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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宇||“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刘光第（1859—1898）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既往的研究，大多从“戊戌六君子”之一、“清末蜀中文学八大家”之一的角度表彰他的气节、文章，而忽视了刘光第在推动近代蜀学发展的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本文拟从近代蜀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刘光第的学术思想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这一研究，既能呈现出刘光第这一历史人物的多重维度，又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四川近代学术转型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曲折性的认识和了解。一、近代蜀学的一个内在矛盾近代蜀学的兴起，有两个主要源头：一个是尊经书院，一个是锦江书院。锦江书院创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是清代四川地位最高、资格最老的省会书院。尊经书院创建于光绪元年（1875），是一座新兴的省会书院，受到总督、学政的大力支持，重金外聘师资，招收优质生源。两座书院同在一条街（今四川省成都市文庙前街和文庙西街），进入光绪朝后又遇到相同的历史窗口期，更重要的是两院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正所谓“蜀士三万，而院额百名”，到这里来读书的都是全省百里挑一的高才生。所以，有“尊经锦江，考全蜀而为隽”的说法。这一说法始于光绪六年（1880）岁末，尊经书院山长王闿运在书院大门上悬挂的一副集句联：“出自左思《蜀都赋》，下联出自班固《幽通赋》，两句合起来的意思是说：尊经书院的这群学生堪称四海之内最卓越的人才，我们要用尽所有精力培养和造就这群人中龙凤。“考四海而为隽”的说法显然太夸张，有王婆卖瓜之嫌。三年以后，刘光第把“四海”改为“全蜀”，才算实事求是、名副其实。十一年后，“尊经锦江，考全蜀而为隽”的说法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御赐尊经书院匾额“风同齐鲁”，御赐锦江书院匾额“大雅修明”，表彰两院对振兴四川文教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但是，由于锦江、尊经两院创建背景和办学宗旨不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学风。锦江书院是传统的官办书院，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就被正式确立为全国23所省会书院之一，并且每年从国库中支取“帑金一千两”作为办学经费。由于地处西南省会，又得到官方的扶持，到乾嘉时期，锦江书院成为全川首屈一指的大书院。所以，当时有人说：“锦江书院为全川书院之首，规制崇宏，他无与比。”锦江书院的官办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职能是承担地方科举教育。八股文“空疏浅陋，贻害学人”及“剽窃揣摩、败坏心术”的弊端，也使锦江书院在清末废科举的过程中饱受诟病。但是，锦江书院并非没有值得称道的学术，清代的蜀中大儒张晋生、彭端淑、顾汝修等曾相继掌教锦江书院，培养了“锦江六杰”李调元、何明礼、张翯、姜锡嘏、孟邵、张邦伸等人才，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学术风格。这套学风偏重性理之学，原属于宋学的范畴，后来又与蜀地民间流行的思想杂糅在一起，形成了儒家的性命、道家的符箓、佛家的果报三教合一、贯通于《易》的形态。除了表现在锦江书院日常的教学以及师生们的学术旨趣等方面外，从书院讲堂石刻的明代吕坤《理欲长生极至图说》《身家盛衰循环图说》、冯从吾《善利图说》也颇能看出其办学宗旨。但清代自乾嘉以后，主流的学术风气发生了汉学转向，逐渐与锦江书院的学风大相径庭。一般认为，由于清代汉学盛行于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四川僻处西南一隅，距离太远，没有学术互动，故未预流。但是，抛开地域的因素，仍能看出蜀地学风与乾嘉汉学脱节不是偶然的。例如，锦江书院的创建以“文翁兴学”为号召，在内在传统的赓续上，既未继承文翁石室古已有之的金石传统，也未对石室讲堂的历代金石遗物进行收集、修复。同时，清代金石研究和访碑活动盛行，张澍、何绍基等金石大家在四川任官时，对蜀地的碑刻都有考察和研究，但对蜀地的学风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其结果是锦江书院的学术与清代的考据学、传统的金石学都脱节了，尽管我们可以将这种脱节归因于明末清初战乱对石室文物古迹的严重破坏。