朝揆,外播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儒家“五常”之教,勘称封建社会的优秀人才。如司马相如能以赋著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游学中原,结识邹阳、梅乘、严忌子等人的结果,也可以说,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就是移民入蜀和楚、汉文化渗入巴蜀的结果。又如蜀郡成都人庄遵(严君平),“专精《大易》,(沉溺)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著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其所著《指归》的精深,常璩称为“道书”之宗。《汉书》赞曰:“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于成都市……而可以惠众”,其言行恰似孔孟,皆有益于巴蜀地区的风化。
其二,巴蜀精神面貌大为改观,文化素养大为提高。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和中原文化的传入,巴蜀各族的文化素养日渐提高。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新置七郡，将燹人由沉黎郡（今四川雅安南）经越西郡（今四川西昌东南），再迁入健为郡（今四川宜宾）的豌道县。《水经注》注燹道县，下引《地理风俗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卷33）。“仁道”是孔孟儒学标榜的至高至善的美德，汉武帝以后“燹夷”也“最有仁道”了。
《世本》说“蜀无姓”然至三国、两晋时，由于巴蜀地区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巴蜀各族普遍有了姓氏和文字。《后汉书》说冉骏夷：“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通典》说松外蛮（今云南龙川河以西一带）：“凡数十姓，赵、杨、李、董为贵族，……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又邓少琴先生列举的巴有二十四姓,也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总之随着移民入蜀和孔孟儒学的传入，秦汉时巴蜀普遍有了姓氏了。
西汉时巴郡（今四川阊中）人落下阂，他精通历法、擅长历算，是我国古代民间一位杰出的历算家、天文学家。史载他应汉武帝征召，官居太史待诏，与司马相如、邓平等人共订《太初历》，完成了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部最完整的历法，是我国历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他研制的观测天象的“浑仪”，为我国古代长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宇宙观——“浑天说”，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与古巴蜀国“无文字”、的历史恰成鲜明对比。
又据《华阳国志》: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羌族再次发动起义。东汉官府用“以夷制夷”的手段，依靠巴东地区的板楣蛮将羌人镇压下去。常球盛赞板楣蛮的勇锐说：“若微板楣，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情况:在中原汉文化的薰陶下，《蜀王本记》所说古代巴蜀“左衽”的服饰习俗，已大为改观了。
其三、尊祖敬宗，埋骨桑梓的文化心理蔚然成风。死后“埋骨桑梓”，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的共同心理，也是“尊祖敬宗”道德的实践。要做到尊祖敬宗，生则侍其脚下，死则葬入祖莹，以继续侍奉尊长。这种心理与追求，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逐渐形成为汉民族“埋骨桑梓”的共同心理和习惯。古巴蜀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实行船棺葬、悬棺葬、岩穴葬，据巴蜀史专家提供的资料指出：船棺葬有两说:一说认为，葬具作独木舟状，用长约五米、直径在一米以上的糖木凿削而成，墓坑为土坑竖穴；一说认为，船棺葬是将放有尸体的棺木放在水面上，俟船棺沉入水中即算入葬。悬棺葬则是将放有尸体的棺木置于悬岩绝壁之处，岩穴葬则是将盛有死者尸体的棺木放在船上，行之江河，依水位高低，寻其洞穴或凿其洞穴葬入其中。在上述巴蜀普遍遵循的三种葬俗中，除土坑竖穴葬外，一个家族的死者大多不大可能葬在同一个墓地（祖坟）。因此古代巴蜀各族也多无某姓氏的共同祖莹，当然也就没有“埋骨桑梓”的心理和观念了。由此可见，巴蜀古代民族与中原各族在这方面并无共同的心理状态。
然而，自秦汉移民进入巴蜀后，汉民族“埋骨桑梓”的习俗，在巴蜀一些少数民族中有了较多的反映。巴郡安汉人张翕，曾任越西郡守，在位十七年，政绩昭著，夷汉爱敬有加，死后，夷人如丧“考妣”。越西郡苏祁县民二百余人效法汉族“埋骨桑梓”的习俗,“赍牛羊送丧，至安汉本县，起坟祭祀”'旬。又巴郡、猿、螯之民护送郡守朱辰之丧，回广都（今成都双流县）原籍安葬。可见，巴蜀各族“埋骨桑梓”的风俗习惯与中原已无多大差别了。
其四，巴蜀“正道直行”“刚直不阿”的文化精神卓然风行。由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崇尚气节、重视情操的一面十分突出。因此、民族自尊心、刚直不阿和正道直行的浩然之气,早已成为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孔子作《春秋》虽主张大一统，但他仍坚持正义,重视民族气节和情操。其推崇的“士可杀而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正是汉文化提倡的“正道直行”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在中原地区培育了众多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不辱使节”的苏武以及李白、文天祥等坚持气节，不丧志辱身的典范人物，而且对巴蜀地区这种精神的产生也起了重大影响。
西汉成帝、哀帝时，巴郡谯君黄为谏大夫，数进忠言。王莽篡汉后，他“违避王莽，又不事公孙述”。又《华阳国志》曰杨厚：杨统仲子，“道业侔父。三司及公车连征”，特征拜侍中。东汉顺帝、桓帝时梁太后临朝，外戚梁冀相继为大将军、大司马等职，擅权朝政，杨厚“自退。归家修黄老，教授，门徒三千人”。又西汉末，公孙述割据巴蜀称帝，抗拒光武帝统一。为使公孙述弃帝称臣，蜀郡王皓、王嘉、广汉李业等数谏，致“刎首死节”。光武帝刘秀“旌表忠义”，“表其门闾”。其“正道直行”的浩然正气，昭然若揭。
西汉蜀郡郸（今成都郸县）人何武，历任杨、兖州刺史，司隶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等职。汉成帝时拜大司空,封汜乡侯。史载他“为人忠厚正直”,“临州郡,虽无赫赫之名,及去之,民思之。才虽不及丞相薛宣、翟方进,而正直过人”。哀帝死,太皇太后王政君举内侄王莽为大司马,专擅朝政;而王莽则图谋不轨,伺机篡汉。由于何武“忠厚”“正直”,王莽“惮武与其叔红阳侯立不从”,因他故“槛车征武”,何武遂自杀,为正义和气节而献身。
蜀郡新繁(今四川新都新繁镇)人章明,西汉末为大中大夫。王莽篡位,他“不以一身事二主”而自杀;蜀郡江原人王皓,当时为美阳令,王莽篡位,王皓“去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皓乃自刎,以头付使者”。其不丧志辱身的浩然之气,跃然纸上。
其五,巴蜀商业文化的滋生与发展。据《史记》所言:“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又同书称: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南越食蒙枸酱”。唐蒙回到长安后,询问蜀国商人,商人答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从大夏回到长安,“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布’”。
由此可见,由于人们从事的社会职业不同,劳动的价值就有较大的悬殊。正如司马迁所言:“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用从事商业追逐财利是致富的最佳途径。因此从事工商业致富的价值取向,逐渐在巴蜀地区滋生和发展。致使巴蜀地区居民不仅在国内大做其生意,“周流天下,得其所欲”,而且不顾官府禁令“窃出”国外,做起国际贸易来。
《华阳国志》:“然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林之饶,居给人足,以富相上。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膳,妇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祭之前夕,举行预祭),赠絮有加……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常璩所言蜀地“工商致结驷连骑”的奢侈之风,皆由“秦风”所“化”极是。因此可以说,蜀地此“风”因秦移民所致,也无不在情理之中。
作者简介：赖华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文//来自于《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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