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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慧生与邵飘萍

张伟君 梨園雜志 2022-05-01

日推送之《荀慧生与邵飘萍》录自《荀慧生艺术评论集》,原载《团结报》1984年12月15日,为荀先生夫人张伟君女士所作。邵飘萍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与梨园中人来往甚笃,早年对荀先生的思想及剧目创作,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今年是邵飘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无缘拜识邵先生,但慧生在世时,却时常向我忆及先生的为人。邵先生毕生从事新闻工作,办过报纸,也办过通讯社,当过主编主笔,亦当过记者;既熟悉报纸的编辑采访业务,又有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不仅对新闻学的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更为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和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而英勇捐躯。先生不愧为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文化战士、著名报人、新闻教育的先行者。



荀慧生、荀夫人与学生沈松丽之合影


 邵先生为人谦恭热情,结交的多为贫寒之士,对梨园界同仁也非常关心,杨小楼、马连良,韩世昌及慧生等,都是他家的座上客。特别对慧生更是关怀备至。邵先生不仅是慧生的挚友,更是慧生的师长。旧社会的戏曲演员,在那些达官贵人们的眼中,只不过是供他们取乐的“戏子”,是“下九流”,有谁看得起,而当时身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京报》报社社长、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导师的邵先生,却视慧生为朋友和兄弟。慧生由于出身寒苦,为生活所迫,七岁就被卖给河北梆子艺人庞启发先生为艺徒;整天练功、学戏、挨打,哪有条件学习文化?!是邵先生鼓励他学文化。邵先生对慧生讲:要作一个好演员,就必须明了戏情戏理,没有文化怎么行?在邵先生及其他一些朋友的鼓励下,慧生勤奋自学,终于闯过难关,能写会念了。这时,邵先生给他送来报纸,让他通过读报继续提高文化水平,还启发他记日记:既可以提高写作能力,又可以在忆及往事时有据可查。于是慧生于一九二五年的农历九月开始写日记,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隔离审查止,几十年不辍。在这些日记中,记录了慧生的人事交往、演出情况,更多的是记下了他演剧的心得体会、表演经验及观摩他人演出后的观感,是一部研究荀派表演艺术的第一手宝贵材料。而这部难得的历史资料的奠基人,正是邵飘萍先生。


 慧生与邵先生交往甚密。一九二五年农历九月廿二日,是邵先生四十岁诞辰,慧生亲往邵宅祝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接邵电,请早到。(下午)六时赴邵宅道喜,少坐片时转至新丰楼,乃林唐甫请。座有:余叔岩、杨小楼、张汉举、林叔畏、侗五爷等,谈笑甚畅。八时归。十时又赴飘萍处,熟友甚多,闲谈。十二时余与马富禄合演《打樱桃》。”九月廿七日“邵飘萍因前约余客串,送礼。”同年农历十二月中旬,慧生受聘南下赴沪演出,邵先生不但亲往车站送行,还让慧生带去亲笔书信两封,托其在沪同仁予以照顾。慧生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农历十二月廿二日即去“申报见张竹平、交邵信;《新闻报》见严独鹤,交邵信。”此后,慧生与严独鹤先生也成为挚友。




《打樱桃》荀慧生饰平儿


 慧生在邵先生的交往中,还受到了邵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农历四月十九日)适逢“五卅”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年纪念日,慧生在上海亲眼目睹了当日的纪念活动——“今日为‘五卅,纪念,适逢礼拜,各工厂、商店停工罢业一天,以示不忘国耻,誓雪国仇之意。车经三马路、四马路时,沿途行人甚多,类皆形似工人,观热闹者更不可胜数。各重要马路口,都有中、西、印巡捕武装站立,不准闲人停留聚众,并有救火会会员用水龙头驱散群众,马路上水渍甚多。各商店门首贴有‘五卅纪念,停业一天’  ‘誓报国仇坚持到底’等纸条。各巡捕杀气腾腾,行人极其杂沓:悲愤之容现于眉宇。归途经远东饭店,左近有数百人鹄立路旁,形势汹汹,有几部汽车为群众捣破。吾等汽车以朝前直开危险,拟向右转弯;后知中国人汽车可以无阻,故仍前进。不料正经群众面前,适有一武装巡捕汽车迎面驶来,与吾车险些相撞;大家争以木柴、竹棍、砖瓦掷之,秩序大乱;于喧呼声中,有枪声一响,不知可伤人否?……”爱憎之情溢于纸上。


 一九二六年四月廿六日(农历三月十五日)邵先生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次日,慧生在报上见到这一消息后,悲愤万分,在日记中奋笔疾书:“阅报载:《京报》社长邵飘萍君子前日突然在京被联军执法处捕去,翌晨即在天桥枪毙。闻其因有‘宣传赤化’嫌疑,故捕之急而死之速也!噫,惨哉!回忆余客腊南下时,彼曾为余书介绍信二封,并设祖帐于车站,珍重道别,不意就此竟成永诀。人生如朝露,思之黯然。”



邵飘萍之照片


 邵先生为宣传革命不能以天年终老,慧生也竟惨死在“四人帮”的兽行之下,这些历史往事须时刻牢记,因为这对我们国家的复兴是颇有意义的。


 前些天,我怀着哀思之情,前往邵宅拜访邵夫人。邵先生的儿媳热情地接待了我,还陪我观看了当年慧生为邵先生祝寿演出《打樱桃》的舞台。从她的谈话中得知:党的各项政策均已落实,邵夫人贵体康健,全家人生活得很好。邵先生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团结报》198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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