直至嘉庆十九年（1814），“成都知府李尧栋仿古制，建石室于讲堂后”，才看到一点恢复旧观的端倪。但是，这也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仿古，并未深入思想学术领域。而理学才是以锦江书院为代表的蜀地学风的特质。从清初开始，四川地方学术就与清代理学渊源深厚。例如，新繁费密受知于北方理学的宗师孙奇逢，射洪杨甲仁与关学的李二曲交游，还有达州唐甄的《潜书》在思想倾向上也接近浙派理学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徐仁甫先生早已注意到：“清代经学极盛，正续《皇清经解》共收录了一百三十五人的著作、三百九十八部书。但是没有一个四川人。”直到乾嘉汉学鼎盛时期，四川学人很少预流。这一点从编撰于咸丰八年（1858）的《锦江书院纪略》中所反映出的考据学、金石学的缺失，也可以得到证明。此时，以锦江书院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学术与清代乾嘉汉学的学术主流差距逐渐拉大，甚至被慢慢边缘化了。同光之际，尊经书院创建，“以通经学古课蜀士”，才在真正意义上将四川的学术文化导入全国性的学术潮流中。尊经书院是清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省级书院。与之同类型的书院还有广州学海堂、杭州诂经精舍、上海龙门书院、江阴南菁书院、武昌经心书院、长沙校经堂等，都是晚清著名的书院。这一批书院创建的初衷是以经史之学去挽救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事业。这批新型书院的共同点是传授“古学”。所谓“古学”，指科举功令文字如策论、律赋、经义、八股文、试帖诗以外的经史之学。因为科举应试文体是时尚流行的文体，称为“时文”，经史之学与时文相对，故称“古学”。又因为科举时文空疏浅陋，经史之学则偏重考据实证，比时文切实有用，所以经史之学又称“实学”。尊经书院的创建者张之洞在《尊经书院记》中开宗明义，提出要“以通经学古课蜀士”，所以尊经书院规定“不试时文及试帖诗”，“所课为经、史、小学、辞章，尤重通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课时文”的尊经书院反而在科举考试中大获全胜，培养出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岳森、胡从简、刘子雄、张祥龄、戴光等一大批人才。所以，尊经书院的名气逐渐超过了锦江书院，成为近代蜀学的重镇。但是，尊经学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以“绍先哲，起蜀学”为号召，但最初聘请的山长、主讲都是江浙一带的学术名流。光绪四年（1878）刊刻的《蜀秀集》，内容全是文字训诂、版本目录之学，“识者称为‘江浙派’”。后来王闿运入蜀掌教，又以“湖湘派”的经世学风取代了“江浙派”考据学风。无论是“江浙派”的考据之学，还是“湖湘派”的经世之学，其实都是外来的学术，并不是四川固有的学术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尊经书院“起蜀学”的口号，可谓“挂羊头，卖狗肉”，无法令蜀人完全信服。由上可知，在近代蜀学形成的初期，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锦江书院偏重性理之学，以理学为宗旨，是清代蜀学固有的传统，但乾嘉以后逐渐式微；另一方面，尊经书院偏重经史之学，推行乾嘉汉学的治学方法，但学统来自江浙、湖湘一带，属于鸠占鹊巢，得不到本地人的认同。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认为：“张广雅督学川中，以雅正导其先路，王湘绮讲学尊经，以绮靡振其宗风，风声所树，沾溉靡涯。惟蜀中诗派，自有其渊源可寻，广雅、湘绮虽启迪之，蜀人未能尽弃其所学而学之也。”这里虽然说的是诗学，但将其扩充到经史辞章之学，似乎也不为过。预流的诉求与自我学术认同的冲突，是近代蜀学在形成阶段出现的主要矛盾，它严重妨碍了蜀学发展的进程。如何克服和超越这对矛盾，是近代蜀学兴起要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二、化解蜀学内在矛盾的三次契机近代蜀学形成初期面临的两难困境，最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化而得以解决。在这一系列演化中，有三件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近代蜀学的走向。第一件是光绪十二年（1886），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兼任尊经书院山长；第二件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曾先后肄业于锦江、尊经两院的骆成骧状元及第；第三件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锦江书院肄业的刘光第和尊经书院肄业的杨锐同时殉难。