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四郎探母》
张古愚，生于1905年，京剧史论、评论家。1928年在上海对京剧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许多有关京剧的评论文章。后与梁子华等合编《戏世界报》，由他担任报社主任；不久又与冯小隐、张肖伧、郑过宜、徐慕云等组成上海国剧保存社，由他担任社长并主编了《戏剧旬刊》，后改名《十日戏剧》，发行118期，曾应邀担任上海中华国剧学校校长，并经理上海天蟾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京剧研究工作，直到耄耋之年，仍有文章不时在报刊上发表。
京剧剧本，最具人情味的，当推《四郎探母》，仅仅一日一夜的时间，把夫妻、母女、婆媳、兄弟、母子、叔侄、兄妹、郎舅等之间的亲情关系，特别是老祖母对下一代的关切，老外婆对外孙的溺爱，都描写得细腻入微，真实无比。此戏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安排，总之是台上所见到的一切，无不落在一个「情」字上。天波府的老祖宗佘太君，为了保留下一代，以「情」忘「理」，竟放叛国的逆子杨四郎重回北番；英明果敢的辽国女王萧太后，因疼爱外孙，徇「情」枉「法」，释放了罪不该赦的木易驸马。因一个「情」字，一切都化解了，悲剧转而为喜剧了，广大观众看到这里也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梅兰芳 李少春之《四郎探母·坐宫》
《四郎探母》曾被定为禁戏，不能与观众见面。「文革」后，在恢复上演传统戏时，上海许思言首先在报上倡议恢复上演此戏，引起不少人的批评，以为四郎是北宋叛徒、杨门逆子，「隐姓埋名躲祸灾」，是—个十足的偷生怕死之徒。其实，问题似乎没那么严重。作者在这出戏里，是着重宣传了「家」的观念，是「家」大于「国」的。这在那个「两国不和屡交战」的离乱之世，更有它的实际意义。赵宋从建国始迄沦亡于金元，战争不曾止息，人民受了长期的征战的苦难，必然要反对战争希望和平。《四郎探母》全剧就充满着这种思想。杨家将在金沙滩的英勇杀敌、视死如归，在杨四郎看来是「—场血战，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只杀得众儿郎滚下马鞍……」这种恐战厌战的思想未必就是杨四郎一人所有？而当「我的娘领人马来到北番」时，「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又未必不是人之常情？长期征战下的人民，谁不愿安享天伦之乐？那么，存有这种求「家」而「团圆」的思想，又何必厚非呢！
在这出戏中，所以萧太后能赦四郎，佘太君能放四郎，也都与「家」的观念有关。在中国民间，外婆疼爱外孙，百依百顺，是非常普遍的，也是非常现实的，而为了这么个小小的外孙，外婆便宽恕了他的老子，这不是「家」的力量吗！在封建社会中，是把传宗接代看作比天还大的事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四郎一见侄儿宗保，就连忙说「杨家有后，待我谢天谢地」；佘太君最终所以放了四郎回番营，也就是为了保他的孙子、杨家的后代，这当然是为了「家」的延续。
这出戏不谈战事，不涉国政，辽国不上主战的大驸马韩昌，宋营连孟良与焦赞也回避了，双方都是至亲，是「一家人」，且是面面顾到，而又能把每一人物都写得亲切入理，淋漓透彻，堪称神来之笔。
《四郎探母》以「家」的观念写成，「家」高于一切，骨肉相聚，天伦之乐遮掩、粉饰了太平，宣扬了和平主义，这的确不合乎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不可取、也要不得的；因而在关于杨四郎的这个故事方面，有了许多用新的观念来新编的戏，像《杨四郎之死》、《南北和》、《三关排宴》等；可从实际演出效果看，没有一出是比得上《四郎探母》的。那么，《四郎探母》为什么能久演不衰呢？这里面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又是不是与「情」与「家」有关呢？
最后想到两个问题：一是，这出戏原本是四郎见娘后即返番营，那是四郎对公主的诺言，「见母一面即刻还」，不然五鼓天明不能赶回，公主和孩子都将遭杀身之祸的，故剧情显得十分紧凑。后来不知何人添上个四夫人，戏就大大松劲，而且也绝不合情理，完全是画蛇添足。一是，杨四郎称铁镜女为「番邦女子」是不妥当的，铁镜公主的自称也应是「铁镜女」，而不该是「番邦女子」。
（《艺坛》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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