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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老力气越大,明式家具的研究竟然让王世襄老当益壮



老当益壮



一张图道尽王世襄一生与古典家具的态度和情缘..……


1、青年时对家具搬动比较随意。(研究之前)


2、中年时对家具搬动总是小心翼翼。(研究之中)


3、晚年时对家具搬动却视如珍宝。(研究之后)




缘何博学多才的“京城顽主”越老越有力气,这大概就是古典家具的魅力所在。


 第一阶段 


王世襄出生于1914年。


此时,父亲任职外交部条约司,勤奋工作之余喜逛古玩店,买些残缺的古瓷标本。母亲娴雅高贵,持家之外,寄情绘事。


王世襄就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度过了婴幼时期,早在少儿时期,在父母营造的宁静而闲适的家庭氛围里,王世襄快活自在。


京城的各类传统玩意儿,除了京剧、养鸟这两项他没有“深情投入”,其余杂七杂八的玩意儿都玩得有板有眼。


稍大,他又秋捉蛐蛐,冬养鸣虫,还学会了在葫芦上烫花的技艺。



那个时候作为富贵人家,王世襄家里的家具也并不少见,但是年少的他并不觉得家具有什么文化意义,觉得那只不过是日常家居用品。


 第二阶段 


1923年,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艾克,因为工作的便利有机会接触到了明式家具。


于是,他一边教书,一边忙于《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一书的测绘与编写工作。


彼时在北大读书的王世襄偶然结识了艾克,经常到他家里做客。


而那时对明式家具热爱不已的艾克就教王世襄如何给硬木家具拍照、测量。


王世襄惊奇地发现,如此普普通通的家具,竟然蕴藏着这么多的学问。


经过一次次的观摩和思考,王世襄渐渐地被中国明式家具的简约、含蓄之美吸引。



后来,王世襄受梁思成先生的邀请,到营造学社担任助理研究员一职,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营造法式》中的小木作做研究。


这让王世襄更深入地接触到古典家具,也因此让他走上了明式家具的收藏和研究之路。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到灭顶之灾。


王世襄被迫起来“自我革命”,他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


他心里不愿意与这些朝夕相处的文物分离,但又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


王世襄这种明智的选择使自己的珍品躲过了一劫,并在日后又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国礼头把交椅赏析!-->推荐点击



第三阶段


文革之后,王世襄在故宫博物院废寝忘食地工作,但这时候的他,主要精力集中于文物的收集,将之视为毕生奋斗的工作,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则开始了王世襄对古典家具的收藏步伐。


有一次,当他经过一个小店时,无意中看到店里卖的算盘珠非常精美,仔细查看,发现不起眼的算盘珠子居然是珍贵的紫檀木,这让他非常惊讶。



在跟卖家仔细攀谈之后,王世襄才明白,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文化氛围的变化,古旧的硬木家具已经不时兴了,很多古旧家具都卖不出去。


于是算盘厂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那些紫檀、黄花梨等制作成的家具都买回去,然后当成做算盘架子和算盘珠子的原材料。


对于店家的这个说法,王世襄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古旧家具居然都沦落到如此境地,于是他探访了北京的古旧家具店和相关的店家,发现市场果然是这样—— 那些雕工精美的古旧家具,散落在店家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当时的王世襄已经从官宦世家的富贵子弟转化为新社会的一介布衣,已处于老年时期,经济并不宽裕。


好在当时的家具都被当做废旧木料一样随意处理,价格也不是很贵。


王世襄常常骑着一辆 28 型的自行车,走街串巷,遇到合适的物件便下来与商贩讨价还价。


王世襄的自行车后座上安装着一个能装一二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有各种包袱、麻包片, 这些都是为了运输家具方便特意制作的。


当开始喜欢上收集明清家具后,王世襄充分发挥了他年少时玩乐的精神,几度进入痴迷状态,脑子里时时想的都是明清家具。


那段时间,邻居们总会看见王世襄骑着车出门,风雨无阻。


王世襄骑着他的自行车从古玩铺到杂货屋,乃至旧木料摊,到处都有他的足迹,车上经常会运回他买来的小条案、桌、椅、方凳等。恭王府寿字纹圈椅赏析!-->推荐点击



王世襄曾说:“那时候这些东西没有人要,当破烂,很便宜。并且贵的东西我买不起,我都是买便宜的东西。买回来,我请人修,恭恭敬敬请教,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有的家具王世襄没有经济实力购买而来的就拍照留念,无论是朋友家,还是偶然遇上的,他都不达目的不罢休。


亲自带着摄影师,赔笑脸,求情,好歹要拍下来。


多亏了早年飞鹰走狗练就的体魄,那些名贵的紫檀、黄花梨木都属于扔到水里沉底的木质,他都能有力气搬到亮处擦拭干净再拍摄……



王世襄痴迷于明式家具,还因此得了一个“柜人”的称号。


柜人,一则“柜”同“贵”谐音,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家收藏的家具实在太多,不得已,他和袁荃猷只得睡在一个明式的柜子中,以至黄苗子专门为这张特殊的“大床”写了一副对联——“移门好就橱当榻,仰屋常愁雨湿书”,横批——“斯是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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