这三件事看似毫不相关，实际却是以锦江、尊经两大书院为代表的蜀地学风从博弈走向整合、从分歧走向认同的关键环节，为形成近代蜀学的风格奠定了基础。（一）伍肇龄掌教锦江、尊经书院光绪十二年（1886）春，王闿运回湘潭，不再至蜀。尊经书院山长由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兼任，这是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第一次由川籍人士担任山长。伍肇龄（1827—1915），字崧生（一作嵩生），晚字椿年，号逸叟，邛州大邑（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二十七年（1847）中二甲第23名进士时，才刚满二十岁，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元年（1851）授编修。咸丰十一年（1861）回乡主讲邛崃书院。由于伍肇龄早年的科名和在本地掌教的声望，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二年（1886）出任锦江书院山长，王闿运离任后又兼任尊经书院山长。刘光第携弟弟刘光筑入锦江书院求学在光绪七年（1881），此时正值伍肇龄掌教锦江书院。伍氏从教大半生，造士颇多。川西地区光绪年间的名士文人，多出其门，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李鸿章对伍氏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的赞誉。据说光宣之际，俞樾尝刻一章，曰“海内翰林第二”，即因伍氏中进士尚早他一科。由此可见，伍肇龄在当时的资历和声望很高。伍氏八十六岁卒，晚年被视为“清季川省人文之瑞”。伍氏一生对近代蜀学的贡献颇大，除培养了大批蜀学人才之外，最大的贡献要数利用掌教锦江、尊经的机会，对两院的学风进行了重新整合。从伍肇龄所编《尊经书院二集》开始，尊经书院出现了带有锦江书院学风的理学课艺题，如《格物论》《朱陆异同聚讼久矣，折衷孟子学术归一在乎能辨说》，还有两道变相的理学题《拟潘正叔安身论》《荀子积微论》，类似这样的题目在此前的《蜀秀集》《尊经书院初集》中是根本不可能被选入的。虽然仅四道题，但这是尊经书院史上一次重要的学术嬗变，它意味着从张之洞、王闿运以来一直坚持的汉学路线开始被动摇。此外，伍肇龄还参与了一件为“蜀学”正本清源的大事——编撰《蜀学编》。《蜀学编》，一名《蜀贤事略》，原是尊经院生方守道、童煦章的两篇课艺，光绪十四年（1888），学政高赓恩在此基础上略做增补，与山长伍肇龄商订成书。从体裁上看，《蜀学编》是一部“蒐集先哲言行，考订学术”的学案。在思想倾向上，以冯从吾《关学编》、汤斌《洛学编》、魏一鳌及尹会一《北学编》为圭臬，尤其在选人标准上比照《北学编》，“皆择其心术、学术不诡于正者”。以至于司马相如、谯周、苏洵等皆不得入选，而唐代只选了仲子陵一人，持论之严，反映出明显的宋学倾向。《蜀学编》首次系统梳理了历代蜀学人物的生平及其学术，探求蜀学源流，构建蜀学学统，纠正了尊经书院学风重考据、轻性理的偏颇，对近代蜀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伍肇龄以个人威望整合锦江、尊经两院学风的尝试，后来遭到以廖平为首的主张汉学的尊经书院学生的抵制，并未完全贯彻。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骆成骧状元及第，为锦江、尊经两院的学术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二）骆成骧状元及第骆成骧（1865—1926），字公骕，四川资州（今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人。最初肄业于锦江书院，后转入尊经书院，即所谓“调院生”。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状元。骆成骧中状元是清末轰动川省的大事，独一无二的殊荣使他成为全川瞩目的楷模。由于骆成骧先后肄业锦江、尊经书院的求学经历，使他成为两院共同崇拜的偶像。刘光第在致刘庆堂的家书中说：“今科吾川忽得状元骆成骧，对策直言，皇上特拔第一，川运似将转矣。自明杨升庵先生之后，实已三百八十四年。亦可谓稀矣。”骆成骧新中状元，增强了川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当时四川民间流传着“光绪乙未年，势不比从前”的谚语，可见蜀中士人扬眉吐气，声威大震。随即尊经书院就发生了驱除江苏籍山长刘岳云的事件，表明长期受“江浙派”汉学影响的尊经书院学术主体性觉醒，开始排斥省外来的学术名流。据吴玉章回忆，由于骆成骧主张变法维新，“从前的尊经书院是最尊崇汉学的，现在却大讲其‘新学’了”。尽管骆成骧中状元后，蜀中一时人心振奋，蜀学主体意识空前高涨，锦江和尊经两院也增进了不少学术共识。