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非梦 · 一代艺人南铁生》跋
今日推送南奇先生所著《诗非梦 · 一代艺人南铁生》之跋尾。在该书中，南先生细数了他父亲学戏、唱戏的心路历程，以及他研究戏曲的体会和看法，同时也谈论了他与戏界诸先生亲身交游、相濡以沫的认识与感受。
时至今日大约已经很少有人还能记取我的父亲南铁生了，他于一九九二年去世，是那样平平淡淡地离去的，这也正合了父亲的性情——不喜张扬的个性，因之他不大与新闻界打交道，而历来对他的评述多失之确凿，毕竟也难测究竟。尤其在他「下海」之后的几十年，虽与戏曲界的先师们来往甚厚，在外人的眼中却又如云鹤一般，若隐若现、扑朔迷离。
一九六一年梅兰芳先生去世，也是这一年父亲开始告别戏曲舞台，这不过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他那时在京剧界数番动荡之下已明显感受到了政治上无形的重压，他不趋炎附势，也不能受任何派别的左右，在这一点上，他显得闲放自好。正因他的及时引退，「文革」之中才免于迫害之累，那些年中，霜风凄紧，知己逐个凋零，老病者难相往来，父亲颇为失意，他其实何尝不留恋那光影交织、彩声飞扬的舞台呢？他虽因时局动荡而被逼「下海」，却是真心喜欢戏曲艺术的，只是那个年代唱戏，什么样的场面不得经受呀！父亲多少有些厌倦，也因此越是往后父亲对戏曲艺术越是偏重于研究推敲，着意于斯，舞台也就闲置了。
离别舞台多年，素常回顾起来，也免不得思之悠悠；那些年，有母亲为伴，父亲精神尚佳，思绪也总是活络着，在他心灵的深处，还潜藏著一个诗意盎然的戏曲舞台。一九八零年，母亲去世，父亲的生活骤然失趣，翌年于荀慧生先生之故宅有一个不小的聚会，人称「五老」的戏曲界五位老人：俞振飞、李洪春、侯喜瑞、张伯驹与父亲都参与了。接下来的十年，一个年逾八旬的老人，行动已不便，生活上就难免有太多的不如意。
1981年9月南铁生、张伯驹、侯喜瑞、李洪春、俞振飞在荀慧生故居聚会合影
写下这本书，自然是为了纪念父亲，父亲的慈爱、父亲的仁厚、父亲的胸襟，对儿子来说皆是终身难以忘却的。除此之外，父亲又会是位「名」艺人，他得到了那时的名艺人该有的各等风光，然而他骨子里与普通的艺人又不一般，他半生的历程见证了那个逐风而去的年代，这境地或许是更值得一书的。
我在北京几所大学讲座之时，会有同学问我道：「我们看书上说孟小冬和梅兰芳先生在舞台上合作演出《四郎探母》时还有调情的场面，真是这样的吗？」我苦笑着摇摇头，对写此书的「学者」先生所敷衍出的这些无中生有的「故事」，按时下的词儿，俗称之谓「八卦」，误人不浅，着实招人头疼，只是学者先生的年龄还没赶上亲眼目睹的趟儿。「学者」先生让我长见识之处还不限于此呢，他说呀：与王瑶卿先生介于师友之间的章晓珊先生就是丧礼中能将纸钱儿抛得高过四牌楼的张晓山；他还说呀：于连泉先生（即与「四大名旦」齐名的「筱翠花」）在与同行出殡的礼仪中拿着块雪青色的大手帕儿摇摆风流……导致这等谬论生发的缘由，不外乎一方面因「学者」先生自身人格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抓住了有的读者喜好猎奇的心理，看官试想，《四郎探母》之（坐宫） 一则原不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闺房的调调儿么？
画家吴冠中先生在《我负丹青》中写道：「历史的淘汰无情，而淘汰中又有遗忘后被发现的人和事。」我理解吴先生这样一个文化人所说的「淘汰」，一方面是客观上的推陈出新，旧的「人和事」被新的「人和事」所淘汰；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不负责任的自我淘汰，「文革」的这段历史更是何等的「无情」哪！它的「淘汰」，多少应着这后者。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深受重创，自此靡靡，金沉玉埋，这样的淘汰，这样的遗忘，自然有待后人重新「发现」，纵然金玉的光芒再磨洗不出了吧，那么那些即将漂流远去的真实的「人和事」呢？总该是「整旧如旧」的吧！然而吶，后人们很多时候在做着用自己低劣的「人品」及「文品」自我颠覆民族人文的工作，足以令人心酸。
我在海外的友人会寄给了我一篇文章，是选自一九五二年林语堂先生主编的《天风月刊》第五期至第七期所刊载的＜梅兰芳专稿＞，作者笔名为「思蕴」。寄给我资料的友人指出：「学者」先生在《梅兰芳与二十世纪》这本书中的第一百六十八页搬用了一段「思蕴」在＜梅兰芳专稿＞中的荒唐描述，文辞奸猾晦涩，信不得！思想起来，对戏曲艺人舞台艺术及私底生活的歪曲风行已久，对于「戏子」的论断向不留情，此风的劲道如今虽已转去了影视圈，「学者」先生能坚守阵地，曲固然「高」，和者固然也「寡」，但对那些喜爱戏曲艺术的青年学子，多少是有些不良的影响，着实不好！
写下这本书，借着父亲的点点足迹，从而鉤沉出「遗忘」背后的些许「人和事」，倘若真能还原出一点历史的原貌，此书的意图已足！
（《诗非梦 · 一代艺人南铁生》）
怀旧梨園雜志微信号：liyuanzazhi新浪微博：@梨園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