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拯救德国的，不是拿破仑，而是英国人

太多人聊拿破仑，但聊的思路都不对

拿破仑并没有给德国普及什么“王在法下”，而是间接给德国送来了一个希特勒，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英国人瞧不上拿破仑是非常正常的，这是英国人玩政治和法国人截然不同的表现，作为以“审慎权变”为原则的英国人来说，法国人的政治理念过于激进，行动上鲁莽幼稚，缺乏基本的政治智慧，自然会瞧不上。

如同法国革命的“头号敌人”艾德蒙·伯克所说，“满腔激情的革命者，除了拆掉城堡，把所有居民赶出去外，并没有能力建造一间新房屋。”

伯克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博爱”，都只是一些抽象原则。它们脱离了法国社会这个有机体，也没能发展出相应的法律体系。

这就像一个病人，明明最需要吃药，但革命者只强调“人人都有吃药的权利”，却开不出药方。

更糟的是，抽象原则还会被野心家滥用，最终催生出一个军事独裁政权。

他甚至预言到，“某一讨人喜欢的将军，精于安抚兵卒之术，掌有统兵作战之真诀，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自己身上，军队将会基于其人格魅力而服从他的调遣......最终那个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

这个惊为天人的预言，不但随着9年后拿破仑的上台得到验证，也让伯克的声望如日中天，伯克的预言也被称作历史上最为准确的政治预言之一。

德意志民族对拿破仑的崇拜，不是慕强的所谓普遍人性，别瞎扯，觉得人人都跟你一样下贱。

这只是德意志文化和征服者的交相辉映，作为英伦文化的继承者，先于法国革命的美洲十三个英国殖民地人民，可没有慕强的习惯，他们只会反思“这场仗到底有没有必要打”，战争死了这么多人会不会导致道德沦丧？

如我之前文章所说，美国人的革命是保守的，防御性的革命，而法国人的革命是激进的，充满攻击性的革命。

要注意，这是两群文化不同的人，所做出的完全不同的选择，是观念上的根本不同，不是水和面的比例不同的问题。

引导美国革命的是一群懂得节制的贵族精英，而领导法国革命的却换成了一帮毫无政治经验的底层屌丝。

保守和激进，节制自控和肆无忌惮。

美国和法国就是在这种泾渭分明的基础上，不断的分道扬镳。

革命后的美国形成了相互制衡的、稳固的政治结构。

而欧洲在“法国病”的深刻影响下，不但催生了拿破仑，还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最终依靠英美国家的坚定信念和强大实力，才得以扭转乾坤，让欧陆各国接受融入英美文化中有关处理国际关系及国内政治的基本理念，形成制约战争的有效国际机制，“法国病”带来的灾难才得以在欧洲基本被遏制。

很多人看历史，不知道是因为逻辑不好，还是洞察力欠缺，总喜欢倒因为果、倒果为因。“王在法下”不是征服者普及的，而是一地教权和王权相互制衡后，自然演化出来的文化观念，必须是这地人民刻在基因里的东西，才会以默会的方式保持延续，而不会因为一两个强人的出现而崩溃，也不会因为一两个政治强人的所谓“灌输”迅速成为这地人民的固有习俗。

证据就是，拿破仑的征服在德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一群崇拜拿破仑的铁粉，这些铁粉及其后代随后成为了希特勒的忠实铁粉，而在英伦三岛和美利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希特勒式的政治强人，得到民众万千敬仰。

德国人喜欢拿破仑，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一路人，英国人唾弃拿破仑，也是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一路人。英国人之所以推崇“王在法下”，因为这就是他们文化演化的结果，德国的土地上诞生希特勒，也是德国这片土地上文化演化的结果。

思维简单的人，只关注历史八卦的人，对于文化演化的敏感度，自然比不上政治思想家。

不同群体和不同族群在文化和观念的巨大差异，对于眼光敏锐政治思想家来说，一览无遗，这种能力总让他们直至问题的核心本质。

英国政治思想家柯林伍德认为，纳粹之所以诞生在德意志，就与德意志民族不太习惯自由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与英国人长达几个世纪习惯于自发形成社会秩序、达成契约、对抗君王的传统不同，（二战前的）德意志民族缺乏自由的政治生活经验，德意志民族更加习惯依靠伦理和君主的命令来维持秩序。

柯林伍德观察到，黑格尔“客观精神”的国家哲学把伦理和政治群体混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心理倾向，会导致“对群体的崇拜”。

在柯林伍德看来，“对群体的崇拜”是一种古老的且散播广泛的“宗教”，“它表达了一个人生活在非社会性团体中的无力感，每个成员可能在团体中是积极且快乐的，但他当初没有选择加入与否的权利，他没有创立这个团体，也无法改变它。”

在黑格尔的哲学里，我们看不到“约定”的影子，德意志的政治思想里抱有和英国人截然不同的问题意识，黑格尔不认为国家是约定形成的，国家是顺应人类的某种“自然本性”而必须存在的，而有能力找出这种自然本性并构建它，只能是德意志的政治精英，这是纳粹最终顺利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强大民意基础。

德国人的悲剧可能在于，他们自身没有能力超脱出自身历史和经验的束缚，他们不喜欢、也不习惯源自英国的古典政治学，他们害怕并憎恨自由的社会生活，他们愿意选择另外一种暴力相处的方式，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习惯这样的生活而已。

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相当一部分的德国普通民众，对于纳粹德国依然抱有相当程度的好感，对纳粹给他们带来的财富和国家荣誉感，甚至有所怀念。

直到战败的痛苦打击和英美秩序的输入洗礼后，德国普通民众才逐渐意识到，原来，纳粹是野蛮的，把自己的脑子交给希特勒是可悲的，野蛮的社会是无法长期维系的，出来混迟早是要还回去的。

逻辑已经很清楚了，德国人之所以崇拜拿破仑，不是感激拿破仑通过征服给德国人带去了“法制和民权”，而是因为德国的文化土壤原本就喜欢征服者和强权，是因为德国人对于“法国病”非常适应，自然而然顺利全盘接受“法国化”而已。

伯克之所以对美国革命大加赞赏，却对法国革命大声痛斥，也正是因为他敏锐地洞察到，美国革命者和法国革命者这两个群体在观念上的天壤之别。

结论也很清楚：法国人和德国人都应该感谢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他们帮自己治好了“法国病”，而不应去感谢拿破仑这么个杀人如麻的征服者。

还记得撒切尔夫人的话吗？

“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

我们必须承认，撒切尔夫人没有吹牛。

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法国革命，肆虐欧洲的拿破仑，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祸”不幸都源自欧洲大陆，而警示和结束这些悲剧的，都是说英语的英国和美国。

你真以为，这是一种巧合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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