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明清两代江浙的状元多如牛毛，而川省三四百年间才出一个状元。若以科第而论，蜀学永远无法望其项背。那么，蜀学的特色何在？正在此时，如火如荼的戊戌变法运动为近代蜀学的确立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三）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开展自戊戌变法运动开始以后，各省争相开风气之先，各种宣传维新变法的学会、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川省也不甘落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由川籍京官刘光第、杨锐率先发起“蜀学会”。成都的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也笼罩在一片维新变法的气氛中。与北京的刘光第、杨锐遥相响应，成都的宋育仁、廖平、吴之英等人依托尊经书院，也创办了“蜀学会”、《蜀学报》，以学、会、报一体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当年八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随即杀害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蜀学会”随之解散，《蜀学报》也被焚毁。但是，维新运动的社会影响并未就此消失，“戊戌六君子”反而成为激发思想启蒙、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觉醒的重要符号象征。状元再多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落后和羞辱，但“戊戌六君子”却为国家的文明进步杀身成仁，厥功至伟。“戊戌六君子”中，湖南、广东、山西、福建四省各有一人，而四川一省却独占两席。这对于川人的意义非同一般。一省一地的文教昌明，不仅取决于科举功名，更取决于推动文明创新、引领时代风气。如《华阳国志》载“汉征八士，蜀有四焉”，又如“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都是以此为川省赢得了在国人心目中的声誉。所以，刘光第和杨锐的杀身成仁，把川省的士气和声望推到了时代的前列，成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又由于省内人望很高的乔树楠、赵熙、徐炯等人都对刘光第极其推崇，进一步提升了刘光第在蜀学中的地位。1924年，甘大文在《“新蜀学”史观》中，视刘光第为蜀学承先启后的枢纽人物，曰：“若求其制行谨严，而岿然不愧为人师者，其惟刘裴村（光第）先生乎？”另据张学渊先生口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蜀学名宿赖高翔先生欲作《晚清四川文献征略》，拟定了一个175人的名录，收录的人物自“戊戌六君子”中的川籍刘光第、杨锐二人始，迄于20世纪40年代末。赖先生的断代自刘、杨二人开始，可谓眼光独到，实际上代表了老一辈蜀中学人对“近代蜀学”正式确立的理解和认识。三、刘光第与近代蜀学的宋学倾向张之洞说过：“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学术与政治休戚相关、血脉相连。从狭义上讲，戊戌变法虽然是一场政治运动，但支撑这一政治运动的却是背后的学术思想。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其学术思想不仅反映在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中，更深刻影响到近代蜀学的价值取向。在近代蜀学发端的两大重镇中，锦江书院主张理学，尊经书院主张汉学，但在两院的学术竞争中，锦江书院一直处于弱势。尊经书院在其创办的28年间，成材甚众，名人辈出。民国初年，四川社会声望最高的“五老七贤”，尊经书院肄业的学生就占一半以上。而锦江书院可与尊经书院抗衡的只有一个刘光第，其学术倾向、治学方法、诗文风格，都与尊经书院学风迥异，却能独树一帜，成为公认的蜀学名家。刘光第是锦江书院的一枝独秀，锦江书院若没有他，可以说无人支撑门面。刘光第的学术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于《武昌书赠陈黻臣》《书赠唐晋渊》两篇文章中。首先是《武昌书赠陈黻臣》中对尊经书院汉学的批判。刘光第指出，尊经书院高才生“惟心知向学，不求乎实用，拘文牵义，摘句而寻章，按格而就局，唾拾乾嘉以来余习，侈然方谓所据乃千秋之业”。意谓尊经书院学生虽然资质较高、聪明好学，但所学皆为寻章摘句的考据之学，耗费时间精力，却毫无实用价值。他们敝帚自珍，以为撰写的是可以藏之名山的传世之作，其实不过是捡拾乾嘉学派的唾余，毫无学术创新。接下来，刘光第又剖析了川省学术长期落后的原因：“川省朴学绝数百年矣。国朝师学相承最盛，又以僻远，风气不得开，又由五方来杂处，无一线文献，汉、唐、宋、明之踪迹，渺不可追。本朝士夫道德经济文章，又不足薰炙而使之奋。近今人材，中外咸以川省为殿。”意谓清代四川学术长期滞后，考据学未能预流，是因为地处偏僻的西南，与乾嘉考据学大师没有师承关系。又因为四川是一个移民社会，没有世家的文化传承，历史上曾经辉煌灿烂的巴蜀文化都消亡了。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没有能力振兴四川的文教事业。综合以上原因，最终导致川省人才匮乏，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滞后的。刘光第又在《书赠唐晋渊》一文阐述了自己的学术宗旨：“六经”，群书之扃钥；《四子》，“六经”之权衡也。此外当先读者，则莫如宋五子书，而朱子又集大成者。以朱子为入道之基，犹以《四子》为入德之门。由《四子》入，而群经有所折衷；由朱子入，不惟可款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之关，其后之有见于《四子》也，亦倍亲切。刘光第认为，“六经”是各类书籍的关键所在，《四书》又是衡量“六经”的标准，是必须熟读的。除此之外，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书最重要，而南宋朱熹是五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朱子的思想作为道学的基础，犹如以《四书》作为道德修养的入门书。以《四书》入门，可以调和儒家经典的分歧；以朱子入门，不仅可入五子之门，还可以增进对《四书》的理解。我们如果将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所阐述的治学方法与刘光第的观点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的根本差别。张之洞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之洞提倡的治学路径是汉学的方法，主张先从考据学入手治经学，经义可确凿无误。再将考据学治经的方法用在治史上，史学也可以确凿无误。在此基础上，再研究理学，义理也能做到确凿无误。以经过严格考证的经学、史学来写文章，有理有据，言之有物，文章才有价值。以经过严格考证的经学、史学来经邦济世、治理天下，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究竟应该以义理还是考据作为治学的根本呢？这是刘光第和张之洞的根本分歧所在，同时也是宋学与汉学的根本分歧所在。刘光第认为：“主敬存诚以为本，而为学之要，作人之方，上以肩圣贤道统之传，下以开宇宙太平之福。”意思是说，内心恭敬虔诚，学会道德自律，才是为学做人的第一要务，向上可以接续儒家的道统，向下可以打开太平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刘光第的学术主张是“先立乎其大者”，先培养高尚的品格，树立远大的志向，再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并应用到实际中。所以，他把不识大体的考据学家和文人视为“龌龊之辈、华藻之徒”。当然，从汉学主张实事求是的角度来看，刘光第的主张也是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非常人所能企及。这场汉宋之争最终改变了近代蜀学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蜀学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对锦江书院的宋学和尊经书院的汉学的优化整合与价值超越之上的。进入民国以后，蜀学内部的基本共识就是汉宋兼综，各不偏废。这一点在民国时期的蜀学代表人物刘咸炘、蒙文通、唐迪风、谢无量等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中，蜀学所包含的宋学倾向又通过蒙文通和唐迪风影响了唐君毅，开出港台新儒家这一派，至今仍对中国现代思想界产生着影响。追溯这条学脉的源流，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更具有非凡的意义。作者简介：李晓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史、巴蜀文化史。文//来自于《天府新论》2022年05期。说明感谢原作者的辛苦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推送文章时未能第一时间与作者取得联系，如涉及侵权问题，请作者及时将意见建议发至邮箱bashuquanshu@126.com，我们将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谢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长按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